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不知道“北京琴书”这个名称,你也很可能听过它的旋律。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中,那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后的配乐,电影《有话好好说》中大段大段京腔京韵的插曲,都是“北京琴书”。

　　7月4日,琴书泰斗关学曾在急诊病房度过了84岁生日。7月17日,他住进北京友谊医院特护病房,病情时好时坏。陪伴他的,是一只小录音机,磁带上都是关老自己演唱的曲目。9月的一天,他的儿子关少曾到医院探视,护士递给他一只装着几十节废电池的塑料袋:“病人只要清醒,就一定要听北京琴书。电池用完了,你再买些来吧。”

　　关少曾把几十节新电池送到医院,但关老已经不能再听他最爱的北京琴书了。

　　2006年9月28日,刚刚荣获了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的关学曾在北京辞世。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谁、没惹谁,总想要点强”

　　如今的年轻人,听到完整的北京琴书,恐怕大都源自电影《有话好好说》:李保田拎着一个摔烂了的电脑匆匆走过,银幕上传来关学曾清亮透彻略带嬉谑的唱腔:“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谁、没惹谁,总想要点强……”关少曾说,这两句唱词,几乎就是关老一生的真实写照。

　　关学曾,满族,1922年8月1日生于北京,其祖父时家已败落,“过年都吃不上一顿饺子”。为了谋生,关学曾卖过“门神”,也卖过臭豆腐,但最终还是迷上了“五音大鼓”。他13岁学艺,14岁上台演出,赶庙会、站地摊儿、上电台,无所不干。老艺人们管在天桥演唱叫作“平地抠饼”,意思是就凭着艺人的两片嘴,凭着演唱的功夫,挣出一口饭来,“抠”出什么吃什么。在艰苦的磨练中,关学曾书艺渐进,形成了“说似唱,唱似说”自然质朴的风格,很快拥有了一批老听众。20多岁时,听众给他送去一块匾,上书“琴书泰斗”。

　　关学曾天生是唱琴书的料。自从干上这一行,他就没离开过鼓和扬琴。有人统计过,从艺几十年来,他演唱过1000多个段子,其中的220多段是他自己编写的。他精心钻研,把单调的“五音大鼓”、“单琴大鼓”不断发展、丰富。日子久了,他见到全国各地琴书多得数不胜数,各地的琴书都有地方特色。既然自己唱的是京腔京韵,纯粹的“北京特产”,何不就叫“北京琴书”呢?于是,在北京前门箭楼的一次演出中,关学曾正式打出了“北京琴书”的名目。40多年后,他在书中这样写到:“我觉得路是走对了。没有当初的改名,就没有今天的发展。”“拿现在的‘北京琴书’唱段跟当年我师傅教我的对比,那就没法比了。”

　　关学曾与老舍先生是朋友。一次,老舍看了演出,给曲艺团提了意见:“别把什么曲种都掺合到一块堆儿,搞杂八凑儿的戏。就用曲艺唱,剧种就叫曲艺剧。”后来,“曲艺剧”定名“北京曲剧”,关学曾参演了最早的几出剧:《柳树井》、《光明大道》、《罗汉钱》等。改革开放以后,《茶馆》、《龙须沟》等名剧也搬上了曲剧舞台。

　　关学曾为人谦和,但在艺术上一丝不苟。不论演出条件多么艰苦,他从不挑剔,打鼓就唱。战场上、工地中、田野间,都有他乐观爽朗的歌声。他在北京曲艺团干了40年,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走到哪儿,写到哪儿,唱到哪儿。上了岁数,加上“文革”中的折腾,他身体不好,兜里装着一摞医生开的假条,依旧在台上谈笑风生。老伴劝他休息,他说:“我这时间可丢了不少哇!”退休后,他仍然坚持创作、演出,只要有观众爱听,他就不计报酬、不论条件,一定唱得观众满意。老舍茶馆刚开张,他张罗着曲艺界的老朋友去演出:“我们在这儿唱,在这儿演,那就是让民族文化占领舞台,为弘扬民族文化作了点实事,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在关老的书案前,有一个塑料封面的旧笔记本,关老用工整的钢笔字记录着从艺之路。“我原来叫关士清,在后台,有个李先生说,这个名儿不好,我给你改一改,叫关学曾吧……”几十页的字迹,只记录了关老年轻时生活的几个片断,显然还没有写完。“我父亲只上过两年私塾”,关少曾说,“这些都是他用心写的,他自己悄悄地写,我们都不知道”。

“你们现在是文艺工作者了,是党的宣传员”

　　关学曾第一次感到扬眉吐气是在北京(那时叫北平)解放那一年。当年,他走进中南海,给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演出。在北京市文化局召开的会议上,政府代表的讲话让关学曾记了一辈子:“以后,再没人说你们是臭唱大鼓的了。你们现在是文艺工作者了,是党的宣传员,你们要为人民和国家服务。”

　　从此,关学曾满腔热情地当起了“党的宣传员”。他编新词,歌颂新中国,歌颂党和劳动人民。1950年,他报名参加第一批“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在朝鲜战场上为志愿军演出。此行,他的好友、相声演员常宝堃牺牲在美军炮火下。1952年,他再度报名赴朝演出。在战场上,他编写演唱了许多新段子,受到志愿军官兵的热烈欢迎。回国后,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慰问团成员。周总理还特意对关学曾说:“前年在中南海,我听过你的《兰桥会》,不错。这次在朝鲜,你还自编自演了志愿军的节目,这很好嘛。”关学曾答道:“周总理,我还要继续写的!”

　　“我要是在家发个牢骚,我爸准‘呲儿’我。”关少曾说。几十年来,关学曾对党和新中国的感情真挚、质朴,从未更改。他的演艺之路,几乎是一部新中国发展史。继赴朝慰问演出后,他又参加了进藏慰问筑路部队演出、赴蒙古国慰问建筑工人演出、赴大庆慰问石油工人演出、赴唐山地震灾区慰问演出等重大演出活动。为了配合时势宣传,他编写、演出了《伟大的战士——雷锋》、《不朽的向秀丽》、《时传祥》、《生男生女不一样》等富有时代气息的段子。1976年,他演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间》,在伴奏中加上了《国际歌》的曲调,真切地表现出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感情。在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官兵们请求他演唱这个曲目。曲罢鼓停,战士们齐声高呼:“誓死保卫祖国,让党中央放心!”关学曾说:“什么叫艺术为政治服务?这就是艺术为政治服务。”

　　1988年,关学曾被选为北京市曲艺家协会主席。此后10年,他多方联络,积极奔走,组织文艺“三下乡”、曲艺“进校园”等活动,为繁荣发展曲艺事业尽心尽力。在北大、清华,他的演出引起了大学生们极大的热情。一些外宾到了北京,也指名要听他唱的北京琴书。1994年,国务院向关学曾颁发了“有特殊贡献专家津贴”。

“您只要愿意学,我就有义务教”

　　曲艺界名师收徒,一般是件很隆重的事情,学生往往要“摆”几桌。但关学曾却不太重视这些:“我没那习惯,省下钱,干什么不好?”

　　北京曲艺团演员王树才是关学曾的得意弟子。王树才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关老师的情景。

　　那是一个周末,从河北省三河县辗转赶来的王树才敲开了关学曾家的门。

　　屋里已经有许多人,琴、鼓俱备,正唱得热火。

　　“您找谁?”关学曾问。

　　“我就找您呀。关老师,我打算跟您学北京琴书。”

　　“坐,坐!”关学曾热情地招呼王树才落座,琴声又起。

　　从此,王树才成了关学曾的徒弟。

　　“我父亲退休后,每个周末在家教人唱北京琴书,分文不取,中午还招待大家伙每人一碗炸酱面。”关少曾说。

　　那个时候,关家一到周末,至少要买10斤切面。

　　关学曾规定,弟子们艺名的顺序是十个字:学、民、众、文、化、颂、先、进、公、仆。意思是让弟子们牢记北京琴书的使命,歌颂先进文化,为党和人民服务。在他的弟子中,有的今天已小有名气,但更多的是业余爱好者。

　　虽然关学曾不重视拜师收徒的仪式,但他对弟子们要求非常严格。王树才说,师傅教起唱来一个字都不放过,有时候徒弟唱一句,甚至只唱了两三个字,关学曾就叫“停”,不“抠”明白决不放过。关学曾说,跟我学的人,开始的时候,一招一式,一腔一调,一个拐弯,都必须照我的学,全得学会了,学像了。最后你自己演出了,看哪儿不合适,自己再改。不能一张嘴,就是关学曾。一旦徒弟们有了成绩,关学曾兴奋之极。他几次对人说:“收王树才,这是我心里最痛快的事!”

　　其实,想学北京琴书,或者想从中得到教益的人,绝不止这些徒弟们。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正，歌唱演员臧天朔、尹相杰等人都曾登门拜访,向关老学习吐字归音或演唱技巧。演员傅彪曾恭敬地问关学曾:“关老爷子,我也想学北京琴书,当您的徒弟成吗?”张艺谋听了关学曾的演唱后大加赞赏:“关老的琴书为我的电影添了不少彩儿!”

　　这些年,北京琴书和不少曲艺形式一样,不像原来那么“火”了。为此,关学曾更加注重对青少年的培养。他说:“您只要愿意学,我就有义务教。”他在担任北京市第六届人大代表时就写了提案,希望加强曲艺人才培养。在他家开办的“周末培训班”更是十几年如一日。关老病重住院后,弟子们多次前来看望。王树才表示,作为北京琴书为数不多的继承人,一定要把琴书技艺传承下来。北京市曲协秘书长贾德丰说:“琴书是北京的绝活绝艺,是一门既朴素又有味道的艺术。关学曾之于琴书是前无古人。他走以后,琴书的发展是我们要面临的一个课题。”

“孙女还教我学电脑呐”

　　北京琴书是传统艺术,可关学曾绝不守旧。他上影视、出书、出光盘,穿上西服唱琴书。与人谈起家里的乐事,他总不忘夸夸他的孙女:“孙女还教我学电脑呐!”

　　改革开放以来,生活节奏加快,一段书听上40多分钟的观众少了。于是,关学曾加强了对小段的研究,提出“5分钟艺术”的概念。他创作的不少小段为观众津津乐道,作品《长寿村》还入选了中学课本。相声演员李金斗说:“关老是曲艺界最与时俱进的人。”

　　没事的时候,关学曾喜爱看电视里的体育节目,最爱看的是乒乓球,对张怡宁、王楠这班女将非常熟悉。足球世界杯期间,他也要看上两眼,什么小罗、小小罗,他都能说个一二三。有时候,他还爱打打电子游戏。

　　关学曾的床头,摆放着他夫人赵秀芳的照片。夫人去世16年,这张照片也摆了16年。

　　“每年母亲去世的纪念日,父亲都带着我们全家办个纪念仪式。”关少曾说。

　　赵秀芳也是关学曾的“书迷”,后来,还学会了扬琴,为关学曾伴奏。上世纪60年代,赵秀芳随北京曲艺团下乡劳动,摔伤了腰。她与关学曾商量:“不能上曲艺团工作了,还拿人家工资,这样合理吗?干脆,我回家得了。”于是,赵秀芳退了职,一心一意在家照顾关学曾。

　　关学曾容不得自己的孩子“没规矩”。他的独子关少曾很有表演天赋,但关学曾不让他唱琴书:“嗓子不行!”关少曾至今清楚地记得,小时候,他把家里一小篮花生吃光了,父亲回来后很生气:“吃没关系,你怎么不说一声呀?”那晚,关少曾被父亲罚,顶着篮子跪搓板。

　　这是个亲情融融的家,也是个规规矩矩的家,就像关老唱了一辈子的北京琴书,平和婉转却不失抑扬顿挫。关少曾已记不清有多少次,父亲写出了新段子,兴致勃勃地把全家叫到一起:“来,我给你们唱一段,你们提提意见!”

　　几天来,已有不少人赶来悼念关学曾先生。有人在关老遗像前鞠上几个躬就走了。几十年来,关老的书迷不知有多少。现在,关老走了,他的北京琴书却依然在听众的心头萦绕:

　　“谁都爱听长命百岁这句吉祥话,

　　据说那长寿村里百岁的不算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