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五届暨首次国际老舍学术讨论会情况概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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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讨论会综述
此次会议与会代表提交会议论文80余篇，并以大会发言、分组讨论等形式就老舍研究进行了自由、热烈、深入的探讨。现将会议涉及的主要学术问题综述如下。
老舍与文化
从文化角度研究老舍仍然是这次讨论会的重要内容。兰比尔·沃拉（RANBIR·VOHRH）在题为《老舍与中国现代化》的发言中，把老舍的文化观念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结合起来论述，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复杂困难的过程，远远超出经济发展的范围，应包括影响人们思想观念及行为模式的社会变化。在西方居支配地位的时代，把技术与西方文化的优越性等同起来，不仅藐视贬低非西方文化的价值，还削弱了非西方人民对他们自己文化的信心。现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过去，非西方世界的领导应意识到，不能模仿西方文化，而要逐渐形成他们本国文化与科技的社会关系之间的新模式”。“老舍认为中国传统有问题，需要解决，但老舍的批评不是抽象地从总体上反对传统文化，而是针对社会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对文化的使用。在一个层面上，老舍对社会与政治有很传统的看法，在《赵子曰》中，他一再强调勤劳、坚强、真才实学而不是空洞的口号等才是建设国家所需要的。……今天，中国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善，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在发展、滋生，铲除贪污腐败、关系学等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法制与行政机构尚待建立，因此，今天我们仍可以从老舍作品中学到东西。”王富仁把老舍文化心理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归结为四种文化的冲突：近现代满、汉文化的冲突；平民文化与学院文化的冲突；中、外文化的冲突；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东欧、俄罗斯文化与英美文化的冲突。老舍在这些文化冲突中寻找、重建自己，他的心中充满矛盾与痛苦。王惠云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分析老舍小说的审美特征及美学价值：“老舍……把他对于祖国的爱隐藏在对特定的地域风物的描绘中，把他对于贫苦市民的同情以及对市民中某种消极性格的批评包容在饮食起居、婚丧嫁娶、人际往来的精细的风俗描写中。……研究老舍小说的地域或风俗特征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方面更具体地把握作家的创作个性及其对中国的现代小说所作出的独特贡献”，“老舍的作品所以深入人心并走向世界，同他的作品的鲜明的地域特征以及独特的美学意蕴不无关系，或者直白地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不是全部，还应该有其它的原因）。”赵园在题为“老舍作品与北京地域文化”的发言中强调北京文化的“南北杂糅”特征，指出北京文化在老舍作品中是通过具体、生动的描写呈现出来的。王晓琴在会议论文中从胡同生态、礼仪写真、家族关系、信仰、说唱艺术、方言俗语等六个方面对老舍话剧的民俗美作了细致的分析。还有的与会者从文化角度剖析老舍的个别作品。杨剑龙在题为《一个古老民族文化心理的艺术沉思——老舍＜四世同堂＞的文化分析》论文中，指出：“反对法西斯侵略要求世界和平是老舍的《四世同堂》表现出的伟大主题，但更深层次的是老舍对中国古老民族文化心理的沉思。作品剖露出在民族危难中不同的心理性格，形成了民族的渣滓、民族的基石和民族的精英三种心理性格系列，从而抨击了传统的升官发财的观念和苟且偷安的心理，呼唤爱好和平与英勇刚毅相揉合的理想的民族心理性格”。“作品揭示了形成民族遗传病的种种原因：社会原因——以旧的伦理道德为支柱的封建家庭制度；文化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历史原因——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动乱耻辱的历史”。董炳月在题为《论＜四世同堂＞的文化忧思》的论文中从老舍的文化意识出发重新认识《四世同堂》中某些人物和环境的性质，探讨了老舍的文化意识与其国家、民族意识的关系，并在“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上重评《四世同堂》的历史地位。
老舍与中外作家的比较研究
许多与会代表将老舍与国外作家、中国现代作家乃至中国古代作家作比较分析，拓宽了老舍研究的视野。史承钧论文《＜猫城记＞与西方“反面乌托邦小说”》，从对人类和民族命运的忧虑、基本内容与细节、体裁与具体写法等三个方面，系统研究了老舍的《猫城记》与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反面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之间的关系，指出：“正如写出‘反面乌托邦’是为了避免这类乌托邦在人类社会中出现，老舍写了《猫城记》也是为了不让猫人的悲剧在现实中重演。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从扎米亚京到老舍这些不同国籍的作者们热爱人类、热爱民族的宽阔胸怀和深邃的思考，他们深刻的忧患意识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方瑛将老舍与拉丁美洲大文学家、“智利文学之父”阿尔贝托·布莱斯特·加纳比较，“对两位艺术大师‘相当精辟和高贵的共同性的东西’作了剖析”，“剖析的切入点是他们‘睿智而富寓激情的民族性’，并以民族性的三个侧面为核心逐层展题，旨在阐明这样一个艺术真谛：‘民族特色愈鲜明，就愈具有国际性”。王成把老舍的《猫城记》与日本名作家夏目漱石的长篇小说《我是猫》作比较：“老舍与夏目漱石这样两位可以说没有直接影响关系的作家，在创作上却表现出了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作品中一贯追寻的都是东洋的现代化道路问题。如果深入挖掘他们的创作深层结构的话，便可以发现他们对于西洋文学的爱好，对西洋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手法的熟练运用方面，非常显著”，“中日两国在文学的现代化过程中，借鉴西洋文学方面拥有许多共同点”。王润华的《从李渔的望远镜到老舍的近视眼镜》论文，别出心裁地将明末清初李渔的短篇小说《夏宜楼》与老舍的短篇小说《眼镜》作比较，说：“正如中国人忽略望远镜与眼镜对国家与时代的重大意义，研究老舍的学者也轻意的否定这两篇小说的艺术手法与主题意义。本文尝试透过李渔《夏宜楼》的望远镜，站在高处，俯眺中国山河，去观察清代与民国时代作家笔下有关中国人的近视问题。同时我又透过老舍对小说艺术的一些看法，来从新考察这两篇不同时代作品的共同艺术特色”。“李渔与老舍虽然处于不同时代，但是基于要表达某些共同的思想（痛惜中国人没有把视野扩大，把心灵开放，把目光投向先进的西方），由于在一种相同的文学气候和文学传统里创作（以启蒙文学改良国民性），再加上相同的技巧（望远镜和眼镜：西洋科技产品），这两篇小说把原本分割断的小说传统连接起来。如果这种类似研究很多，我们更能了解清代短篇小说传统之河流是怎样流过现代文学的土地上的”。万平近比较分析老舍和赵树理，就现实主义创作道路问题、文学创造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与民间民族传统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论述。福建师大中文系的黄裔比较分析了老舍与郁达夫这两位不同类型作家的人品和文品，认为二人“最根本的一致性是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古代文人有’儒雅‘和’风流‘两大类型。老舍爱国爱民，态度温和，举止斯文，朴实厚道，近于’儒雅‘气度。……郁达夫近于’潇洒风流‘型，具有忧国忧民、志趣高洁、蔑视富贵、不附流俗、超世独立的气度，又受’五四‘思潮熏染，追求个性解放，还接受名士风流的精神传统，淡泊功名，返归自然，构成他的独特人品”。“老舍郁达夫在小说创作上，更多的是差异性和互补性。无论是崛起背景、承传关系、文学主流、生活敏感区、笔下的形象系列与风格特色等，都有明显区别，有的在表象相同中又有实质区别”。严革则将老舍对国民性的批判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作平行比较，分析二者的异同。
老舍与宗教
陶普义（Britt Towery）把老舍看作中国第一个“文化基督教徒”：“从老舍作品的人物身上可以看出，老舍知道有一种基督教的形式，比大多数中国人看到的外国传教士的布道方式为好，那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1922年他在缸瓦市教堂宣布信奉耶稣并受洗礼，后来在《二马》中让小马参加英国卫理公会教布道，但皈依宗教并没改变马先生的中国特征，他保留了儒家思想与人生观。老舍早年接触基督教是在中国处于最混乱的年代。1921年老舍见到宝广林，宝有个有趣的革命想法：中国的基督教不应由外国传教士控制而应在中国基督徒领导之下。这本是早期教堂的意图，司徒保尔组织教堂并让当地信徒负责。在六十年代写的《正红旗下》里，老舍写了与基督教育有关的人与事，特别是教会的反面的东西”。“有些人会说老舍没有对中国的基督教作出贡献，这是无视他本人及其时代的精神，无视他对人民、家庭和中国深沉的爱”。伊藤敬一题为“老舍先生笔下的知识分子”的发言也谈及老舍与宗教的关系。认为不应将宗教对老舍的影响简单化，老舍是基于对基督教正义精神的认同而走进教堂，他要改造教堂。作品中有关于教堂的批判性描写。从《大悲寺外》中黄先生这一形象身上还可以看到佛教“舍身救人”精神对老舍的影响。徐德明《老舍的宗教态度与创作》的论文认为：“老舍信基督教。他不仅是个信徒，而且对《圣经》有自己的深透理解，他将真理作为上帝的本质，重视上帝的道德属性，追求完善。他将基督道成肉身看成是救世主对世人的感化，将耶稣作为楷模，是他舍身救世的内因。基督教的世界大同是老舍的理想。宗教铸成了他伟大的人类与胸怀，培养了他感悟式的思维方式”。“基督教义影响了老舍的社会态度，并形成了他的心理定势。他的生命目标与宗教理想相对应，可分为三个轮次（如靶形）：核心目标是文艺创造，更大的一轮是文化建设，民族与国家的前途，这又都被大同世界从外面涵盖着。老舍的社会态度是：救世！他的生命目标随救世要求的急切与否在不同轮次间变化。随着民主革命的进展，老舍日益将掌握革命真理的毛泽东当作心中的上帝，共产党才是唯一能承担救世重担的。他的宗教式政治热情被焕发出来了”。
老舍作品的美学批评
李姃宣发言，分析了老舍幽默艺术的来源及其在长篇小说中的表现。从文化背景出发，她把老舍幽默的来源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中国民间滑稽文学，自《诗经》以来，诗词、戏曲、寓言、笑话、小说等不同体裁中流传下来的笑的艺术是老舍幽默的根底。第二，老舍故乡北京城的文化大有益于诙谐语言，不但北京话中的俏皮话、歇后语使他的文章生动有趣，土产艺术相声的技法也时常被运用在小说中的对话里。第三，作者自己民族的生活也无疑激发了他的幽默美感。满族人崇尚艺术，又富幽默感，清门的相声或鹤侣的喜剧风子弟书便是例证。老舍幽默之细腻，又很可能跟旗人注重生活细节的遗风有关系。第四，老舍广识西洋古今幽默文学，激起他创作欲望的是当时英国盛行的一些幽默作品。不仅他的小说直接表现出狄更斯的风度，甚至他对幽默的理解也是基于诸英国作家的观点”。她还从叙事者、人物、文体三个侧面具体分析了老舍小说中的幽默。关德富分析了老舍在喜剧创作方面的探索与追求：“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喜剧创作实践与探索，大体上是在抒情性喜剧和讽刺性喜剧两方面交叉进行的。前者从《方珍珠》的正喜剧到《女店员》的幽默喜剧，初见眉目，留下了自己的代表作；后者从《西望长安》到《荷珠配》，从现实生活走向了传统，还没来得及再从传统走出来，试验就中断了”。“可以毫不掩饰地说，老舍的幽默才能没能尽情地发挥出来，没能写出像《茶馆》那样杰出的喜剧作品，主要在于社会方面没有提供一个良好的喜剧创作环境”。此外，吴小美和魏韶华分析了老舍中短篇小说的叙述模式；谢昭新分析了老舍小说的叙事结构；赵泽民从对视角的自觉运用、象征化的句法结构、整体幻灭的结构方式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猫城记》在老舍小说艺术发展中的地位。
对老舍作品的微观研究
舒乙在题为“有人味儿的爪牙”的发言中，考察了老舍笔下的巡警形象，从“奴仆性”、“爪牙性”、“奴仆性”与“爪牙性”的统一三个方面把老舍笔下的巡警形象分为三类，并由此达到对历史、时代以及老舍创作心理的新认识。王行之通过对《骆驼祥子》中时间问题的考察，确认祥子的年龄、祥子与虎妞的年龄差距，从而肯定了老舍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并且为从人性角度解释祥子的悲剧提供了根据。石井康一分析了老舍《茶馆》的象征性，指出其场景的象征意味、戏剧人物的符号化、对中国传统戏剧大团圆模式的反叛等等，说：“《茶馆》是旧社会的象征，是过去的墓志铭，是唱给惨死于旧社会的黎民百姓的安魂曲。……以人们的生活象征历史，老舍的这些尝试成功了。《茶馆》舍弃了总以大团圆结局的写作套数，从而获得了文学作品的自主性。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努力保持作家的主体性、构筑自己独特作品世界的老舍的一个侧影”。马风论文《寓言：＜茶馆＞的解读》从“图式性”、“象征性”、“说教性”三个方面对剧作“进行文本性的思辨、探讨”：“《茶馆》与寓言正是在这三个方面存在着内在的渊源和沟通。就文本意义来说，它们之间的距离是贴近的。上面说到的三个方面，当然有各自的主体性，不过，很明显，’图式性‘无疑更具有’文本‘特征和价值，因此把它视为这三者的’基础‘与本体，应该认为是合理的。由此，’象征性‘与’说教性‘可以看作是’图式性‘的扩展和衍化”。胡光璐分析了老舍的短篇小说《丁》，认为“这是一篇典型的意识流小说”。
关于老舍的文艺思想
曾广灿和刘秉仁《论三十年代老舍的文学反思》一文指出：30年代老舍的文艺自觉表现为创作上的积极参与与理论上的自我消化（或自我批评）。理论修养无形地转移到创作之中，表现为幽默的成熟和题材的扩展深入与典型化。30年代老舍理论思考的中心是回到文艺自身，寻找文学本体。对于文艺独立的、自由的价值的坚持与日后自杀多有联系：文艺自觉代表了人的自觉与人格的觉醒，这必然影响到对于生命结局的选择，认为：“三十年代文艺反思中所暴露的老舍的矛盾深刻地预示了他的自我困境，自杀是面对这种困境的最末一次选择。”“三十年代老舍文艺自觉的主要内容是对于自我创作活动的认识和反思。回国后，老舍很快进入一种社会批评狂热期，典型的表现为《猫城记》的出现。创作风格的严肃追求以及理论思潮的影响促使老舍另一方面进入理论期：普罗文艺对于文学定义的修改使老舍第一次陷入概念上的矛盾，因而促使他考察文学史，内在地寻找文学的含义”。他们认为老舍文学反思的前提是“国内文坛和社会现实的双重影响”，老舍文学反思的主要内容是建立批评标准和批评自己。石兴泽在《揭橥文学艺术的真面目——老舍三十年代文学思想初探》论文中，认为30年代老舍的文学思想达到了高度自觉：“他一再提请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正确处理艺术规律和社会需要的关系，正确认识和运用人物创造的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感情与理智的矛盾运动规律。显然，这些都是当时文学创作中非常突出的问题”。洪忠煌专文探讨了老舍的俗文学观念：“老舍的俗文学观念是从作家与人民、与民族的关系，从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义务感，从人类的群体意识、即”类意识“，从艺术的本质和生命力，一句话，是从一位伟大作家的生命深处和’骨髓‘里，产生出来的一种活生生的思想，是具有根本性质的一种创作思想”，然后从通俗与宣传、通俗与传统形式、通俗与民族民间语言、通俗与民众生活内容、通俗与幽默五个方面详细论述。
关于老舍作品的外文翻译
冒寿福（Mao Shoufu）介绍了老舍作品在匈牙利的翻译状况：早在1957年，匈牙利就开始了老舍作品的翻译，最早译过去的是《骆驼祥子》。在目前已翻译过去的四本老舍作品——《骆驼祥子》、《猫城记》、《茶馆》、《黑白李·月牙儿》——中，《猫城记》最受欢迎，因为它具有惊险小说的某些特征，而且译文忠实、生动。英国剑桥大学的埃米拉·戈尔（Amira Goenr）介绍了1985年老舍的《骆驼祥子》译成希伯莱语之后引起的反响，并就《骆驼祥子》中的“信息”传达方式及个人主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在《骆驼祥子》中，老舍的风险自始至终是一贯的，但令人惊奇的是，这是来自各种从叙述者到人物迅速的转换。人物的思想、情感、破灭的希望常是通过叙述者或是内心独白表达出来的。从叙述者到人物的转换很快，但并没有在语言风格上有明显的改变，因而创造了叙述者与祥子及次要人物之间的契合，这契合使对人物作明晰判断的意图模糊了”。“个人主义的概念渗透全书，以各种隐秘的形式出现。书末把祥子比作’逃不出个人主义死胡同里的末路鬼‘。……如果从这个概念的词汇定义来理解它，那就定能看出该书的结尾是很明确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声明，因而这是人为的尾巴，在风格上背离了小说的其余部分。可以提出这个想法：老舍在全书中玩弄个人主义的概念，但到书末才叫这个名字。若从更广的意义上理解’个人主义‘，那这就不是突然的、露骨的意识形态的声明，而是自然而然的结论”。高美华（June Rose Garrott）认为文学作品的外文翻译实质是对文本的重读，并就《四世同堂》的成书过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关老舍及老舍研究的资料
杉本达夫对1939年6月28日至12月9日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北路慰问团的有关资料作了详实的考证，由此重新认识北路慰问团的行动目的、当时老舍的状态以及这次活动对老舍《国家至上》、《大地龙蛇》、《火葬》等作品的影响。宁恩承回忆了当年老舍在英国的生活和创作情形。舒济对老舍的作品进行了详实的分类统计。日下恒夫和仓桥幸彦介绍了1984年以来日本老舍研究界的学术成果与学术活动——主要论文篇目，老舍作品的翻译、老舍研究会的成立、《老舍研究会报》的出版，等等。
上述内容之外，许多学者还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老舍作品。张清常认为：“老舍作品的语言，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便在中国社会上全民的文学的语言标准化的过程中，起着文学语言教科书的作用”。李明专文探讨了老舍作品中北京口语和包含欧化句式的书面语的融合，肯定其高度性格化特征。周关东分析了《骆驼祥子》动词运用的特征。
（综述作者：董炳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