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第一眼和几个最后一眼回首早年难忘的辗转岁月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２０世纪杰出的文学大师老舍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尽！文化界把老舍之死与屈原投江相提并论，认为是“文革”历史上最具英雄主义气概的抗争行为之一。

　　父亲的死给舒乙带来了巨大的伤痛。他在回忆的文章中写道：“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围是漆黑一团。公园里没有路灯，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整个公园里，大概就剩我们父子二人，一死一活。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没动。时间长了，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是泪水，我分不清。我爱这雨，它使我不必掩盖我的泪。我爱这雨，它能陪着我哭，我只是感到有点冷。……我摸了父亲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做爱回报给他。”

　　或许在那个时候，舒乙想起了父亲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中第一次真正出现父亲，是在我两岁的时候……不过，说起来有点泄气，这次记忆中的父亲正在撒尿。母亲带我到便所去撒尿，尿不出，父亲走了进来，做示范，母亲说：‘小乙，尿泡泡，爸也尿泡泡，你看，你们俩一样！’于是，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而且明白了，我和他一样。”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舍予，就是舍我的意思。”舒乙说，老舍先生把“舍我”作为自己的人生指南，并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了一辈子。老舍是“文革”之初中国作家舍身殉难第一人，直至１９７８年６月３日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两个月后，邓小平同志曾在胡絜青的上书中批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为沉冤九泉的“人民艺术家”彻底平反一锤定音。

　　１９３５年，舒乙出生于山东青岛，那时老舍在国立山东大学（前身为齐鲁大学）文学院任教。舒乙出生之后的第二年暑假，老舍辞去了山东大学的教职，开始了他自由的作家生涯。家里就是父亲的工作和写作环境，父亲进入工作状态后，特别严肃。老舍要求在他写东西的时候，家里要非常安静。舒乙从小遵守着规矩，只要爸爸在写作，他就不出声。

　　说到“舒乙”这个名字的来由，他笑了笑：“有来由，来自３个方面。我的姐姐生在济南，叫舒济，但上学时才发觉这个繁体的‘济’字太难写。这时，父母特别后悔。到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就决定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到了我这儿，就极左一下，一笔。‘乙’，有第二的意思，我是老二嘛，甲乙，对吧？还有一个缘由，我出生的那一年，乙亥年，属猪的。我这个名字很少重名，到现在还没碰到第二个跟我一个样的呢。”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彻底改变了老舍之前的平静生活，他离开家人，从济南只身去到武汉和重庆。那时，舒乙刚刚两岁多。“我们呢，因为太小，３个孩子，最大的４岁，我是老二，两岁，还有一个刚生出来，那么３个这么幼小的孩子，走在路上肯定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们就滞留在济南，跟妈妈一起，就等于是跟父亲分开了。”

　　１９４３年，抗战期间的形势依然严峻，兵荒马乱之间，饥荒又接踵而至。当时舒乙的母亲胡絜青，带着舒乙和他的姐妹们踏上了去重庆投奔老舍的艰难旅途。“６年后才再见上这一面。等见到他的时候，就发现他面色很苍白，已经变成了个老人似的，其实他还不到４５岁。他是很喜欢孩子的，看到我们自然是很高兴，但是也烦恼，要养活这么多人啊，他完全是靠写作，就是等于生活更加困难，要养活我们，要关心我们上学，其他的好多杂事儿就要堆上来了，等于拖家带口了，挺难的。为了缓解家里的生活压力，这一年底，妈妈在编辑馆里找了个工作。”

　　舒乙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慈母’这个词讲得通，对‘慈父’这个词我老觉着别扭。依我看，上一代中国男人不大能和这个词挂上钩，他们大都严厉有余而慈爱不足。我的父亲老舍，既不是典型的慈父，也不是那种严厉得令孩子见而生畏的人，所以是个复杂的父亲。”

　　老舍对子女的学习采取了一种绝对超然的放任自流的态度，从未过问孩子的成绩，也没辅导过孩子功课。他表示赞同的，在当时的舒乙看来，几乎都是和玩有关的事情。他很爱带舒乙去拜访朋友、坐茶馆、上澡堂子。走在路上，总是他拄着手杖在前面，舒乙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从不拉舒乙的手，也不和舒乙说话。舒乙回忆说：“我个子矮，跟在他后面，看见的总是他的腿和脚，还有那双磨歪了后跟的旧皮鞋。就这样，跟着他的脚印，我走了两年多，直到他去了美国。现在，一闭眼，我还能看见那双歪歪的鞋跟。我愿跟着它走到天涯海角，不必担心，不必说话，不必思索，却能知道整个世界。”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之后，老舍本希望能够回到北平，但在此时，曾经工作过的山东大学向他发来了聘书，而几乎与此同时，美国也向他发出了访问邀请，两相权衡之后，老舍于第二年的３月去了美国。老舍未曾料想，这一次滞留竟会是前后３年多的时间。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召开了第一次文代会。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向老舍发出了归国邀请。这一年１２月９日，老舍从美国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第二年春，老舍一家人从重庆搬回了北京。“又过了这近４年，再见到他到前门火车站去接我们。这个时候就显得更老了，就好像完全是个老人了，但是呢，他情绪比那个时候好多时。我们从火车上下来时，他一一地给我们打招呼，胡噜我们的脑袋，但是到我下来的时候，他突然把手伸出来―――舒乙，你好。着实把我吓了一大跳，因为在这个以前啊，我在家里永远是叫我小乙，小名，叫舒乙，很正式的；第二呢，从来没有人跟我握手，一个小孩子谁来跟你握手啊。他完全是一种洋式的，西方的这种，好像你已经是大人了，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咱俩是平等的，我尊重你，向你这样打招呼，我一下就觉得我好像是长大了吧。”

　　２００５年４月，舒乙应山东大学之邀出席“《世纪回响》―――山大知名人物系列纪念活动”。舒乙深知父亲对这个曾经任教数年的城市的眷恋，所以每次到济南来都要去大明湖、趵突泉、山东大学西校区（原齐鲁大学）走一圈―――这些都是老舍曾经在文章里描写过的地方，雷打不动、决不改变。

　　今日的山东大学西校区、昔日的齐鲁大学校园里，绿油油的枫树已经高大得足以遮天蔽日，阳光能透过树叶中的一点点缝隙泻下来，在石板路上留下斑斑驳驳的碎影。舒乙抚着大树半天说不出话来：“就和老舍先生在文章里写的一模一样，‘那几条白石凳，上面有枫树给张着伞，便成了我的临时书房。手里拿着本书，并不见得念；念地上的树影，比读书还有趣……’”

不“认”父亲的孝子，半路出家研究“先生”的“空白”之谜

　　１９５３年，中国急需经济建设人才，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决定：送大批大学生到苏联留学，学习各个专业，只要是苏联有的科系全都学。于是，在此后的连续３年中，每年都有３０００多个学生被派往苏联各个高等院校。１９５３年６月毕业于北京二中的舒乙，于这年９月成为当时那一万多名留苏学生的第一批成员。

　　父亲是大文豪，母亲是名画家，舒乙最早从事的却是化工，他说他读大学的时代，最时髦的就是地质、冶金、化工、石油，所以家里的４个孩子学的全是理工，“父母一点都没反对，觉得很有实际的用途，认为应该服从国家需要，选一些当时国家最需要的专业来学习”。当回忆到老舍先生由于听不懂他们的理科术语、无从插话而作《可喜的寂寞》时，舒乙露出了由衷的微笑……

　　舒乙被分配到列宁格勒基洛夫林业工程大学，学习林业化学工艺专业。１９５９年，他学成回国，分配至中国林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１９６０年入林科院南京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主持一项具有“战略储备”意义的“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从林木废料中制取酒精和酵母。１９７８年调北京市光华木材厂当工程师，后晋升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领导科研室和中心实验室，荣获全国总工会颁发的“技术革新全国先进单位”称号。在林产化工口，他度过了将近２０个春秋，直到１９７８年这一项目下马。

　　“文革”结束后，老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点研究的对象。于是，就有很多人来找舒乙，请他协助研究老舍。因为在老舍６７年的生命里，由于各方面原因，不为外界所知的“空白”竟占了３０多年。这３０多年“空白”分为三大段：第一段是在老舍２４岁当作家之前，他那时是个穷人，没有家谱，文字记录非常少；第二段是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２９年，老舍２５岁时去了英国，在伦敦大学教了５年书，别人对这段历史也不清楚；第三段是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老舍在美国，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紧接着就爆发了朝鲜战争，中美两国一直势不两立，老舍也就一直没提在美国的事。

　　填补父亲留下的历史“空白”，自然是做儿子的义不容辞的责任。１９７８年，舒乙写出了他的第一篇作品《老舍的童年》，解开了老舍研究问题上的一些谜团。当时这方面的材料很少，最详细的记载只有４行字，但还有一批与老舍同时代的人活着，舒乙用了几年时间采访了１００多人，“居然可以将他的空白按年份做出补充。我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将这些素材，简单加以整理，提供给别人；另一种是我干脆自己将这些写出来，于是我拿起笔。由于散文不同于报告文学，文字比较活泼，比较抒情，可以加很多个人的因素进去。所以我决定用散文的方式写‘老舍的童年’”。作品在《人民日报》连载后，很受欢迎，很多人给他写信。

　　命运确实会开玩笑，让这位文豪之子在埋首实验室搞了半辈子林业化学研究后，４３岁时竟被“拉”进现代文学的殿堂，开始文学写作。这些年来，他陆续出版了《父亲最后的两天》、《散记老舍》、《老舍和朋友们》和《我的风筝》、《小绿棍》、《梦和泪》等１０多部著作，成为当代著名的作家和老舍研究专家。舒乙深爱着自己的父亲老舍，非常以他为自豪。对老舍的许多著作，他都能背诵如流；他自己的作品，也有很多是写老舍的。

　　在谈到父亲的时候，舒乙几乎句句以“老舍先生”相称；但对母亲胡絜青，他称的是“妈妈”或“母亲”。问到他为什么这样称父亲，舒乙说自己１９８４年从文以来，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来审视父亲，称其先生而不称父亲，是要将父亲拉远，客观地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研究他。另外，“先生”是别人对老舍的尊称，所以他也从众，称其为先生。

　　辽宁省辽阳市教育局离休干部梁廷信，系辽阳市满族联谊会常务会长。梁廷信离休后，开始着手编写《辽阳满族历史文化志》。２００２年春，梁廷信将《辽阳满族历史文化志》手稿拿到辽宁省原副省长朱川家中，请他帮助修改。朱川在读完《辽阳满族历史文化志》后，建议梁廷信将辽阳籍的文化名人写进去。交谈中，朱川告诉梁廷信，应该考证一下老舍的祖籍，因为据朱川回忆，老舍夫人胡絜青生前曾告诉他，老舍祖籍很可能在辽阳。

　　从朱川家中回来，梁廷信便投入到了对老舍祖籍的研究工作中。寻访中，梁廷信了解到，上世纪９０年代初，舒乙曾到后金故都辽阳东京城访祖，并写出了《老舍早年年谱》续篇―――《古城墙上的一棵小枣树》。在文章中，舒乙提到，老舍是满族舒穆禄部的后裔。老舍这代是“庆”字辈，哥哥叫“庆瑞”，老舍叫“庆春”。舒乙考证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舒穆禄部最有名的人物叫杨古立，是清朝的开国元勋之一。舒穆禄氏的后代多分布在辽宁辽阳地区和北京等地”。舒乙还考察了杨、徐、舒、宿４个名姓的满族人残存的家谱，最后一代几乎都是“庆”字辈。而舒穆禄氏大家族在一次内讧后，老舍的父亲舒永寿从这一支分出迁往北京，亲戚间从此也不再往来。

　　舒乙的文章令梁廷信很受启发。他先后前往抚顺、沈阳、承德、北京等地考察舒穆禄氏家族繁衍。几经周折，梁廷信最终在辽阳市新城村找到了答案。新城村有位７８岁的老人名叫徐光秀，也是满族，并与老舍同是舒穆禄氏家族的后裔。徐光秀告诉梁廷信，满清时舒穆禄氏是一个大部族，他曾听长辈讲过，舒穆禄氏部族迁到辽阳东京城（辽阳新城村）一带，属于正红旗。

　　根据徐光秀老人介绍的史实，梁廷信又考证了清代满族的姓氏。研究中，梁廷信发现，满族人姓氏在清代多是按部族居住地名字定姓。上世纪初，满族人的姓氏又发生了变化。有的冠上翻译成为汉姓，有的将其祖父或父亲名上第一个字为姓，或者找一转音的汉字冠为姓，而舒穆禄氏部族主要以杨、徐、舒、宿为姓。从梁廷信对辽阳新城地区舒穆禄氏后代的走访和大量资料中可以判断，老舍的祖籍很可能就在辽阳。这一结论现在也得到不少专家和学者的认可。接受采访时，舒乙认为辽阳有可能是老舍先生的祖籍，也有可能是黑龙江人。

　　舒乙是老舍之子，也是一个老舍研究者。他认为，“老舍先生的投湖是必然”。对此舒乙分析道，老舍先生作品中好人自杀的多，而方式多是投水。此外，１９４１年日本人围逼重庆时，老舍就意欲投嘉陵江，有老舍写给王冶秋的信为证。老舍在信中说：“我看不出能再向哪里跑，而且跑也没有用，好在嘉陵江又近又没有盖儿。”

　　至于老舍为什么选择太平湖作为自己的人生终点，舒乙认为，太平湖位于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而观音庵胡同曾是老舍先生母亲晚年的住地。“老舍先生是去找自己可爱的老母了。”

　　关于老舍的最后一天，舒乙回忆道，那天清晨一大早，父亲就把母亲支出去了。当时，父亲对母亲说，“你去上你的班，不要管我”。母亲走后不一会儿，父亲也出了门。出大门前，父亲拉着３岁小孙女的手，说：“和爷爷说再―――见―――！”这一幕与老舍作品《茶馆》的结尾几乎一模一样。舒乙说：“老舍之死是场悲剧。他的‘舍予’反抗精神，他的悲壮气概，在那非正常的特殊条件下，有着巨大的震撼力量。他的死，向世人抛出了一串大大的问号和一串更大的惊叹号。”

　　舒乙提到父亲笔下的老北京，说到：他笔下有着最地道的老北京，这和他是满族很有关系。清末民初的每个旗人，都会养花、养狗、养马、养鸽子、养蛐蛐，都会骑马射箭，都会舞枪弄棍，都会拳术，都是美食家，都懂各种礼仪……老舍先生熟悉老北京和满族人，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就特别真，特别乡土。

　　“老舍先生的作品，我看有１１部半是他的代表作，那半部就是《正红旗下》。他的作品好多属于‘隐式满族文学’。他没有正面描写过一个满族人，其实他写了大量的满族人。祥子，我分析了，他不是满族人，而是河北乡下人。”在文学研究中，舒乙把工程的分类法、统计法运用上了，发现老舍留下的２５０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以北京为地理背景、风土人情的有１５０万字。他运用理工统计方法统计出老舍全部作品中共出现２４０多个地名，９５％都是真实的。“这些地名从地图上标出来，会发现全部在北京的北角，他小时候就出生在这边。”舒乙从地名的分类和功能研究老舍身世的关系，有关研究文章在老舍学术研究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大家的兴趣，有人将此命名为“文学地理学”，由此派生出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日本研究老舍的中山矢子教授看了舒乙写的关于《骆驼祥子》中祥子拉车路线的研究，率队由舒乙陪同走了５次祥子的拉车路线。“老舍先生的作品改编为影视剧的最多，改得较好的有《离婚》、《四世同堂》，有些本来只可改为１０集，结果大量注水，拉得很长，他们追求的是广告。”

　　舒乙原本学的是理工科，４３岁才开始写作，发表了不少散文集。在这些散文集里没有过多的华丽之辞，但平凡的语句中却倾注了深厚的情感。他的散文以真实的素材为基础，传达了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复杂的经历，细腻的感情，生活中的真实，在他眼里，处处皆精彩。

　　“散文一定要记录有意思的事情，如果不是特别让人感动的事情或是流水帐式的东西，宁愿不写。散文一定要有感而发，某种程度上，散文家不仅是文学家，还是思想家、抒情家。”他强调，散文还要运用技巧加工，而不是一些未经加工的语言碎片。他的风格是，用最普通的话语，加工而不着痕迹，读起来自然，琅琅上口，但不追求文字的华丽，“瞧之无花朵，点点现花香”，以生动活泼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