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出身于各个少数民族的作家们，作出了许许多多重大的贡献。满族现代作家老舍（本名舒庆春，字舍予），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位杰出代表。

　　1899年2月3日，一个弱小的生命，在北京城内一条窄小的胡同里，呱呱落地。那条小胡同过于地窄小，把口处才三四尺宽；那个小生命又确实太弱，险些一降生就夭折。产妇已然41岁，贫困劳累的生活使她生下儿子便昏死过去。接生婆和新生儿的小姐姐手忙脚乱地抢救产妇，竟把刚来世上的赤裸着的婴儿忘在一旁。幸亏婴儿的大姐及时从婆家赶回来，一把抱起就要冻死的小弟弟，将他揣入怀中……这条因而得救的小生命，就是日后享誉中外文坛的老舍。

　　老舍出世的这一天，刚好是农历腊月二十三，京师百姓都忙不迭地在燃放花炮，欢送各家的“名誉户主”灶王爷上天。可是，此刻，他们家中真正的户主，新生儿的父亲，却还在他的岗位上。他根本没有想在家就在家的自由，因为，他是旗人，是个命里注定的兵。从清初满洲民族入关之前，该民族的全体成员就被编入了八旗军事组织之内，历经三百来年，也没有大的变化。所有满族人，都隶属于其中某个旗的管辖，男人们都有当兵报效国家的义务。
　　老舍的父亲，姓舒，名叫永寿，是京师正红旗下的一名普通士兵。他的母亲舒马氏，是一位出身于正黄旗的下层女性。
　　八旗制度，曾在创立清朝、巩固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保卫人民安定生活方面起到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由于它自始至终地把满族人全都严格地拴在当兵吃粮的人生轨道里，禁止旗人们做工、务农、经商，所以，在八旗兵额不能增加而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广大下层旗人的生计就成了大的社会问题。贫困，成了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下层旗人的可怕的魔影。
　　永寿的家，就是京城穷旗人中的典型家庭。老舍出生的时候，他的大姐已经出嫁了，家里包括父母、两个没出嫁的姐姐、一个哥哥和他，共计6口，全仗着父亲每月从旗人衙门领来的 3两银子和一点老米度日，艰难处可想而知。
　　永寿在八旗军队中的身份，满语叫作“巴亚喇”，用汉语说就是护军。他和他所在的部队，负责着拱卫京师安全的任务。到清末的时候，北京旗人的精神分化很严重，阔绰有闲的旗人们颓唐不肖的很多，但是，下层的穷旗兵，却还多能保持急公近义、爱国护民的传统。在穷旗兵中间，大家常常互相勉励以国事为重，他们最爱说的，还是那么一句硬话：“旗人的全部家当，就是打仗的家伙和一身的疙瘩肉！”他们得像一代又一代的先人那样，随时准备投入爱国报国的战争。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北方许多地方掀起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当权者慈禧太后一时兴起，凭借义和团的力量，向外国侵略者宣了战。西方列强不甘心失去唾手可得的在华利益，组成了“八国联军”大举入侵，直逼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化装逃出了城。而京师八旗兵和义和团将士们，则由城外到城内，跟联军进行了浴血奋战。在这场双方武器与实力实在太悬殊的战役里，老舍的父亲永寿喋血殉国。他的阵地在正阳门，激战中，城上中了敌军发射的烧夷弹，城门坍塌，并且引燃了旗兵们脚下散落的火药。永寿被严重烧伤，当天即死在了爬回家的半路上。

　　外国强盗占了北京，又大肆搜刮钱财。老舍家和京城绝大多数市民的家庭一样，遭到了他们光天化日下明火执仗的掠夺。他家的大黄狗，被侵入者一刺刀就给捅死了。刚满一岁半的他，熟睡在炕上，没有引起强盗们的注意。否则，他也难免像那条黄狗一样的可怜。

　　老舍是由寡母抚养长大的。母亲是个最肯吃苦的坚强女人。她不仅靠给店铺伙计和屠夫们浆洗缝补衣裳养活着一家人，而且还一遍遍地给日渐长大的儿女们讲述他们的父亲阵亡的故事。小小年纪的老舍，便懂得了什么是爱国和应当怎样地仇恨侵略者。他把“爱咱们的国”，当成了人生的头等要务。

　　他家贫寒到了极点，按照常规，他是上不起学的，只该去像其他穷旗人的孩子一样，从七八岁开始，就当沿街叫卖的小贩，或者到店铺里学点糊口的手艺。他作梦也想不到的是，在他7岁那年，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一位“善人”刘大叔，彻底改变他一辈子的道路。刘大叔叫刘寿绵，出生在一个花团锦簇的满族内务府巨富家庭，却一生乐善好施、救助穷人。老舍的曾祖母，曾在刘府当过佣人，刘寿绵没有忘记这点旧情，专程来到舒家，拉起童年老舍的手，把他送进了一所“改良私塾”。刘大叔负担了他的全部学费。

　　老舍是个从小就知道勤奋与要强的孩子，他没有辜负母亲、刘大叔和一切严格教诲他上进的师长。在私塾，在后来读过的京师第二两等小学和第十三小学，他都是出类拔萃的优等生。到他小学毕业的时候，家境越发地艰难。所以，他虽然考取了京师第三中学，却只在其中读了半年，就实在读不下去了。瞒着母亲，他通过紧张的准备，一举考取了极难考上的北京师范学校，因为读师范学校，学膳、着装等全部公费。

　　在师范学校的5年时间，他的天赋光芒渐渐放射出来。他一直是受到师生们喜欢的高材生，而且受到校长和国文老师的影响，已经在文学方面有了长足的长进。1918年，未满19周岁的老舍，以该届第5名的优等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京师第十七高等小学当校长。他欢天喜地地跑回家中报告这个消息，对为自己受尽了苦的母亲说：“今后，您可以歇一歇了！”

　　老舍任小学校长期间，北京城里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虽然没有参加到游行行列中去，却受到了潜在的教育，更深入地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激发了写作的欲望，有了非把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给自己的苦汁子吐出来不可的想法。

1920年，因为工作成绩突出，他被任命为京师郊外北区的劝学员。这是一个一般人想得也得不到的“优缺”，待遇相当高。可他只干了不到两年，就主动辞了职。他不肯让自己混迹于学务管理界的乌烟瘴气之中，宁可收入大大减少，也愿意做些真正对社会、对穷苦百姓有益的事情。

　　1922年，他在宝乐山牧师（满族）的影响下，加入基督教会。一两年间，他通过教会，做了许多普及大众文化教育的工作。同时，还在天津南开中学、北京一中等学校教书。在南开中学的时候，他发表了自己的一篇早期作品——短篇小说《小铃儿》。

　　1924年，经引荐，老舍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教师，并在那里连续工作了5年。去英国之前，他曾不经意地发表过三两篇诗歌和小说，可从未设想过自己会成为文学作家。到英国后，为学习英文，大量阅读了狄更斯等名家作品，萌发起也要“写着玩玩”的念头。于是，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相继出手。两部作品，都以作者熟悉的北京生活为题材。前者描写了身兼商人、教员和军人的市侩老张，为满足金钱占有欲，活活拆散两对热恋青年的悲剧故事；后者，则状写了北京城里大学生们的众生相，其中既有浑浑噩噩、整日胡混者，又有天良泯灭、为非作歹者，也有立志上进、舍身济世者。上海的《小说月报》及时地登出了《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远在英伦的年轻小说家老舍，得到国内文坛上下的关注与好评。茅盾读过老舍的这类早期创作，曾指出：“在老舍先生嘻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作者初涉写作，技巧上欠讲究，加之创作目的不够严谨，这两部作品的不足也显得比较突出，小说在情节铺展上缺乏能动控制，笔墨过于放任恣肆，插科打诨过度，有“幽默冲淡了正义感”的倾向。即便如此，作者在创作起步阶段表现出的某些特点，譬如：擅于运用俗白而富有生活情趣的北京地方语言写作，敏于描绘北京的风光、习俗及人物个性，敢于以喜剧风格来演示悲剧故事，等等，都教文坛感受到了缕缕新气息。这些特点的形成，与老舍自幼濡染着的京城满族文化分不开。清初以来近 300年，大批满洲旗人屯居京城，他们在由满族母语改操汉语之后，培养起了对北京话切磋玩味的普遍嗜好，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隶满洲内务府正白旗），到《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隶满洲镶红旗），都是这种语言造诣的典范体现者，老舍是该传统的现代继承人；而长久以来，八旗下层官兵为艰辛生计所折磨，也使他们逐渐养成了在悲剧命运之下讨取生活乐趣的习性，为生成一种“泪中含笑”的民族审美趋向，创造了社会与文化条件。

　　《二马》，是老舍在英国教书期间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作品讲述了来自文明古邦的中国人马氏父子，在英国这个20世纪早期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度中的饶有意味的一段生活经历。《二马》是老舍创作走向成功的标志，它将出身于不同国家、不同社会文化氛围的中国人和英国人的性格，做了生动、精彩的比照，不但对东方封建主义思想观念的颟顸可悲，做了深刻揭露，也对西方人所持有的顽固的种族偏见，进行了无情的嘲弄，而对中、英两国各自民族精神中的优长，则给予客观评价。这部小说，把此前两部作品中已初见端倪的反思民族文化的题旨，引向了较深的层面，老舍扬起思想启蒙的文学旗帜，在此后长时期，坚持利用“文化小说”从事“批判国民性”的工作。作家在《二马》中写道：“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要是有这么四万万个出窝老，这个国家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吭的呜乎哀哉了！”堪称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之见。

　　自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以后，先是短篇小说和新诗占领了文学的前沿阵地，报告了新文学的破晓，而长篇小说体裁则是迟至20年代后期，才逐渐显露出创作实力的。老舍的上述三部作品，一向被列入“五四”之后首批涌现的优秀长篇小说实绩之内。老舍能达到这一历史定位，也是借助了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强大推力，清中期以后，在中国长篇小说创作领域，连续出现过满洲旗人曹雪芹的《红楼梦》、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云槎外史（西林春，亦即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等作品，均可视为近现代长篇白话小说的引路之作。老舍沿着民族文学的既定道路前行，将新世纪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辐射到同一体裁的创作活动中，诚属一种顺理成章的艺术作为。

　　1929年，老舍告别欧洲而东归。途中在新加坡逗留近 5个月，边工作，边动笔写第四部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一部幻想色彩很浓的作品，讲述了生长在新加坡的华侨儿童小坡，和一群来自亚洲不同国家的移民子弟，在现实中相互友爱、在梦境里共同抗敌的有趣故事。作者坦露了向往世间各民族跨越社会和文化藩蓠，彼此尊重、和谐的心迹，也呼吁被压迫民族联合抗争共同迎接新时代。作为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老舍的进步民族观，在这部作品里面得到了展示。

1930年初，老舍回到了无限思念的祖国，却陷入了对社会现实的忧思愤懑当中。国内第一次革命战争已告失败，军阀割据愈演愈烈，他所特别关切的京城满族同胞和各族百姓，生活凄惨之至。老舍于当年夏天，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文学教授，一年后，他围绕济南“五三”惨案，写了长篇小说《大明湖》。该书未出版，全部书稿即在上海“一·二八”事件中，被日本侵略军轰炸引燃的烈火所焚毁。1932年，心情极坏的作家，面对江河日下的国事，愤然写出了长篇小说《猫城记》。

　　这是一部寓言体文化讽刺小说。地球上的中国人“我”，乘朋友驾驶的飞机到火星探险，着陆时飞机失事，只剩“我”一人活着。在火星上的“猫人”国家里，“我”亲自观察了猫国病入膏肓的文化百态及社会情状，目睹了猫国在“矮人”国军队入侵下的亡国灭种经过。作者扭住文化褒贬的主线，凸现了“文明”危机在国家与民族毁灭过程中的深刻影响，发出社会堕落势必导致国家灭亡的警号。小说以猫国故事讽喻当时的中国现实，借猫人中间惟一清醒者小蝎的话说：“糊涂是我们的致命伤……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等足以亡国，但是大家糊涂足以亡种。”作品充斥着悲观情绪，而作家意欲表达的挽救式微文化和衰弱国家的强烈愿望，也很容易被读者体察。《猫城记》是老舍式文化启蒙主义创作的代表作之一。鲁迅之后，像老舍这样激烈而又硬韧地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作家，并不很多。这部小说也有相当明显的缺陷，老舍向来以对文化的审视见长，却钝于政治思考，《猫城记》把几乎一切的社会演变，都归结为文化使然，结果也就难免要步入“文化决定论”认识误区；小说中间有几处涉及政党政治的地方，不仅叫人感到扑朔迷离，也暴露出作者当时政治态度的幼稚和不足取。辛亥革命后，包括老舍在内的满族知识分子，囿于社会政治对满族的笼统排斥，对各类的政治及政党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他们“总是以独立不倚……相勉”，也染上了“孤芳自赏，轻视政治”的弊病。另外，写作《猫城记》时，作者因过于苦闷，偏离了已获得的成功经验，放弃了幽默平和的写人叙事风格以及绘写人物形象的技巧，把小说写成了一味议论和骂世的作品。尽管小说有这些失误，它仍在老舍写作中间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为作家后来渐渐形成幻灭性社会文化悲剧的创作范式，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老舍冷静地思考了《猫城记》的写作得失，对其后的创作风格、题材做了自觉选择。幽默本是他从满族民间文化中获取的艺术天性，初期作品将幽默风格下意识地发挥到了失控的地步，引起一些批评是自然的，但是，像《猫城记》那样执意远离幽默，势必掩盖作家的写作优势，也要导致艺术的失利。他决计返归幽默，并且提醒自己把幽默看住了。老舍又认识到：“这回还得求助于北平。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这两个字就立刻有几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开映。”只有以北平为题材背景，他才能最大限度地挖掘生活积累。1934年，他依据上述选择，完成了长篇小说《离婚》。作品通过对民国前期北平城某财务所几个小科员家庭故事的叙述，展现了市民阶层“日常生活哲学”的精细与酸腐，以及其间种种灰色人生的无奈和熬煎，也鞭挞了社会政治的黑暗、官僚机构的败坏。北平中下层封建保守的市民文化，是《离婚》针砭的对象。这部作品，在艺术上获得了全面的成功。小说处处洋溢幽默气氛，却没有一笔无谓的招笑，作者围绕批判市民社会苟且人生的题旨，放眼现实中各种关联本质的事件、矛盾，开凿内在的喜剧因素。《离婚》用大量幽默笔调写出来了令人慨叹的人生结局，幽默未了即悲从中来，强化了作品的感染力。这种独独属于老舍的笑中含泪、泪里带笑的喜悲剧艺术风格，就此被基本确立下来。

　　《牛天赐传》是继《离婚》之后发表的一部长篇，讲述了一个“没有准家准姓准名”的路边弃婴，被牛氏家庭收养长大，一步步地得到家庭、社会文化熏陶，终于模塑出典型“国人”性格的过程。作品在省视市民社会陈旧文化心态的主题方面，在以幽默格调写灰色人生故事方面，都可看作是《离婚》的姊妹篇。

　　老舍的小说创作是由写长篇起家的，在相当久的时间里，他对写中短篇不感兴趣。30年代初，国内刊物激增，面向他的稿约也激增。为了不让教学工作受到妨碍，老舍“由靠背戏改唱短打”，也时不时地创作一些中短篇小说。从1934年到1937年，老舍乔居青岛，先在山东大学任教，后改为专门写作。他一生中写下的中短篇小说，大部分都创作于济南和青岛。这些作品题材开阔，描绘下层市民的生活画面，在其中为数最多，农村或都市上层社会生活，也偶有反映。从老舍这一时期数十篇中短篇小说中，络绎走来的，有包括车夫、巡警、商人、教员、花匠、石匠、拳师、男女学生、小职员、大学教授、科技专门家、中小官僚、社会闲杂人员、暗娼、溃兵、卖卜者、艺人、青年革命者、小地主、乡间悍妇、洋奴等在内的形形色色人物形象。作者有意要把他所注意到的世相百态，一一提请读者观摩。

　　关注古国“老”民族的精神蜕变，是这些中短篇小说的首要主题。30年代前中期，是中国社会从既有混乱走向新混乱、世道丧失运作章法的阶段。老舍对世风的恶化倍感痛心，以多重视角，描绘国民精神溃疡面的持续蔓延，及其人们道德心理的递嬗。在《五七》、《柳家大院》、《且说屋里》、《哀启》等作品里，叙写一部分中国人，要么利用洋人势力欺侮同胞，要么张惶地避让外寇锋芒，他们已经连起码的爱国之心也谈不上了。《抱孙》与《眼镜》则勾勒出了国人在20世纪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之际，依旧盲目排斥科学的可悲情状。《新时代的旧悲剧》、《阳光》、《善人》、《牺牲》等，对某些伪善“道德家”和“学问家”，做了无情揭露。《柳屯的》浓缩了一个乡村女恶霸的发迹和败落史，女主人公不断变换两副道德面孔的伎俩，被作家勾画得入木三分。《大悲寺外》，以相互比照的方式写出了伦理精神的对立和错位，故事里面出现的，一方是仁爱宽厚、勤谨敬业的黄学监，另一方是受人挑唆害死学监而后产生恐怖感，继而又以怨报德、坚持诅咒学监亡灵的怀小子丁庚，作品写道：“伟大与藐小的相触，结果总是伟大的失败，好似不如此不足以成其伟大。”是作者对社会道德下滑时期善良、美好精神随时遭到打击的深深叹息。《黑白李》中，也有两个处在文化对应位置上的形象，是一母所生、长相酷似的哥哥黑李和弟弟白李，二者都不是负面角色，“黑李要是‘古人’，白李是现代的”，哥哥处处恪守着“君子风”，后为救护弟弟慨然赴死，弟弟是个敢说敢为的青年，看不起哥哥的旧派作风，却又得益于哥哥掩护才保存了性命，继续从事“砸地狱门”的革命事业。写此作品时，老舍对革命者的理想和活动方式，尚缺乏准确感知，但是，作家对传统文化德行和新型文化精神的捕捉，却十分精到。老舍关切于每一项古国传统的式微及传统持有者的心理演变，《新韩穆烈德》和《老字号》是两篇表现中国传统手工业和商业经营方式面临灭顶灾难的作品，前者写出了在外国的经济侵略和挤压之下，民族工商业凋蔽，旧有的纯朴习尚也随之失落；后者刻画了一场发生在民族商业内部竞争擂台上的恶战，固守诚信经商作风的“老手，老字号，老规矩”，经过几番较量，惨败在惟利是图、坑害顾客的“新派”商家脚下，显现了作者对道德判断和历史判断彼此悖反现象的思考。《断魂枪》，是老舍短篇小说中的扛鼎之作，作者以简约、深致的格调，摄录了武艺超群的国术大师沙子龙，在经历了声名显赫的前半生之后，毅然决然，让自己以及一身绝代武功淡出人世、淡出历史的感伤故事，造成这一悲剧的，是火枪火炮等新式武器已经完全占有了现代战争的胜负决定权，国术大师只能空怀“五虎断魂枪”绝技，因为“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他也就只能充当甘为传统美质文化殉道的末路英豪。

对穷苦市民命运的摹写，是老舍中短篇小说的又一个重要主题。老舍是出身于都市底层社会，一辈子始终牵念于贫寒阶层生存状况的作家，他熟知城市“苦人们”终年拼死挣扎的惨状，深感有义务为他们伸张道义，把他们对黑暗现实的控诉，用文学形式宣泄出来。《微神》是一个以爱情故事为依托反映苦难人生的短篇，一对男女青年怀有的真挚恋情，被迎头出现的贫困环境彻底毁灭了，纯洁的少女被侮辱、损害、戕杀，只是因为她的家境败落了，因为她穷。《柳家大院》里的小媳妇年仅17岁，娘家穷，以100块钱彩礼把她卖给了王家，王家“爷儿俩大概再有一年也还不清这笔亏空，所以老拿小媳妇出气”，她毫无错处，一天也要挨几顿打，只得以一死来逃脱苦难，她死了，娘家跟婆家新一轮的纠葛又开始了，双方都穷，都想从她的这条命里，多捞点，少亏点。中篇《月牙儿》，是以都市暗娼生涯为题材的文学名篇，女主人公年幼丧父，母亲无奈，走上了世间留给她的惟一出路：卖淫，自尊的女儿要自谋生计，以逃脱与母亲一样可怕的命运，但是，几年下来，她百般挣扎，还是毫无活路，终于饿到极点，求生本能叫她再也不必“为谁负着什么道德责任”，她也让自己的肉体“上了市”，此刻她痛彻地看到，在自己的世界里，“女人的职业是世袭的，是专门的！”“什么母女不母女，什么体面不体面，钱是无情的。”另一部中篇力作《我这一辈子》，表现了城市底层巡警的苦难，“我”，是一个读过书、学过手艺，而后因婚变才改了行的街头警察，一生坦诚、勤恳，受了许多的冤枉、折磨，换回来的，是“收不住脚”地“走下坡路”，才50岁，已走到了绝路，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差事不是给本事预备着的。”城市贫民为了逃避厄运，愈奋愈陷、愈陷愈惨的生存规律，被表现得相当完整。

　　老舍认为，中短篇小说，“是后起的文艺，最需要技巧”。所以，他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微神》使用了朦胧诗般的意境设置，写失恋男青年为了索求故去的心上人，导致一场梦境中的戚戚寻觅，梦境布满了顽艳、奇诡的气氛，既似自然景物又似心底折射影像的幻觉图画，交替隐现，叫读者得以体会人鬼两隔的无奈。《月牙儿》像一首回肠九转的叙事长诗，作者的笔追踪着女主人公的心理历程，借鉴诗歌艺术的多种手段，将柔美的抒情、哀婉的意境、洗练的语句、短峭的章节乃至出色的象征，齐熔一炉，使悲剧故事如泣如歌，催人泪下。《我这一辈子》则把白描手法，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其中所有的话语，因出自于一位笑傲浊世的老年巡警之口，既不乏幽默，又处处被镀上一层冷色，让人充分体会复杂艰涩的人生幽微。《断魂枪》在构造作品时，巧妙运用了“时空余地”，故事小而又小，所倚重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却异常丰厚，故能取得言简意赅、大气包举的效果。

　　1936年，老舍的写作生涯满了10个年头，夏天，他如愿以偿，辞去了教职，成为了一名“职业写家”。经过10年的摸索，他在文学思想和艺术造诣上成熟了。仿佛为了全面展示自己此刻积蓄的创作势能，他向世间奉献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此前，一位友人与他闲谈，讲起在北平时曾用过一个车夫，那人买了车子，又卖掉，前后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老舍当即获得灵感，表示“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北平和车夫，是他从来就了如指掌的。“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声，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色彩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他。它是一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至于人力车夫，在作家早年的亲戚、朋友和邻里间多得很，他已“积了十几年对洋车夫的观察”，不但了解他们的命运，还窥得见他们的心路。为写这部书，老舍做了认真的素材准备，通过信函、亲访，向生活在北平的朋友、同窗、社会学家和方言学家讨教，向拉过洋车的哥哥、表哥讨教。《骆驼祥子》全稿杀青时，作家表示：“这是一本最使我满意的作品”。小说真实地展现了都市人力车夫的悲剧人生。祥子，是个从乡间来到北平城里挣饭吃的青年，他向人力车厂租车拉活儿，指望着靠卖力气先糊口再发家。他身体棒，心气足，干活实在，苦拼三年，攒钱买了属于自己的新车。没过几天，军阀手下的乱兵抢去了他的车，还把他抓了差。他趁夜深逃回，从头做起，继续苦苦拉车、攒钱，到又能买得起车的时候，钱却被假公济私的侦探全讹走了。祥子落入车厂主刘四之女虎妞的圈套，被迫娶了这个比他大出十五六岁的老姑娘。虎妞出钱，祥子又买了车，不久，虎妞难产而死，为料理后事，祥子再度卖掉车子。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厄运夹击，和种种坎坷折磨，把祥子拖垮了，他丧失了健壮的身体，也丧失了要强的精神，从出人投地的“高等车夫”，沦为“下三烂”的街头流民。初入城市的祥子，认定“拉车是件最容易挣钱的事”，他以为依赖个人的诚实劳动，必定能由穷致富，在反复遭遇社会的捉弄之后，他辨不清原因何在，总是凄苦、懵懂地发问：“凭什么？”“我招谁惹谁了？！”他顽强地从灾难中自拔，却要陷入更深的灾难，根源就在于他这样的城市底层小人物，本来就随时处在不公正社会的无情损伤范围之内。围绕着祥子，作品里还写了老年车夫、小福子等城市贫民的悲惨遭遇，相互交织地证实了，生存在底层的“苦人们”，无论男女或老少，无论怎样要强和奋斗，终究都逃不出贫困和死亡巨网的笼罩。老舍以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真切地刻画了城市下层贫民在不公正社会中的恒定的极度窘迫。在旧时代，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城市贫民，多为个体劳动者，劳动方式决定了他们中的每个人，只能带着小生产者的狭隘心胸去处世谋生，遇到怎样的灾祸，也难以得到外界的支持与援助，祥子看不到这一层，他的盲目的个人奋斗势必导致一败涂地的结果，而他仅有的思想能力，只会教他最终服服贴贴地“认了命”。作品不但讲述了个体车夫的惨烈奋斗史，其中还包含着一部祥子的心灵史。主人公精神世界连续出现的困惑、痛彻、麻木、疲惫、崩溃……被记录得十分清晰。小说开始时的祥子，身与心都很健康。第一次丢了车，他从乱兵营盘逃脱，顺手牵回了本不属于他的三匹骆驼，洁净的心开始有所玷污。虎妞软硬兼施诱他成奸，“把他从乡下带来的那点儿清凉劲儿毁尽了”，原有的淳厚道德观随之蚀落。虎妞哄骗他结婚，使他失去了自由人的地位和健壮的体魄，精神也一蹶不振。虎妞死后，被夏太太再次引诱而且染上了病，加上自己真心暗恋着的小福子默默死去，都使他的生命里再也找不到一丝光亮。他放任、作践自己，甚至堕落到损人利己，出卖人命换取金钱的程度。小说开篇时的祥子与结束时的祥子，判若两人，作品像一部灵魂扫描仪，做了祥子全套的心理疾患发生、衍变记录，最后那个精神上不可就药的祥子，完全是被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推搡、挤压着，才走向了灵魂的总崩溃。祥子的悲剧是双重的，第一重是外在的，他在跟贫困作战中败得很惨；第二重是内在的，在跟心灵深处滋生蔓延的卑微丑陋品质作战，他败得更惨，尤其是这第二重悲剧，叫他把人性瓦解殆尽。老舍写《骆驼祥子》，切入点是城市贫民的生计，落脚点，则是下层市民的心灵归宿。他的同时期创作中的两大主题——关注民族心理蜕变和关注都市贫民命运，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紧密的绞结。《骆驼祥子》的人物塑造令人赞叹，“闷葫芦罐”式的祥子，不擅言谈，他的整个人性扭曲过程，几乎都是凭借着作者出色的行为和心理描绘来完成的。虎妞，是又一个让读者过目不忘的形象，作者通过个性化的语言，使这位既害了祥子，自己也同样是社会受害者的市俗女性，形立神随，活现纸上。小说体现了作者对北京口语无条件的信任感和异乎寻常的驾驭能力，周作人在《骆驼祥子》日文版序言中曾指出：“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

　　《骆驼祥子》是集老舍多项艺术优势于一身的作品，也是使老舍最终确定小说创作道路和艺术风格的代表作。30代的中国文学界，藉此重新发现了老舍，老舍也因而奠定了中国新文学最优秀作家之一的位置。《骆驼祥子》这部现代庶民文学永不褪色的经典之作，与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鼎足而三，共同托起了中国现代小说艺术殿堂的巍峨拱顶。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全民抗战开始了。老舍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感，痛下决心，辞别妻小，只身前往武汉，投入文艺界的抗日洪流。在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间，老舍被集结其中的左、中、右各派文艺家们共同推选为该团体的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先是在武汉，后来又转到重庆，“文协”组织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地坚持了7年时间，直至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老舍也以一位爱国作家的身份，在“文协”总务主任的位置上连选连任。他凭借着一腔热诚和耐心细致的工作，最大限度地团结着各方各面的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

　　在领导“文协”会务工作的同时，老舍还以笔为枪，投入战斗，年年月月毫不止歇地写作。抗战期间，他又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火葬》和《四世同堂》的第一部《偷生》、第二部《惶惑》，中短篇小说集《东海巴山集》、《火车集》和《贫血集》，长诗集《剑北篇》，话剧《残雾》、《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谁先到了重庆》、《归去来兮》、《国家至上》、《王老虎》和《桃李春风》（其中有三部是与别人合作），还有包括鼓词、京戏、散文、歌词、相声、回忆录等体裁在内的许多作品。本来，老舍是以写小说见长的，在动员全民一致抗战的特别时期，他感到戏剧和曲艺等艺术门类对于鼓舞大众更有积极作用，于是便戮力为之，并且建树很多。

　　连年的劳累，毁坏了他的身体。而他却从无怨言、从不松懈。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文学的发展，他能舍得一切。他的奉献感动了所有的朋友，1944年，重庆各界为他庆贺45岁生日暨创作活动20周年，黄炎培、沈钧儒、茅盾、邵力子等数十位知名人士到会，郭沫若在他赠给老舍的的祝诗中写道：“二十年文章入冠，我们献给你一顶月桂之冠。”老舍因为大家的赞扬而倍受激励，他在会上泣不成声地致了答词：“二十年，历尽艰苦，很不容易，但是拉洋车做小工也不容易，我定要用笔写下去，写下去。”

　　抗战的前期和中期，老舍一直是只身生活，他常常把刚得到的一点稿费送到比他更贫困的作家手中。1943 年底，他的夫人和孩子们由北平辗转来到他的身边。1945年，幼女舒立出生。一家人的生活，依旧贫困。

　　1944年至1948年，作家创作了一生中规模最宏大的一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作品由《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组成，共100节，近100万字，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叙述了由北平陷落到日本投降 8年间，发生在这座历史名城中一条叫作“小羊圈”的小胡同中一系列令人感伤、激愤的故事。牢记民族被征服的惨痛历史，反思被征服状态下的国民心理弱势，是这部作品彼此相依的双重主题。在高悬着“太阳旗”的北平城，“亡国奴”们含悲忍痛地过活，善良无辜的市民，没有一家能够幸免于大大小小的灾难，死亡成了人们的“近邻”。耻辱感折磨着众多有爱国心的市民，消极避祸、息事宁人的作人方式，又使一些人逐渐遁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苟且状态，“北平人倒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抵抗的”。老舍由北平城和北平人的文化性格出发，用大量细腻描述，推出自己的观察和忧虑：“这个文化也许很不错，但是他有显然的缺陷，就是，他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灭亡。会引来灭亡的，不论是什么东西或道理，总是该及时矫正的。北平城已经亡了，矫正是否来得及呢？”《四世同堂》架构恢弘，布局匀称，聚散适度，气骨凝重，是一幅超大规模的艺术画卷，上百号或主要或次要的人物形象，均被镌绘得十分真切生动。老舍曾将这部小说，看作自己“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至1949年，老舍到美国讲学并继续写作。他又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写的是曲艺艺人方宝庆一家，在抗战期间漂泊南下，在陪都重庆卖艺渡日的遭遇。《鼓书艺人》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像一方路标，指示了作家在创作思想上的转轨方向。小说异常明确地抨击黑暗政治，鼓吹民主精神，讴赞进步战士，都反映了作家在受到左翼文学原则积极影响之后，写作中出现的新特点。

　　1949年年底，老舍回到祖国，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北京。面对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到处欣欣向荣的局面，他格外激动，马上提笔写作。《方珍珠》、《龙须沟》等剧作，代表了他这一时期的创作追求。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龙须沟》，以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出现，上演之后，博得了文艺界内外的广泛好评，连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也前来观看。老舍因《龙须沟》的写作，获得了北京市政府授予的“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从50年代开始，老舍担任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等社会职务。他的心，紧紧地维系于祖国和人民的文艺事业。

　　在旧社会吃过大苦的老舍，心中挂念着从黑暗年代熬过来的下层艺人们。共和国建立之初，他四处走访，为生了病的天桥艺人掏钱治病，为一时难以适应新社会要求的相声演员们编写新段子，为生计成问题的盲人们创办艺术讲习班，为生活有难处的国画家们筹措办画院……

　　老舍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小胡同里安下家。他热爱生活、热爱朋友的性情，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在并不宽绰的庭院里，他和夫人种下上百种的花卉，并且不间断地迎接着各路朋友来赏花和交谈。到他家访问过的客人中间，既有文艺界的名人，也有城里面五行八作的劳动者，既有国家领导人，也有自幼一起长大的满族亲友。尤其是北京文联的中青年作家们，更是他家的常客，每次他们来他家，老舍总是和大家一起把酒畅谈文学艺术，不喝到尽兴谈到尽兴，绝不放客人们回家。

　　老舍是个一贯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的人。50年代以后，他参加过亚非及太平洋地区国际会议、到朝鲜战场慰问过志愿军将士，去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日本等国进行过友好访问。除了北京市文联的工作之外，他还在中国作家协会中分工负责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指导，也需要不断地到各地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五四”以来现代文学发展时期的许多著名作家，从50年代起差不多都搁下了笔，而老舍却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位“写家”，一如既往挥汗如雨地写着。话剧《一家代表》、《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神拳》、《荷珠配》、《宝船》，曲剧《柳树井》，京剧《青霞丹雪》，昆曲《十五贯》、歌剧《青蛙骑士》，长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散文集《福星集》，曲艺文集《过新年》等等，几乎是没间断地在发表。他在创作上的高产，很快就闻名遐迩，“文艺界劳动模范”的美称不胫而走。

在50年代老舍创作的作品中，三幕话剧《茶馆》是最为重要的收获。这部1957年脱稿的剧本，以20世纪前半叶北京城一所名叫“裕泰”的大茶馆为背景，精雕细刻地表现了清代末年、民国初年和民国末年三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以极其传神的情节和场面，反映出旧中国的黑暗、丑陋和不可救药，透视出人民革命及新时代出现的不可避免。创作话剧《茶馆》的时候，老舍心里积蓄的艺术探索冲动再次燃起。照作家自己的说法就是，要做“新的尝试”，不愿意“叫老套子捆住”。老舍不走用叙事剧方式写话剧的老路子，戏中没有总贯全盘的矛盾冲突和统领始终的情节链条，专门依赖散在的小人物遭遇、小单元故事彼此联缀，汇集出来了一幅足以反映3个历史时代的世情长卷。他用一种“串联”的方式，把3个远远相隔的年代，悬吊在一条垂直的岁月长索上，营造了感观效果上大气魄的史诗意境。而在每个具体的时代里，又选择了另外一种“并联”的方式，把一个个彼此邂逅的人物和事件，缜密地拼装到有限时空之间。除了结构上非同凡响，《茶馆》的风格样式也很独特，老舍别出心裁地作出了大胆选择：不是用悲剧样式，而是用喜剧样式来写这个戏。人物塑造和情节编排，大多注入了作者或冷嘲或热讽的幽默和调侃，因为依据作家对社会发展本质规律的深刻认识，显示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作者抓住旧时代的荒谬本质不撒手，让正义、快感，以及酣畅的嘲弄，化作投枪和匕首，去戳穿旧制度旧文化的虚弱本性，给观众少有的欣赏满足。老舍一生写过许许多多诅咒旧时代、同情苦人儿的故事，到了写《茶馆》的时候，非常清醒地把握了时代更迭的历史规律，他的那支以幽默著称的笔，找到了从容挥洒的绝妙感觉，终于写出了世所罕见的大气派的喜剧作品。满族作家老舍，有过另外一重民族文化的滋养，他自幼饱经忧患，却又性情倾向幽默，爱用好笑的眼光看人生，从走上创作道路以来，幽默始终是他乐于保持和时常启用的风格。清代满族的前辈作家们曾经以幽默调侃的心态，写出过不少讽喻时弊的好作品。老舍创造性地运用了本民族传统的艺术格调写《茶馆》，让观众产生出新鲜、惊喜、愉悦、扩充的心理满足。《茶馆》的台词，大雅大俗，雅俗共赏，不但充满古都北京街巷语言的“精气神儿”，具备市井口语的灵动和脆生劲儿，也带有古今诗歌作品的含蓄气质。话剧《茶馆》，集中展示了老舍的多重艺术天赋，在戏剧创作上达到了同时代的最高水准。它是作者将满族艺术经验、中华艺术经验和世界艺术经验融会贯通的出色尝试；它是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的，也是在艺术上敢为天下先的。老舍以《茶馆》的创作，证实了自己是现代文学大师中惟一一位在共和国建立以后依然后劲十足，并且能够超越本人以往成就的作家。后来，《茶馆》的艺术价值越来越被中外文化界所认识，人们称它是“中国话剧的经典”、“东方戏剧舞台上的奇迹”。

　　老舍晚年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小说艺术，悉数展示在1961年命笔的未竟稿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中间。这是一部家传体作品，描摹了清代末年北京城内满族旗人的生活场景，于民俗事相的精雕细刻间，映衬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京城旗人社会以至整个中国社会的风云走向。在旧中国，因为社会上明显地存在着民族歧视现实，老舍这位满族作家，虽在自己的一系列创作活动中，潜在地纳入了诸多的满族文化因素，他却一直较少在作品中直接标明题材和人物的满族属性；共和国的新型民族政策鼓舞了他，他终于要开启自己长久以来不肯轻易示人的人生记忆库，将广大读者带进一个满人生活的斑驳世界。《正红旗下》，表达了老舍对清末满族社会变迁的深层思索，通过娓娓道来的市井故事，举重若轻地解答着一些相当重要的历史课题。作品通过浓墨重彩的描绘，将清代末年北京旗人社会生活的真切画卷展示到读者面前，凸现了老舍多年来对满族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审视，表达了作者对民族新生和发展的殷切期待之情。《正红旗下》的语言洗练晓畅，风格幽默诙谐，情趣雅俗兼得，尤其是在勾勒清末京师市井民俗方面，具有“百科全书”般的深广蕴涵。这部作品，只写出了近11章大约 8万字，看上去还很像是一部长篇巨制的开头，作者便搁笔不再往下写。是当时中国文坛上空笼罩的极“左”空气，迫使作家的笔在最能发挥其神奇作用的领域陡然搁浅。这部远未写完的作品，成了老舍文学生涯中沉甸甸的压卷之作，成了这位举世公认的“人民艺术家”留与世间的艺术“绝唱”。

　　晚年的老舍，一心希望能够创作出表现满族题材的好作品。他也曾准备写写有过巨大历史影响的康熙皇帝，又曾为写作满族农民们的现实生活而拄着拐杖到京郊农村居住了两段时日。但是，因为当时的各种条件所限，这些努力都没能带来创作上的成功。

　　60年代前期，“大抓阶级斗争”成为中国社会锁定一切领域的总主题。文学艺术领域，开始大批“三论”（即所谓的“中间人物论”、“人性论”、“无冲突论”），老舍紧闭其口，不再做任何应景的表态，而对一些被诬陷诋毁的作家作品却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从1963年到1966年，是老舍走上文坛许多年来罕见的创作低迷期。3年半的时间，他只发表了一些小短文，而且一年比一年减少。老舍何尝甘心放下他视若性命的创作活动，可是，他已经没法写作了。晚年他最想写的，是3 部长篇小说：头一部就是《正红旗下》，其他两部，则分别是有关旧北京“八大胡同”间风尘女子们的悲惨遭遇和王公贵族、遗老遗少们无聊生涯的题材。他的这些写作构想，全都在明令禁止的文学警戒区内。

　　1966年初夏，一场“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地降临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在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煽动下，文艺界一大批具有高深造诣的文学家、艺术家被当成“阶级敌人”，随意揪斗和侮辱。此时，老舍得病住在医院。病刚好一点，他就出了院。没有想到的是，之后没几天，8月 23日，北京市文联系统的一些作家、艺术家便被点名揪斗。老舍作为市文联和作协的主席，未能幸免。他们被用车拉到孔庙大院里，遭到毒打。随后，老舍又被送回市文联，再次受到野蛮对待……

　　8月24日，老舍一早就离开了家。他一个人默默地走向了城市的西北角，走向了一处以“太平”命名的湖泊。在湖滨，他独自静坐、沉思了一个整天，直到入夜。次日清晨，路经湖畔的人们，发现了他那漂浮在湖中的遗体。

　　老舍，用自古以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传统的抗争方式，以死亡，来表达他对那场政治灾难和文化灾难断然否定的态度。他的死，从那一天开始，久久地为世人所谈论。

　　他的人民，他的朋友，他的未曾谋面的一代又一代的忠实读者，他的远在五洲四海的众多的崇拜者，会永远铭记着他的名字。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

（本文系作者为《20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百家评传》撰写的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