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望云简介
赵望云（1906―1977）河北省束鹿县人。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美协首任主席，陕西省人大代表，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等职。赵望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积极提倡新国画运动，以大量表现劳动民众生活的农村写生和国画创作，开创了一条中国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道路。被称为“苍头特起”之艺术前锋，中国画革新的闯将，二十世纪中国画坛大众化思潮的先驱者。
抗日战争期间，他创办《抗战画刊》，积极抗日。1942年定居西安，以西北自然风光及多民族人文风情为本进行艺术创作，形成了雄浑博大，自然质朴的艺术风格。同时他还组建画会，创办刊物，开设美术社，组织画展，成为当时西北画坛的核心人物。并培养了享誉当今画坛的黄胄、方济众、徐庶之等著名国画大家，以生动、新鲜、活泼的艺术风格，表现中国西部风土人情和山川气势，形成了当代中国画坛的一支劲旅。
赵望云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文化建设事业中，指导完成了西北诸多文物发掘，文化遗址保护等极有远见的工作。被文物界尊称为“西北文物事业的奠基人”。这期间，他的艺术创作更为蓬勃旺盛，足迹踏遍三秦大地，河西走廊和祁连山域，被誉为“长安画派”的奠基者和创始人。赵望云晚年的艺术创作达到了更高的境界，画作意境新奇，意味隽永，形的松散化与神的内敛化，空灵洞明的气态以及诗化、音乐化的表现都被认为是从心所欲，臻于炉火纯青的艺术化境。由于赵望云以农村写生为代表的前期作品，以开创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新风气的先驱作用及后期对于长安画派的奠基性和开创性的贡献，确立了他在近现代中国画发展史中开宗立派的地位。
有一种信念，让人感动；有一种精神，让人难以释怀；有一颗至善至美崇高的心灵，让这个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家父赵望云的艺术人生
赵桂秋 赵桂敏 赵振霄 赵振川
赵季平 赵振武 赵振陆 赵保平
今年是父亲赵望云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掐指算来已快30年了，在父亲离开世界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若地下有知，他一定会惊讶世事怎么与当年如此不同，世界竟变得这么美好。
父亲生活的年代，充满了痛苦、抗争、追求、迷惘，正直、爱国、奋进、创造。太多的苦难和经历，甚至灾难性的摧残，往往会造就伟大人物的高尚的人格，崇高的精神境界和至善至美的心灵。
“一个顶爱国的画家”
这句话是伟大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在1939年，抗日战争激战正酣的时候，在他的日记里对父亲的至诚至真的赞语。20世纪30年代，神州大地，满目疮痍，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1933年父亲做《大公报》特约记者时在长城内外写生，曾与遭遇侵略军，日本鬼子凶暴地抢走父亲的画稿。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父亲选择了顽强的战斗。冯玉祥将军策划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父亲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冯将军出资，办起《抗战画刊》。父亲招请了一批从上海、北京流亡到武汉的画家组成编辑部，父亲自任主编。战争年代诸多困难，尤其是主战场战局恶化，节节败退，编辑部从武汉转到长沙，又从长沙迁到桂林，再从桂林到重庆。他们凭着一颗赤子之心，夜以继日的工作，白天采访、组稿、跑印刷，夜里赶制漫画、宣传画、连环画。许多爱国作家、画家都极力的支持他们的画刊，踊跃投稿，从保存的刊物上能看到一连串闪光的名字：老舍、老向、何容、吴组湘、李可染、黄苗子、叶浅予、张仃、丁聪、高龙生、汪子美……转战西南过程中，有的地方没有印刷设备，他们想方设法，宁可使用最原始的木版印刷方法，也不使刊物中断发行。父亲回忆中说：在随军旅行中看到沿途各城镇的壁报画，十之八九是采摹于抗战画刊的作品，感到极为快慰！
《抗战画刊》的四年是父亲爱国主义情怀的激情展现，是一个画家投身救亡运动的勇敢实践。实际上，从父亲投身画坛的第一天起，他就把自己的艺术同拯救国家，唤醒民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32年，天津《大公报》开辟了“赵望云农村旅行写生”专栏，报纸每天刊载父亲在河北农村的写生画，在读者中引发强烈的共鸣，父亲把农村经济破产，农民逃荒，哀鸿遍野等一些中国北方农村破产的悲惨景象通过自己手中的笔生动真实地展现在国人面前。为什么农村旅行写生在当年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一个原因是绘画比摄影更能突出事物最尖锐的焦点，作者可以有目的的、积极地刻画艺术形象，而更重要的是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从而强烈的感染读者。父亲画农村的时候不是以一个旁观者无动于衷地去画，而是画自己熟悉的生活，画自己热爱的民众，他对生活的把握、理解和创造是带着激情和满腔的热血一挥而蹴。读者与其说是被图画所感染，不如说是被画家充溢在画面里对生活的浓浓深情所打动。父亲在《大公报》结集出版的《赵望云农村写生集》的序言中，有一段深情的自白：“我是乡间人，画自己身历其境的景物，在我感到是一种生活上的责任。此后我要以这种神圣的责任，作为终生生命之寄托。”实际上，父亲的一生，无论遇到多少艰难坎坷，他都不曾背离在青年时代所确立的艺术方向和坚定的信念。
一个成功的美术教育家
整个20世纪30年代，父亲都在四处奔波，居无定处，直至40年代初，父亲把家安在了西安，把创作基地放在了大西北，把目光聚焦在这片神奇的土地。生活稍微安定，一些美术爱好者就纷至沓来，在这些来访者中，一些贫穷的、有艺术天分的青少年特别引起父亲的关注，这些青年热爱美术，但动乱的年代、贫穷的身世，使得他们无法进入美术学校深造，父亲深深理解他们，由衷地同情他们，并毫不犹豫，张开双臂，将这些苦孩子揽入自己的怀抱。
多年来，有很多有志青年曾或长或短受教于父亲，但有几位因为曾在我家居住，与我们一直以兄弟、兄妹相称，给我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黄胄哥1943年成为父亲的第一位入室弟子，那时他才16岁。他思维敏捷，热情活泼，很得父亲宠爱。黄胄哥一个人住一间房子，他画画的特点是用笔豪放，满屋子的墙壁、天花板被他搞的到处都是黑墨点，他不叠被子，被单也被他弄得五颜六色，衣服脏了就往床底下一塞了之。母亲对此颇有微词，在父亲面前唠叨。父亲劝解说，他整天只顾画画，那能注意那么多，以后重新粉刷一下就行了。加之，黄胄哥特别调皮，有时会出洋相，耍笑人，对此，父亲从不干涉指责，反而用欣赏的眼光跟着大家哈哈大笑。
济众哥是1946年来我家的，他非常想上大学，特别是美术专科学校，他希望父亲能帮助他报考北平艺专或杭州艺专，但被父亲用斩钉截铁的话语拒绝了。父亲以自己的理念替济众哥设计他的未来：从生活中找出路！尽管济众哥对在生活中找出路的说法将信将疑，似懂非懂，但上洋学堂的道路显然走不通，在他犹豫徘徊时，父亲给济众介绍了一个中学美术教师的职务，创造条件，坚定了他走向生活的绘画人生。济众哥说：1946年以后，我住到了赵先生的家里，从此我成了这个和睦家庭的一员。他还回忆到：这个家在物价飞涨的西安古城来说，光靠望云老师举办画展维持生活，的确是个很大的难题……从我到他家一年多来，几乎没有看见他一天停笔不画，即使朋友来了，他也是边画画边聊天，我越来越感到自己是给老师增添了一份额外的负担，但我却从来没有感到他有任何另眼看待我的地方。济众哥动情地感慨：为什么这些天南海北、无亲无故的青年人，一来到老师身边，似乎比回到自己家里还要感到亲切！
庶之哥跟随父亲是1947年，他是个热情忠诚的青年，1949年春节刚过，父亲携黄胄从新疆回西安不久，就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担当《雍画杂志》编辑的黄胄也在通缉之列，父亲被特务抓走，家中只剩下惊恐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们，这时庶之哥挺身而出，四处奔走，打听父亲的下落，竭尽全力，营救父亲。父亲出狱后没有几天，解放军就解放了西安。本来庶之哥在1948年下半年曾跟随父亲和黄胄赴西北旅行写生，已经走到兰州，没想到，此时母亲来信说家中有事，忠厚的庶之哥很遗憾地放弃了追随老师外出画画的机会，返回了西安。在绘画事业上要有所成就的理想时刻激励着他，解放之后，继黄胄，他也西去新疆，在那里一干就是30多年，从而在中国画画坛上也开创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父亲带学生，成材率特别高。父亲的弟子各自都能有所成就，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踏上了一条正确的艺术道路。徐庶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我所学到的不仅是他的绘画技艺，实际上，赵先生所有的艺术思想、修养以及他的为人、德行、气质都深深地震撼和影响着我。正确的艺术方向，卓越的个人艺术禀赋，使他们在画坛发出别样的光芒。
一位自豪的父亲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在河北老家生有两个姐姐、一个儿子振霄，定居西安后又生育了五个男孩。父亲的前半生忙于事业，奔走在天南海北，很少有机会在家管教孩子。记忆里更多的还是母亲为我们的穿衣、吃饭、上学日夜操劳的身影，我们小的时候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做成的，由于孩子多，大孩子的衣服穿不成就留给小的穿，箱子里的衣服一般不能说是谁的，而是谁能穿就是谁的。普通家庭的模式是“严父慈母”，在我们家倒可以反过来，在儿女们眼里父亲只是一个善良慈祥的长者。但是在关键问题，关键时刻，父亲总是我们兄弟的掌舵人。
振霄是长子，从小调皮捣蛋，伶俐好动，刚到西安时，学校已开学，做插班生赶不上了，他整天闲不住，到处乱跑，惹人心烦。父亲与樊粹庭伯伯商量后决定把振霄送到狮吼剧团学河南豫剧。狮吼剧团是父亲的好友樊粹庭一手创办的，是一个带有慈善性质的儿童剧团，小团员多是河南难民的子女。樊伯伯教他们学文化，亲自编戏，亲自导演，用演出收入供应大家的生活。可想而知，这里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父亲的这个决定遭到心疼儿子的母亲的反对，振霄害怕受管束，也很不情愿，从家里溜出去。父亲坚持他的主张：虽然入剧团苦一些，管教严一些，这对孩子只会有好处。母亲被说服了，黄胄哥把振霄找回来，哄着把他送到剧团，交给樊伯伯。振霄进入剧团学员班，按父亲的要求和其他小学员一样，丝毫得不到任何照顾。吃、住、练都按普通学员对待，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很快得到樊伯伯和教练的喜爱。樊伯伯安排他上台出演，振霄在戏台上出怪相，做鬼脸，把观众逗得乐不可支，父亲认定振霄是个搞艺术的材料。1951年振霄进入西北艺术专科学校，1956年转中央音乐学院专家班，由苏联专家教授大提琴演奏。1957年振霄回家给父亲汇报，拉的都是洋曲目，随想曲、狂想曲，大家听不懂。父亲谆谆告诫振霄，要努力创作一些民族的大提琴曲目，要从民族戏曲里吸取营养。1962年振霄参加全国独唱独奏音乐会，作了大提琴独奏观摩演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演员合影留念，人民日报对突出演员做了专题报道，也包括振霄，父亲非常高兴，又提醒他：还不够，要再下工夫，民族器乐曲要赶快搞！父亲为振霄指明了今后长期努力的方向。振霄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后来编曲并演奏了“江河水”、“秦腔曲牌随想曲”等深受好评的民族大提琴曲，成为一代著名大提琴演奏家。
季平从小爱好音乐，小小年纪就组织机关院子里的小朋友模拟交响乐队，梦想将来做一位音乐家。在音乐学院时就才华展现，学生时代就创作了不少音乐作品。毕业分配正值文革动乱时期。他喜欢交响乐，歌剧，觉得最理想的单位是乐团、歌舞团，但对分配结果却深感失望——是陕西戏曲研究院。季平去找父亲：此时父亲正下放到陕西泾阳的农村，季平赶到棉花地的田头，找到正在摘棉花的父亲，告诉父亲自己分配到戏曲研究院。父亲安慰儿子，连说：好哇，好哇！分到戏曲研究院是好事，父亲告诉季平：我们陕西地方剧种多，民歌资源丰富，吃透了它们，你所学的西洋那一套才派得上用场。季平听父亲的话，在戏曲研究院一干就是21年，在这里他潜心钻研民族音乐和民间戏曲。季平以后的创作实践确实证明了这一点，只有扎根于民族沃土，才可能在世界音乐舞台上站得起，立得住。如今，已成为响誉海内外音乐大师。
谁来继承自己的事业，在一般人看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父亲从来没有正面对我们谈过此类话题。振川从小虽然喜欢看父亲画画，可是自己并没有准备学画。一次偶然的机会，振川高一放寒假，正赶上父亲在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振川随母亲去北京看望父亲，一天，大雪初霁，父亲带振川来到颐和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脚下踩着松软的白雪，眼前一片雪后美景。父亲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递给振川说，坐下休息一会，又指着前面山坡的松树林，要振川试着画一张速写。振川平心静气地看着画着，一幅压满白雪的青松出现在画面上，父亲看后连声说不错，不错，第一次能画成这样，可以得“甲”。振川也没想到自己能画画，于是从此他也拿起了画笔，开始跟随父亲学习。颐和园的一张速写成了振川艺术道路的第一步。
1964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求各单位领导动员自己的子女带头响应号召。这时，振川正在陕西美协的学员班学习国画，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问题。振川身体较弱，农村的劳动生活能否吃得消？母亲、振川都很犹豫，但是父亲的态度坚决：去，可以深入生活，为今后的事业打基础。去，身体差，正需要劳动的锻炼，长期在书斋里是不会有出息的。父亲仍然以自己的经历来设计儿子的人生。振川被父亲说服了，背着行李，带着画具下到陇县山区。在农村一呆就是8年。和振霄比起来，振川多了一些坎坷和煎熬，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使他一度产生怀疑，甚至丧失信心，他曾在心里抱怨父亲，不该让自己来到这个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的穷山沟。但是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当他在艺术创作中取得让人注目的成绩时，回眸自己的人生，振川醒悟了，八年艰苦的上山下乡，自己得远大于失。他把自己的这八年称为在“生活中腌泡菜”，这八年艰苦的农村生活，使振川熟悉了陇东山区的一草一木，让振川熟识了山村的汉子、婆姨，有了这踏踏实实的生活基础，他在画画时，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在振川国画事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的时候，他要感谢的第一个人就是自己的父亲，但是这时父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一个铁骨铮铮的人民艺术家
父亲一生非常不容易，经历了很多磨难。13岁父亲去世，18岁母亲病逝；14岁因家境衰落，被迫到皮货店当学徒；19岁只身到北京求学，在颠沛困顿之中发奋学习；为农村写生，他背着简单的行囊，或步行，或坐骡马大车，奔走于乡村小道。年轻时的种种困苦，被父亲化作更为强烈的进取心，化为一往无前、永不言败的坚强毅力。父亲一生曾遭遇过三次大的灾难。
1949年，国民党腐败政权摇摇欲坠，他们在灭亡之前用更加凶残的手段对待追求进步的文化人。一个寒冷的黑夜，几个头戴礼帽，腰挎手枪的特务闯进我家，气势汹汹的要我父亲跟他们走一趟，父亲一出门立即被特务用黑布蒙住双眼，架上囚车不知拉往何处。父亲被抓，母亲心乱如麻，立即动员所有的朋友四处打听。原来父亲在一所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秘密监狱，父亲的罪名是通共，因为胡宗南进攻延安后发现中共中央接待处大厅悬挂了父亲的画，他们要父亲交代同共产党的关系，共产党为什么挂你的画，本人是否去过延安，特务们无法从父亲嘴里得到满意的答案，就给父亲动用刑罚，上老虎凳，父亲在老虎凳上昏死过去，生死关头，父亲始终没有牵连任何自己认识的革命人士。从特务机关内部传出消息，赵望云在审讯时大义凛然地说，共产党挂我的画是对我的事业的尊重，招待我是对我人格的尊重，可是你们用逮捕、关押来代替尊重，我没什么可说的。这以后就一句话都不说了。
父亲最终没有遭到杀害的厄运，当时形势险峻，父亲的难友一批批被处决，摄于父亲在社会上影响较大，关键是当时正在与中共谈判的张治中先生亲自过问，陶峙岳出面担保，父亲坐牢76天后被保释出狱。父亲获救后七天，西安解放，父亲和古城同时获得新生。
父亲自己对这次人生灾难一直淡然处之，从未在儿女面前描述或渲染当时的境遇。虽然是一次生死攸关的经历，但是父亲只把它当作人生的一次有惊无险的小插曲。
真正让父亲的心遭受创痛的是1957年，那时，我们家孩子们已经成年或已经懂事。关于这次父亲获罪的莫须有的罪名就不多赘述。以父亲这样的人，说他反党，除去被极左思想搞得昏头或别有用心之外，没人相信。老舍先生与朋友说：我们一直在一起，蒋介石拉我们去作官，我们都没去，坚决走抗战道路，一直很进步，赵望云怎么能划右派。
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顾当年，父亲委屈、伤心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父亲的痛心是因为他无法接受突如其来的变故。解放后，父亲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中，他全力以赴、废寝忘食，甚至放下手中的画笔，中断美术创作。士为知己者死，旧社会，他不满当时的腐败，倾心于共产党，衷心相信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新中国建立后，党信任他，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他，建国最初几年，父亲和党内同事经历了非常愉快的合作。陕西省委有心保护他，可是面对全国的政治气候，面对美协接二连三递上来的要求定为极右分子，撤消一切职务的处理报告，也无能为力。只作出一个比较缓和的处理决定：定为右派，不以右派处理。这样的结论，让父亲对上级党组织心存感激。但在实际生活里，我们全家可就要面对残酷的现实了，我们子女每个人的档案中都塞入父亲的右派材料，振霄专家班毕业，本应继续送往苏联深造，但就此被打住，振川考高中不被录取，季平考音乐学院附中也不被录取。这一连串的迫害对人心灵的创伤是剧烈而持久的。一向很有尊严，倍受尊重的父亲，不得不在同事、朋友、儿女亲人面前屈辱地接受批判、监督、劳动改造，不得不面对一些人幸灾乐祸的嘴脸。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惩罚绝对超过父亲曾经遭受过的老虎凳酷刑，老虎凳只能伤及皮肉，而此时的迫害是在人的心上动刀，让你的灵魂萎缩，让你的心灵流血！
父亲年轻时极富活力，认识他的人回忆赵望云时有相同的描述：高高的个子，长脸盘，热情，开朗，对朋友讲义气，拉一手好京胡，京戏小生唱得好地道。张大千就非常喜欢我父亲，说父亲：唇若丹朱，貌若关羽。但是57年的政治迫害使他明显变老了。接踵而来的十年浩劫更无情地摧残父亲的生命。
相对于57年，虽然66年的动乱来势凶猛，但灾难不是个人的，眼看大批党政领导，大批文艺界同人惨遭厄运，父亲对于自己受批斗也并不太过较真。一般情况，父亲的认罪书、悔过书之类均由儿女代笔，父亲在外无论遭受任何粗暴对待，总可以在自己的家门口见到满怀关切目光等候着父亲的儿女们，总可以在自己的妻儿中间享受浓浓亲情。多年来，别人越是批判或贬低父亲，我们越是尊重和爱戴父亲。我们最了解父亲多么热爱祖国和人民，我们确信父亲是一个正直、善良、高尚的人。无论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下，赵望云的儿女们都和父亲在一起。
但是文革里最可怕的事莫过于无视人的生命权。极端暴烈的无政府状态下，个别没有人性的流氓，以造反的名义践踏人类的所有尊严。在文革中最让我们忧心的是父亲的健康，父亲生性豁达、大度、乐观，他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善于遗忘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善于谅解曾经说过自己坏话或整过自己的人。再大的事，父亲可以倒头就睡。这样一个人，应该具备长寿条件的。可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却无法躲过暴徒疯狂的大棍。
一天，当时很疯狂的造反组织“红大刀”的几个恶棍闯进我家，将父亲带走，他们无中生有，硬说父亲给另一派通风报信，并且使用武力逼供，一个恶棍抄起木棒朝父亲那白发皑皑的头颅砸去，顿时鲜血迸流，父亲昏到在地。见到父亲被打成这样，我们心如刀割，七弟眼含泪水，要去找他们拼命，被大家使劲拉住。那天，我们看到父亲眼睛发出从未有过的愤怒的火光。第二天，父亲半身瘫痪，躺倒在病床上。
在那个癫狂的年代，我们无暇顾及所有其他的事，“活着”，我们全力以赴，让父亲能活着度过劫难。记得给父亲去看病，只能用架子车拉，还不能忘记带黑帮牌子。那是个多么可怕的年代啊！
父亲生命力的顽强是我们始料未及的，父亲迅速恢复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更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大病之后，在我们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在户外散步时，父亲兴致勃勃地向往着，病好之后再去关中平原，看看那里春天怒放的杏花，再去陕南，看看汉江之滨清风中摇曳的竹林和芭蕉。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在极简陋的条件下，只要精神许可，总会拿起画笔，残疾的右半身并没有影响他画画，他的右手只要拿起毛笔，就那么自如。他在病榻旁的小画桌前，凝神运笔，沉浸在艺术想象的天空。
至今，我们依然记得，我们敬爱的父亲，在他即将告别人世时，对我们发出的最后的呼喊。那是在他已经病危，准备离家去医院之际，当我们搀扶他从床上起来，父亲突然挣脱并厉声说：“拿纸来，我要画画，我要画大画！”几十年来，每每忆及此情此景，我们总不禁为之动容，父亲最后的呐喊让世人明白，赵望云一生从来都是一个画家，一个纯粹的画家，一个矢志不逾追求艺术真善美的人民艺术家。我们为父亲感动，为父亲骄傲，也为父亲悲哀。愿我们的国家再不要发生这样的悲剧，愿我们的人民今后永远善待自己的艺术家。
一位开宗立派的国画大师
一个生长在20世纪之初积贫积弱旧中国的农村青年，最终成为中国画坛开宗立派的大师，在父亲去世30年后的今天，他的一生必然会带给我们后人很多的启示和思考。
父亲是上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觉醒一代的典型，是中国画画坛最早实践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当年在日本被精神麻木的中国人深深地刺痛了的鲁迅先生，他毅然弃医从文，从精神上医治和改变中国人精神面貌；父亲目睹旧农村濒临破产的现状，更不甘国家日趋贫弱，用自己的画笔，批判旧中国，发表了大量的鲁迅杂文式的农村写生作品。
父亲精神的高贵，表现在他坚守自己艺术信念的韧劲。他青年时期，20多岁，朋友介绍他认识齐白石先生，并积极促成师生之谊，但父亲选择了独行，对拜师谢绝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对自己艺术信念的坚守；解放前，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靠卖画维持生计，不迎合世俗欣赏趣味，依然坚持不画没有劳动者的山水画，这一信念的支撑，更是他对艺术和生活理念的一种顽强坚守。父亲的成功得益于他独树一帜的艺术情怀和人格魅力。得益于他一生从不人云亦云，从不跟风，父亲一生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思考艺术精神和他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创造和展现生活中的真善美。一个家庭八姐弟中惟一的男孩，面对继承家业的强大压力，他在不满20岁时侯毅然只身出走，来到北京求学。一个不满30岁的青年，只身行走在冀中平原、塞外荒野，画一些古人从不涉猎的题材；面对高官厚禄，心静如水，毫不动心。举家前往大西北，40年代三次西北壮游，创作了一大批表现和反映西北少数民族为主题的画作，为他成为一代开宗立派的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父亲一生，从他的处女作《疲劳》，到“农村写生”，到抗战时期大量的宣传作品，再到40年代的西北风情，进而到解放后表现新农村生活的画作，无不贯穿着对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深切关注。他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来表现和创造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代先河，父亲把自己的艺术生命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结在一起，这在近现代画家中不能说绝无仅有，却是极为罕见的。
回顾并总结父亲赵望云坎坷而又辉煌的一生，还历史一个真面目，对后人有着巨大的教育和思考意义，尤其，对那些在艺术道路正在匆忙行走的青年们更是一种深刻的启迪。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