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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老舍先生诞生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
（排列顺序，以作者汉文姓名首字拼音为序）
曹树钧：论话剧《茶馆》的多元舞台呈现
上海戏剧学院 曹树钧
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剧作家写剧本是为了演出，也只有在演出实践中，才能更领会剧作的精神实质及其艺术表现。话剧《茶馆》是一部经典，它的演出本舞台呈现应该是多元化的。多种多样的《茶馆》演出本，适合不同层次、不同年龄观众的审美要求，它对《茶馆》的弘扬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应该表示热烈的欢迎。任何经典剧作的舞台体现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莎士比亚剧作四百余年的演出史，就是一部流动的演出史。相关讨论围绕以下内容展开：一、北京人艺《茶馆》演出的两个版本。二、业余演出《校园戏剧》中的《茶馆》。三、戏曲舞台上的《茶馆》改编本。
陈风苓：试论老舍早期小说中的金钱和道德维度--以《老张的哲学》为例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陈风苓
作为伦理文化本位型作家，基于底层市民出身的独特生活境遇、世纪末的忧患意识、满族文化的集体印记，老舍对金钱和道德的关系无疑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老舍早期小说明显的特征之一是道德化叙述方式，善恶二分成为人物关系对垒的主要标志。此外，金钱一方面成为衡量善恶的标尺之一，一方面也成为善恶冲突的制造者和解决者。老舍对金钱欲望与人性恶的影响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并着力讽刺拜金主义人生观，对老张动机上的恶和行为上的恶（敛财：教育牟利、违法经商、放高利贷、买卖妇女、政治谋利；守财：自虐、贪婪）极尽批判。单从损人利己的角度讲，老张和蓝小山确为20世纪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市侩无赖，恶人恶德。然而，从生活层面讲，老舍又以一种嘲讽的语调温婉指出，守财奴的一些自虐之举仅仅是一种自觉的个人选择，并未侵犯别人利益，不能构成人性大恶。由此，老舍突破传统道德善恶铁板一块的局面，对小人物的恶区分为不同层次，增加了批判的丰富性。此外，老舍对恶的运作尤其是金钱和权力的同谋缺乏严密、连贯、深入的逻辑思考，使得对恶的批判更多成为一种情感判断。老舍对舍利取义、重义轻利等价值观的肯定，是将其作为恶的对立面设置的，在善恶的冲突交锋中凸显出善者的悲剧命运。老舍在国民性批判的现代纬度中，增加了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他没有一概否定富人的善，也没有遮蔽穷人的恶。突破传统的以德报怨、善有善报的窠臼，体现出在道德理主义之下的深刻思索和理性判断，让善人增加自我保护的能力。此外，对五四时期的诸多流行现象，老舍更从人本存在的角度提供了观照视角，可以说老舍站在五四之外，却无意中切中了五四的脉。由此观之，老舍对舍利取义、重义轻利等价值观有着本能的认同，又能看出道德理想和现实生存之间的距离。在没有善恶冲突的善者自为的圈子里，生存的价值并不低于道德理想的价值。然而一旦与恶抗争，善者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从善恶冲突的结局和手段看老舍的义利观。老舍初期小说中的结局多为恶者自行其道，善者或者以死获得宁静，或者回到旧日轨道，生活的希望无影。一方面说明老舍对社会的不公现状有着强烈的批判；另一方面，他无意识中落入了一种固执的认同感：道德的善恶并不能改变社会格局。从善恶解决的手段来看，善恶冲突的解决是以金钱为手段来实现的，道德善并没有起到挟制恶的作用。可见，老舍一方面认同义，呼唤义，批判妇女被奴役的地位，倡导女性的自由独立，体现为"人本位哲学"；另一方面，老舍又用金钱削弱了道德的力量，以恶对恶，体现出道德的虚无感和命运的悲感。义利之辩由此走向复杂和层次丰富。通过对《老张的哲学》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 立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背景，作者批判舍义取利、惟利是图的拜金主义，尤其注重对道德动机上恶的批判。由于认知的局限，出现了对个人生活层面恶的过度描写和政治生活层面恶的不足叙述。2、 作者肯定舍利取义、重利轻义的传统价值观。基于个人生存体验和现代性思想，立足于"人本位哲学"，老舍又强调了生存意义对于善者自为的重要性。对善者有强烈的生命悲感，某些人物主体性遭受金钱异化的压力。3、 老舍对恶人当道的社会有所反抗，也有无奈。道德善恶终究敌不过金钱的力量，反抗沦入虚无。道德的虚无感和生命的悲感由此得以凸显。
陈红旗：老舍与左翼文学（1926-1937）
嘉应学院文学院 陈红旗
从创作伊始，老舍就与左翼文学发生了复杂的绞缠关系。相比于抗战时期，1926-1937年间的老舍与左翼文艺界的接触并不多，但他创作上的艺术成就和思想局限以及衍生出来的很多看似矛盾的现象，都与左翼文学的存在有着显在或隐在的关联性，而这恰恰是学术界关注不够的地方。老舍坚持"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传统，但对"五四"新文化的革命传统并不完全认可。老舍依据其满族身份认同、个体生命体验、市民文化价值观以及平民视角来审视历史、社会现状、政治运动和"革命"，他将社会运动和"革命"视为"胡闹"，心理上对此非常反感，这在他的作品中有比较明显的表现，如《赵子曰》中对学生激进运动的厌恶和否定，《骆驼祥子》、《猫城记》、《离婚》中对"革命"和革命者的嘲弄和讽刺。最关键的是，老舍是一个追求精神独立的自由主义作家，他认为文艺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于其自身的艺术价值，他强调文学有独立品格、精神特质和自身的艺术规律，因此，他与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艺界和30年代左翼文艺界的社会功利价值观是有明显差异的，老舍厌恶"革命"、"暴动"、"打打杀杀"，不喜欢具有"粗暴"风格的革命文学作品及相关的左翼文艺理论观点，他对1928年发生的革命文学论争和对30年代初左翼文学实绩的漠视也证明了这一点。老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更是一个国家至上主义者，他极为看重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使他对左翼文艺界半政治化的文艺运动颇有微辞。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国共内战的惨烈、党争的纷扰、政府官员的腐化堕落、混乱的社会现实、民不聊生的情状以及日益加重的民族国家危机，都令老舍感到绝望和困惑。在老舍看来，国家不像国家，政府不像政府，国民不像国民，社会改造无从谈起。由此他进一步意识到，引起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左倾"的根源并不在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盛行，而是源于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国民劣根性的深重和中国文化的衰落。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市民文化观和社会政治观就产生了内在的歧路和矛盾：忧患意识促使他在坚持国民性批判的启蒙主题下严厉讽刺、批判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与此同时，他不再"无视"左翼文学的存在，他与一些左翼作家的关系也变得日益密切起来，这从他的作品数次在左翼文艺刊物上的登载上可以得到验证；更为重要的是，他渐渐认可了一些左翼作家深切投入社会的文学观念和不畏强权的生命态度与风度，于是，他的独立文艺观开始向左翼文艺观"妥协"，并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的背景下实现了与左翼文艺界"异中求同"的精神"聚合"。
陈建宁：从《小坡的生日》及相关著作透视1920年代的新加坡社会
《福建论坛》杂志社 陈建宁
由于深受康拉德的影响和对南洋华侨的好奇，以及船费不够等缘故，1929年老舍抵达了新加坡。在生活初步安定下来之后，他开始创作《小坡的生日》。他的本意是要"写部以南洋为背景的小说……要表扬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但因为时间、资金皆不充裕，加之语言的阻碍，因此成为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小坡的生日》就成为了打了"折扣"的替代品。显然，老舍对这部前"实"后"虚"的作品是不满意的（很多评论家也认为是"四不像"的作品），但因为深受现实主义的影响，老舍还是在这部作品当中最大程度地反映了当时他所知道的南洋（新加坡）社会。具言之，即"济南惨案"与抵制日货、闽粤华侨之间的冲突、教育弊端与学潮、华侨丧仪等。正是通过对这些社会景象的隐蔽性描述，展现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语也部分适用于老舍。而只有当我们深刻了解了当时的新加坡社会时，才能更深刻、更准确地了解以往看似闲笔的描写。文史互证在唐人小说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在如何应用到现代文学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陈军 黄善明：论老舍戏曲/曲艺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扬州大学文学院 陈军 黄善明
老舍不仅在小说和话剧创作方面有着非凡的成就， 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戏曲/曲艺大家，他长期致力于戏曲/曲艺的改革与实践，写下了大量的戏曲/曲艺论文和作品，为我国戏曲/曲艺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显示出老舍一生多方面的业绩与影响。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戏曲/曲艺艺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自我娱乐的同时，还具有弘扬民族精神、传播历史知识、宣扬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的作用，老舍通过戏曲/曲艺的改革与实践参与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构建。老舍的满族出生背景，早期与民间文艺的多量接触；抗战时文艺宣传的实际需要，以及他与艺人的广泛交往与接触；建国后戏曲/曲艺改进政策的出台和他作为北京市文联主席的特殊身份等多元因素促生了老舍戏曲/曲艺的改革与实践。其中，抗战时期和解放后是老舍写作戏曲和曲艺的两次高潮，在创作的同时，老舍还认真总结了戏曲/曲艺改革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主张。老舍戏曲/曲艺改革的基本精神是：1、从时代需要出发，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教育性，使其契合现代生活的需要；2、从内容与形式关系出发，强调在保持戏曲/曲艺本质规定性的同时，适时对形式进行合理的修改；3、主张各剧种在文体上的独立性与兼容性，在确立自身品质的同时更加丰富与成熟；4、对观众接受效果的考量，观众是戏曲/曲艺改革的重要评判者，尽可能满足群众精神需求与审美情趣等，老舍戏曲/曲艺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有其自身特点，比如说思维的辨证性、操作的可行性、探索的多元化以及在雅俗关系处理上具有鲜明的整合性的特色，至今仍具有借鉴作用与研究价值。
陈琳静：《小铃儿》的再发现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陈琳静
学术界对老舍早期小说《小铃儿》的关注较少，多认为其是对"爱国主义"的宣传，有个别研究者认为他是站在宗教教育者的角度，针对当时所存在的弊端，宣扬基督教普世合一的思想。笔者通过文本细读并结合以往老舍研究成果，发现了《小铃儿》的丰富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一是小说包含着作者对救国的思考。作者对"爱小家"的辩证态度；对爱国感情来源的清醒区别；对盲目暴力救国的批判。二是作者通过对小铃儿形象的塑造批判了被启蒙者的盲从，缺乏判断力对暴力的选择，及对其原因的思考。三是通过对老师的塑造批判了空洞宣传爱国的盲从者。老师的形象内涵很丰富，一方面他是启蒙小铃子的启蒙者，另一方面他也是惩罚小铃儿的实施者。这些都是作者对当时时代主题的思考，看似简单的短篇展现了作者对当时爱国潮流的清醒认识。另外这篇小说还显示了老师整体创作特点的端倪：启蒙主题的关注，爱国的反思，语言的幽默。总之，《小铃儿》包含作者丰富的思考，并体现了作者的整体创作特点，和其他创作有一定互动关系，在老舍创作中有一定地位，应给予更多关注。
成梅：老舍小说与海勒小说之比较研究
中原工学院 成梅
海勒（1923-1999）是美国20世纪重要作家之一，其创作主体是7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为遗作）。研读海勒的这些作品，常常令人想起一些已经译为英语的老舍小说，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离婚》、《牛天赐传》。然而，由于海勒并没有在任何有关个人创作的自述和访谈中谈到对中国小说的借鉴，本文主要采取平行研究的方法对海勒作品与老舍先生的相关作品予以比较研究。文章主要围绕海勒生前出版的6部长篇小说，对这些小说与老舍先生的相关作品的关系做了以下探讨：（1）《第二十二条军规》与老舍的《牛天赐传》有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细节描写的相通、相近之处，等等。（2）《出事了》和《像戈尔德一样好》与老舍的长篇小说《离婚》对于婚姻的类似看法等。（3）《像戈尔德一样好》与《四世同堂》在人物设置上的相应之处；《像戈尔德一样好》与《正红旗下》对于吃饭声响的相似的夸张描写。（5）《终了时刻》与《牛天赐传》有关庆贺仪式的准备工作的细节描写的相似之处。（6）《上帝知道》与老舍的《离婚》在景色描写方面的相应之处。（7）《画里画外》和《四世同堂》对于反派人物的相似嘲弄和讽刺。
董克林：老舍笔下"北京人"面子问题分析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董克林
导语含有三点内容：第一，解释了"北京人"面子问题的概念；第二，介绍了"北京人"面子问题在老舍作品中的定位；第三，指出了"北京人"面子问题对人的身心的影响乃至对民族的影响。
正文论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写"北京人"面子问题特征。写了两点：第一点，文化特征。文化特征含有封建性、庸俗性和虚荣性；第二点，心理特征。心理特征含有虚荣心、畏惧心和从众心。
二是写"北京人"面子问题的几种表现。第一种表现：作官有面子，当官的想升官，经商的想作官，老百姓崇官；第二种表现：为人处世讲面子。人们心目中都有做人做事的规范，只有学会了这些规范，遵循了这些规范，才会有面子；第三种表现：习俗礼节讲面子，对服饰、饮食、住房、交通、婚姻等等，讲究颇多，礼节色彩浓厚。至于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等，人们出手大方，更讲面子。
三是写"北京人"面子问题的影响。写了两点内容：第一点是"北京人"面子问题成为压在人们身上的"礼俗大山"，使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复杂了自我和社会。加重了人们的负担，耗费了人力、财力、物力等；第二点是"北京人"面子问题扭曲了人们的心灵和精神，使人们处世庸俗、精神懦弱。老化了一个民族。
结束语：老舍笔下的"北京人"面子问题之芸芸众生相，让人们在笑谈之余，更多的感受是：可怜、可气、可恨、可怕。老舍的笔墨旨在改变"北京人"的心理素质和精神面貌，以扬弃的态度去除传统文化中的腐朽成分，为人们提供更加健康的精神文化食粮，医治精神病态中的"北京人"，以求祖国和民族的富强。
范亦豪：读《正红旗下》杂记
南开大学 范亦豪
这里不谈具体的情节和人物的设计，想从别一角度提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正红旗下》最有价值的应该是对京城旗人生存方式、生活习俗、心理状态、时代风尚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剖析，尤其是对一个曾经生气勃勃的民族走向衰败的深刻而沉痛的反思。它有独特的艺术、史学、文化和认识的价值，这是只有老舍才能写得出的。老舍对旗人历史悲剧的反思，难道仅仅是出于对本民族历史的惋惜，有没有"以史为鉴"的现实动机？老舍是一个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有着执着的责任感的现实主义作家，虽然他和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对极左路线有过屈从和轻信，但在内心却始终没有改变自由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本性。老舍写《正红旗下》是在他亲历一系列荒唐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和三年大跃进之后的1961到1962年。这些年他痛心地目睹了特权和独断专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此时，他选择对一个带着虎虎生气入关的民族因特权制度而养出来的许多无可救药的毛病进行反思，对朝廷的腐败如何误国误民的历史进行批判，显然有现实的针对性。如果此说符合实际，这部长篇将越写越深刻和尖锐，它的批判性和讽喻的深度将远远超过《猫城记》。这才是本书戛然而止的深层原因。第二，关于义和团的描写是书中一个重要内容。在《正红旗下》之前一年，1960年老舍曾写过一个四幕话剧《神拳》歌颂义和团，这两部作品对义和团的认识和态度不会有太大距离，基本上与当时官方的口径是一致的。义和团的兴起有正义性合理性，但也有愚昧、极端和破坏性的一面。它从"反清复明"开始到被西太后利用来"保清灭洋"，成为一次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反洋人的同时滥杀了许多无辜的中国人（从二毛子到十毛子到不是毛子）。老舍在当时受史料的限制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小说中对义和团不可能有准确的把握。第三，教会在中国做过不少坏事，也做过很多好事。老舍当年受洗入基督教，想通过基督教为民众做更多的好事。他英国之行也是由于得到了基督教会的推荐和资助。教会的正负两面他不会不清楚。但在已写出的《正红旗下》中，作为教会和教徒代表的牛牧师和多老大完全是小丑式的漫画人物。如果继续按这个调子和思路写下去，在历史的真实性上也是有简单化和片面的缺点的。这一方面是老舍没能摆脱五六十年代极左路线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否与他本人曾经入过教有关系。大家知道，入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是被当成历史污点的。有可能因此老舍在写到教会时宁可否定得更彻底些。这是从那段历史走过来的人都能体会的一种被扭曲的心理。
方维保：中国现代社会使命与老舍创作的"三变"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方维保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知识分子（士）一直充任着国家、民族良心的角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目标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启蒙、救亡、革命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社会使命最重要部分。老舍生于国难家仇之中，经验着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风云，他的文学创作也自然拥有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血脉。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个性在他的创作会显示其存在，但是他总是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责任的变换而调整自己的文学想象方式。老舍的第一次"转变"发生在30年代，他由最初的醉心幽默而转换为严肃创作。中国社会进入现代的首先任务是进行社会启蒙，企图在启蒙的基础上解放个性，并由此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为了实现启蒙的目标，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对休闲的娱乐的文学倾向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老舍的创作始于留学英国期间，受主流启蒙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大。一是他身处国外，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语义场。二是他那是还没有成名，写作纯粹是"写着玩"的自娱自乐。所以，他初期创作也就因此更加的放松和随性。但随着老舍的回国以及他的创作受到文坛受到的重视，启蒙的国家意识开始对他的创作发生影响。他不能不对自己的市民情调有所节制。再者，作家自己回国后面对着国家的苦难，也不能熟视无睹。主流舆论的督导，与作家自身的知识分子的家国情结相配合着发挥作用，形成了作家创作中的对于娱乐性倾向的自律。所以，《二马》后曾一度"故意禁止幽默"；就是"幽默"依然，也变成一种"带有悲观色彩的幽默艺术"。这种悲喜交融的特色最突出地体现在他的国民性批判中。《离婚》、《猫城记》、《断魂枪》以及《骆驼祥子》都对国民性弱点有所批判。整体上，悲剧性上升，游戏与调侃的叙述减少。老舍的第二次转变是在抗战时期，他由"纯文学"创作转换为通俗文艺创作。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在国破家亡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普遍地带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倾向。有着国难家仇的老舍，他的爱国主义情绪就更加的激越。在民族危亡之际，救亡已经成为艺术家老舍全部的社会责任。为了抗战的需要老舍在主动放弃了纯文学的创作之后，选择了他所熟悉的也是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通俗文艺形式。中国传统的通俗文艺形式在民间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土壤，也因此具有传播的无障碍性和快捷性的特征。抗战救亡的主体是农民，而农民的文化素养使他们不能够欣赏高深的作品。老舍的战时通俗文艺利用传统文艺形式这一"旧瓶子"，来"装"抗战救国道理这一"新酒"。老舍抗战话剧也是其"通俗文艺"的一部分，但当时风行的历史剧创作不同，他的话剧大多是"时剧"。他充分利用了话剧这一"综合艺术"的公共性、现场性和广场性的特点，以达成战争动员、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民族价值的传播的目标。1949年的到来，使老舍实现了他的第三次转变，即由文学创作转换为政治书写。共和国创建伊始，老舍迅速转变了态度，成了一位调动多种写作手段来高歌新中国新政权的作家，比起许多始终属于左翼的作家还要积极和认真。《龙须沟》和《茶馆》或直接歌颂了新政府；或间接暗示了新政权的"历史必然性"。这些创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一致。是当时颂歌文学的一部分。但老舍的创作不是"谀辞"而是出于真诚。究其原因，除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向他表达了真诚的欢迎之外，更重要的，则在于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旧时代凄苦万状的北京下层民众获得翻身解放的由衷的幸福和喜悦。也许老舍的创作所透露的思想在后人看来是有局限性的，但是在与政治契合之下的文学想象却也有着超越思想的艺术魅力。老舍三次"转变"，也就是作家自觉地将文学艺术的表达方式与国家民族命运相结合的过程。老舍的创作及其"转变"实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文化宿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茅盾、丁玲、曹禺、何其芳等等都走着看上去不同但又实质上相似的道路。因此，老舍的创作境遇在中国现代时期具有寓言的意义。
方锡德：老舍与"抗战人名诗"的写作及唱和
——新发现的老舍致吴组缃的四封信考释，兼谈抗战时期的作家交游
北京大学中文系 方锡德
新发现的老舍致吴组缃的四封书信，都与"抗战人名诗"有关。这些信件及相关史料证明，老舍是"抗战人名诗"写作的实际倡导者与推动者：（1）吴组缃的回忆文章，说明抗战人名诗的写作与老舍的鼓动密切相关。吴组缃的十首"抗战人名诗"中，就有老舍的联句。（2）"抗战人名诗"发表后，老舍立即致信吴组缃，充分肯定，并且拟定三联，要求吴组缃完成三首人名诗的写作。吴组缃接到老舍书信后的人名诗写作手稿考释。（3）老舍致吴组缃书信中的人名诗《赠组缃》（未刊稿），对这首诗的考释。（4）1944年为老舍创作廿周年庆祝活动后，老舍为答谢郭沫若，写作了两首人名诗《赠郭沫若先生》（未刊稿），致信吴组缃"祈正"。对这两首诗的考释。（5）老舍还写有致赵清阁、潘孑农的人名诗。此外，与"抗战人名诗"相关的唱和还包括：（1）姚蓬子的唱和。发表于《新蜀报·蜀道》上的人名词《古调笑》等的研究分析。（2）王冶秋的唱和。王冶秋致吴组缃书信中的两首人名诗《鲁迅笔名诗》和《赠老舍》（均为未刊稿），围绕这两首诗的考证分析。（3）老舍与吴组缃的唱和。老舍与吴组缃的唱和诗，除已经收入全集和张桂兴《老舍旧体诗辑注（修订本）》中的，我新发现的还有三首：《剑南客居三首》之一的五律《赠组缃》（为佚诗，另一首《观星》也是佚诗），五律人名诗《赠组缃》（未刊稿），五律《嘲组缃乡居》（未刊稿）。由这些唱和诗的分析，论及老舍与吴组缃的文学交游，以及两人间的感人友情。关于"人名诗"与诗歌唱和在抗战时期的意义：（1）人名诗在中国文学写作中的传统及其特点。（2）诗歌唱和的文学传统及其在作家文学交游中的作用和意义。（3）"人名诗"与诗歌唱和在抗战时期的意义。
冯波：重读《文博士》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冯波
重读老舍的长篇小说《文博士》（《选民》），深入剖析文博士这一典型人物形象，透视其个人奋斗之路的本质。通过《文博士》和《骆驼祥子》的并置对比，窥见《文博士》与《骆驼祥子》是老舍1936年写的重要"合掌"文章。并进而在对比中探究老舍对个人、社会、文化的冷静审视，及因之而产生的焦虑忧愤的国家民族意识。
傅光明："舍予"＋基督＝"赴死"？
中国现代文学馆 傅光明
老舍的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精神信徒而非清教徒的信仰，比起信仰本身，他更钟情的是作为文学的《圣经》，因为它"含有广泛的人生经验，真理，和复杂多样的情绪……给以崇高的美感，给以无限的慰安，并且救赎了无数人底灵魂，从地狱般的黑暗中，超度到光明的天国里。"他更心仪的是耶酥背负十字架"舍予"的牺牲精神，因为十字架的道路即是"通往最终实现人生意义的道路--自我牺牲，以爱人爱世界精神自愿作祭物死去这样一条道路上的一步。" 至少在青年老舍的精神世界，背负十字架舍命牺牲，体现着基督精神的核心价值。对于像耶酥所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老舍再熟悉不过，甚至能倒背如流。否则，他不会在23岁的年纪就在南开学校举行的"双十节"庆祝会上，借"双十"之喻发表那篇"两个十字架"的著名演说。老舍的走向"十字架"--太平湖"赴死"，与耶酥被钉十字架，至少具有同样受苦与遭弃绝的意味。从神学的角度，"受苦与遭弃绝可以总括耶酥的整个十字架的意义。在十字架上死亡就是遭人藐视和弃绝的意思。受苦与遭弃绝是上帝必然要加到耶酥身上的。" 把老舍在1966年"八二三事件"中被纠、押、批、辱、骂、打整个"焚书坑儒"过程的历史情境再现，与"被判死刑"、"兵丁戏弄"、"被钉十字架"（见《马太福音27：15~44》）过程中的耶酥相比，几无二致。"赴死"的老舍将批斗、毒打他的人群视为"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的"法利赛人"。面对他们，他会在心底说出《四世同堂》里钱诗人斩钉截铁地对传讯他的日本人所说的话："我很爱我的命，可是更爱我的气节！"他也会像他一样，"日本人说他有罪，他便是有罪，他须破着血肉去接取毒刑，日本人教他投降，他便是无罪，他破出生命保全自己的气节。"从斗他打他的不让他活的人，他像耶酥一样明白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马太福音10：36》）老舍的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精神信徒而非清教徒的信仰，比起信仰本身，他更钟情的是作为文学的《圣经》，因为它"含有广泛的人生经验，真理，和复杂多样的情绪……给以崇高的美感，给以无限的慰安，并且救赎了无数人底灵魂，从地狱般的黑暗中，超度到光明的天国里。"他更心仪的是耶酥背负十字架"舍予"的牺牲精神，因为十字架的道路即是"通往最终实现人生意义的道路--自我牺牲，以爱人爱世界精神自愿作祭物死去这样一条道路上的一步。"就老舍来说，"他必有一死，他必赴他的死。"他以"赴死"完成了对自己精神灵魂的救赎，并以他的艺术作品继续救赎活着的生命。
傅晓燕：全球化语境中老舍创作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彰显与融合
德州学院中文系 傅晓燕
老舍在青年时期曾旅居英伦，环游欧亚，后来又到过美国，对中外文化异同有深刻而细致的观察，系列文化巡游后的回归，对于产生超越民族狭隘文化眼光的大作家，具有特殊作用。老舍属于这种文学家：对本民族文化、文学的发展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又在与外民族文化、文学的近距离接触中，虚怀若谷、大胆吸纳，从而建立起具有多重文化、文学参照系的，以本源文化、文学为基准而又博采众长的崭新的民族文化、文学价值观，并把这种文化、文学价值观念注入了创作实践，使其作品既含有本民族文化、文学的独特价值，又建有与外民族读者欣赏需求相沟通的渠道，展现了在人类文化、文学进入多元并存、交流互动时代强有力的外向冲击力。他的作品中蕴含着深刻的民族意识和现代意识。老舍常常把自己的民族意识聚焦在"文化"问题上，这显然得益于他所具有的宏阔的文化视野和人文情怀。在老舍的大多数长篇作品中，日益深入的社会批判内容里面常常伴随着一种不断深化的文化反思的意蕴。老舍文学创作的冲动，是在一种直接的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中，在对民族文化的忧虑中产生的。他对因循守旧、封闭自足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北京市民生活的表现，始终是在现代人文思想的烛照下进行的，这种表现就完全不同于传统市井小说的娱乐趣味，它是一种文化反省与自我批判的现代文本。所以老舍的小说叙述的是市井生活，可叙述的视点却远远高于市井文化，小说的现代意识与批判精神是十分鲜明的。可以说，在对待世界文学遗产的态度上，老舍善于根据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和自己的审美爱好，广采博纳，去芜存精，择善而用，消化吸收，并使之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学的沃土之中，既达到与世界优秀文学的交融和"接轨"，又始终葆有着、散发着本民族浓郁的审美气息，使现代与传统、现代化与民族化，得到较完美的结合。
马利安·高利克：兄弟间的一妻多夫
——谈许地山的《春桃》和老舍的《也是三角》
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 马利安·高利克
（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 付倩倩译）
许地山和老舍不仅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他们都曾受洗并且与基督教和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地山作为学者更好一些，正如作为作家的老舍更好一样。尽管他们的文学作品不同，但他们的创作方法却是相似的，他们的思想背后：在智力、情感特别是道德或道义上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本文的目的是想指出许地山和老舍在阐释同一个主题时的相同和不同之处。这个主题就是：中日战争之前（1930年的上半年）北京的一夫多妻关系中的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故事。我试图探究在此基础上撰写故事的两位作家关于故事中的道德或道义的态度。许地山描写的、老舍至少也提到了的这种一夫多妻，不仅在儒家看来是异类，在这些年的佛教和基督教看来也是异类，甚至在今天也还是如此。我猜想许地山创作《春桃》背后的主要考虑是他的这样一种信念：异性恋、社会、法律或者宗教的因素并不比婚姻或夫妻生活更重要，有时社会和政治环境是认可其他形式的。在这种情况下，类似的做法比如在西藏的一些地区兄弟间的一夫多妻是很常见的。一个妻子和几个丈夫之间夫妇的职责是很正常的，他们仍然是兄弟。在这两个故事中，女人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她们这种形式的同居是不可能的。春桃强于她的两个丈夫：刘向高和李茂。在老舍的故事中"丈夫"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但是军人马得胜和孙占元仍需要得到穷苦的没有名字的女孩的同意。马得胜和孙占元虽然不是亲兄弟，但他们被看做是拜把兄弟，刘向高和李茂也互相称呼对方为哥。老舍的《也是三角》与其说是幽默的最好例子，不如说是反语、机智和奇趣的。许地山的故事中没有幽默。他的故事着重关注的只是用稍微浪漫的笔调去徒劳地分析北京贫民的问题。他们二人都可看做是基督教人道主义在中国的代表。
高丽琴：一九六六年的两个知识分子——老舍与储安平
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 高丽琴
通过对年谱、书信、日记、创作的梳理和解读，从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政治的角度，通过老舍与储安平的比较，试着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以期对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老舍悲剧作出新的解读和诠释。1966年8月31日，老舍先生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原《观察》主编，提出震撼全国的"党天下"之谏的储安平在北京西郊跳河自杀。此时文革肇始，老舍与储安平的遭遇只不过是50万文革受难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而已。老舍比储安平年长10岁，两人均生于贫寒之家，年少丧父，依赖亲属资助完成学业，有共同的旅英经历，这样的家境及成长经历决定了日后两人的政治选择，也由此影响了两人的命运。出身贫寒、身处乱世、居英五年，决定了老舍后来思想、创作和行为的主要方面。国家的危亡是鸦片战争以后一个多世纪中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也是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问题。"治国平天下"的情结深深侵染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点在老舍身上得到集中体现。爱国救世的主题伴随着老舍的整个写作生涯。在英五年，老舍深受英式民主的熏陶，民主政治成为老舍一生的理想。在这方面，老舍与储安平是相同的。37年前，老舍保持着超脱的文化姿态（这也是抗战中共产党力推老舍成为"文协"领导人的原因）。孤高自赏，远离政治，是这个时期老舍的写照。1937年底，为挽救民族危亡，老舍放弃了一直保持的与政治隔绝的生活。储安平1931-1934年大约写了十二三篇小说，自认为文学才能不高，所以开始转向政治学。储安平作文学青年时，老舍已成为文坛大家。抗日期间，老舍主持"文协"，创作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不及以往。 此时转向政治的储安平开始崭露头角。以其金石般的政论达到了书生议政的高峰。1949年中国政治发生巨变，老舍由超脱和中立的无党派人士而要求人党，这是老舍在政治态度上的最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趋时，而是老舍的自然选择。1949年到来也曾经让储安平欢欣鼓舞，但他已不可能再去写政论文字了。他只能去写无人注意的通讯《新疆新面貌》，当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还有70天的《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4月1日-6月8日）。直到1957年作了题为《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从此成为大右派，直至66年不知所踪。在老舍生平研究中,老舍之死是个热点。对此,多数研究者都把原因归结到老舍的性格方面。在我看来，老舍选择自沉不是因为人格受辱而是因为绝望，带有殉道者的色彩。老舍与储安平，这两个一生追求民主政治、为国家命运上下求索的知识分子，政治斗争中的牺牲者，以惨烈的方式标注了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政治的现实图景，留给后来者无穷的启示。
葛涛："中国现在需要一个像但丁那样的人出来"
——论老舍在"抗战"期间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建构
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 葛涛
老舍在英国任教期间读到但丁的《神曲》之后成为了"但丁迷"，不仅读了《神曲》的英文本和各种相关资料，而且回国后也不断地介绍但丁及其《神曲》，并产生了"要写出一部象《神曲》那样完整的东西的愿望" 。老舍在1945年发表的《写与读》一文中称自己"受益最大的是但丁的《神曲》"，他不断地在创作中接受《神曲》的影响，并在《四世同堂》中采用《神曲》"三部曲一百章"的结构，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经过"抗战"的磨难，老舍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国民性"更加了解，而且也对《神曲》的理解更为深入，他在发表于1941年的演讲稿《灵的文学与佛教》中联系国内黑暗现状指出："中国现在需要一个象但丁这样的人出来，从灵的文学着手，将良心之门打开，使人人都过着灵的生活，使大家都拿出良心来但不一定就是迷信"。老舍在此希望能从开创西方"灵的文学"传统的《神曲》中汲取营养来建构中华民族的精神。他后来在从1945年开始创作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中表达了这个观点：《四世同堂》的主题是一，"四世同堂"实为"四世同亡"；二，是"咎由自取"。这与但丁在《神曲》中所体现的"个人的意志自由以及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小说中，从李四爷、常四爷一辈到祁天佑一辈，再到钱孟石、祁瑞丰一辈，最后到小妞子一辈，的确是"四代同亡"，这也是战争对苟且偷生、麻木不仁、不敢反抗的北平人的惩罚，他们大多没有尽到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或只是尽到对自己的责任。而"咎由自取"也可解释成"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这接近《神曲》的寓言意义（或象征含义）："人凭自由意志去行善行恶，理应受到公道的奖惩"。两部作品由此也突出"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思想，其间也包含了"立人"思想和对落后国民性的批判。需要指出的是："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思想也包含人要对社会负责的精神。《神曲》中"对自己不负责任、对社会不问事非的人生态度在这里被视为一种'罪'而受到谴责和审判"。《四世同堂》中也表达了一个人不仅要对自己还要对社会负责的思想，强调个人要对"社会生活采取一种积极参与的态度"。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每个人不仅要坚守自己的良知和做人的准则，更要对国家尽一个国民应尽的义务，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可以说《四世同堂》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对但丁的"个人意志自由以及人必须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思想作了细致入微的全面阐释。
关纪新：老舍，一位文化鉅子的伦理站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关纪新
伦理道德观念，是民族精神文化的基础与核心范畴之一。追踪老舍毕生对民族精神文化的寻觅，能看到他对民族伦理道德样态的关切，能读出他个人的伦理选择与道德站位。老舍长期摹写国人的伦理脉象,对国民道德衍变有着不懈的追问。在五四以来所有文学大家那里，很难找出另一位可以与之相比拟者。20世纪中国有太多的鼎革与思潮，作家普遍瞩意他途，笔下的伦理与"善"，或者只有躯壳，或者已被其他理念偷换，创作意向也多乏"善"可陈。惟有老舍，在摸索建立新时代伦理观念的路上，不知疲倦地跋涉，极为艰辛，甚而只能踽踽独行。老舍的伦理观念比较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价值取势，有传承也有推进。老舍特别关注，在20世纪的新形势下，恶的人品更巧妙地体现为虚假和伪善。身处内忧外患的国家，他看到内忧与社会的道德失范互为因果，而外患又会使原本就有道德缺损的国人心理加倍异化。他认为，良善人格应当是人之为人必要的心理支撑，纯厚、朴实、真诚、坦荡、正义、大爱以及秉公从众、舍己护人，不仅是旧时代"好人"与"善举"的尺码，也应该是继续成长的中国社会为人处世的规范。关于善，老舍有不断推进着的思考与寻找。他关于民族道德的思考，没有局限在纯伦理层面，注意到了伦理与政局更迭、与社会衍化、与国家兴亡、与经济嬗变的潜在关联。他曾注意到历史主义与道德主义不同指向的社会难题，认为，传统美德尽管完美却已不合时宜，应当为新生伦理的出现和成长让路--虽说这新的还未必"完美"。他也指出现代商业竞争一旦失去节制，便有吞没民族诚信传统之虞。老舍出身于满族，其伦理起点带有满族古典文化色彩，他又接受过佛教、基督教的影响，心灵更加向善。但他又不是固守旧有道德元点的人。将老舍人生和创作两相比照，作品中张扬的精神品质，正是他在现实中坚持的。他比世人更懂得美德对于一个社会意味着什么，才在作品中发出那么多那么强烈的道德呼唤。他的作品与人生互为表里，他的生与死互为表里。他以一死，找回了自我的道德尊严和心理安宁，也为自己铸就了文化战士和民族良知的形象。
郭文元：《月牙儿》与当代底层女性书写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郭文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对社会现实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作家将笔触伸向从事娼妓职业的底层女性群体，然而他们多数是从经济和伦理层面来表现这一特殊群体的，较少深层涉及男性中心文化对这些底层女性的性别规范和束缚，缺乏对这一现象中可能触及的现代女性性别意识的思索。老舍的《月牙儿》在现代化社会背景上深入表现了社会底层女性的境遇，并深刻触及了女性性别意识，对其重新解读，探讨其对男性中心文化的批判和对现代女性性别意识的思考，就不仅对老舍研究具有新的意义，而且对认清当代女性性别意识，对当代文学超出经济、伦理的视角，透视从事娼妓职业底层女性处境复杂性的书写具有重要意义。一、男权中心文化的僭越：从良家妇女到娼妓。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从事娼妓职业的底层女性形象更多是一种表达作家们认知和想像社会现实的媒介。《月牙儿》在道德和经济层面表达了底层女性对良家妇女社会身份的渴望与追求，但在更深层面表达了这些底层女性，对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规范的僭越、对良家妇女社会身份的幻灭和对娼妓身份的确认。二、洞穿，复仇，沦落："我"的精神迷茫。女性性别意识使"我"洞穿了现实文明的社会秩序漏洞百出。"我"用以恶抗恶的方式对整个男性中心文化社会进行复仇。"我"无法看到自己未来的出路，在复仇中也在沦落。"我"的反抗与鲁迅笔下魏连殳最后的反抗具有同质性。三、当代文学中的底层娼妓想象。底层女性从事娼妓职业的现象牵涉的不仅仅是旧社会阶级压迫、旧社会制度变革的问题，更牵涉着长期、复杂的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的规范奴役以及女性意识建构等问题。这后一问题在当代一直遭到压抑，在当代文学中缺乏表现，当代文学在表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贯穿性以及现代性时思想深度上没能超越《月牙儿》。四、《月牙儿》与当下底层女性书写。90年代以来，部分底层女性的现实处境动摇着她们勤劳致富的价值观，部分底层女性视从事娼妓职业为快速致富的一条捷径。这些底层女性也有现代性特征，一方面，她们的性别意识的自觉有了一定的可能，另一方面她们多数人性别意识的模糊使其沉沦。对书写当下这些底层女性的文学创作来讲，《月牙儿》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现代性书写的新视角--女性性别视角。
韩丽艳：现代文化下的人格建构
——老舍话剧《归去来兮》中完善文化人格的阐释
北京语言大学 韩丽艳
老舍的话剧《归去来兮》在民族国家的观念下对人的本质建立了现代性的向度，完成了在现代文化下的人格建构。它不仅建构了知识分子的现代文化人格，而且也对新时代女性的文化人格进行了重塑。这两方面实际上都是对老舍所认同的完善的文化人格的阐释，同时这种文化人格的形成也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的渊源。
洪忠煌：《茶馆》到底是什么剧？
浙江传媒学院 洪忠煌
《茶馆》是历史剧吗？《茶馆》主题被主流的老舍研究专家们概括为"埋葬三个时代"，但显然没有人把此剧当作历史剧来看待。人们从感觉上都会下意识地认为《茶馆》并非表现历史题材，而是一部"反映现实"的作品。是"忆苦思甜"式的表现"歌颂性主题"的宣传剧吗？老舍在《茶馆》中没有采取《龙须沟》那样的"新旧（社会）对比"的总体结构,并非偶然,而是与两剧主题迥异相关的。与《茶馆》的创作前后互相关联的《人民代表》和《秦氏三兄弟》二剧本，提供了有关《茶馆》创作意图、主题内涵的哪些信息呢？从《人民代表》到《秦氏三兄弟》，老舍的剧本构思出现了如下变化：总体结构变了--放弃了沿用《龙须沟》那种"新旧（社会）对比"式的结构。《秦氏三兄弟》全剧四幕六场，以戊戍维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解放前夕四个历史时期作为剧情背景，确立了其后老舍写作《茶馆》的结构框架，从而把剧本主题从原来通过"新旧对比"来歌颂"新中国民主政治"，明显地转移到揭示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上来。写"解放以前"，却是以50年代的眼光回顾不足十年的往昔，仍然算得上是"现代题材"或"现实题材"；即使从整个剧情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上看，从第一幕触及"戊戍政变"这一历史事件上看，也不能看成是历史剧，因为所写的并非谭嗣同之类的历史人物，而只是处于历史事件边缘的、甚至只是以历史事件当作大背景的一些小人物的虚构故事。剧中似乎有个贯串全剧的中心人物秦伯仁，从这一点来看，此剧写的是改革者的悲剧，显然是表现反对（从清王朝到蒋政权的）专制政体这一主题；但同样明显的是，作者还费了很多笔墨去写除主人公以外的一大批小人物，刻划他们的各具特征的习性，笔力不亚于对主人公的性格塑造。作者是要通过人物群像来批判国民性，以此暗示当年改革失败的原因：有着这样的国民性在不断地延续着，也就会有历朝历代换汤不换药的专制政体的存在。《秦氏三兄弟》的戏剧结构有两个层面：以秦伯仁贯串始终的情节主线，表现改革者经历四个历史时期的悲哀；除第一幕，其后三幕写得都较一般化、概念化，形象苍白。另一层面则是情节主线以外的人物群像的世情百态刻划，其中包括老二秦仲义的自私和办实业意向，"同学"曾墨侠的随风转舵的无耻品行，尤以与情节主线无直接关联的第一幕第二场呈现的茶馆人物群像最为出色。《秦氏三兄弟》的这两个层面，体现了老舍在50年代的创作思想的矛盾："情节主线"层面沿袭着公式主义的概念图解路子，"人物群像"层面才展现了老舍固有的幽默风格和揭示社会世态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在《茶馆》的构思中，老舍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重新趋于统一，这就使他得以在"前本"人物群像这一层面上深入解剖国民性而确立了批判性主题，由此创造出全新的戏剧结构，达到了中国话剧艺术的巅峰。《秦氏三兄弟》只是作为剧情背景的过场戏的第一幕第二场，发展成为《茶馆》中最精彩的开场重头戏；"前本"中的茶馆人物群像，作为核心人物关系的象征性模式，形成了《茶馆》全剧的深层结构。在老舍的新构思中，"秦氏三兄弟"的大家庭退出去了，却浮现出中国社会结构的象征性意象"北京裕泰大茶馆"，与这一茶馆关系最深的三个人物成了贯串全剧的中心人物--一个是茶馆掌柜的王利发，代表苟且偷生、委曲求全的芸芸众生（顺民）；一个是茶馆房东秦二爷（仲义），代表梦想实业救国的本土工商业者（实干家）；一个是茶馆常客常四爷，代表洁身自好、孤军奋战的烈性人。在"茶馆世界"的情境中走完一生旅程的剧终三老人，构成了最常见的中国人的善的意象。其对立面是三个"子承父业"的形象系列--"帮凶者"系列，即老小宋恩子与吴祥子（特务）、老小二德子（打手）；"帮闲者"系列，即老小唐铁嘴（"前本"中见风使舵的曾墨侠嬗变而成）；"牟利者"系列，即老小刘麻子（人贩子）。他们构成了世代绵延的国民劣根性的恶的意象。在这一善恶对立的意象群中，剧作家对前者寄寓悲悯的情怀，对后者则揭示其为专制政体提供土壤（社会基础）的可憎本质。《茶馆》的戏剧冲突，不是表现为按二分法围绕中心事件展开矛盾斗争的线性情节结构，而是对立意象群在人物群像构成的重复情境中的持续展示：观众看到不同时代都有国民劣根性的恶的意象，造成了善良无辜的普通人陷入越益可悲的处境。《秦氏三兄弟》主题显然是表现反对专制政体的改革者的悲剧命运。《茶馆》的主题则是揭示专制政体所造成的并为其提供土壤的国民性。《茶馆》与《龙须沟》不同，与50年代老舍所写的其他作品都不同。《茶馆》不再是一部忆苦思甜的有着歌颂性主题的宣传剧，而是一部批判性的史诗剧。话剧舞台上的《茶馆》，堪与鲁迅小说《阿Q正传》媲美。老舍本人可能已意识到他因《茶馆》而不能见容于极左势力。文革开始他即横死实乃必然。日本作家井上靖在中国文革期间获悉老舍之死时撰文说："我感到老舍是抱着壶跳楼的--壶碎人亡。"
胡莎：阳光，渗透不进男权社会中的的女性世界--浅谈《阳光》
北京语言大学 胡莎
老舍的中篇小说《阳光》，与他创作的其他小说中所构建的典型"平民世界"相比，有着别具一格的独创性和感染力，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审美体验，提供了更为宽广的阐释空间。这篇小说别具匠心地将一位"新女性"作为叙述者，创造了"心灵与事实的循环运动"的叙事范式，即运用"心象交融"的象征主义手法和第一人称的心理叙述角度，以优美的诗意笔触，不仅向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受到"五四"时期男权启蒙的"新女性"的心灵历程、情感婚姻状况和命运悲剧，也让我们看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所谓的女性个体解放思潮，并没有使长期受到男权社会中封建伦理文化压迫的中国女性真正获得"人"的权利，由于缺乏甚至没有所应有的女性主体意识。她们无法以平等的姿态与男性世界对话，无法为自己争得女性的独立地位。因此，旧时代的中国女性出身无论卑贱还是富贵，心甘臣服抑或不屈抵抗，她们都因缺乏女性主体意识的阳光普照和温暖，最终难以摆脱男权社会藩篱的折磨与束缚。在《阳光》这篇小说中，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生存困境得到展示和凸显。这也是造成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重要社会原因。而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性格也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一个原因，女主人公虽然有很多浪漫而美好的想法，然而因为出生富贵而有自傲、虚荣心强的心理，面对爱情时的立场也不坚定，没有坚定不移地将理想付诸行动。在精神方面女主人公要求自由和独立，而在物质方面，女主人公又想依附于男性而不劳而获。因此，女主人公在物质生活层面和精神生活层面的不一致性。若要实现男权社会中新女性的真正独立，摆脱旧时代女性的悲剧命运，才能找寻到物质和精神、经济与道德相和谐统一的精神家园，实现自我救赎，走向幸福之路。
黄伟林：潜入民族文化深水区，探究文学多样性
——从论著辑览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问题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黄伟林
关纪新的《老舍与满族文化》在观念层面、方法论层面以及知识系统层面，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示范意义。在观念层面，他明确了民族文化存在的客观价值，理性地承认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已经处于交流与融合的文化语境之中。在方法论层面，他建构了一个"文化-文学-文化"的论述模式。全书八章的前面四章都可以归纳为社会文化环境的范畴，并细分为人文模塑、民族心理、伦理精神和地理情结四大元素，全面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外部研究"的性质，能充分而且深入地展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独特的社会文化特质。接下来艺术、语言、风格三章，以满族艺术、满族语言、满族文化调式对应老舍这个作家个案的艺术才华、语言天分和艺术风格，进入到文学"内部研究"的内里，挖掘更为隐蔽的少数民族"文化-文学"内蕴。第八章调转"文化-文学"的论述方向，确立"文学-文化"的论述方向，将文学文本作为文化文本的材料，将文学思考上升为文化思考。最后的《跋》则集中陈述作者的"多民族文学史观"。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从文化到文学、从外部到内部最后从文学到文化、从自我认识到自我超越的理论构建，既具有明显的创新性质，又符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内在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展示的意义。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需要相应的少数民族知识体系。它包括少数民族所独有的人文历史、人文风俗、人文精神，也包括少数民族所特有的土地情感、艺术传统、语言体系以及性格素养。对于上述精神价值，作者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比如，《老舍与满族文化》论述了满族的历史、八旗制度的来龙去脉、旗族生活艺术化三大问题，并厘清了这三个似乎不相关的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与作者在这个领域较为全面精深的知识积累分不开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多重学科属性需要研究者不仅对主流知识体系有游刃有余的把握，而且要能对边缘的知识体系有深潜其中的精研，进而使已有的知识体系与边缘的知识体系得以汇通，从而实现真正意义的知识创新。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而言，深入到某个民族文学的深水区，探究这个民族深厚的文学底蕴，发现这个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学价值，并不是为了满足这个民族的文学虚荣心，而是为了发现文学的多样性、发现文化的多样性，为了使当今的文学更加丰富，为了使当今的文化更加丰富。即使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仍然是人类本质的心理需要，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满足的恰恰是人类这种本质的心理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其实正是为了人的全面、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李春雨：老舍影响及当今"京味"戏剧的发展与新变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 李春雨
纵观"京味"戏剧的历史发展，五六十年代，在老舍的影响和带动下，"京味"戏剧风格初成，规模初具；"文革"的发生，"京味"文学也随之中断；及至新时期，以苏叔阳、李龙云等人为代表，明显承接了老舍"京味"话剧的传统和风格，不仅使老舍奠定的"京味"话剧得以延续和发展，而且使之达到一个新的境地；从90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具有深厚底蕴和传统的"京味"戏剧已经面临着来自外部以及自身的多方严峻挑战，然而，"京味"戏剧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也就是它所具有的机遇，事实已经表明，无论是时代社会的发展，还是以影视及网络为代表的电子传媒时代的到来，都不可能完全取代由那些"四合院"、"胡同文化"所展现的"京味"文学包括"京味"戏剧的价值和意义，在影视、网络、"现代化"、"全球化"等强劲的时代新潮面前，"京味"文学包括"京味"戏剧不仅没有走向终结，而且找到了、并且仍在继续探索着自己新的生存发展空间。首先，北京城市现代化、国际化发展进程的加速，使北京传统意义上的"城"与"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为"京味"话剧的表现内容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其二，当今语言发展的态势，特别是多种地域性语言，甚至包括外国语言对传统"京味"语言的冲击，虽然影响到所谓传统"京味"语言的"纯正"，但是，"京味"语言对上述多种语言的吸取和演变，同样显示了"京味"语言的魅力和张力。第三，传统的"京味"文学包括"京味"戏剧，它最为可贵的一点就是有一种独特的情调，这种情调是和北京传统的城市文化、人文素养密切相关的，这个特质显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展现出新的景象。
李东芳：当代京味儿文学在老舍影响下的继承和变异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进修学院 李东芳
老舍所开创并奠定的京味儿文化，是一种儒道互补的正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某种同质同构性。由于与八十年代关注中西方文化差异，寻找民族身分的文化热与寻根思潮密切关联，八十年代以来的当代京味儿文学，作为一种文化选择和集体想象物，它表达了反思现代性和寻找民族身分的双重诉求，这其间既有老舍的启蒙叙述中对京味儿文化批判姿态的继承，更有基于时代机遇的变异性建构。一方面，在老舍看来，京味儿文化所蕴含着的传统生存方式及其价值旨归，体现在"四合院"这一符号中，是一种缺乏生命活力和进步意义的静态系统文化，与之相对应的是缺乏自省和反抗精神的文化心理和奴性人格，体现了家族制度和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而在八十年代京味儿作家笔下，四合院作为京味儿文化的载体，承担了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呼唤，对人的尊严的肯定甚至人与自然的和谐，对传统的回归等等时代命题，上升为一种自然诗意、宜居、负载中华民族文化的文化模型。第二，虽然当代京味儿作家多非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然而却无一例外将北京塑造为精神故乡，其底层生活经历，打通了与老北京的经典诠释者老舍之间的距离，挖掘民间智慧，成为热烈的民性美的讴歌者，北京被道德化为一个舍生取义的人格形象。再者，对生活艺术的过分讲究在老舍看来，与懒散和惰性，软弱以及民族意识的淡漠等国民劣根性有着血肉联系，而在当代京味儿作家反思现代性的视野里，提笼架鸟却被赋予了保留传统、亲近自然的"文化化石"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老北京的风俗画面成为当代京味儿辨识的核心元素，就像京腔口语和节庆婚俗等给与读者一幅清明上河图般的老北京想象一样，八十年代的京味儿文学在老舍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老北京的市井文化提升为具有审美自足性的文化空间和审美客体。九十年代以来，大院文化的出现使得京味儿文化发生了质的改变。干部子弟居住的大院代替了胡同和四合院的居住场景，政治色彩浓厚的大院流行语代替了老北京方言，以王朔为代表的新京味儿作家的写作方式，生存状态和价值选择，审美情趣都蒙上了与北京城的现代化进程同步的焦虑和阵痛。新的城市主体是这些军队大院的子弟以及邱华栋笔下流连在酒吧和写字楼之间的城市精英。一方面，大院顽主们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和高度的社会关注姿态还具有皇城子民的优越感。同时，胡同居民正以贫嘴式的幸福方式想象性地解决生存的艰难苦况。一方面，邱华栋笔下的外省移民生活在体制之外，没有单位的约束，没有固定居所，没有固定的社群或组织的没有历史的人，不择手段将自己打造为都市新贵，他们仅仅凭借财富和消费确认自己的城市新贵地位。另一方面，叶广芩笔下昔日的皇亲国戚重新浮出历史地表，以雍容大度和儒雅超脱的贵族气派诠释出京味儿文化的宫廷元素所具有的优越性，强化了北京城之于民族国家建构的权威身份，京味儿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再次叠合在一起，彰显其东方性品格。
李冬梅： 在时代的现实堤岸上坚守——试论老舍的平民情结
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李冬梅
20世纪开始，有关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思考，无法回避传统与现代的维度，而在此两极，延伸着更多文化性格：激进与保守，深刻与时尚，叛逆与皈依，政治至上或自由主义……但是，老舍留给我们的形象，和这些词保持了距离。老舍留给我们的是最朴素的东西。在他的创作初期，可以看到五四启蒙思潮的影响；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自觉参加了抗日救亡的活动；在50年代，他没有摆脱时代文本的固定模式。但是在各个时代，他都有优秀的足以传世的作品问世，原因恰恰不在他的"变化"与"发展"，而在于他的固守与坚持。从始至终，老舍的创作中贯穿着一种朴素的平民情结。"合着这位老舍他净写卖力气的、耍手艺的、做小买卖的。苦哈哈、穷命人？""那没错！""那他是个好人！""没错！"汪曾祺在《八月骄阳》中借人物之口，揭示了老舍的艺术追求--平民化。在这里，平民化是一种艺术风格，是一种写作姿态，更准确地讲，是一种艺术道德，是一种爱的投入。"祥子，拉车的谁不知道！他和虎妞结婚，我还随了份子。"--《八月骄阳》中，老舍的读者已经忘了艺术与现实、梦与生活的界限。同样，王利发、程疯子也是我们之中的"这一个"。此所谓不隔。一个作家只要关注某个社会群体就会获得这个群体的普遍认可吗？未必。1930年代到1970年代，工农兵走上艺术舞台，逐渐成为主角，最后成为唯一的英雄。但是这些艺术形象，他们是我们应该成为的人--大写的"人"，或者是我们不该成为的人--小写的"人"，唯独不是我们的兄弟、邻居，或者是我们自己。我们和他们之间，隔着批判的教化的阶级的政治的河堤，他们在一个时代的艺术运河中被观摩，我们在一个时代的现实堤岸上被遗忘。此所谓"隔"。老舍显然摆脱了这种尴尬，他的人物，不是政治符号，甚至让人感觉不是艺术创造，而就是我们自己。不隔，艺术的至高境界。老舍达到了这种境界，而这种境界，非有灵魂的同情、爱的投入、血液的主动溶合，仅仅靠艺术手笔和政治倾向是无法达到的。传统儒生的普世情怀，五四的人道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都为社会下层的民众赋予了道德的同情。但是在老舍身上，这种平民情怀摆脱了意识形态的隔阂以及理论的生硬，获得朴素的体现方式。他关心民生疾苦，但没有为民立命的骄傲；他有人道主义的同情，但是把自己自觉地看成其中的一员；他和他们有着血缘般的亲切，但又没有阶级血统论的粗暴。这本身揭示了一种真理：即知识分子和大众、文化精神和世俗社会取得联系的方式应该更加人性化，更加单纯化，更加亲切化，而不该赋予更多的条件与律令。这对于文化建设，国民教育，政治改革是个朴素的启示。
李刚：建国后意识形态对老舍文化心态的规约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刚
从美国回到新中国的老舍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期。文学方面，老舍在戏剧、诗歌、相声、鼓词、文学理论领域都有着活跃的身影；在文学领域之外，老舍也是"百花齐放"，积极地从事各种社会政治活动。老舍由职业作家转变为了多面手，由热衷于小说创作到几乎不从事任何小说创作。在这个反差巨大的转变中，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自然是不可抗拒的成分，而老舍本身文化心态产生的变化，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节试图从建国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通过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对自己新的政治身份意识的认同、因情绪化而导致的对"人民性"的混淆以及文化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