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小说中的“好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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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会 来源：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院主页 发布时间：2006年10月24日 www.laoshexue.com
摘要：老舍是北京市民的表现者与批评者。他总爱“拿冷眼把人分成善恶两堆”，现在我们只分析被分成“善” 的好人这一类市民形象。他们都具有中国普通人的善良本质，但却又有不同的特点。从中国传统文化对市民影响这一角度出发，对这一类型的市民形象做全方位透视和剖析。
关键词：老舍; 市民; 中国传统文化
老舍原名舒庆春，1899年出生于北京西城区一个贫民家庭。1924年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讲师期间开始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小说正式步入文坛。他擅长写市民，被人们誉为写市民题材的“圣手”。据统计，他仅在小说中就塑造了五百多个市民形象，其市民形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中，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可以与之相匹敌。老舍总爱“拿冷眼把人分成善恶两堆”，[1]为了方便分析老舍小说笔下的市民形象,我们就拿他的这个标准把它简单的分成两类：好人和坏人。据此好人的名单里应该有赵姑母、祁老人、祥子、王德、马威等人。坏人则是蓝小山、小赵、冠晓荷等市井无赖、地痞流氓、恶霸、汉奸之流。老舍是个温和的人道主义者，并未能深入到这些坏人的内心进行具体挖掘，而总是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很表面化地描绘这类人物，致使人物形象大打折扣，流于单调。我们在此就不再做进一步分析了。本文论述的重点是前一种人物形象。我们把它分成五类：老北京人、理想型人类、过渡人、受西方思想误导的青年、城市贫民。
一
老北京人是指生活水平不算低，家境比较殷实的北京人，（祁老人就是租给常二爷三亩地来种的），这里主要指老人。这一类市民形象是老舍塑造最成功、最丰满的一类。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北京，北京是他们的居住地，又是封建王朝的首都，在长达六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历来聚集着来自各地的文人雅士。就是像祁瑞宣这样的年青人，也“很自傲生在北平，能说全国尊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2] (p65)北京的这种领导地位逐渐形成了老北京人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和文化习俗。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极守规矩，又极讲礼节。
《二马》中的老马在伦敦的街上散步，就极讲究中国的礼节，见谁都低头哈腰，甚至一群英国小孩跟在他后面辱骂他“老黄脸”、 “挨打的货”，他也无动于衷，毫无羞辱感。不但如此， “老马先生是伦敦的第一闲人，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也不出门。叼着小烟袋，把火添得红又亮，隔着玻璃窗子，细细咂摸雨、雾、风的美……”[3] (p533)这是典型的老北京人的情趣，即使走出国门也不会改变。它又是一种文化心理：它的内涵既有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人生行为模式的积淀，又有中层阶级的消闲和慵懒的积习，还有自诩为文明古国的优秀子民的某种自得其乐的陶醉。他简直就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缩影。
老北京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盲目继承者。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他们对此一律没有怀疑过。当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为他们的行为准则时，他们就不知不觉地以此来衡量自己和别人，约束自己和别人。他们一般都很善良、勤劳、慈祥，但一旦有人违背了封建伦理，这些美好品质的背后就会暴露出一颗被传统文化异化变质的心。宗法制、父家长制、阶级制等为代表的封建伦理观念使得他们显得保守、愚昧、残忍。
赵姑母（《老张的哲学》）温和、善良、慈祥，真心真意疼爱自己的侄女李静，可称为忠厚长者。她坚信祖宗留下来的法规神圣不可侵犯：老祖宗怎样生活，她也怎样生活，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她认为，事事遵循老规矩，才算尽到老一辈人的责任。她的侄女李静与王德自由恋爱，本来是件好事，但因为她自己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从未听说过青年男女自己找对象的事，所以当她的侄女想自己做主嫁给意中人时，遭到她的激烈反对，以为王德与李静恋爱，有辱家风，大逆不道，悖于传统的道德准则。这是一个被旧思想、旧道德渗透了灵魂的悲剧人物，但她还要用自己的悲剧模式，给子女造成新的悲剧。最后她自作主张把李静作为抵债品折给坏蛋老张作妾，使得李静忧郁而死。这样一个善良的老人会成为“刽子手”，这不能不让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审视。
《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是一位“四世同堂”的家长，头脑里存有浓厚的宗法思想。他为人笃厚善良，无害人之心，却有严重的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有意无意地把小羊圈胡同的人分为三六九等，尊卑贵贱，把自己划为上等人，不愿同他认为的下等人交往，显得愚昧可笑。在中国，社会的基础是家庭，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创立了“孝悌”、“亲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族伦理观。因而中国人家族的利益往往超过个人利益，乃至国家、民族的利益。大敌当前，祁老人却觉得“国事”、“日本人”都离他很远，只有他那四世同堂的“家” 才是实在的。他认为关心国家大事的应该是“宰相”、“大臣”，自己不过是无知小民。他管不了国家大事，但必须坚决守住这四世同堂的堡垒。
在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上，中国人历来提倡“忍”。孔子讲“恕道”认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佛教宣传忍辱无争，以求来世，民间则有“张公百忍”的传说……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在情感方式上拘谨自制，在行为方式上循规蹈矩的遗传基因。（见吴申元著《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传和变异》）在长期的封建高压下与文化统治之下，中国老百姓逐渐养成了一种泯灭个性，遇事谨小慎微，中庸折中的处事哲学。中国传统的文化又一直讲究“中庸”，孔子讲“过犹不及”，做人也讲“一瓶子水端平”。抓住了这点也就抓住了中国人的做人做事的原则。
《离婚》中的张大哥就是这种恪守儒家的中庸道德规范的典型人物。世间万事万物只要经过他的心灵滤化，一切都会显得不偏不倚，折中公允，平和稳重，井然有序。他平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就是“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在说媒中所使用的天平“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平。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脸上有几个麻子，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说话有点结巴或是眼睛有点近视。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消，上等婚姻。”[4] (P301)他所使用的天平，实际上代表了他善于调和矛盾的人生哲学。对他来说，“离婚”就意味着一切既成秩序的破坏，他一生的事业就是要维护这既成秩序不受破坏。不管你组成的家庭幸福还是不幸福，不管你与妻子情感相投还是不相投，只要结了婚，组成了家庭，就得“凑合”着过日子，绝对不能“离婚”。以婚姻为中心升华开去，可以看出张大哥接人待物的准则，均包含极浓厚的儒家道德规范：“凡事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佬还要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和风格”。 [4] (p303)走“中庸”之道，安分守己的过日子，这是张大哥的文化生活模式。
文化是人创造的，但它又是人的对立物，它往往使人的本质异化，造成人的思想整齐划一，从而使自我意识消亡，缺乏独立人格。此时人已经成为伦理观念的行尸走肉。马老先生一辈子不但没有用过脑子，就是他的眼睛也没有一回盯在一件东西上看三分钟。他认为一切都不容质疑无须思考,“为什么活着?为做官!怎么能做官？先请客运动呀!为什么娶老婆?年岁到了吗!怎么娶?先找媒人呀!娶了老婆干吗还要讨姨太太?一个不够吗!”[3] (p424)对人对事他没有自己的独立的认识，而只是从既成传统承袭下来的惯性思维。
对这一类老北京人，老舍总的态度是同情乃至欣赏，“笑骂,而不赶尽杀绝”。[5](P102)这位来自小胡同的旗人后裔对他们优质品质进行了赞扬，但也难以忍受那些仍然没有真正“进化”的劣根性。他为自己所熟悉的“北平市民”不能真正地向社会变易而痛心疾首，由此形成了老舍创作中著名的“反省国民性”的特色。
二
理想型的人是指继承传统文化优质因素的人。老舍在小说中明确指出，传统文化是“应当用筛子筛一下的”，[2] (p255)筛去了“灰土”剩下的是几块真金。“这种真金”就是真正中国文化的真实力量。近代中国人的性格缺陷，跟中国传统文化着重讲阴、讲柔、讲静不无关系。中国文化精神长于主观内省，长于道德的自我完善，长于心理自我平衡。但缺乏一种“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 [6](p49)果敢决绝，义无返顾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既可以造就以退为进，以弱胜强，化动为静的博大精深的斗士，也容易培养出一味退却的懦夫。《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优质因素造就的斗士。
他抗战前是个“闭门饮酒栽花”，“以苟安懒散为和平”的旧式文人，残酷的战争打破了他生活的平静，儿子壮烈牺牲后，他有了巨大的变化。邻居们担心他受儿子的牵连，劝他躲一躲，他拒绝了。他说：“我只能临危不苟，儿子死了，我怎么陪着…...我会高声的告诉他们杀你们的是钱仲石，我的儿子！”[2] (p107)在敌人的监狱里，面对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向人民宣传杀敌救国的道理，以前他连蚂蚁都不肯伤害，现在主张杀人了。他由一个饮酒栽花的隐士变成了敢于流血的战士。老舍在文中说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仪、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钱默吟曾对诱惑他投降的敌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2](P312)这里的“节”是指从屈原、苏武、岳飞等具有民族气节的历史人物那里传下来的，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操行节守。如果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政治理想，那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正是他们以献身来完成自己人格的心理模式。
如果说儒家文化是老北京人的文化优质因素，那么墨家文化则成了理想型市民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部分。墨家尚侠好义，刻苦俭朴，主张“非攻”、“兼爱”的思想对后代文人影响很深。经过历代文人的宣传，尤其在近代武侠公案小说里出现那么多杀富济贫，除恶惩暴型的侠客形象，更是墨家尚侠好义思想那一面的进一步强化和演化。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老舍，他又用这种市民社会的“侠”、“义”意识去教化民众，这种行为可称为剑客式的行刺与自我牺牲。《老张的哲学》中王德敢于和恶棍老张顶嘴甚至在老张打老婆时挺身而出，给老张一记耳光。当心上人李静被买给老张时，他敢于在婚宴上持刀行刺，颇有一股凛然正气。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民主”、“科学”的呼声很高，作为受封建文化影响不深的某些青年人，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形成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关注国家，关注自身，看中个人的意义和价值，有比较强的自我意识，也都执着于各自的人生追求——不管这追求是什么。李子荣在婚姻和恋爱问题上，有自己的标准，不去追逐时代潮流。他宁愿要一个会做饭会洗衣，能互助互谅的老式的妻子，也不要一个念过一两本爱情小说便发疯似的自由恋爱的摩登女性。而且他一直就比较务实，在古玩店工作时，工钱和时间都向马老先生说清楚，以致于马老先生说他：“这份俗气，还会念书，瞧不透！中国念书的人不这样！”[3](p439) 他也看透了中国人的官瘾，“老人家是个官迷，糟！糟！糟！中国人不把官迷打破永不会有出息！”[3](p449)马威虽然是年轻人，但他与李子荣相差太远，他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 李子荣是个豪杰，因为他能自己造出个世界来！……”[3](p613)
这种理想型的人是祖国未来的希望，但他们也有缺点，最主要的一点是柔弱。就是那个敢爱敢恨的王德，当他家里人在他神智不清时，给他娶了一个根本不相识的陈姑娘来冲喜，他居然给“冲”醒了，“不由的心软起来，开始与她（陈姑娘）说话……于是，他死心踏地帮助父亲做地里的工作，不敢再冒险去城中找事……”[3](p186)
斗争实践的日益深入和思想的发展使老舍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断地开辟自己的艺术世界。以前老舍刻画的理想人物，只是一些像李景纯，李子荣、马威那样的“务实”、“埋头苦干”，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国民。而在抗战爆发后，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创造了瑞全这样一个有别于他以前作品的新人形象。瑞全从北平出发后，从一个幼稚浮躁的大学生转变为成熟的抗日工作者，其中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他对于“民众”的认识的变化。过去民众在他眼里不过是些无知的，肮脏的“愚民”。现在他认识到“乡民，在许多事情上，不但不愚，而已配作他的先生。”[2](p256)瑞全对民众认识的变化，表明了老舍通过抗战现实的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更加全面的思考。
三
过渡人是指在老北京人的心理与理想型市民思想之间矛盾痛苦的人。他们多是青年人，青年人独有的朝气和活力使得他们不可能像老北京人一样完全因循守旧，愚昧落后。对接触过新思想的他们来说，封建传统道德观念已经成了他们无形的枷锁，钥匙在自己手里却打不开，于是他们矛盾、痛苦、徘徊。再一个原因就是前文所提到的，文化造成人的异化，人的个体意识消亡，代之而起的是群体意识的增长。中国人如果没有这种群体意识就很难在这个文化氛围里生存下去，如果要去张扬个性，很快被群体吃掉。老舍没有描写个体意识被吃掉的那一面，而大量描写个体意识在服从群体意识的精神律动下的矛盾、痛苦、感伤和哀怨。
《离婚》中老李是在压抑“诗意”、压抑“浪漫”个性的情况下，与李太太组合家庭的。但他与妻子在情感、性格、举止、言谈诸方面，都呈现不协调状、不相容状。不管他对李太太的俗气怎么讨厌，他还是要在这个家庭中苟活着、敷衍着，而且进一步压抑他对马少奶奶的潜性爱的追求。
祁瑞宣是祁老太爷家族“四世同堂”中的长孙，在家庭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一家大小的累赘，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背上，使他抬不起头来。”[2](p20) 但他青年时代曾接受过西方文化影响，并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即使这样，他还是未摆脱祖父和父亲的命运。在“国”与“家”发生矛盾时，血缘家族制度使他只能为“家”而弃“国”。但他在“国难”面前矛盾痛苦：他要对国家“尽忠”就不能对上辈“尽孝”；他要对祖辈、父辈“尽孝”，就不能丢开他们走出北平。“在另一方面，他是个公民，而且是个有些知识与能力的公民，理当去给国家作点什么，在这国家有了极大危难的时候。在另一方面，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平日就依仗着他，现在便更需要他。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须在敌人脚底作亡国奴，他不能受！不能受！”[2](p35)他曾对瑞全说：“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2](p37)为此，他常常自责自谴。当战事紧张时，他终于抛弃这份沉重的文化遗产，“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而一旦民族战争结束，他仍然会回到原来他所遵循的文化传统规范下的生活环境里去，去敷衍，去调和，去安分守己。
四
受西方文化误导的青年人，他们本质并不坏，但因未能正确认识西方文化，经常做出可笑或可悲的事情。“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以开放式的态度看待西方文化，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建立自己的民族新文化，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当时也的确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一味接受西方文化，只取“西式”皮毛，甚至将西方社会劣性东西也输送到中国来，从而污染了一部分青年的灵魂。
《赵子曰》中赵子曰没有接受“五四”新思想的正确影响，思想浅薄得可怜，却偏要用一些时髦的东西来装饰，甚至将“五四”反封建的优良传统歪曲为打校长、打教员、无故闹风潮。“不打校长教员，也算不了有志气的青年”，这种“志气”是受西方文化“动”的形态影响下的“志气”。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以西方文化为主体而掀起的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老舍没有赶上这一代知识分子在金戈铁马，大浪淘沙中所做的文化心理选择。他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的情势下登上文坛的。这就决定他在登上文坛的同时，就带上2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特有的历史使命，以冷静、务实精神，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是多方面的。他一方面明确认识到“五四”反封建的进步性，特别赞赏“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对旧礼教、旧道德的猛烈冲击。另一方面，他又看到当初被“五四”文化新军猛烈扫荡过的“孔教”、“儒学”已形成一种很深的文化积淀，潜藏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人物心灵深处，影响着他们，制约着他们。也是通过对“五四”的反思，引起老舍对东西方文化价值的重新审定。赵子曰形象的出现正体现了老舍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尤其对西方“个性解放”、“自我恋爱”等文化思潮，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蓝小山、欧阳天风、小赵、胖校长侄儿等人组成的“孔教打底，西法恋爱镶边”的“自由恋爱”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完全把女人当成玩物。《月牙儿》中的女主人公失身于胖校长侄儿后正式上市“卖肉”。这些在西方“文明”包裹下发生的悲剧，更令人感到恐惧、心悸。相反，那种以东方情调——或由父母包办、或由媒婆摄合的婚姻，却显得和谐、平静。像祁瑞宣与韵梅组合的家庭，就最能体现这种和谐、静美的东方式婚姻特点。看来，老舍是从文化角度突出西方现代生活因异化而带来的困惑，苦恼，痛苦，然后再用东方文化加以补救，以东西方文化伏劣互补去建立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的。
五
城市贫民，这是些被压迫被损害，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包括洋车夫祥子、老马、小崔、老巡警等。他们身上既没有老北京人身上的优越悠闲，也没有理想市民身上“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的大志。他们的生活目的只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但现实太残酷了，他们无论多么辛苦却仍然在生死线上挣扎。他们处在城市的最底层，多数是破产的农民，虽然他们身上具有诚实、善良、勤劳的优良品质，却摆脱不了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弱点。这是老舍所描写的市民形象系列中最多最感人的形象系列。
祥子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因此进城后在生活理想、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带有强烈的农民意识。他有骆驼一般吃苦、耐劳、坚韧不屈的禀性，为了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劳动者，三起三落的买车的苦难际遇，都没有把他彻底打倒。但他身上所具有的“有价值的东西”却被社会一点一点“吃掉”。祥子作为农民小生产者，本来就具有农村封建宗法制的封闭性、落后性、狭隘性、自私性。他自私偏狭，“不想别人，不管别人”，“他只关心他的车”。他和自己的阶级兄弟争生存权，干一些“抢座儿”的丑事。他政治上无知无识，麻木愚笨，对现实缺乏认识。拉车的时候，祥子感到一种劳动的愉快和陶醉，似乎有一点“为劳动而劳动”的味道，类似于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但倘真完全如此，则祥子就用不着买车了，租凭了车来拉也差不多。更主要的，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祥子不仅远不可能把劳动当作乐趣，而且，他所陶醉的高等洋车夫那种带有虚荣的表现欲望的劳动，在意识里已经暗含了高人一等的小生产意识，尤其是，他暗暗渴望的，还是成为有厂子的车夫。他身上还有潜在的小市民那种占便宜的意识， “反正自己跳不出圈儿去。什么样的娘们不可以要呢？况且她还许带过几辆车来呢，干吗不享几天现成的福！”[6](p92)他本来是只想与虎妞玩耍玩耍的。小市民意识里是没有洁身自好这样的高尚情操的，小市民的从丑恶里去寻找陶醉的思想，也是他受诱惑上当的原因，他认为一堆碎铜烂铁中，也有一二发光的物件。这就是可爱可怜可悲可叹的独一无二的祥子形象。
较“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描写下层人民的不同，老舍不是取着鲁迅式的纯粹知识分子化的观照态度，而是把自己自觉又不自觉地融入了其中，当成了市民社会的一员。就像田仲济同志描述他与京韵大鼓艺人富少舫（山药旦）的关系：“……他对旧社会底层人物的感情，他不是同情，而且具有亲如兄弟的感情”，[7](P340)在这种“亲如兄弟的感情”里，老舍实在不是为了某一写作目的才去熟悉社会，结识市民的，他本身就对此满怀深情，而且永远浸润于“市民”之中。老舍精神的内层便是一种积淀深厚的现代市民精神，而且是自觉追求中的市民精神。如果说鲁迅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在于他以传神的笔触画出了国人的灵魂，那么，老舍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则在于“把城市底层社会这个不怎么为人们所熟悉的世界，把城市贫民这个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引进艺术的领域，并获得了成功”。[8](P23)
许会（1978.12— ）女，汉族，山东济宁人。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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