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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意识的觉醒与民族精神的呼唤——《四世同堂》的文化解读
发表时间:2024-05-21     阅读次数:     字体:【


国家意识的觉醒与民族精神的呼唤——《四世同堂》的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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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玉林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6年09月17日 www.laoshexue.com

  内容提要:《四世同堂》通过描写“亡城”之下的北平民众不屈服于侵略者的诱骗和镇压,由消极抵抗到积极反抗的心理演变过程,反映面临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时刻,沦陷区人民表现出的群体意识和民族气节。通过对沦陷区人民由心理抵制到英勇反抗和大后方群众积极支援抗战的爱国热情的描述,展示中国人民英勇顽强地反抗侵略的抗争精神,表现中华民族视死如归地捍卫和平的坚定态度。它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觉醒国家意识、呼唤民族主义精神的代表作。
  关键词:群体意识 国家意识 民族精神

  亡城之下的北平市民从内心深处蔑视侵略者,李四爷“心中有个极宽广的世界。……他总以为战争,灾患,不过都是一时的事。”(1)祁老太爷更是心胸豁达地认为:“八国(联军)都不行,单是几个日本小鬼还能有什么蹦儿?”(2)。

  对侵略者的蔑视构成心理抵制防线,并将其表现为不与侵略者合作的态度。拉洋车的小崔认为去参加(即使是被迫参加)庆祝侵略者胜利活动的行为“简直是诚心找骂!”他从内心深处“恨日本人”,不管给多少钱也“不愿意拉日本人”。并且由恨日本人而“恨在这时候与日本人有来往的人。他宁可煞一煞腰带,多饿上一两顿,也不愿意拉着这样的人”(3)。刘棚匠拒不参加侵略者炫耀胜利的活动,“高傲”而“威严”地宣布:“我的老家在保定,祖坟在保定!我不能庆祝保定的陷落!”“就是我爸爸来叫我,我也不能去给日本人耍狮子!”(4)年近八旬的祁老太爷厌恶投降派的冠家“像厌恶一群苍蝇。”祁瑞宣“就是不能给日本人做事”,宁肯一家老少挨饿也“不食周粟”,“宁可丢了脑袋,也不放弃了膝盖”(5)。被日本人下狱的钱诗人不为酷刑和诱降而屈服,凛然回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老实,规矩,好害羞”的钱太太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文化心理,“坚决,烈性,与勇敢”地碰死在儿子的棺材上,以表达对日本侵略者残暴罪行的反抗与控诉。

  小羊圈胡同的人们把互相帮助,共渡危难,坚强地活下去,“无论受多大的苦处”也“要挣扎过去,一直到北平城再看到国旗的时候”,作为“中国一定不会亡”的坚强信念的体现,作为对侵略者的蔑视性的抵抗。他们像蔑视日本人一样地蔑视冠晓荷、大赤包、蓝东洋等汉奸。

  无论“积极的也好,消极的也好,他们总不肯轻易屈服。”(6)

  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残暴,使小羊圈的人们真实地体验到“亡国惨”的痛苦。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日本人会使得“对人,无论是谁,都极有礼貌”的钱诗人“好好的一家人,就这么接二连三地会死光”,使得老实本份的祁掌柜被逼自尽,天字第一号的老实人常二爷被凌辱致死。祁瑞宣从惨死的孟石身上“看到一部分亡国史”,他痛哭钱孟石“不是专为哭一位亡友,而是多一半哭北平的灭亡与耻辱!”金三爷从“北平属了日本人,他的至亲好友就会死亡”,看到了“大家都可以无缘无故死去的危险。”(7)把乐于助人作为自己一生使命的李四爷也感觉到连自己也说不定在哪一天就被日本人无端地砍去了头颅!他们明白了:“小日本儿不仅是来占领一座城,而是来要大家的命!”(8),“日本人是来毁灭一切的”(9),他们“心中的那个几乎近于抽象的‘亡国惨’变成了具体的,最鲜明的事实。”(10)“生活在丧失了主权的土地上,死是他们的近邻。”(11)

  残酷的事实说明:丧失了国家主权,也就丧失了个人生命的权利,不管你多么诚实和本份。

  经过心灵的“炼狱”,亡城之下的人们“惊异地悟出来:‘原来每个人的私事都和国家有关!’”(12)个人的命运是和自己的国家紧密相关,血脉相联,就“像皮与肉那样的不可分开”的。

  祁掌柜从日本人统治下“没有布,没有茶叶,没有面粉,没有猪肉”的使北平人没法活下去的现实,而“不由的想到了国家”。原来“觉得北平的被日本人占据与他并没多大关系”金三爷,从“女婿与亲家太太的死亡,和亲家的遍体鳞伤”,感“觉出来日本人的攻城夺地并不是与他毫无关系”,使他感觉到“不但北平的沦陷与他有关系,而且使他直接的卷入漩涡”。国破与家亡之间密切的连带关系,使得平日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国家的金三爷看见了“国家”的影子(13)。

  “什么是国家?假若在战前有人问瑞宣,他大概须迟疑一会儿才回答得出”,然而在亲身体验了“国亡了”“诗也得亡!连语言文字都可以亡”的惨痛现实之后,他发现“国家不再是个死板的定义,而是有血有肉,有色彩,有声音的一个巨大的活东西。……他没想到过能这样的捉摸到他的国家,也没想到过他有这么热烈的爱它。”(14)

  亲身经历了“亡国惨”的人们,更能深刻地体验到什么叫“丧失主权”;“亡城”之下的人们,更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国家”。他们发现了宁“在国旗下吃粪,也比在太阳旗下吃肉强!”(15)的悲壮的结论。这个结论,标志了国家意识的觉醒。

  觉醒国家意识,呼唤爱国主义,是《四世同堂》最典型的特征。“相信你自己的力量,……爱你的国家!”是《四世同堂》为唤醒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精神所发出的强烈的呼喊。

  国家意识是通向爱国主义的桥梁。“亡城”之下的钱诗人正是体会到没有了国家就没有了自由,就导向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而拼着血肉之躯勇赴国难,由“最老实的,连个苍蝇都不肯得罪的”(16)“饮酒栽花的隐士变成敢流血的战士。”(17)而像祁瑞全那样“一听到国歌便肃然起敬,一看国旗便感到兴奋”的人们,正是因为“日本人几十年来天天在损伤他们国家的尊严,破坏他们的国土的完整”,因而“使他们没法子不深恨日本人”,没法子不为国家的“完整,光明,兴旺”去尽一个国民应尽的“第一个责任”(18)。正是国家意识,正是爱国主义观念使他们一无返顾地走上抵抗侵略、浴血抗战的征途。


  《四世同堂》深刻地发掘和热情地讴歌了人民群众中蕴含着的抗日激情和爱国主义精神。

  亡城之下:北平的市民们明白了:“日本人就是人间的祸害星!”(19)“要打算好好的活着,非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不可!”(20)“要想解决中日的问题……只有中国人把日本人打明白了。……对日本人,枪弹是最好的宣传品!”(21)

  因此小羊圈的人们为“亡城”之内每一个反抗行动(哪怕是最微小的反抗行动)而欢欣鼓舞,为抗战前线中国军队的每一次抵抗和反击而兴奋异常。日本特使的被刺,使孙七满心欢喜:“是这样!要杀就拣大个的来!是!”李四“老人一向不喜欢杀生,现在他几乎改变了心思——‘杀’是有用处的,只要杀得对!”(22)小崔和孙七盼望天上飞过的是中国军队轰炸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祁瑞宣“听到政府继续抗战的宣言”便不再悲观,他相信“只要打,就有出路!”(23)台儿庄的胜利更“使他的坚定变成为一种信仰”(24);他用酒庆祝长沙保卫战的胜利,因为他看到“中国人不都是亡国奴,也有能打仗的。”表现了对保卫国家的英雄的崇敬,表现了不屈服于侵略者的决心。平时大气儿不出的韵梅,愤怒地把欺侮小顺儿的日本孩子抓住脖领子“抡出去”,倔拗地声明:“他们既是日本孩子,我倒要斗斗他们!”(25)祁老太爷多次愤怒地表示:“我找鬼子去!老命不要了!”李四老人勇敢地反抗日本兵的欺侮,“从容不迫,一声不吭,举起手来,”把“所有的劲儿全用在拳头上”,“非常痛快,得意”地“照着日本人的脸就是一下子”(26),虽死尤荣。白巡长也最终拿起了菜刀:“只想宰他几个日本人”(27)。

  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非但没能迫使北平的市民屈服,反而促使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他们懂得了“日本人是和任何中国人都势不两立的。”(28)他们懂得了如果要使自己的子孙自由地生活,就必须首“先给子孙打扫干净了一块土地。”(29)他们懂得了“没有流血与抵抗是不会见出正义与真理的”(30),他们懂得了中国人必须以反抗而求和平的方式打碎日本人以侵略而求奴役的恶行的道理。他们挣脱了近百年来中国受尽“洋人的欺侮,而他的皇帝与总统们都不许他去反抗”(31)的精神枷锁。

  祁瑞宣向日本占领者声明中国人的态度:“把所有的血流净也比被征服强!”(32)钱诗人由“永远不说一句粗话的诗人”变成了“自动上十字架的战士。”(33)祁瑞全、钱诗人、祁瑞宣、白巡长、甚至属于投降派冠家的长女高第,都先后投身到了抵抗运动中去。

  民族抵抗运动者们,积极扩展组织,发展力量,刺杀日本天皇特使,消灭死心塌地的特务,用手榴弹惩罚无端行凶的日本兵,用子弹警告残害同胞的汉奸,用行动体现中国人民不甘屈辱勇于抗暴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反抗侵略争取和平的坚定态度。

  他们虽然年龄不同,身世不同,学历不同,性格不同,家庭境况不同,但是大都走过了由消极抵抗到积极反抗的过程。

  在前线:中国军队在长沙进行英勇的抵抗,在台儿庄等地进行坚决的反击,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士气。

  在后方:“那些脚登在黄土上的农民”,虽然他们的“生活是极端艰苦的”,可是他们“不惜拿出粮食,金钱,甚至于他们的子弟,献给国家。……负起抗战的全部责任”。“是他们,把秦岭与巴山的巨石铲开,修成公路;是他们,用一筐一筐的灰沙,填平水田,筑成了飞机场;是他们,当敌人来到的时候,烧了房屋,牵了牛马,随着国旗撤退;是他们,把子弟送上前线,把伤兵从战场上抬救下来。”正因为“有这样的人民,才有吃不饱,穿不暖,而还能打仗的士兵。有他们,‘原始的’中国才会参加现代的战争。”

  他们是不甘于作奴隶的人,是地道的中国人,是五千年文明历史培养的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们用行动体现了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所发出的中国人宣言: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们的诗歌,礼仪,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34)正是从这样的人民的身上,老舍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民族和未来,满怀激情地高呼:“中国是他们的。”(35)“他们”代表中国人的主流,“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主体。

  “他们”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都从来不把遭受苦难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祖国和祖国的贫穷落后,而是追究自己的责任,谴责自己没有为国家尽到义务。正国为如此,他们才能一无返顾地与国家一起共赴国难。

  为祖国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是《四世同堂》又一典型的特征。

  《四世同堂》庄严而自豪地宣告:“中国人是热爱和平的”,但是面对残暴的侵略者,他们是“敢用生命换取和平……从而真的得到和平”(36)的民族。

  钱先生被国难激发出强烈的国家意识:“我是向来不问国家大事的人,因为我不愿谈我不深懂的事,可是,有人来亡我的国,我就不能忍受!”(37)因为“我能自由地活着,全是国家所赐。”在亡国危机面前,他表现出了挺身而出的勇气,视死如归的气慨,舍身报国的精神,他拚上自己的血肉之躯迎接侵略者的酷刑,凭借的是一颗“永远是中国人的心”。韵梅虽然只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但是她也知道国都的所在地,她从投入抵抗运动的三弟瑞全身上看到了“高山大海”,看到了“她的国家”(38)。祁瑞宣时时想着“在这国家有了极大危难的时候”“理当去给国家作点什么”(39),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暗中给学生一些鼓励,一些安慰,教他们不忘了中国。”(40)“他的心与四万万同胞在同一的律动上跳动着”(41),他有一颗“宗教信仰”般的“爱国心”(42)。

  他们发出的是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最强音,他们是中国人的真正的代表人物。他们代表着民族正气,代表着光明,代表着中国的希望和未来。

  国家意识是通向民族主义的桥梁,只有具备了国家意识才能具有民族主义精神,只有将个人命运寄托于国家民族的命运才有个人的出路。

  正是由于觉醒了“国家”意识,才导致了钱诗人产生对自己应尽的国家义务问题的反省,导致了对自己过去的行为的反思:“他活了五十多岁”,虽然并“没作过任何对不起国家与社会的事”,可是也“并没作出什么有益于国家与社会的事”,他痛恨自己过去的“消极”,他并没有把苦难的责任推诿于国家,而是谴责“自己偷闲取懒误了国事”,经过心灵的拷问,他决定作一个“和国家紧紧拴在一处的新人,去赎以前袖手旁观国事的罪过”,“把性命完全交给国家!”(44)祁瑞宣并不因为肩负沉重的家庭责任而丧失国家义务感,他时常提醒自己当这国家遇到灾难和时候自己理当去为国家作点什么,去作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所有抗战派的人物都是从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的体现中走向光明。

  投降派没有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冠晓荷、蓝东洋、大赤包等投降派人物都是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他们由极端个人主义而走向与国家和民族的对立,走向卖国主义,所以,他们也就没有个人的前途。投降派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因为他们的文化只代表黑暗和死亡。抗降派不代表中国人的主流,只是泛于激流中的泡沫和沉渣,只是中华民族在这场民族洗礼中要清除的垃圾(45)。


  《四世同堂》以抗日战争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以“亡城”之下小羊圈胡同普通市民由忍辱到反抗的过程为缩影,形象而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社会在民族抗战中接受的洗礼,谱写了一首觉醒民族意识、呼唤民族精神的颂歌。

  1943年,陈铨指出,中国文学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个人为中心,第二个阶段以阶级为中心,第三个阶段是以全民族为中心。在第三个阶段,中华民族将第一次养成强烈的民族意识,而且它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将来(46)。1944年,老舍开始发表觉醒国家意识呼唤民族主义精神的百万言巨著《四世同堂》,为陈铨的推断作出验证。

  《四世同堂》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休戚与共、息息相通,它的使命在于国家观念的觉醒和民族精神的树立、开拓、发扬与光大。它不愧为一座民族主义文学的丰碑。


  注释:

  (1)《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221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
  (2)《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6页。
  (3)《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54页。
  (4)《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273页。
  (5)《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400页。
  (6)《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54页。
  (7)《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230页。
  (8)《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128页。
  (9)《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149页。
  (10)《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223页。
  (11)《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190页。
  (12)《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378页。
  (13)《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229至230页。
  (14)《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311页。
  (15)《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113页。
  (16)《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124页。
  (17)《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318页。
  (18)《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50页。
  (19)《老舍小说全集》第8卷第133页。
  (20)《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155页。
  (21)《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53页。
  (22)《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194页。
  (23)《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20页。
  (24)《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23页。
  (25)《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95页。
  (26)《老舍小说全集》第8卷第221页。
  (27)《老舍小说全集》第8卷第241页。
  (28)《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171页。
  (29)《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160页。
  (30)《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99页。
  (31)《老舍小说全集》第8卷第183页。
  (32)《老舍小说全集》第8卷第122页。
  (33)《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160页。
  (34)《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77页。
  (35)《老舍小说全集》第8卷第147至148页。
  (36)《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312至313页。
  (37)《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42页。
  (38)《老舍小说全集》第8卷第145页。
  (39)《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35页。
  (40)《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21页。
  (41)《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100页。
  (42)《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400页。
  (44)《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419页。
  (45)《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245页。
  (46)参见陈铨《民族文学运动》,载《民族文学》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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