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一生中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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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诚言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6月01日 www.laoshexue.com
我国现、当代的著名人民艺术家老舍（1899.2—1966.8），北京人，满族。他的一生，富有太多戏剧性的传奇色彩，而这些戏剧性的传奇色彩，又多链接在他一生的许许多多的巧合之中。笔者拟以《老舍一生中的巧合》为总题，摘取老舍生活与创作经历中有代表性的“巧合”情结，分若干单篇来完成，以便读者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解读老舍，解读他一生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现在，我们把《老舍的诞生与取名》作为开篇，奉献给喜爱老舍的读者。
一、老舍的诞生与取名
按公历算，老舍出生于1899年2月3日傍晚，这年是清光绪二十四年；按农历算，这个日子是戊戌年腊月二十三，正好过小年，也是狗年的年末；这年又正好是“戊戌维新”；这年他母亲已经41岁了，在老舍之前，母亲已生有四个女孩，三个男孩，老舍排第八。后来长大成人了的只有老舍和他的大姐、二姐、三姐和三哥。由于以上的一些数字，就给老舍带来了一连串的故事：
其一，由于老舍属狗，又生于戊戌年——即狗年的年末，所以是“狗尾巴”，在兄弟姐妹中他最小，排行第八，所以和他们一起居住的姑母，便随口给他取了一个极为难听的外号：“小狗尾巴”。对于这名字，后来老舍一直心存芥蒂，他在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中着力地描写道：“那的确是良辰吉日！”“我是腊月二十三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灶王爷上了天，我却落了地。”“那是有名的戊戌年啊！”在老舍看来，他几乎就成了灶王爷的“转世灵童”，而绝非是什么“小狗尾巴”。
其二，老舍的母亲马氏（1857—1942），正黄旗人，21岁时生下他的大姐，41岁时才生下老舍，所以他又戏称自己是“母亲的老儿子”。老舍在《正红旗下》里叙述说：“我的母亲是因为生我，失血过多，而昏了过去。幸而大姐及时地来到。母亲昏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这里面饱含着无限的酸楚。
其三，老舍是“庆”字辈，如他的大哥就叫“庆瑞”，由于老舍出生于那年的腊月二十三，恰逢“立春”前夕，所以父母为他取学名“庆春”，即取庆贺新春之意。
其四，老舍姓“舒”，但单音“舒”字是汉姓，而老舍是满族，怎么会是单音字的汉姓“舒”呢？老舍先生的子女舒乙、舒济均认为：“舒家曾经是个大家族，在一次内讧后，舒永寿这一支分出单过，而且亲戚之间不再来往。”“家谱不可考，只知道是舒穆禄部的后裔。”因此，老舍的满姓全称的读音，用汉字翻译出来应当是“舒穆禄”。老舍的先辈在“舒穆禄”中取“舒”为姓，乍看起来就像汉族的姓氏了。由于取其“舒”姓，老舍的姓名连在一起，就成了“舒庆春”。如果按照他严格意义上的满族姓名来称呼，老舍的原姓名应该叫“舒穆禄·庆春”，如同“爱新觉罗·溥仪”一样。然而，在满姓“舒穆禄”中，老舍的先辈没有取汉字“穆”或“禄”的形、音为姓，而单单取了“舒”字。这就给了日后，老舍取“字”为“舍予”，取“笔名”为“老舍”，留下了充分施展其幽默艺术才华的广阔空间。如果老舍的先辈，当年不取“舒”姓，那我们现在见到的就不是“老舍”了。
二、老舍的骨灰与父亲的遗骸
1966年“文革”开始，当时作为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自然成了北京市文艺界的主要揪斗对象，开始是“文斗”，接着升级为“武斗”。特别是8月23日那天，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在国子监（孔庙）大院中烧戏装、道具。下午，老舍被“革命造反派”从北京市文联办公室押往孔庙，和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荀慧生等30多位著名作家、艺术家一道被批斗，遭污辱。老舍抗争，被毒打，当场晕倒，血流满面。直至今天，老舍先生的子女还收藏着他的一件血衣。
“革命造反派们”要老舍第二天继续来接受批斗。8月24日凌晨2点，老舍被接回家，夫人胡絜青，一边给他清洗伤口，一边交谈，直至天亮了，老舍拄着拐杖，带着“红宝书”，吻了一下年仅3岁的孙女舒悦，还不懂事的舒悦说了声：“爷爷再见。”老舍回了一声“再见”，谁知道这两个字，就是老舍一生说的最后一句话；这一去，竟然就是老舍与我们永远的诀别。
8月25日清晨，在北京西城区的太平湖边，发现了一具尸体，是老舍，当家人赶到太平湖时，老舍的尸体已经没有了。在那种足以让人发疯的严峻岁月里，家里人四处去寻找，但哪里能够找到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老手”的尸体呢？
等到1978年，为老舍平反昭雪，6月3日，在北京举行“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但在那个让大家向其三鞠躬的“骨灰盒”里，其实是没有骨灰的，里面放的只是老舍生前使用过的一副眼镜、一只毛笔、一支钢笔和一小盒茉莉花茶。
可巧的是，早在66年前的1900年，那个“小狗尾巴”的舒庆春还只有一岁半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死了。
老舍的父亲叫舒永寿（？—1900），正红旗人，年轻时就当了保卫皇城的护军，每月三两饷银，再加上春秋两季所领的“老米”，便是全部的所得。那时的清军，没有佩戴印有照片的证件，只佩戴腰牌，他父亲的腰牌上注明的是：“面黄无须”。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作为皇城护军的舒永寿，镇守正阳门。他手中的土枪当然抵挡不过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由于土炸药的起火，舒永寿和他的战友浑身烧伤，他忍着剧痛，开始往城西北的家中走，后来变成爬，爬到西长安街西华门一家粮店处，实在爬不动了，好不容易等到一个熟人，这时他拼尽最后一点力气，脱下脚上的布袜子，加上绑腿，请他交给家里人，以便家人来救，当八国联军在街面上横冲直闯的混乱形势下，家里人是无法找到和收回舒永寿的遗骸的。
连续数日的大劫难之后，家人为舒永寿制作了一个木匣，其间仅放着他阵亡时穿的布袜子和绑腿，就这样下了“葬”。
舒永寿最后没能“永寿”，舒庆春最后没能“庆春”；舒永寿的“布袜子和绑腿”代替了“遗骸”，舒庆春的“眼镜、笔和茶叶”代替了“骨灰”……而且这一切又都发生在8月！
三、投江、投湖与老舍之死
2006年7月，我到山东聊城参加第四次老舍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在游艇上，与老舍先生的长女舒济谈起了游泳。我问道：“老舍先生恐怕不会游泳吧？”她说：“是的。”接着她问我：“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游泳呢？”我回答道：“因为在青岛时，朋友邀他去游泳，他风趣地说：‘我们瘦，不到海滩上去晾排骨！’‘不晾排骨’只是一种托词，所以我就猜想他不会游泳；加上他凡谈到死，就说‘投江’、‘投河’，会游泳的人是不会这样的……”
说来也巧，1938年老舍随“文协”总部于7月30日离开武汉，8月14日到达重庆。当1944年日军欲从贵州偷袭重庆，重庆方面哗然，纷纷准备西逃。有人问老舍：“您怎么办？”老舍脱口而出：“如果日寇从南边打来，我就向北边走，那里有嘉陵江，滔滔江水便是我的归宿！”“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这是中国有气节的文人的含泪的俏皮与悲壮，是十足的老舍味，充分表现了老舍在强敌当头而舍生取义的凛然浩气！奇怪的是，凡是谈到“死”，老舍就想到“水”！
老舍一生都显示出他外柔内刚的个性特质，1966年8月24日，他愤然投太平湖，以死报国，以死明志，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节。北京有那么多水面，当时住在东城区的老舍，为什么单单要走到西城区去投太平湖？因为老舍西城区新街口小羊圈胡同（解放后改名为“小杨家胡同”）是他自诞生直至1924年赴英国，这一时期的旧居，是正红旗和正黄旗的驻地。这里的太平湖与老舍母亲马氏去世时居住的西城葡萄院2号故居，仅一墙（当时的北京这里还有城墙）之隔。老舍是个孝子，投太平湖，表明他要追随母亲而去。由此可见，投太平湖而死，是老舍精心而从容的安排。
令人纳闷的是，老舍把这种死法，曾多次写进他的作品里：
比如《老张的哲学》，这是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他还只有26岁，里面有一个叫李静的女主人公，最后写她跳河自杀而死。此前，小说里有一段伏笔：“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反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这水不但哭，笑，而且有时候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心。”这里说的是自尽，而且偏偏是跳河。
又比如在《四世同堂》里，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后，胡作非为，把合法经商的祁老人的儿子祁天佑，拖到街上挂黑牌游街，祁天佑不堪受辱，没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门外，跳护城河自杀。
万万没有想到，20多年前，老舍笔下对祁天佑悲剧命运的安排，居然就是自己的沉重谢幕。
四、从读书、教书到当“外教”
少年时代的老舍一家，人口多，老舍一岁多以前，全靠父亲的微薄收入养家。父亲去世后，仅靠母亲和大姐帮人家缝补浆洗糊口。因此，老舍一家上数几代，都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到老舍7岁时，家里也没有能力送他去读书。
碰巧有一天，他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刘寿绵，到家里来串门，舒庆春叫他“刘大叔”。这人是个富翁，又是一个有名的“大善人”，看见小庆春长得玲珑乖巧，颇为机灵，当得知还没有读书，就答应明天再来，先去买一身新衣服，再送他去上学。就这样舒庆春开始上了两年刘厚之办的私塾，后来刘大叔又供他读完小学，直到初中毕业。因为这时的刘寿绵也已经贫穷了，而且后来还出家当了和尚，一个继续行善的和尚，法号“宗月”，人称“宗月大师”，身边还带着一个女儿。
1913年老舍初中毕业后，他还想继续上学，由于没有了刘大叔的支助，就只能上一种读书不要钱、还管吃饭的学校。于是他天天看报纸，有一天他终于看到了北京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并考入了学制5年的该校，制服、饭食、书籍、住宿，都由学校供给。
舒庆春在校期间学习优异，特别是国文、写作，在学校名列前茅，深得国文教员和校长的赏识，于是毕业时还不满19岁的舒庆春，就当上了京师公立第十七小学的校长。其后，先后任北郊劝学员、天津南开中学教员等职。这时的老舍收入颇丰，喝酒、打牌、社会交往自然就多了，与读书之前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可不巧的是，他得病了。
也正因为这次得病，他一方面需要肉体的治疗，就到西山卧佛寺疗养；另一方面需要精神方面的安慰与寄托，于是他接触了宗教，并于1922年上半年，在缸瓦市教堂领受了洗礼，成了一名基督教徒；于是又遇上了大善人“宗月大师”，认识了他的女儿，并且暗恋着她，成为老舍的第一个恋人，后来写成的短篇小说《微神》，其中的女主人公，就是“宗月大师”的女儿；由于他加入了基督教，就结识了英国传教士；加之他是地道的北京人，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常到北京大学去旁听英语。这些都为他日后的人生转折，做了铺垫。
1924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正需要一名华语教师，具备了上述条件的老舍，正好是东方学院的最合适的人选，于是他被聘为这所大学的华语讲师。
老舍就是在这一系列的巧合中，从读书、教书、旁听英语、得病、加入基督教、结识英国传教士等等，直到走向英国，当了五年“外教”的生活道路……这一连串的巧合，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试想，如果他不到英国，不直接接触英国文学，不直接接触狄更斯的原著，那么他的长篇小说，将会在何时问世；他的幽默风格，又将会在何时形成；我们所看到的老舍，还是否像现在的这般模样？诸多的巧合，才让我们看到了如此的老舍。
五、老舍与胡絜青的结识与结合（上）
胡絜青（1905.12—2001.5），原名玉贞，与老舍一样，都是满族正红旗人。祖籍黑龙江省“呼尔哈”村，“呼尔哈”也是满族的姓氏，后取其中“呼”的谐音，改汉姓“胡”。胡絜青的祖父胡贵德，是清宫廷里的二等侍卫，有绘画的天赋。可意外的是，他中年病故，留下妻子边氏和13岁的独子胡竹轩。少年胡竹轩开始沿街卖菜，后经热心人推荐，到正红旗衙门当小差，因做事勤快，受人赏识，职务由马甲升到骁骑校，再后升至印务佐领。
胡竹轩的原配夫人没生孩子，于是他40岁时娶了二房，连生二子，但在第二次坐月子中病逝，不久原配夫人也故去。到胡竹轩60岁时，娶了比他小28岁的奚氏，64岁时有了胡絜青，再两年后，又得一女，但在两岁时就夭折了。
从以上的情况看，胡絜青的家境要比老舍好得多，作为婚姻来说，这两家是门不当、户不对的，但他们是怎样由结识到结合的呢？
满族人是不讲究女人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一套的，但对男女间交往的要求又是严格的。所以，胡絜青1913年就读于第四女子小学，毕业后休学两年，后就读于北京师范学校女生分校，1925年考入女子大学预科，两年后转入男女同校的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这时，母亲给她提出了“三不准”的要求：不准住校，不准与男同学交朋友，不准与男同学逛公园。胡絜青都按要求一一照办。她在校时，系主任是钱玄同，而且学校新文学的气氛十分活跃，在毕业前两年，外文系和国文系的男女同学成立“真社”，以研究新文学为宗旨，胡絜青就是其中相当活跃的一员。
在胡絜青还有一年学业的时候，她想每周教几节钟点课，以补家用。这一想法，得到她所熟识的教音乐的张秀中老师的支持，便答应带她去找当时在北京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的白涤洲。巧合的是，张秀中、白涤洲和老舍，以前都是北京师范学校的同学与好友；更巧合的是，在英国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在新加坡基本写完了《小坡的生日》的老舍，从英国伦敦回国，已应聘去山东济南齐鲁大学任教，返回北京的三、四个月间，一直就住在老同学、老朋友白涤洲的家中。而胡絜青从《小说月报》上连载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起，就开始关注着这位旅英的作家了，她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写得平易、顺畅、幽默。作品中对北平的中老年人的心态和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写得细腻深刻。她原来猜想，老舍一定是一个50多岁的老者，否则不可能谙熟这一辈人的生活和性情。那么，胡絜青与老舍，能在白涤洲家中见第一次面吗？他们的初次结识将会是怎样的呢？初次结识又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
六、老舍与胡絜青的结识与结合（中）
住在白涤洲家中的老舍，经常会亲访友，给青年学生演讲，接受报界记者采访，极为忙碌。有一天，北京文艺团体——“笑社”的代表陈逸飞，来拜访老舍，因老舍在睡午觉，就留了一封信，想请“笑王”老舍加入“笑社”。老舍马上回了信：
逸飞先生：
您来，正赶上我由津回来大睡其午觉，该死！其实白老先生也太爱我了，假如他进来叫我一声，我还能一定抱着“不醒主义”吗？
您封我为“笑王”，真是不敢当！依中国逻辑：王必有妃，王必有府，王必有八人大轿，而我无妃无府无大轿，其“不王”也明矣。
我星期三（廿八）上午在家，您如愿来，请来；如不方便，改日我到您那儿去请安，嗻！
敬祝
笑安
弟舒舍予鞠躬
这封回信，在当时就是轰动一时的幽默小品《辞王启》。
其后，胡絜青也来到白涤洲家中，拜托关于到北京师范教几个钟点课的事，在白涤洲的书房里，胡絜青见到了老舍，原来他不是个“老头儿”，而是一位年轻人，但他又瘦又弱，身体不强壮。
胡絜青托白涤洲办的事——去北京师范教钟点课，不费周折就谈妥了。当他告辞出来时，待人热情的老舍，竟然亲自出来代替主人送客。临别前，胡絜青向老舍谈起“真社”想邀请名作家讲演的事，并问他是否愿意去北师大与同学见面、做一次讲演？老舍想了想说：“你回去跟同学们商量一下，定下一个日子我就去。”胡絜青喜出望外，心想，今天办成了两件事。
“笑社”与“真社”如同一对孪生的团体，后来老舍就应胡絜青之邀，到北师大做了讲演，并且获得了满堂彩。只要我们读了前面的《辞王启》，老舍讲演的幽默效果，就不言而喻了。以陈逸飞为代表的“笑社”成员，也到北师大听了老舍的讲演。
1930--1931年间的寒假，是胡絜青念大学的最后一个寒假，她在完成黎锦熙教授为她拟定的、题为《朱（熹）陆（九渊）异同》的毕业论文时，常去家中请教黎先生，而黎先生与白涤洲恰巧又是跨院而居，且中间还开有一个小门，所以胡絜青也顺道常去白涤洲家中小坐，对他能安排自己到北京师范学校教钟点课，表示感谢。
胡絜青的母亲，原不准女儿交男朋友，可现在眼看女儿都二十六、七了，老太太着急了，就托人张罗她的婚事。胡絜青的二哥原三中的同学罗常培，常来胡家，老太太就把自己的这块心病告诉了他；还有董鲁安，也是胡絜青哥哥的同学，老太太也一并托付，现在也都成了胡絜青百分之百的热心媒人；而另一边，在年已三十三、四的老舍方面，也有一个以白涤洲为首的“红媒集团”，而这个“集团”中也有罗常培、董鲁安，真是无巧不成书！
七、老舍与胡絜青的结识与结合（下）
一天，在白涤洲家中，老舍在听了好友劝他要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之后，对白涤洲、罗常培、董鲁安说：“我从小就和你们甘苦与共，我是依仗朋友过来的，没有朋友，叫我成了光棍一人，我怎么活？你们叫我结婚，看着谁好，给我介绍一个得了。”
而在另一边，几天之后，胡絜青回到家里，母亲劈头盖脑就问：“看见舒舍予了吗？”胡絜青说：“见到了。”母亲又问：“人怎么样？”胡絜青答道：“人挺瘦，不强壮。”女儿对母亲突然提问舒舍予的事，还毫无警觉。为她和老舍做媒，此时也只有她一个人还被蒙在鼓里。
此后，白涤洲、罗常培和董鲁安商定：为给老舍和胡絜青创造晤面、交谈、互相了解和增进感情的机会与条件，由他们三家轮流请客，在家里吃便饭，不请陪客，专请老舍和胡絜青。白、罗、董三家，把“轮流家宴”办得十分温馨，促进了他们之间情感的加深。从此，在1930--1931年间的这个寒假，老舍与胡絜青的爱情，在抚育过他们生命的故土上滋生、发展……
寒假结束，老舍返回济南齐鲁大学，开始了他们济南、北京两地每日一邮的通信。老舍在寄给胡絜青的第一封信中说：
你的家庭情况，罗莘田兄已给我透露，我们两家是门不当户不对。我的家庭是贫民，是正红旗最底层的贫民；而你的家庭是伊姆佐领，是正红旗的最上层的三品大官（并非朝廷的“三品大官”——引者）。所以曾顾虑两人合不来。
……转眼我们现在已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时候了。而且得知您的人品端正，功课优秀。同时，我愿意与我结婚的人，能吃窝头，而且还是个不期望坐汽车的人，能吃苦耐劳的人。我希望家庭和睦、不吵闹，平平安安，互助共好，互相补助。
胡絜青在第一封复信中说：
我自幼性格刚强、立志自立。我受不了北平的封建传统和满族礼教，我渴望脱离束缚人的大家庭，成立轻松的小家庭。更不愿意依赖他人，喜欢单树独栖；我不愿意给人家当太太，当校花，做摆设。只要你有一技之长，我也有一技之长，互敬互爱，相互理解，彼此帮助，就能成为良好的婚姻。
此后，爱情发展迅疾，1931年4月4日在北京举行订婚仪式，在互通了100封信之后，于7月29日结婚。就这样，文学艺术界的“双璧”，在偶然与必然、巧合与缘分之中，永远地结合在一起了。
八、只身南下与两部长篇小说
老舍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1933年出生于济南；老二是男孩，1935年出生于青岛；老三也是女孩，1937年8月1日出生于青岛。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战开始，当11月济南即将沦陷时，这时的老舍，无法带着夫人和三个孩子一同南下，更何况老三才刚刚出生三个半月。因此老舍不得不抛妻别子，挤上了最后一列火车，踏上了只身南下武汉的抗日救亡之路，于11月18日到达汉口，投身到全国文艺界的抗日大军之中。老舍南下之后，夫人胡絜青便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沦陷区的北平（解放后改名北京）。
老舍在南下途中，巧遇说大鼓书的艺人富少舫，本来对曲艺有浓厚兴趣的老舍，于是向富少舫讨教大鼓词的写作经验，同时也通过富少舫了解了民间艺人的生活状况。这不仅为他日后写作大量的曲艺段子提供了帮助，也为他后来创作长篇小说《鼓书艺人》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如果没有老舍的南下，如果没有同富少舫的交往，后来的老舍是不可能写出长篇小说《鼓书艺人》的。
武汉沦陷后，老舍随同“文协”到了重庆。为了抗战的需要，他把主要的创作精力放在了曲艺和话剧剧本的写作上。
1942年，老舍的母亲病故后，夫人胡絜青便带着三个孩子，从沦陷区的北平辗转南下，出生入死地通过敌占区，终于在1943年11月17日来到重庆，与老舍团聚。
胡絜青到重庆后，老舍的朋友们纷纷前来慰问、祝贺，同时不厌其烦地向胡絜青打听北平沦陷后的情况。每来一批客人，胡絜青就把北平的情况详细地讲述一遍。后来胡絜青回忆说：“每当这时，老舍就点上一支烟，皱着眉头，静静地坐在一边陪着听。两三个月的时间，我把四五年间所见、所闻，以及我的感想和愤慨，对着一批一批来访的朋友们反复说了几遍。慢慢地，朋友们之间这方面的话题谈得不多了，老舍却开始忙碌起来。”这就是老舍通过胡絜青的反复讲述，“开始忙碌”着《四世同堂》（三部曲）的构思。在重庆于1944年写完了第一部《惶惑》，接着于1945年写完了第二部《偷生》，第三部《饥荒》于1948年写成于美国。
长达100万字的《四世同堂》，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鸿篇巨制，它不仅在老舍的创作中是唯一的，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这部巨著一半的功劳应当属于胡絜青，我们试想，如果当时不是老舍只身南下，不是胡絜青返回北平，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四世同堂》了。
九、老舍的手稿老爱丢
1946年3月，老舍、曹禺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为期一年。一年之后，曹禺回国，而老舍继续留在美国进行创作。他先后写出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和《四世同堂》这部长篇巨著的第三部《饥荒》。
《鼓书艺人》于1948年第2季度开始创作，当年年底完成。由美籍华人、作家、翻译家郭镜秋（英文名Hellen Kuo）翻译成英文，后在美国纽约出版。据郭镜秋回忆，《鼓书艺人》的翻译过程是，老舍当时每写完一章，就把手稿交给她，由她逐章翻译。翻译完成后，连同老舍的中文手稿和郭镜秋的英译手稿，一并交给纽约出版社，于1952年正式出版。
《四世同堂》写成于重庆的前两部，已在上海出版；而在美国写完的第三部，只有中文手稿。这部巨著则由老舍与艾达·浦鲁依特（Ida Pruitt，中文名‘浦爱德’）合译，英文书名叫《Jhe Yellow Storm》（即《黄色风暴》）。据老舍介绍：“浦爱德小姐出生在中国。她出版过两本拥有版权的关于中国的书。她看不懂中文，但听得懂。我把小说一段一段地念给她听，她可以马上译成英文，……”；1977年浦爱德在写给费正清夫人——威尔马·费正清的信中也说：“《黄色风暴》并不是由《四世同堂》逐字翻译过来的，甚至不是逐句的。老舍念给我听，我则用英文把它在打字机上打出来。他有时省略两三句，有时则省略相当大的段。最后一部的中文版当时没有印刷，他给我念的是手稿。”就这样“翻译”完成后，同样连同老舍的中文书稿、手稿和浦爱德的英译打字稿，一并交给美国纽约的出版社，于1951年正式出版。这部《黄色风暴》只能算是《四世同堂》的节选本。
遗憾的是，老舍没能看到这两部书的出版，就于1949年10月初乘船离开了美国，最后于12月回到北京。当英文本的《黄色风暴》和《鼓书艺人》到老舍手里的时候，他向美国纽约出版方面，询问有关《四世同堂》第三部和《鼓书艺人》中文手稿的事宜，美国纽约出版单位怎么也找不到这两部书的中文手稿了。老舍感到了极大的失落。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文版的《鼓书艺人》和《四世同堂》的《饥荒》（即全部小说的最后十三章），都不是老舍的中文原稿，而是由北京语言大学的翻译家马小弥，根据英文本再翻译回中文的。
早在1931年老舍从英国讲学回国，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任教时，这年的暑假后，他写完长篇小说《大明湖》，寄给了上海的《小说月报》。《小说月报》第22卷还刊出了要目预告，准备在新的一年里开始连载。不料，全部书稿被日本侵略者“一·二八”的战火所焚毁，留下终生遗憾。《小坡的生日》的手稿，也同样毁于这次战火，所幸的是它已经出版。老舍，“老舍”：其人如此，其书亦然。
十、《骆驼祥子》手稿“大难不死（上）
《骆驼祥子》的“手稿本”，在经历了70余年的重重磨难之后，终将“化险为夷”、“大难不死”，就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件令人庆幸的事，然而回顾它的几经磨难的种种巧合，却又令人感到惊心动魄。
1936年9月16日，《骆驼祥子》开始在上海陶亢德主编的《宇宙风》半月刊第25期上连载，计划每期登一章，全书共24章，正好一年登完。没想到1937年登完20章后，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宇宙风》停刊一个月之后，才继续登完了《骆驼祥子》的全文。
1939年3月，还是由陶亢德在沦陷区的上海，在由他主持的“人间书屋”出版了《骆驼祥子》的初版本。而那时远在国统区重庆的老舍，还无法得到这本书。直到1941年11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派人到上海，设法把“人间书屋”的纸型买来,《骆驼祥子》才得以在重庆出版。在中华民族蒙受战乱烽火的时候，《骆驼祥子》的命运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哪里还管得着“手稿”的是否存在！几十年间，从上海方面传出的消息都是：《骆驼祥子》的“手稿已经找不到了”，“早已荡然无存了”。直到1980年11月《老舍文集》开始出版第一卷，人们所听到的都是这个不幸的消息。
1982年，当舒济（老舍先生的长女）把刚出版的老舍的《正红旗下》和《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两本书，寄送给陶亢德后，陶先生很快就回了信：
舒济同志：
手书（指舒济的信——引者）赠书均拜收，谢谢！
忆令尊父，久想写，因病，执笔极困难，只好等等看了。
“祥子”原稿全部，我曾保存，“抄家”抄去，据说上交上海文化局，迄未发还；我不敢惊动官府；你们如有意，可函询究竟，我还同意还给你们。匆匆顺颂
春绥，并向
令堂大人问候。
陶亢德
83·2·9
当舒济收到陶亢德先生的信后，马上就由弟弟舒乙到上海，拜望重病的陶先生。陶先生躺在病床上，当着身边的亲属，拉着舒乙的手说：“一旦《骆驼祥子》手稿发还给我，我将还给你们，让它永久保存在老舍故居纪念馆里。”
这显然是一封久违的喜讯，然而，它还是让我们揪心，因为陶先生在信中说“我曾保存”，显然“手稿”现在并不在他手中；“据说上交上海文化局”，“据说”的事，是否可靠；“迄未发还”四个字，就给我们留下了最大的悬念：《骆驼祥子》手稿最终的命运到底会是怎样的呢？它真的能逃过“文革”这一劫吗？
十一、《骆驼祥子》手稿“大难不死”（下）
当陶先生躺在病床上，当着身边的亲属，拉着舒乙的手说：“一旦《骆驼祥子》手稿发还给我，我将还给你们，让它永久保存在老舍故居纪念馆里。”可是不巧的是，当陶先生说完这句话不久，他就病逝了。
陶亢德先生，“文革”期间在上海图书馆工作，“文革”期间，他也是被抄家者。陶先生去世后，上海有关部门落实政策，将包括《骆驼祥子》手稿和老舍先生给陶先生的一封信在内的、所有被抄其它物资，一律归还给被抄者，即发还给了陶亢德先生的家属。然而，多少年过去了，舒济及其家人还是没能见到这部手稿。
直至1992年的一天，上海图书馆的萧冰如女士到北京，到舒济家聊天，她才把《骆驼祥子》手稿，在“文革”期间“化险为夷”、“大难不死”的故事，详细地讲述了一遍：
“文革”期间，上海图书馆受命，在馆前的一块空地上，集中焚毁在该馆的一大堆抄家抄来的书籍和文稿时，其中一部字迹工整的手稿，引起了当时已经“靠边站”的老馆长顾廷龙先生的注意。他趁人不备，迅速地一把抓出来一看，原来是《骆驼祥子》的手稿。他不顾灭顶之灾，急忙偷偷地把这部手稿揣进了衣服里，夹带出了“火化现场”。
由于顾老先生当过馆长，树大招风，是重点打击对象，他深知由他保管这部手稿是极不安全的，于是他迅速地转交给了另一位他十分信任的馆员（即陶亢德——引者），并再三嘱咐，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好好藏起来……
今天我们试想，假若当时《骆驼祥子》的手稿，要是被埋在那堆书籍和文稿的下面，而不是漏在外面；假若要不是遇到老馆长顾廷龙，这位远见卓识、胆略超群、不顾个人安危的好人，《骆驼祥子》的手稿，是不可能化险为夷、幸存于今世的。
在2006年的山东聊城的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上，舒济介绍说：“1996年北京有家出版社要出版这部手稿。我随后去拜望了在北京安度晚年的顾廷龙老先生，告诉他这个出版消息，并请他为此题词。他很高兴，在93岁高龄时，慨然书写了功力深厚的四个篆字‘血泪千秋’。不久，顾老先生不幸逝去。十年前手稿出版的事未成，这件题词成了一份珍贵的纪念品。”“血泪千秋”将作为插页收入《骆驼祥子（手稿本）》的书中。
《骆驼祥子》是出版过的，为什么它的“手稿”就这么弥足珍贵呢？据舒济介绍：其一，老舍先生的写作习惯是，构思的时间很充分，只要一动笔，往往一气呵成，改动很少，很适宜印手稿本；其二，老舍从小临习魏碑，字体方正，刚劲有力，见棱见角，决不潦草；其三，《骆驼祥子》用毛笔、钢笔两种书写方式完成，能使我们最大限度地满足书法艺术的享受。
2007年5月10日，我和舒济通电话，询问《骆驼祥子（手稿本）》的出版情况，她告诉我“出版推迟了”。于是，我们只有怀着渴求的心情，翘首企盼着这部文学艺术精品的尽早问世。
2007.5.17. 修改定稿
2007.5.31. 起《襄樊晚报》开始连载
本文的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①1993年10月，胡絜青、舒济在襄樊期间与笔者的谈话，及舒济学术报告的记录稿。
②舒济：2006年7月17日寄给笔者的《〈骆驼祥子〉手稿本·后记》（打印稿）。
③舒乙：《再谈老舍之死》，载《老舍自传·附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
④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10月。
⑤张桂兴：《老舍年谱》（修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第2版。
⑥克莹：《患难情缘·老舍与胡絜青》，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