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和现实主义批评的傲慢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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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德明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25日 www.laoshexue.com
本文的宗旨是对现代文学的批评进行批评，这是反思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必要的工作。批评《骆驼祥子》的一系列有影响的观点，几乎都和“现实主义”批评理论相关，而我们对援引此类外来批评理论框架的利弊，还缺乏应有的清醒认识与态度。现实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往后中国文学界的强势批评理论，诉诸这一理论的同时，常常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傲慢与偏见。结合对经典作品的批评，重新检讨这一理论的合法性与适用度，至少可以让我们获得两方面的收益。其一是更理性地接近二十世纪的文学经典，以“去蔽”的方式重估这些经典的价值；其二是重新发明我们的批评主体，在理论多元的折冲中获得更大限度的批评的独立性。重新展开与经典文本，如《骆驼祥子》的对话，正是磨砺我们，使批评更为锋锐、贴切、精确的不二法门。
一、“实写”与文章节制
我提出“实写”的本土概念。中国从来不乏写实风貌的小说，但是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称为现实主义作品，尽管我们的文学史里已经习惯这样写。中国唐代及以前的小说大多接近古代散文的章法，并且没有后来那样多的日常实事的叙述，但是从“说话”开始的宋代小说擅长“实写”，对事情的叙述愈来愈实在，近似于欧洲人的写实风貌。中国现代小说的文体家对本土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换，突出体现在以文章笔法统驭“实写”的叙述。把小说当作文章来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小说文体家的特点。鲁迅小说讲究魏晋文章笔法，写“小说模样的文章”；老舍偏好桐城笔法，行文重视“义理、考据、词章”；而叶圣陶则有史家笔法。他们小说中的文章笔法，并非西方现成的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现代主义。
中国古典文章笔法所蕴含的理念接近欧洲古典主义的是“节制、匀调”，晚出的十九世纪欧洲的现实主义则是不讲究节制的。秉承中国古代的文章笔法写小说注定其与现实主义美学有所分合。老舍小说创作中的“节制”和桐城的“撙节櫽括”的词章理念最为接近i，其特征是高度控制其遣笔运思，叙述富有纲领而决不节外生枝，讲究叙事内蕴的丰富性。老舍正是依靠其独特的文章笔法成就了《骆驼祥子》结构的谨严有序。用文章笔法统驭车夫生活的“实写”是老舍熔铸古今中外的成就，它与写实主义风貌相近，但无法简单等同。
理解《骆驼祥子》的文章笔法须从材料的“考据”安排、从“车”与“人”两方面入手。“考据”是桐城文章的要领，言必有据的出发点和现实主义相通，归结处都在一个“真”字。“真”的要义既包含西方从古希腊到现代的文学表/再现，也可以涵盖中国文学的既往历史，它比现实主义的特定历史概念内涵宽广。《骆驼祥子》之所以真实，主要是因为其“酝酿的时间相当的长，搜集的材料相当的多”（《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花去了老舍1936年从春到夏的时间。小说告诉我们，老舍对北平的人力车夫的生活与行为有着精细的理解与表现。这离不开考据功夫及其背后的求真精神。有了翔实求真的材料，老舍才有了他的叙事逻辑：围绕着“车”来展示车夫艰辛的奋斗历程。这个逻辑的关键枢纽是：“车”和“心”。老舍陈述其“拴桩”的结构方式，“教一切的人都和车发生关系，我便能把祥子拴住，象把小羊拴在草地上的柳树下那样”。这“一切的人”便是车夫、车厂主和车的雇主们。车夫的“劳苦社会”是以“桩”为中心，不断地延展其叙述半径展开的一个呈“等进螺线”状运行轨迹的开放空间。在社会层面以外，它更是一个不断扩展其内涵的个人的心灵空间，它的扩展半径就是“个人奋斗”的不断延伸。考据的方法和“拴桩”的结构是老舍“实写/写实”的重要依凭；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老舍善于在“虚中求实”、善于做精神与心理的文章，祥子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实写的车夫劳苦社会使读者在虚构文本中能把握真实，虚中求实的内心世界则有着超越车夫阶层的作用，让人们看到代表一切个人奋斗者的精神世界，有着人类的普遍与恒久意义，可以当作一个寓言接受。
小说开篇就遵循“实写”的章法途径。它不由事件入手，也不从人物冲突落笔，却大段排比车夫的生活，写得像关于车夫阶层的说明文。在车夫的分派别类中，祥子的“高等车夫”的地位牢牢地生了根。他为赢得这个地位所付出的血汗，他获得这个地位的过程及生活方式，现在他正进行着的奋斗，下文的屡败屡战、屡战屡败，所有生活内容都从这个根由上生发出来。第一章完整、概括地写出了整个车夫阶层中的祥子个人，从中引申出条条线索，编织成整部小说的结构。老舍阐明结构的内涵是“极经济的从人生的混乱中捉住真实”ii。这条条线索就是老舍捉住真实的经济而实在的手段：首要的是“车”，祥子赁、买以及在雇主家使用的车，是“三起三落”的叙事的物质依凭；其次是风、雨，严冬的寒风、酷暑的烈日暴雨，它们是祥子奋斗的对立面，若断若续地出现在拉车的过程中，成就或摧折着我们的主人公；第三是茶、饭，祥子“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才赚出那辆车”，对茶饭的态度标志着祥子的精神奋斗历程的阶段变化；第四是性欲，虎妞是祥子堕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夏太太是虎妞第二，白房子吞噬所有车夫的身体精力与金钱；第五是烟酒嗜好，它们耗散车夫们的生活/生产资本。分布、活动在这条条线索间还有两大要素：一个是车夫群体，祥子与他们的分与合，与他们的生活体验的共同和差异，是检验其个人奋斗的一个尺度；另一个是金钱，它决定了祥子与一切人的相处方式与感受。第一章的结尾，是比条条“实写”线索更重要的悲剧叙述方向的预示，象评书中叙述人的“埋伏”，更像古希腊呈现英雄命运的戏剧安排：“希望多半落空，祥子的也不例外。”
小说的文章笔法还体现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形态也在古文之外加上了章回小说结构和金圣叹小说评点的诸种章法，这些笔法对写实方法进行的重构也是一大成绩。小说24章，每章都暗含着章回体对举的上下两个回目，这种篇章结构方式，到《四世同堂》百回/章本中更形突出。篇章内的内容，也常常用“草蛇灰线”的方法贯穿，13、14两章写刘四“闹寿”、父女反目，其过程是由刘四脾气的逐渐积累而最终爆发，小说中7次提到刘四“发脾气”、“要闹脾气”、“挂了点气”、“要发发威”、“越想越气”。实写而不堆砌，是传统章法对欧洲写实主义的成功改造。巴尔扎克所描写的福盖公寓因其连篇累牍读来令人头痛，老舍写大杂院则化整为零，渐次丰富发展，在反复强化中形成一个回旋的“人间地狱”的韵律。16、17、18章5次分散着写大杂院，四时八节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们也渐渐地立体化起来。大杂院中的叙述主体是妇女，又以小福子为核心，带出一个车夫之家，始终扣在了“车”的桩上。祥子最后回大杂院寻找小福子，推门碰上的仍然是一个地狱底层的女人。当祥子走向绝望的时候，又出现了“横云断山”的曹先生允诺，一时间祥子又充满着期望地去寻找小福子，然而老舍还是坚定地让他回到了悲剧现实中来。
总体而言，《骆驼祥子》不是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的翻版，也不同于俄国的现实主义。老舍的“实写”是中国风貌的写实主义，其运用古典章法的节制，成功地实现了外来写实影响的中国化，并因此创造性地实现中国小说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化。
二、生命寓言的叙事逻辑
老舍的“实写”常常注目于形而下的车夫们和周围人的日常生活，而瞩目于“心”的叙述则被赋予了形而上的哲学与寓言意味，我们从中“看到生活的大痛苦和风波；其结局是指示出一切人类的努力的虚幻。”iii瞩目于“心”的写法，其文学思潮的背景是现代主义（“新浪漫主义”）。老舍理解的新浪漫主义的致力目标之一是“掉回头来运用心灵”，“把物质与心智打成一气”，以补现实主义“专凭客观”iv的缺欠。现代主义的“向内转”呈现出现代人的心灵悲剧，祥子的车的志愿的落空、人格的堕落正是这样的悲剧。
就象转化现实主义一样，老舍运用新浪漫主义也富有创造性。《骆驼祥子》中的新浪漫主义因素的呈现，不像《丁》、《微神》那样作心理意识流动的描写，老舍写“心事”！祥子念兹在兹的是“车”，车是祥子的“志愿、希望，甚至宗教”，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拥有自己的车，“他以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绝不是梦想！”买车的愿望与暂时的实现是祥子“心事”叙述的起点，卖车与绝望、堕落是他的归宿，失去车就是失去生命的价值。人格的堕落与价值的失落，就是祥子的心路历程与心灵逻辑。这个逻辑与“人类的努力的虚幻”的悲剧哲学吻合一致，成为一个生命寓言。这种寓言的普遍性的追求，是不存在于现实主义叙述中的，现实主义批评理论无法完整地揭示《骆驼祥子》的意义。
祥子的起点是一个“高等车夫”，他是车夫中的超人，其个人奋斗的客观效果就是维持其不同于一般车夫的地位与价值。从“高等车夫”到“车夫样的车夫”，再堕落成为“末路鬼”，祥子的生命轨迹与发展逻辑始终是向下的。设置出这样的一条逻辑线路，老舍决定了小说的叙述重心在祥子不懈地的买车目标努力的过程，当他主动放弃其志愿追求时，这个寓言便接近于完成，小说就快要走完其叙事过程了。
这个逻辑体现在对小说叙事时段的控制上。全书24章，前20章都在叙述祥子做成车夫中的超人、以及维持或者复归超人的奋斗精神与身体劳动。婚后的祥子、尤其经历了烈日暴雨之后的祥子身体大不如前了。但是他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志愿，没有背弃自己的“宗教”。其中为坚定自己的志愿而作出的挣扎，祥子的“心事”的叙述占了极大的篇幅。祥子与虎妞在街头谈判后，经历内心挣扎、极力抗争后仍不得不与虎妞结婚，篇幅从第9到14章，只有半个月的时间跨度。而身体垮了、舍弃了自己的志愿的、无心的祥子，历经了两年多的生活，只有19到24章的篇幅。可见老舍在《骆驼祥子》中致力表现的是人心，是人的心路历程。
这个历程的分水岭在20章的开头：“祥子的车卖了！”老舍用的是感叹号！车被卖了，它是祥子的车，它被祥子卖了，它曾经是祥子的追求目标、是志愿、是宗教，祥子无可奈何地成为一个背弃了自己的车的人。人们热衷于讨论“三起三落”，那仅仅是一个事情进展的阶段标志，真正的心灵标志却在这里，这才是真正的“落”，是一落而不再起来。“祥子忘了是在哪里走呢”、“祥子在街上丧胆游魂的走”，老舍连续在22、23两章的开头写祥子的失魂。这时的祥子已经没有了“心事”，“以前他所看不上眼的事，现在他都觉得有些意思”，“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他变成了一个无心的人，也是一个无心追求任何事物的人，距行尸走肉只差了一步。写心而走到这一步，小说的悲剧意义已经充分显露：哀莫大于心死！前此的祥子一直是一个奋斗者，此时的祥子则成为一个“车夫样的车夫”。老舍心目中的标准的车夫形象不如后来人们崇尚的无产阶级，他们劳苦，正因为劳苦而原谅自己的种种毛病，他们大都有抽烟喝酒赌钱的嗜好，他们会去白房子解决性欲，他们有“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的行为。祥子车夫起点的超越发展到对车夫标准的认同正是一种精神的堕落。他从不沾烟酒到烟酒成瘾，直至最后连地上烟头都要捡起来。起初他是借吸烟反思多舛的命运，借喝酒求健忘，最后烟酒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和悲剧生命的组成部分。如果让祥子仅仅成为这样的标准车夫，那绝不是老舍的叙述宗旨，他必须要让祥子真正下地狱，让他从人到鬼地体现人的精神的巨大变化空间，以及人类的奋斗与堕落之间的巨大张力。这个张力及其必然悲剧的导向正是人类生命的寓言。
这个寓言的建构过程中，老舍几乎没有什么明确的阶级意识，这是30年代的老舍和50年代对老舍的阐释之间的巨大差异。《骆驼祥子》中的事件是简单的，不过是买车丢车，而附丽于事件的人心却是极为复杂的。人心与世界的关联、人生的哲理却不因为这过程的复杂而模糊。老舍把世界对人的规制抽象为与车关联的一个意象：“辙”，这个辙印的终端就是地狱，而地狱又在人的心里，老舍“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是什么样子”。v人的一切努力都为不走那个被规制的“辙”，但人往往挣不脱它。祥子“入了辙”，他下了地狱。
因为是寓言，所以它就有了超越现实的意义，所以它就相对忽略了时代，时代背景的模糊是《骆驼祥子》的一大特征。韦勒克说“现实主义的理论是极为拙劣的美学，因为所有的艺术都是‘制作’（making），并且本身是一个由幻想和象征形式构成的世界。”vi小说过分顾及时代就会成为“新闻”和“历史文献”，《骆驼祥子》牺牲了时代性，却保全了它的寓言的象征意味。人们为了印证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花了很大的气力去考证《骆驼祥子》的时代背景vii，其实不必。时代性是现实主义论述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现实主义作品的标志。如果认定《骆驼祥子》是现实主义的作品，连时代背景都弄不清楚，这个立论的根基就不大稳固了。考证者在妙峰山进香的民俗之外，最大的证据就是“战事”。其实，战事在小说中只是某种外力的一个象征符号，任何一场不可抗拒的战争都可变成对祥子的一次掠夺，对他的奋斗成果的一个破坏。战事是推祥子下地狱的一个外力，孙排长、孙侦探合二而一是老舍对邪恶力量的抽象之后的具象还原，正如老刘麻子和小刘麻子的合二而一。
如果说这个寓言有缺陷，那就是老舍受叔本华悲剧哲学的影响太深。夏志清说《牛天赐传》、《骆驼祥子》“两本小说都想回答这个问题：一个人会有今天，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骆驼祥子》则用悲剧的笔法描写一个善良的无产阶级者徒然的挣扎”。祥子“为了要个人独立地过活，坚持斗争，直到身心交瘁为止。……使人想到受到了哈代的影响。”viii哈代小说的悲剧根源也应在叔本华。这个哲学渗透在老舍一系列的作品中，《离婚》、《我这一辈子》都是写人的心灵的悲剧，都与人的努力的徒然的命题相关。人的努力总是要受到外力的破坏，所以祥子“感到整个的生命是一部委屈”。如何摆脱这种委屈的处境？老舍根本没有提供任何答案。于是，人就只有敷衍生命了，祥子只有做一个“车夫样的车夫”的一条路可走，老李只有回到乡下去。至于祥子为什么必得变成一个“个人主义的末路鬼”？那是另有答案的。
三、非典型的“个人”
《骆驼祥子》受人诟病最多的就是关于“个人主义”ix。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语境中，个人主义的语源在五四，卢梭和尼采是个人主义的外来源头。三十年代美国人批判尼采在文学中的影响应数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最力，西方人把现代道德动荡、一次大战的世界动乱归源于尼采。但是在中国的三十年代，个人主义的对立主旨却是集体主义。左翼思潮主张个人的反抗必须让位于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阶级斗争必须取代个性解放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对个人主义的批判立足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基础上。
老舍对祥子的个人主义的批判却另有语源。老舍不大懂政治，从欧洲回国不久的老舍对上述左翼的主张了解不深，所以他反对个人主义有另外的立场，批评家对此几乎不曾了解。夏志清也说“老舍已经开始非难带有自由主义味道的个人主义”x，误以为老舍采取了与左翼相近的立场。老舍的个人主义的对立概念是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1935年老舍在山东大学讲授《文艺思潮》、《欧洲文学概论》，有这样的表述（大意）：现代世界上有两大对立思潮，一个是尼采的个人主义，一个是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xi。与宗教有极深渊源的老舍，自然地选择了托尔斯泰，批判着尼采。受这样的思潮影响，老舍在另一些小说中有所表现，《黑白李》中的弟兄二人分任这种思想，《牛天赐传》、《新爱米尔》、《新韩姆烈特》、《大悲寺外》都有所体现，甚至早期的《小铃儿》、《赵子曰》也有痕迹。1936年写作的《骆驼祥子》当然保留着“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的批判。
老舍“实写”北平车夫的内容最受读者的青睐，而接受叔本华的命题，采用尼采的个人主义作为祥子的奋斗过程则是最难以接受的训诫。尼采高扬生命意志的旗帜，强调世界不是一个万物求生存的消极的过程，而是一个万物求生命力扩展的积极过程。《骆驼祥子》开篇就是祥子的生命力扩展的起点与开端，他的身体与拉车方式、他的攒钱买车志愿，都带有尼采的印记。祥子与尼采式的个人的合拍之处在于他在车夫中的超人地位，是他自己营造了高等车夫、超人车夫的形象。从这个起点出发，祥子的身心堕落的叙事逻辑就是一个强使逻辑，这个逻辑所达到的终点甚或让人们抗议了。有人责问老舍这就是他们的出路？老舍无言以答！老舍无法向没有多少文化的工人解释他的命意，老舍也无法论证他通过一个底层苦力来表达对尼采的批判的合理性。因为一个“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的困苦的击打”的车夫，他的实际生命力扩展、他的意志与世界对抗的坚韧都不是阐述尼采的恰当材料。如果老舍叙述一个小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象《黑白李》那样，那会得人心得多。祥子无法成为一个体现生命意志扩张的个人的典型。
老舍援用尼采与中国语境的羝牾，类似于后来人们用现实主义来充分肯定《骆驼祥子》的价值。欧洲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根本不适合30年代的中国，采用这样的资源来警戒中国人不要接受极端的个人主义，最终只能落空。老舍试图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把握个人生命，他的带有宗教思想的文化立场、他的生命观乃至他的哲学寓言，对20世纪的中国人都不能发生他所理想的作用。对于自己的设想，老舍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有所动摇，动摇他的力量正是来自于他不甚了解的阶级斗争与集体主义学说。他难以在本土思潮与欧洲思潮之间进行协调，他的立场也产生了犹疑。于是，他试图通过老马之口传达对个人主义的另一种批评，因为他无法不面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病胎”。但是在老马的“成了群，打了阵”的蚂蚱的比喻和集体主义之间很难建立必然的联系，只能提供给后来的学者们种种误读的机缘。
非常遗憾，欧洲语源的个人主义正象其它的欧洲学说一样，并不适合彼时彼地的中国。同样是提出某种理念，茅盾阐述中国社会性质的《子夜》和老舍警示人们的文化选择的《骆驼祥子》，从接受命运来说有天壤之别。那些留学欧美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逻辑，总是无法与中国的现实逻辑取得一致。老舍创造出祥子这样的个人，作为一个寓言，有时空的超越性，但是无法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不过无需担忧，“典型论”并不是衡量文学的价值意义的唯一尺度。《骆驼祥子》凭其生命寓言的恒久价值、凭其对车夫特殊人群的杰出表现、凭其独到的叙述文章就足以不朽了。这种不朽也不以是否某种现实主义为前提。
四、《骆驼祥子》与诸种现实主义的辩证关系
祥子的价值并不在其符合典型理论与否，但是明辨《骆驼祥子》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却是至关重要。因为人们习惯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内阐释祥子的形象，这种阐释不无种种傲慢与偏见。许杰先生嫌祥子所处的环境不典型，他的个性也不典型xii。巴人看出了《骆驼祥子》“思想本质上的反动性”，认为出于“老舍看事物的现象学的方法”，祥子被“概括成为一个世俗的类型，不是典型”xiii。樊骏先生则肯定祥子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城市个体劳动者的典型形象”xiv海外汉学界有胡菊人认为《骆驼祥子》是“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刘绍铭先生则认为是“用自然主义手法描写中国社会”xv。夏志清先生认为《骆驼祥子》“基本上仍不失为一本感人很深、结构谨严的真正写实主义小说”。xvi真是一旦涉及《骆驼祥子》，言必称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一个批评解释老舍的关键词，却很少有人注意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不确定性。其不确定极易造成偏见，固执一端更会显得傲慢。
这些批评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左翼批评理论开始发展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流时期的关于《骆驼祥子》够得上现实主义典型标准与否的判断，尽管结论相反，其实出发点倒是一致的，他们都唯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定义是尚：细节的真实之外，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另一类基本上判断其创作倾向，其差别在于“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是一种标签，而“自然主义”、“真正写实主义”稍嫌笼统。标签式的判断不值得争辩。文学史的论断相较专论的细读分析本来就难以避免笼统，它们即使难免偏颇，也因其立足于学理之上，仍不失为一家言。固执于典型论，立足于主流价值立场，不可避免地会作出强人所难的批评要求，因而姿态傲慢。但是，都诉诸于典型论，许杰先生是学理之中有少许傲慢，巴人则是粗暴的偏见，樊骏先生意在为老舍辩诬。樊骏先生力证祥子是一个典型形象，他态度谦和而力求公允，但是他无法把自己的立论基础从现实主义典型论中超拔出来，如果说他的结论中不无偏见，那是因为这个理论框架本身和尊崇它时代充满了傲慢与偏见，他是不幸受感染。
上述的论析还不足以展开辩证，只有把创作者与批评者的现实主义概念的基本内涵的差异弄明白，才能实事求是地指证何者偏颇、何为傲慢。必须就现实主义理论使用的具体语境进行论析。首先得看老舍在创作《骆驼祥子》时期对现实主义的把握方式；其次是既要将现实主义概念还原到欧洲的现实主义思潮与创作的特定阶段，又要还原到中国20世纪三十年代现实主义对五四个性表现的反拨的语境中；三要明白定于一尊的现实主义典型论的强制性，和自觉地利用这种强制的话语霸权的批评以及在强制之下的屈从与敷衍。
老舍在《文学概论讲义》中陈述了他对写实主义文学倾向的把握。写实主义好处与问题并存：它的宗旨是要解决社会问题，它重客观描写却免不了主观的宣传鼓吹；它把为艺术而艺术改成了为生命而艺术，更接近生命，性的丑恶替代了恋爱的神圣，它用力过猛，为求实而不顾形式，破坏了调和之美；它专求写真而忽略了文艺的永久性，过分追求客观的背后是科学万能的决定论。对照《骆驼祥子》，老舍提出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这是不明确的，夏志清先生的理解与阶级压迫的阐释之间有巨大的差异，这不能说不是文本的多义性决定的。祥子的生命是真实的，感情深厚，但是这种真实没有破坏艺术的调和之美，老舍在古典主义的美与写实主义的真之间的平衡是非常成功的，小说自有它永久的价值。
老舍在不同时段的文学倾向之间的协调在文本中处处可见，他不专属于哪一种文艺思潮或文学倾向。老舍那儿的人既是一个社会的存在，还是一个面对上帝的道德的存在，而且常常是后者比前者突出。老舍对社会病胎的质疑与批判还不如道德批判有力。祥子堕落的过程一直受到自己内心的道德质问，当他象犹大一样卖人得钱的时候，也是他完全丧失道德的时候，叙述与阅读者看祥子是在炼狱里俯视地狱中的不道德者所遭受的惨烈。他的作品的叙述主体跨不同时代，所以他无法成为一个纯粹的写实主义者。另外的例子是，他的小说中的恒久的人性因素远远大于欧洲现实主义阶段的客观与反人性的因素。小福子过着非人的生活，但是恰恰是她兼具母性的温柔、宽怀；她是一个出卖肉体的人，然而又恰恰是最为贞烈的人。
值得特别说的是《骆驼祥子》中的性。老舍的“性”的叙述（不是描写）是写实的题中应有之义。老舍叙述的重心是性关系，而非性过程。性过程看重的是兽的、动物原欲的因素，性关系则是生命的相互作用，祥子与虎妞的关系应该这样理解。虎妞命名可能与老舍帮助艾之敦翻译《金瓶梅》有关。《金瓶梅词话》“卷首词”有话：“如今这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讲：“‘虎中美女’这个狂暴娇媚的意象是词话本一书的关键：它向读者暗示，书中所有的情色描写，不过是噬人之虎狼的变相而已。”虎妞与祥子之间确实有一种“噬”的关系，不仅是身体的，而且是心灵的。小说叙述祥子对虎妞的恐惧：“家里不是个老婆，而是个吸人血的妖精”。因为虎妞，祥子“不敢像以前那样自信了”，这也根本动摇了祥子车的希望。虎妞死后，祥子仍复拉车，“这样混过了一个来月，他心中觉得很平静。”不久，祥子又没能挣脱夏太太性的魔网，祥子得了病。“病过去之后，他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老舍充分体现了性在呈现真实生命过程中的表现力。许杰先生对小说中性的叙述的诟病，也许没有这样考虑过。我们习见的批评性的文字，都称其为自然主义的描写，其实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界是很模糊的。这两种方法，即使在西方，也被人们混淆着。刘绍铭先生的用法如此，20年代茅盾也曾经用自然主义的名目实行欧洲现实主义的介绍。
30年代的左翼提倡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已经不同于茅盾介绍的对象，而且与老舍的创作追求有一定的冲突。它来自俄国，也来自苏联，理论源头被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反映论。韦勒克说“俄国，现实主义就是一切”，经卢卡契阐发：“如果作品显示出一种对社会关系和它对未来的发展趋向的深刻洞察，它就是一面最真实的镜子。”老舍佩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实，但是对他的艺术上的“不完全”是持保留态度的。祥子是一个虚构，而现实主义排斥寓意与象征，排斥高度的风格化，其实就排斥了老舍的艺术个性。说到对未来的发展趋向的深刻洞察，这和时代性都不是老舍的所能所长。祥子是没有未来的，车夫阶层的未来是什么，老舍也无法预示。可以说，3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提倡的现实主义与老舍心目中的现实主义有较大距离，与老舍的创作风格还有点格格不入。至于立足现实阶级斗争与集体主义、对20年代个人反抗的反拨，也距老舍的理解甚远。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体现权力的主流话语，如果在新文学史上为哪个作家争得地位，最好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对一个被目为资产阶级自由作家的老舍，樊骏先生力挺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其用心良苦已经是今天的批评家们难以鉴谅的了。至于祥子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城市个体劳动者的典型形象”的判断，其中包含有太多的折冲平衡：第一个定语是肯定阶级阵营，社会地位低下肯定是属于被压迫阶级；第二个定语“个体”不是那么好听，祥子小生产者的目光狭隘刚好和“劳动”者身份相平衡，有打一巴掌揉一揉的感觉；说到典型则是现实主义不可或缺的判断。樊骏先生说得正大光明，这是一种“正见”，但它也是一种“政见”。采取和权威话语一致性的判断立场，这种“正/政见”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自发的，缺乏批评的独立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一代的研究者，能说话就不容易，何况有那么好的利于老舍的动机，樊骏先生没有大量的出产，可是其中有那么多的老舍研究，可见他爱老舍之深。时移世易，当年的“正/政见”愈来愈显示出其中的偏见来。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威话语影响之下的学术表述，是不能避免偏颇的。“正/政见”自发地转化成偏见就是历史的无情。
注释：
i、叶圣陶提醒人们注意老舍文章风格中的“气势与声音”及幽默，前者的主要来源应该是刘大櫆的音节、语气的理念。
ii 《老舍文集15卷·文学概论讲义》，p.147，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iii 老舍转引叔本华。《老舍文集15卷·文学概论讲义》，p.148，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iv 《老舍文集15卷·文学概论讲义》，p.115，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v 《老舍文集（15卷）·〈我怎样写《骆驼祥子》〉》，p.2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
vi 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等译，p.243，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
vii 致力于此的有樊骏等先生，考证最力的是刘祥安的《〈骆驼祥子〉故事时代考》（刘祥安《话语的真实与现实》，p.66，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viii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p.154，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2005。
ix 许杰、巴人对老舍的批评都集中于此。
x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p.159，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2005。
xi 笔者在北京语言学院举办的第二次老舍国际讨论会上的展览中见到的两页残稿，现存舒济老师处。《老舍全集》中没有整理收入。
xii 许杰：《老舍研究资料·〈论《骆驼祥子》〉》p.666，吴怀斌、曾光灿编，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xiii 巴人：《老舍研究资料·〈文学初步〉》，p.675、676，吴怀斌、曾光灿编，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xiv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xv 《老舍研究资料》p.678、679，吴怀斌、曾光灿编，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
xvi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p.158，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