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耀曦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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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初，由清末、北洋而至民国的齐鲁大学，步入它的鼎盛时期。
经重新审查获准登记立案的齐大，遵照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不但校长换成了中国人，学校董事会也进行了重新改组（洋董事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打破了洋人把持校政的一统天下；而且，以往各院系系主任一职多由洋传教士或土老夫子（举人或拔贡）掌控的局面，也很快改变。
为进一步扩充齐大实力，当时的文理学院院长兼校长林济青，亲赴全国高等学府重地北平，邀请来六位学界文化名人。其中之一，便是刚由海外英伦三岛归来的幽默“写家”老舍。因此，民国十九年（1930年）至民国二十三年，老舍即执教鞭于齐大文学院。
这六位名人到齐大后，均是台柱式人物，实现了齐大文理学院的“改朝换代”：郝立权任国文系主任、余天庥任社会经济系、陈祖炳任教育系主任、谢惠任化学系主任、王长平任物理系主任，而老舍任齐大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新文学教授。（详见许慕贤：《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简介》，载《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以及见王神荫：《“七七”事变前的齐鲁大学》，载山东《文史资料选编》第1辑）。
而对老舍这位无门无派的“文坛独行侠”来说，四年多平静而温馨的齐大教书匠生涯，无疑是他抗战前一段最自由风光和丰产的岁月。这曲山艺海的济南，也成了他文学创作上的一块洞天福地。不过，这中间还曾发生过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即老舍乃是两度进出齐大，曾忽然中途辞职，拂袖而去，炒了齐大的“鱿鱼”。而这也成为老舍研究中，一个一直悬而未决的谜案。
因此尽人皆知的事儿，不必多说了。咱不妨就说说这个老舍研究中的“悬案”吧。
话说当年老舍到齐大后，刚写出长篇小说《大明湖》不久，林语堂即在沪上大倡幽默，接连推出《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三本幽默小品杂志，而引老舍为同调。
老舍作为《论语》半月刊的特约长期撰稿人和八位台柱人物之一，被封为“《论语》八仙之铁拐李”。当时老舍在济南的许多作品，就是首先发表在这三本杂志上的。每到刊物将出之时，齐大国文系的学生们便争相奔向邮局询问，以先睹为快。
而头顶“新文学教授”桂冠、身披“《论语》八仙”仙衣的老舍，操一口京腔，冷面妙语，纵横跌宕，融古今中外于一炉之讲课，更是大受青年学子们的欢迎，轰动全校。除文学院国文系本班学生外，许多其他院系的学生也跑来旁听，“柏根楼”（今山大西校3号教学楼）阶梯大教室里坐满了学生。这在原本学生人数很少，最盛时全校所有院系在校生总共也不超过五六百人的齐大，可谓创了历史上的奇观。
而且这位幽默大师，不仅是一个理论与创作一肩挑的“双师型”人才，还是一个十八般武艺皆擅的“通才”：执教齐大四年，他不仅先后开了“文艺批评”“欧洲文艺思潮”与“小说作法”等四五门课程；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一本短篇小说集及大量散文；而且还表演过地道的京戏清唱、笑倒全场的单口相声和正宗的山东杨氏门派查拳。这在齐大所有土洋教授中，可谓独一无二（详见《老舍，在济南修炼十八般武艺》，载《山东画报》2006年第4期）。
然而，时至1934年春末夏初，正当这教鞭执得春风得意的时候，老舍却忽然辞职不干
了。而是携妻将雏远赴青岛，再执教鞭于青岛山东大学——这着实令人费解。岂不怪也欤？
其实也不奇怪。原来，这通晓十八般武艺、深受学子“粉丝”们拥戴的老舍，尽管创造了齐大历史上的几个“第一”，却也还有个似乎并不那么美妙的“第一”： 北平优等师范毕业——仅为中专学历。而恰恰这一点，是很让齐大文学院的同行们“愤愤不平”的。
简言之，在一些国故旧学同行看来：一个在英国靠教“中国官话”混饭吃的师范毕业生，有什么资格当堂堂的齐大教授？岂不是太破格了？再者说，国故旧学，这才是“真学问”；老舍教的那些“啊吗呢吧”之类白话文小儿科玩意，也能称其为“学问”吗？
而显然，国学研究实非老舍所长。他初到齐大之时，也曾向学校申报过一个旧学研究课题——《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研究》。不过，除于1932年在燕京大学学刊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唐代爱情小说》外，这“三礼研究”却一直未见成果。
于是，由老舍主编的《齐大月刊》，也就在“国学派”们的一片反对呼声中难以为继，未出满两卷，即改版为《齐大季刊》。而颇遭旧学诸君白眼视之的他，也由主编降为一般编委。而生性倔强的老舍则于一怒之下，就此甩甩袖子，辞职不干了。
因此，毋庸讳言，当年老舍何以忽然辞职，恐怕这正是根本原因！
至于1937年老舍何以又重返齐大，就不仅因有“刘大炮”校长的盛情聘请，也是青岛沦陷在即，故乡北平已不能回，上海也岌岌可危，此时的老舍已别无选择无路可去了。
（节选于《学府梦寻：齐鲁大学逸闻录》，载《山东画报》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