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舒乙先生在为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作《序》时，就提出建立老舍研究的一种“专门的学问”，这一“专门的学问”即是“老舍学”。他提出建立“老舍学”后，即为“老舍学”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我看来，舒乙先生的“老舍学”主要包括老舍研究的文献资料的搜集考证，论文著作，老舍的海外传播，指导参与学术纪念活动，以及对学术新人的提携、扶植等。
对老舍文献资料的搜集考证，是舒乙先生“老舍学”的基础学。这一文献基础学就像盖大楼打地基样，没有坚实的地基是盖不起大楼的。新时期伊始，老舍研究的文献资料比较缺乏，1978、1979年仅有二三篇发表在杂志上的《老舍》、《老舍传略》等，到八十年代中期才陆续出现《老舍研究资料》（上、下册）（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评传》（王惠云、苏庆昌著）、郝长海、甘海岚等编撰的《老舍年谱》。舒乙在老舍文献资料比较缺乏的年代，提供了长篇传记《老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全书11万字，共六章：一、少年时代（1899－1918）；二、走入社会（1918－1924）；三、英国之行（1924－1930）；四、山东时期（1930－1937）；五、抗战时期 赴美讲学（1937－1949）；六、解放后（1949－1966）。这部传记对于了解和研究老舍的生平生活和创作道路，分析和理解老舍作品，很有参考价值。从《老舍》传记到他和舒济合著的《老舍》画册，以200多幅照片和国内外各种版本以及许多资料，非常形象地展现老舍先生的生平及创作活动，深受读者欢迎喜爱。这部《老舍》画册实际上是一部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的老舍画传，在2003年第三次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上，舒济和舒乙先生把它赠送给我，我一直把它珍藏起来，时时观阅，又多有引用。
舒乙先生的文献资料考证，一是他的考证具有完整的系统性，亲切感。他从老舍诞生地“小羊圈胡同”考察起，经老舍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直至“老舍之死”，都有丰富、翔实、生动的考证材料。他每每将他的考证材料写成一篇篇散文随笔，不仅让我们从中获得珍贵的资料，而且品尝了他的美文的审美趣味，像《顶小顶小的小羊圈》、《父子情》、《父亲最后的两天》，全以纯朴简约、活泼有趣见长。二是他不断地“挖掘”，时时有新的发现，他“挖掘”发现了新的文献资料，从不保守，及时将这些资料公布出来。比如他亲赴伦敦，发现三处伦敦的老舍故居；他发现老舍的“结婚证书”和老舍三幅珍贵的字画（一是1960年老舍购得刘鹗书写的对联，为裱工刘金涛师傅写的字；二是为画家黄永玉为齐白石作的木刻像的题字“一代风流老画家”；三是老舍为傅抱石所赠《湘君图》题写的一段评语）。他还在北京人艺档案馆发现老舍写的《龙须沟》人物介绍，等等，不一而足。三是他在老舍作品中“挖掘”一些人物的原型，考证作品中出现的人名尤其是地名的真实性，尤其让我钦佩的是他曾沿着《骆驼祥子》中祥子拉着骆驼逃出磨石口，过海淀进西直门的这条路线走了一次，“结果发现老舍给祥子设计的这条路线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绝对经得起核对”。（见《老舍著作与北京城》）。可见，舒乙对老舍文献资料的考证的确非常精细翔实、生动有趣。
舒乙先生“老舍学”的核心部分是他的论文著作。舒乙先生曾赠送我四本书：《老舍之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这本书收编了15篇有关老舍之死的文章，舒乙先生在《序言》中称它是“一本人生的教科书，一本以一个智者和勇者的生命换来的人生的教科书”；《老舍的关坎和爱好》（中国建设出版社1988年），本书从多方面映现出一位完全的老舍先生；《我的思念——关于老舍先生》（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这是舒乙先生以老舍人本研究为主体的集大成之作，集中体现了老舍的特质。如何将老舍和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区别开来，舒乙在《序》中概括出五句话“他是北京人；他是满族人；他是穷人；他有十年在国外；他生在1899年，去世于1966年”。这五句话也即是老舍的特质；《我的“第一眼”》（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这是一本以记叙北京和老舍及友人为主体的散文集，舒乙先生以真实感人的激情畅叙了自己浓浓的乡情、亲情、友情、爱情。从以上舒乙赠给我的四本书可以看出，他是以老舍人本研究为主体，全面深入地描画老舍形象，透视老舍的精神特质。他的论文，与学院派的写法不同，不求系统全面，多以一见之长取胜，且现散文风格。比如他论老舍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即认为老舍写巡警、写妓女，写得好！在老舍笔下巡警是“有人味儿的爪牙”，而妓女多半不象妓女。这是他与众不同的新发现。他把学界对虎妞形象的多角度分析称之为“虎妞学”，且召示学人深入研究下去。
老舍先生的海外传播又是舒乙先生“老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曾在《老舍的世界与世界的老舍》（载2021年1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一文中说“老舍不仅在英国、新加坡、美国、苏联、日本等国留下了亲切而富有影响力的足迹，其作品也因鲜明的民族性、现代性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形成三次世界性“老舍热”。舒乙先生也沿着老舍海外传播的国家或地区，去作学术交流，或作演讲，或作访问采访，一方面传播了老舍，一方面又留下自己的光辉形象，这正像日本老舍研究会于4月23日发给舒乙先生的各位亲属的《唁电》中所说：“舒乙先生与日本有许多交往”，他“多次访问日本，热心地做了介绍老舍和老舍作品的讲演，他那矫健的身姿和清脆、流利的语调，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1996年7月8日，他参加日本东京“老舍读书会”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并发表讲演。他于1991年6月3－14日访问俄罗斯，会见老舍作品译者谢曼诺夫、安琪波夫斯基、司格林、索罗金、日拉霍夫采夫及彼得洛夫夫人。1994年10月14日，他赴美国收集资料，按老舍1946－1949年的足迹寻访，在加州伯克利分校、斯坦福、耶鲁、哈佛、哥伦比亚大学介绍老舍的生平与创作。这之后又多次去美国大学讲演《老舍的特质》等；1997年11月7日，他赴英国伦敦寻访三处老舍故居，又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查得珍贵老舍资料，还获该校中文图书馆赠送《金瓶梅》英译本初版四卷；1996年3月25到4月7日，他应新加坡华文报业集团邀请，赴新加坡发表讲演《老舍先生》共12讲。他在诸多国家演讲老舍及其作品，拓展了老舍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
舒乙先生“老舍学”又包括他积极指导参与老舍学术纪念活动。在2015年之前，他指导参与了国内主办的所有的全国性及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并都在学术会上发表围绕学术会中心议题的演讲，比如：他在第五届全国暨首届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上，他发表了《有人味的爪牙——老舍先生笔下的巡警形象》的讲演；在第六届全国老舍学术研讨会上，他发表《再论老舍之死》的讲演；在全国第八届暨第三次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上，他发表有关老舍的穷人特质的演讲。他每次的学术演讲，都带有他的特色他的创新。他非常认真地倾听每位学人的发言，支持不同观点不同见解的文章；他从不阻碍也不反驳对老舍某个人生之处或某部作品说“不”的发言，显示出温和可亲的大家风范。在一次的学术研讨会上，王行之先生在作《骆驼祥子》的文本细读的分析，说虎妞引诱祥子的那天晚上，桌上摆上一把酒壶，酱鸡、白梨，还有三个白瓷酒盅。那虎妞是等谁呢？王行之说这里作者刻意写了虎妞的性欲问题。这一发言一下子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有的说他走火入魔，有的说他开创了一个“虎妞学”，有的追着他求解那三个酒盅之谜。而舒乙则看出了王行之研究的新格局，大加支持和赞赏。
舒乙先生平生最关心青年学人，热心培养学术新人，这是他“老舍学”的闪亮光点。以我与舒先生的交往为例，即可看出他对老舍学苑后学的提携、扶持。我与舒乙先生初识是1984年在青岛举办的老舍学术会上，而真正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在重庆举办的全国第四届老舍学术研讨会上，这次研讨会有一特别议程，就是有关老舍研究教学成果交流，我在会上谈了我为本科生开设的选修课《老舍小说心理学》，舒乙和吴小美两位老师都很支持赞赏我的这门课，这是对我的极大鼓励。此后，我就在讲授《老舍小说心理学》的基础上，撰写了一部《老舍小说艺术心理研究》专著，1994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舒乙先生欣然为此书写了《序》，他满怀激情的在《序》中说：“使我感慨的是，不哼不哈的谢昭新夫子满肚子学问，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回着实让人们大吃一惊了”。他说此书是“后来居上，一出场便站在了最前沿”，特别称赞我用心理学的方法“找到了不少独特的结论”，欣赏我的老舍小说“绿色理论”，“性迟缓理论”和“隐性性爱理论”，“祥子农民意识与虎妞市民意识冲突论”等等，舒先生的评价实在让我激动不已，是对我莫大的鼓励，他激励我继续在老舍研究道路上努力攀登，去创造学术的辉煌。感恩舒乙先生对我的提携、扶持！舒乙先生于今年4月21日仙逝归天，我万分悲痛，特写此文，以作永久的纪念！
写于2021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