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臧克家与“文协襄樊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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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诚言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6年10月19日 www.laoshex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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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诗手稿
一、“文协襄樊分会”的成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全国爱国的文学艺术家云集武汉，于1938年3月27日，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随后，“文协”相继在昆明、襄樊、成都、香港、延安、桂林等地设立了分会，而在长沙、内江、宜昌设立了通讯处。在抗战时期的襄樊，在全国居然有这样的显赫地位，似乎让我们感到吃惊。我们已经知道，1939年8月，老舍是来过襄樊并且写了长诗《襄樊》的，随后他又到了延安，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老舍离开延安以后，于1939年9月写给周扬的一封信就很清楚了。
周扬先生：
在延安见到先生与艾思奇，李初梨，萧三诸先生，实在给我莫大的欣慰！可惜，因为急于北去，未能见到丁玲，何其芳，沙汀三先生，和其他的文艺工作同志们，深感歉歉！希望你肯代向他们致意，并希望我在折返西安的时候，再在延安停留一半天，有机会和大家见面！
在咱们会面的时节，我顺口答应的把文协总会的情形略为报告几句，当然是彼此都感到时短言长，不能尽意；所以我愿再写给你一些我以为值得说一说的，你自己看过之后，或者还教延安的友人们都能看到，就更好了。
文协已成立了一年半。在这过去的一年半中，老实说，我们并没有多少了不起的表现。不过，假若有人一定要问，到底文协也有一半桩值得夸口的事没有，我可以毫不迟疑的回答：有！我们团结了，我们团结得好！我常这样设喻：文协好比英国的王，虽然他没有多少实权，可是在维系全英国的团结上，他还有很大的作用。自然，文协不完全是一面招牌，它的确有它的工作。可是从它的人力财力上来看，它所表现的或者还跟不上一个分会，假如那个分会有比总会更大的力量的话。总会分会的力量不同，所以工作的成绩也就或多或少。可是，因为总会没有闹过笑话，分会在各处才得到信任，才能发展；因为总会团结得好，分会才在精神上有所归依，才感觉到在一个地方努力工作，正是为全国的文艺界友人们争取光荣；这个，我说，就是总会最大的成功。假若，我们能一面分途努力，一面能把团结的精神保持住，象过去的一年半中那样，文协的前途是有无限光明的。
因此，目前的问题，我想应该是：总会应更努力于实际工作，不当只在高处喊团结，以至慢慢的变成了一座金字塔，外面很大，里面却只埋了一具棺材。总会已得到了全国文艺工作者的承认与拥护，它就该再以实际工作去感召，去启示。分会呢，因为地区的关系，一定有就地设计的切实办法，绝不至象总会那样因努力创建“全国性”的组织而消耗了许多精力。那么，分会必须就地推展工作，培养文艺界的新军；同时，了解总会在“全国性”的组织上所费的心血并非是浪费。简单的来说，就是总会与分会应在工作上竞争；而竞争的目的是在尽力于抗战，是在我们互相策励，是在一同取得全国文艺界在抗战中所应得到的光荣。
假若上面的话有可取之处，我觉得我们马上应作到：（一）前方后方的作品应多多的交换。文协不愿多喊口号，因为抗战建国的大策既是全国人民所拥护的，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便是在抗战建国上去尽我们宣传的责任。因此，前方英勇的战绩必须传达给后方，后方的生产与建设必须使前方知道；这是我们的最要紧的工作，而且必期使之成功。以前，因交通邮电的不便，使我们的联络实在不够，因而我们也就没能使作品对流；现在，我们应去克服这个困难。（二）前方得不到后方的书籍与刊物，总会应马上成立一个什么委员会，专管供给各分会书报的事。同时，分会所办的刊物与能得到的书籍也随时寄给总会。我们不要再等着别人帮忙，应当自己下手实行这以货易货的土办法。（三）上面已经说过了，我们的联络得不够，从今以后，我们应彼此至少每月通两次信，互相报告消息及讨论问题。函信不要寄交个人，须交给会里；团体比个人大概少一点流动性。（四）抗战文艺在国际上的宣传，还差得太远——或者应说完全被忽略了。现在，文协香港分会创办了英文版的《抗战文艺》，销往欧美与南洋；以后，还打算另印法文版。这个外文的会刊的支持是由香港分会与总会双方出人出钱，可是力量还不够，希望各分会及各分会所能通知的朋友们都注意这件事，设法多供给稿子。只要有稿子，印制与经费的困难便容易克服了。（五）为了宣传抗战，我们不但要求写作的“质”高，也还要求印刷的“量”广——多散播出一张宣传文字，便增多一分抗战力量。我们的宣传工作还不够，不够！总会与分会自然需设法取得密切的联络，就是分会与分会之间也当互相往来，把我们认为最有效的宣传文字——不管是那里写出来的各处翻印，普遍的散播，或者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上这几个粗浅的办法都是沿着说讲团结而联想到的，虽然是犯了由报告而窜入建议的毛病，可是假若它们有一点半点的可取处，也就大可以不管文章的好坏，与起承转合的是否得法了。
接续着报告吧：关于文协总务部的工作，你知道，总务不过是义务工友，说起来未免麻烦，所以顶好三言两语交待过去：我们花钱仔细，用人极少。经费少，所以每一个钱都需花得有响声。人少，所以大家都需动手办事，谁也不许多偷懒。这一点点，虽然无关宏旨，可是与文协之所以能得到各方面的敬重与爱护，正自大有关系。
出版部到如今应有四个刊物，可是事实上只有三个，因为印刷太困难，不能多印出来。三个刊物是《抗战文艺》，《前线增刊》，和《英文会刊》。《抗战文艺》因印刷困难，近来难免脱期。《前线增刊》已与成都分会合作，双方出人出钱办理。《英文会刊》是香港分会主办，总会帮人力财力。郁达夫先生呆在南洋，已着手为总会募款，将来或者以募款所得全作维持《英文会刊》之用。《抗战诗歌》是四个刊物中的流产的那一个，稿已集全，但是无法印出。会中经费每月一共有一千元左右，维持这几个刊物已须花费七八百元，所以连校对和跑印刷所都须编辑人亲自出马。刊物而外，已出版的书有抗战文艺的世界语译本，都送到国外去了。新近编有《通俗文艺讲话》，稿已交出，何时印出，尚无确息。从老早，我们就想编印文艺丛书和较大的文艺刊物，都因人力财力的限制未能实现。不要往多说了，假若我们每月有一万元的收入……
研究部有四个经常的座谈会，集会时分头讨论文艺专题。讨论的结果，分头汇为小册子，如抗战小说，抗战诗歌，抗战戏剧与抗战报告文学。这四本小册子当交与国际宣传处，译成几国的文字，作为抗战文艺的介绍。去年，研究部办过通俗文艺讲习会，并派人到各学校去讲演。今年，因重庆疏散人口，讲习会就不容易再举办了。讲习会既不能办，顶好是办文艺函授学校，为爱好文艺的青年朋友们改正试作。可是到如今还找不到专款来办，作家们的生活极苦，一天到晚苦干还混不上饭吃，实在无法为别人改文章！假若每月能有几百元钱，请几位作家作函授教师，我想，一定有不少人愿意作这培养文艺新部队的工作。研究部有个小小的图书馆，哼，据闻文协会所上月遭了轰炸，也许那些图书已都变成灰烬了！
组织部的成绩相当的好，现在香港，成都，桂林，延安，襄樊，已都有了分会；长沙，内江，宜昌等处都有了通信处。在最近的将来，也许还能多设几个通信处。我们久已注意而想不出办法的是怎样在敌后方设立通信处。我想为解决这问题，还须总会与分会合作，去共同设法的。
好了，我想你或者已看得头痛了，即不写下去。
给作家访问团去电了吗？礼锡先生的死是文协极大的损失。陆晶清女士将来的生活问题是我们大家应注意的。我们团结，我们彼此关切；真挚的友谊能使我们永远携手前进啊！匆匆，祝吉！
延安分会诸友都能代候！
老舍九月十六日榆林
（载一九四0年二月十六日《文艺战线》第一卷第六期）
老舍是刚在老河口与襄樊，慰问了抗日军民之后到达延安的，在这封信中，作为全国“文协总会”负责人的老舍，他及时地通过给周扬的信，向延安的文化界朋友，通报了包括“文协襄樊分会”在内的，全国各分会成立的消息及有关情况，这就充分证实了“襄樊分会”的可信度和知名度。
经史料查证，继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之后，同年5月1日“昆明分会”成立，12月23日“襄樊分会”成立，次年1月14日“成都分会”成立，3月26日“香港分会”成立，5月14日“延安分会”成立，10月2日“桂林分会”成立，有的先成立分会，后改为“通讯处”，如宜昌、长沙等。
二、“文协襄樊分会”迁至老河口
抗战期间的1938年7月，负责抗日救亡宣传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委’）”，经李宗仁批准成立，该组织由钱俊瑞（主任）、陈北鸥（副主任）和胡绳、孟宪章、李伯作、刘江陵、臧克家等16名委员组成。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第五战区李宗仁的长官司令部官邸，连同“文工委”，也一同由武汉迁至襄樊，长官司令部和“文工委”会址，均设在樊城的高庄（当时属樊城郊区）。“文工委”与“文协襄樊分会”在组织的成员方面，多为交叉关系。他们在襄樊接办了《鄂北日报》，钱俊瑞任社长，胡绳为总编辑，郑楚云、张光年（时名张文光）等人做编辑工作，臧克家、姚雪垠、碧野等为撰稿人，社址在襄阳城西门外，城内办公地点在襄阳城北街。
当日军开始企图大举进犯襄樊时，李宗仁的长官司司令部，才由襄樊西迁，在谷城县茨河镇驻扎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即迁至老河口（时为光化县的城关镇），并在此活动达五年之久。与此同时，1939年5月，“文协襄樊分会”也随之迁至老河口，其间“文协襄樊分会”的活动，主要在老河口展开，直至1942年1月25日香港沦陷以后，“襄樊分会”才于同年夏季宣布告停。
据老舍先生之子舒乙介绍（笔者10月7日与舒先生通过电话交谈），当时的“文协襄樊分会”，在全国还是规模较大、活动较活跃的一个。由此可见，抗战时期的襄樊与老河口，在全国抗战文化战线上所占的重要地位。
特别是搬迁到老河口以后的“文协襄樊分会”，其抗战的文化宣传活动，在全国之所以能具有相当大的举动和影响力，应该说这是由人气决定的。因为在当时的襄樊，特别是老河口，聚集了一大批文学艺术界的重量级文物。为什么当年的襄樊、老河口，能够具有这么大的磁力？为什么“文协襄樊分会”，能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为什么全国数百名文学艺术界的精英，能齐聚襄樊与老河口呢？这与当时襄樊与老河口所处的战略地位，以及第五战区司令部及其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再者，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设立在老河口后，老河口处于鄂、豫、川、陕、皖抗日前线的领导地位，李宗仁将军抗日爱国的开明政策，一大批文化名人云集老河口也就顺理成章，其中作家有老舍、李公仆、姚雪垠、碧野、臧克家、田汉、宋之的、安娥、杜宇等；画家有魏紫熙、沈逸千、奇人、阎磊、王霞宙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有白玉楼、马宏良、靳万春、洪益奎、尹玉林、张云芳、杨少泉等。这些文化人士在老河口第五战区办报纸、搞讲演、开书店、搞演出、写文章、办画展，使老河口的抗战文化宣传活动空前活跃，“成为抗战时期继桂林后的第二个文化名城”。除延安解放区外，重庆、桂林、襄樊（含老河口），几成三足鼎立之势。
三、臧克家与老河口抗战作家群
当时的第五战区政治部，在老河口办有《阵中日报》，社长韦永成，总编辑尹冰彦，特约撰稿人有老舍、臧克家、碧野、姚雪垠、艾芜、鲁彦、安娥、宋之的等数百位著名作家和进步文化人。其副刊《台儿庄》由作家田涛主编，1940年《台儿庄》副刊，登载了臧克家的《十二月的风》、《黎明鸟》，姚雪垠的《家的故事》，碧野的《草原上的英雄》、《小鹰》，安娥的《中国靠着他们》，静子的《别了，武当》，艾青的《水牛》，欧阳山的《云雾水月》，田涛的《呜咽的汉江》等。此外，《台儿庄》上还登载过冯玉祥将军写的文章《痛悼张自忠将军》和李宗仁写的诗《哭张自忠将军》。
第五战区在老河口期间，经常在老河口演出的有政治大队话剧队、抗演四队、朝鲜义勇队、光化青年剧社、春雷剧社等。抗战时期这些演出队，演出了一大批优秀剧目，如独幕剧《东北一角》、《壮丁》、《太阳旗下》、《家破人亡》、《杨子江在怒吼》；小型讽刺剧《代用品》、《晚香》、《抽水马桶》、《一出戏》、《躲警报》等。
1941年7月，第五战区艺术协会正式成立后，美术界的知名人士来老河口的很多。他们纷纷在老河口办画展，或是将作品在老河口的壁报和刊物上刊出。当时还有来自延安鲁艺安林的作品《军民合作》、《赶集归来》，有王寄舟的《保卫大襄樊》，黄丹的《救救孩子》。在《战地月刊》上，几乎每期都有美术作品。
当时在老河口演出戏曲的，有“北平信谊社（白家班）”领班白连昆，他们除演出传统戏名剧外，还排演了新戏《台儿庄》，由著名女武生白玉楼扮演李宗仁，李宗仁还打趣地说，“我没有她个子高”，演出气氛十分轻松，其影响也曾轰动一时。还有政治大队平剧（即京剧）队，为前方将士募捐寒衣，还为筹集资金演出了《英雄传》、《木兰从军》。同时还有若干个地方戏种，如豫剧、曲剧、越剧等参演。
在音乐宣传活动方面，经常向民众教唱抗战歌曲，使抗战歌曲在老河口的推广既快又广。《黄河大合唱》在陕北流行不久，1940年演出队就到老河口首次演出，这是继延安之后的第二支队伍。当时在老河口流行的抗战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流亡三步曲》、《大刀进行曲》、《太行山上》、《生产大合唱》、《抗敌歌》、《游击队歌》、《枪口对外》、《同胞们醒醒》、《丈夫去当兵》等等。张光年还专程回到家乡，当即编写了《光化青年进行曲》，参与演出。
“文协襄樊分会”和“文工委”具有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们，以文学艺术宣传工作为主要战斗武器，为民族的解放，为救国救民而奋斗，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乐章，成为抗敌的第二战线，功不可设。而现代的著名诗人臧克家就是在襄樊时间最长，创作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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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克家（1905—2004），山东诸城人，1923年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1926年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1930年在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师从闻一多，1934年毕业。毕业后当过几年教员，自1937年起，出任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宣传科教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秘书、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三十军参议、三一出版社副社长。1939年，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在战略防御与进攻的情势下，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先后迁移至武汉、襄樊、老河口，这一路臧克家都紧随部队，直到1942年夏。
在襄樊与老河口抗战期间的作家群中，在这块永存记忆的巨型纪念碑上，我们为什么要浓重地刻上“臧克家”的名字呢？
其一、1933年他出版的第一本诗集《烙印》，及其后连续出版的《罪恶的黑手》、《自己的写照》和《运河》，一扫当时诗坛的靡靡之风，以朴实清新的风格，以反映农民疾苦的真情，被光荣地誉为“农民诗人”；抗战刚一爆发，他又持笔从戎，在战火里，在硝烟中，一直在战斗中写作，在写作中战斗，成为地道的“军旅诗人”。
其二、他自1937年起，一直跟随抗日部队转战，从华北到武汉，从武汉到襄樊，从襄樊到老河口，他是在襄樊战斗与写作时间最长的现代著名诗人，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襄樊市所辖各县市的山山水水。可以说，襄樊是他的又一个故乡。
其三、他在襄樊期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襄樊分会理事，在马背和膝盖上创作并出版了《津浦北线血战记》、《泥淖集》、《随军行》、《淮上吟》、《呜咽的云》等文集与诗集。襄樊成为臧克家一生中，创作最为丰富的时期之一；襄樊也给了这位杰出的诗坛泰斗以灵感与养分；同时，臧克家，也永载襄樊史册，成为襄樊人永远的骄傲。
一位新加坡华人诗人潘受，抗战时期，曾率慰劳团回国（中国）劳军，从中缅公路到中原战区，行经大半个中国。写于炮火硝烟中的七律《老河口》，被视为代表作：
百战山河此久支，劳军细柳我来时。
天围人野风云壮，日落孤城鼓角悲。
破虏心争摧壁垒，遗民泪尽望旌旗。
可堪再话襄樊役，先轸归元恸六师。
这首诗出自一位域外诗人之手，它大气磅礴，惊天地，泣鬼神，让人荡气回肠；它同时又告诉我们，襄樊、老河口之所以能云集老舍、臧克家等数百名文学艺术家的原因所在；它也回答了我们，襄樊、老河口的抗战文化宣传活动之所以空前活跃，能成为抗战时期继桂林之后的第二个文化名城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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