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中国民族精神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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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引言
一、 中西民族的互识、互证
二、 国民劣根性探源
三、 战火中的思考
四、 探求建构民族精神的实践途径
结论
引言
中国的20世纪是一部人的觉醒史，也是一部民族的崛起史。自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倚仗着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给这个沉睡的泱泱大国带来深重的灾难，也带来自我观照的镜子。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要改变被动挨打的现状，就必须改变“中国人之性质”⒈，即民族精神，开展“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的工作⒉，使中华民族“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⒊。因此，“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⒋，建构民族精神，以寻求疗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的自立之本自强之道，成为现代中国具有历时性共时性的主题。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主要指群体成员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念、理想品格和思维方式等。在浩瀚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如果说文化伟人鲁迅作为先驱者，高站于思想之巅，以画出“沉默的国民魂灵”，为中国人开辟出一条自省道路，奠定了建构民族精神的基础的话，那麽文学巨擘老舍，则以国民灵魂演进的时代画卷，给中国人“悬起一面镜子”，提供了形象的建构民族精神的启示录。
一、中西民族的互识、互证
老舍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很早就深谙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身居帝都，学校苦读，使他对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洞烛其微。而“五四”运动，新文化洗礼，特别是鲁迅的惠泽，又使他不仅实现了“人的觉醒”，而且获得了民族自省的“新的心灵”、“新的眼睛”。英伦之行，“强国”、“强种”环境与弱国子民地位的落差，更使他深感：“武力缺乏，永远不是使国际地位失落的原因，国民失了人格，国便慢慢失了国格”⒌。正是这种远离故土，张目以观世界的民族自省意识，强烈激活了他的创作欲望。因而他一开始拿起笔，就通过中西民族的互识、互证，对原属民族的精神病态，即国民劣根性进行审视。
20年代老舍在英国创作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皆在中西民族比较、新旧文化递嬗的背景上，暴露国民劣根性，说明何以中国人难于独立参与和介入世界的生存竞争。
《老张的哲学》描写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地痞流氓老张奉行“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哲学，到处为非作歹，终造成两对知识青年的爱情惨剧。令人感到可悲的，主要不在于善良青年的难逃厄运，而在于周围“老中国的儿女”们，缺乏同外界进行信息交流和接受新信息的主动性，皆属“黑暗里的小虫”，只能充当恶势力的帮凶。
《赵子曰》取材于北京一群大学生的灰色生活。作品描写糊涂混世的大学生赵子曰，萎靡怠惰，无所用心，安于现状，沉迷精神胜利。他虽处于风云变幻的时代，新文化的中心，却是老大民族中“不大爱睁眼的”中的一个。老舍饶有深意地取《百家姓》的首姓和《论语》第一章开头二字，合成其姓名，旨在说明赵子曰不是一时一地之人，而是带有普遍性，不啻为现代中国“年轻人物”精神病态的象征。
《二马》则以西方大都会作为“‘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的活动舞台，描写老北京市民马则仁（老马）带儿子马威（小马）去英国伦敦继承哥哥的古玩店。由于思想守旧，重官轻商，只会套人情、讲面子，与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格格不入，闹了不少笑话，终成为生存竞争中的劣败者，陷入倒闭困境。这样就在艺术的聚光灯下，通过中英民族的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现在是给全世界的人作笑话用”，并喊出时代的最强音：“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
应该说，老舍初登文坛，即以世界性眼光，在中西比较、新旧递嬗的宏阔背景上，集中审视民族的精神病态。这比起先驱者鲁迅所开启的借闭塞乡土一隅，集中洞察国民劣根性来，可谓是另辟蹊径，别有异彩。
二、国民劣根性探源
30年代，老舍回到国内，看到日夜思念的故土，依然一片黑暗。接着又相继发生“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在蒋介石政府“绝对不抵抗”政策下，大片国土沦丧。民族危机愈益深重，使老舍忧心如焚，他说：“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⒍。这种浓重的忧国情怀，更增添了他建构民族精神的紧迫感。193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猫城记》，描写“我”乘飞机登上火星，进入象征现实中国的猫城。以猫人“暴露出被吴敬梓到鲁迅这一系列作家所鞭挞过的‘国民性’上所有的那些弱点”⒎。在影射日本军国主义的矮人国进攻下，愚弱涣散的猫人，终于“自己完成了他们的灭绝”。老舍说：“猫人的糟糕是无可否认的，我之揭露他们的坏处，原是出于爱他们也是无可否认的”⒏。显然，他是以此向国人敲响警钟，说明若不建构民族精神，面临的将不仅是被世界耻笑的屈辱，而且是亡国灭种的惨剧。
正由于老舍把国民劣根性与民族危机相联，把建构民族精神与救亡图存结合，故而在《猫城记》发表不久，就进行自我反省，认为从前对民族精神病态的审视，虽然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精到的搜出病根”，他说：“我所思虑的，就是普通一般人所思虑的，本用不着我说，因为大家都知道。眼前的坏现象是我最关切的；为什麽有这种恶劣现象呢？我回答不出”，这样就“不知道该下什麽药”，只能规劝，“而规劝总是妇人之仁的”⒐。于是他开始着力于全方位、多层次地进行国民劣根性探源，以对症下药铲除病根。
写于1933年的《离婚》，是老舍最喜爱的作品之一。这部长篇小说不以题材重大取胜，而以开掘深细见长。作者撷取自己最熟悉的北平小市民的灰色生活，通过近乎无事的物事，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传统风习如何使一个民族昏迷沉醉，失去反抗能力。主人公张大哥自幼出经入史，被传统文化模塑成“最安分的笑脸鬼”，只会讲人情面子，遇到危险毫无反抗能力，就等着闭目受死。与张大哥形成对照的老李，虽接受“五四”新文化的洗礼，但处于历史夹缝之间，也只能充当“旧时代的弃儿，新时代的伴郎”⒑，充其量只是个会思想的废物。老李周围的同事，更是“生命入了圈"。这群人的婚姻纠葛，皆以在百无聊赖中维持现状、息事宁人而告终，因为他们跟敷衍苟且的文化遗传基因离不了婚。老舍透过这些灰色小市民的悲喜剧，深刻揭示出造成国民灵魂平庸、卑琐的根源，是压抑性传统文化吞噬着民族的生命活力，“人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就如同鱼生活在这种水中，难以看清，更难以自拔”。
随后所写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牛天赐传》，则通过一个儿童的成长史，从教育学角度揭示中国人如何经过“出生期”、“学前期”、“学校期”、“社会期”被模塑成虚伪顺从的“出窝老”。主人公牛天赐本为弃婴，被商人牛老者夫妇收养后，在捆手束脚的旧式家庭教育，和死记硬背的畸形学校教育中，失去了儿童的天真活泼，步入社会又受到世风熏染，终模塑成敷衍怯懦的精神病态。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小英雄怎样养成的传记”，告诫世人构建民族精神必须从儿童教育抓起。
1936年老舍辞去教职，精心创作了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和《文博士》，从社会学角度透视造成国民劣根性的“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⒒。被他称为“重头戏”的前者，以惊人的社会眼光与心理深度，“把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⒓。主人公人力车夫祥子，原为流落北京的破产农民。他勤劳善良，正直要强，本是个“仿佛在地狱里都能做个好鬼的”人。但是在黑暗的中国，风里雨里地拉车，茶里饭里地自苦，无论怎样奋斗都始终无法摆脱失败的鬼影，终于低头认命，沦为“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迷迷忽忽的往下堕”的行尸走肉。他的悲剧，使人们看到“坏嘎嘎是好人削成的”，“乏”的精神病态，乃是“社会病胎的产儿”。后者则以戏谑的笔调，“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⒔。作品中的文博士，不学无术，投机钻营，是个披着人皮的鬼，却偏能在泥塘一样的社会里，靠攀附权贵，出卖灵魂，如鱼得水，青云直上，“打入社会的最上层”。他的闹剧，从反面说明“黑暗的社会是惨剧的母亲”。两部作品可谓异曲同工，相映生辉。
由此可见，在30年代，老舍是怀着浓重的忧患意识，加紧进行病态民族精神探源，既着眼于现实，又联系着历史，“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⒕，全方位、多层次地挖掘国民劣根性病源之所在。
三、战火中的思考
抗日战争爆发后，老舍别妇抛雏，毁家纾难，被推举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总负责人，领导全国抗日救亡文艺运动。他组织并亲率慰劳团，行程二万余里，深入战斗前线，慰问爱国将士。目睹抗战“使弱女变成健男儿，使书生变成战士，使肉体与钢铁相抗”⒖，他深感“我们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⒗，说明中华民族蕴藏着深厚伟大的力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出现了新契机。
因此，老舍在40年代着重给民族命脉照“爱克斯光”，突出表现华夏子孙在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逐步走向觉醒反抗的过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作品以北平市民祁氏家族四代为中心，包括他们居住的小羊圈胡同十几户人家一百余人，生动展示了抗战时期沦陷区人民由软变硬的过程。小说中的普通百姓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反映国人在被侵略者逼到绝境时，也会改变愚弱巽顺的精神病态，愤怒勇敢地站立起来。诸如老一代的祁老人，第二代的祁天佑、钱默吟皆属“老”民族中的“老”分子。他们原本受传统文化模塑，安分守己，与世无争，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可是沦陷后，终被亲人血泪、民族大义所唤醒。祁老人这位本来安享天伦之乐、“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的旧商人，因儿子被游街示众受辱自杀，重孙女吃发臭变质的“混合面”活活饿死，终于“硬碰硬的对付日本人”，抱着小妞子的尸体，去找日本人算账。祁天佑本是信奉“和气生财”、“守规矩，爱体面”的布铺掌柜，遭受侵略者人格凌辱后，毅然沉河自尽，以生命来洗去蒙受的耻辱。钱默吟原来深居简出，只会“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被日本兽兵害得家破人亡后，从一个饮酒栽花的隐士变成只身赴敌“敢流血”的勇士。第三代的大哥祁瑞宣，属新旧嬗变时代历史夹缝之间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他“受过新教育”，自知“是个公民，而且是个有些知识与能力的公民，理当去给国家作点什麽，在这国家有了极大危险的时候”，坚信自己的最高责任，就是“奔赴国难，决不后人”。可是另一方面，又负着因袭的重担，作为长房长孙，“一家大小的累赘，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背上，使他抬不起头来，眼老盯在地上；尽管他想飞腾，可是连动也动不得”。因此，尽管认定“在国旗下吃粪，也比在太阳旗下吃肉强”，但四世同堂家族的重荷，却使他只能违心地留下来做“亡国奴”，忍辱负重地为家尽孝。而这样做了以后，他又自谴自责，咒骂自己“不是男子汉”，是“因循苟且的家伙”，陷入精神的炼狱。但最后在文天祥、史可法......胡阿毛与八百壮士等古今民族英雄鼓舞下，经过痛苦的心灵交战，终于在血与火中，从沉重的思虑中站起来，投身抗日宣传。老三祁瑞全则是个新时代的爱国大学生。他刚强而有决断，尽管深知“中国的军备不是日本的敌人，假若真打起来，我们必定吃很大的亏”，仍然义无反顾，离家出走，辍学从戎，把青春和热血献给民族解放事业。作者通过这些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揭示出“在古老的土地上，礼义廉耻也是咱们的庄稼，精神的庄稼”⒘，中国人“心中印着两三千年传下的道德，遇到事要辨别个是非”，“而且到时候，他们敢去拼命”，因而中华民族蕴藏着不可摇撼之伟力。作者全面动态透视民族命脉，按照生活的真实塑造人物，既写出他们的心理痼疾，亦写出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他们或快或慢地由软变硬的过程。由此，不难看出，在抗日救亡的大时代风雨中，老舍发见了建构民族精神的曙光。
尤为可贵的是，在这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老舍以世界眼光、人类意识，提出了东西民族互补融合，建构民族精神的设想。诸如1941年创作的戏剧《大地龙蛇》，前两幕反映一个书香世家在抗战中的蜕变。旧文人赵庠琛是老中国人的代表，“幼读孔孟之书，壮存济世之志，游宦二十年，老而隐退”，每以诗酒自娱。即使在日军炮火狂轰滥炸下，仍沉迷醉赏古画、奉古训，大谈“孝为百行之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后得知同宗亲族被日本鬼子害得家破人亡，儿女又讲述了“为和平而反抗，因反抗而得到和平”的道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信仰，使他痛感：“咱们的祖宗是一个”，“我是义不容辞的”，终于拍案而起，为洗雪国耻家仇，决心要“一门忠烈”。他不仅把儿女、子侄送往前线，而且亲自出山，誓为抗战“破出这副老骨头去！”该剧第三幕，则畅想中国“龙”联合“印度、安南、缅甸、泰国、南洋群岛”等东方民族包括日本民众，共同战胜法西斯“毒蛇”后，赵氏儿女今天穿日本装，明天换印度装，后天也许再换安南装......。他们认为：“能欣赏别人的东西与办法，才能减少成见；没有了成见，才能共享太平”。因此，从西方引进“注重科学，爱护科学”、“拥护真理，支持真理”，从东方的印度“接来佛法，放大了爱的光明”，“从西域传来可兰，发扬了清真洁净”，再与中国的“无为的老庄”、“济世的孔孟”、“总理的大同”相结合，将全人类各民族的精华，“道理相融，渗入人生”，从而建构起“东方的义气，西方的爽直，农民的厚道，士兵的纪律，掺到一块儿不太偏”的民族精神。显然，作者是以此表达了世界不同民族互补融合，构建民族精神的理想模式。
以上说明，在40年代，老舍对民族命脉进行了深入透视，并以闳放的眼光，博大的胸怀，描摹出构筑民族精神的蓝图。
四、探求建构民族精神的实践途径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从美国返回满目疮痍的故土，亲眼目睹人民当家作主，精神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后，他又担任了国家和文化界的多种领导职务，政治生活视野大为开阔，正如他所言：“在这以前，我好像是一个蜗牛，缘着一段短短的墙壁爬来爬去，遇见一些青苔，留下些可有可无的蜗篆等等。现在，只要我肯去，我便可以接触高山大川，数不尽的男男女女，与革命的大潮大浪。即使我再糊涂，我也会欣然前往，看看这广阔的天地，找到写作资料的新泉源”⒙。思想与生活的拓展，使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力图通过新中国普通民众的变化，探求构建民族精神的实践途径与历史规律。
诸如话剧《龙须沟》、《女店员》都着力表现了新中国国民的新风貌。前者描写北京龙须沟旁大杂院内，普通百姓的精神巨变。作为旧中国老国民，本来王大妈“胆子小，思想旧”，恪守封建礼教，只图“好死不如赖活着”；程疯子处处“老八板儿”，“连个苍蝇都不肯得罪”，是个“受气包”；丁四嫂“嘴强身子弱”，虽然怨言不断，可是只会顺天由命，乞求“老天爷可怜”。但是解放后翻身作主的新生活，使他们的精神焕发出新的光彩。王大妈走出家门，积极参与“街面儿上的事”，对女儿的“自由结婚”欣然接受；程疯子“抬起头来，挺直腰杆”，“仿佛作了军机大臣”，而且重登舞台，喜唱新曲；丁四嫂日子越过越美，“一天到晚乐得并不上嘴儿”，逢人便讲龙须沟“五福临门”，“成了大花园啦！”
后者反映北京小胡同里家庭妇女精神的蜕旧变新。作品中的家庭妇女们原来受封建礼教毒害，都存在精神“病变”：有的恪守三从四德，每天绕着锅台转，伺候丈夫、婆婆；有的遵从男尊女卑，“里里外外受气”，“没看过好脸子”，仍忍气吞声，；有的信奉等级观念，重官轻商，看不起服务行业......。但是新社会“把千百年来的老习惯打破”，实行“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政策。她们得以走出被男人“养”的阴影，进入“公共劳动”空间，培养起“顶天立地的劲儿”，“一个不剩都变新”。在这些作品里，普通民众呈现的新面貌，生动说明现代民主秩序和人文理念是建构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
话剧《茶馆》和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则力图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鸟瞰建构民族精神的历史规律。《茶馆》通过北京老裕泰大茶馆的变迁，展示了旧时代民族病变的恶化。剧中三个正面贯穿人物，生命活力遭扼杀，都变成“死相”：王利发精明干练，总不忘赶新潮搞“改良”，却“越改越凉，冰凉”，被迫自杀；秦二爷血气方刚，全力投身实业救国，却工厂被拆，机器被卖，沦为“穷光蛋”；常四爷善良正直，“只盼谁都讲理，谁也不欺负谁”，却蹲监狱遭迫害，始终穷愁潦倒，一事无成。剧中三个反面继续人物，却恶性膨胀，“发扬光大”：人贩子大、小刘麻子，心狠手辣，冷酷无情，却买卖兴隆，以至成立“大‘拖拉撕’”，要把所有的姑娘“包园儿”；相面的大、小唐铁嘴，游手好闲，坑蒙拐骗，却生意红火，还升任了“天师”，“活得有滋有味”；打手大、小二德子，趋炎附势，横行霸道，靠着抡拳头，却差事越来越美，混进法政学院，还发了横财。这样通过正、反面人物截然不同的命运，昭示出正是旧时代黑暗统治造成了国民灵魂可怕的精神癌变。
《正红旗下》则以“我”的出生为线索，通过清末旗人灵魂的萎缩反映满民族历史的衰微。诸如“我”家这样的下层旗人，受八旗制桎梏，生活无着却不能去学手艺，“脖子上仿佛有根绳子，越勒越紧”。大姐婆家这样的中层旗人，有世袭饷银“铁杆庄稼”，耽于吃喝玩乐，“玩得细致，考究，入迷”。定大爷这样的上层贵族，“自幼就拿金银锞子与玛瑙翡翠作玩具”，惯于养尊处优，挥霍享乐。这样透过不同阶层的旗人“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麽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反映这个原来驰骋沙场、所向无敌的民族已从“心儿里”溃烂，“在蛐蛐罐子、鸽铃、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历史的尘垢，使其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麻木不仁的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在一旁，而专注意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致使勇敢进取的活力被扼杀，不仅失去竞争能力，而且失去自守，甚至生存本领。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鸟瞰民族流变，揭示出民族精神建构与国家兴衰罔替的互动关系。可惜这部深刻总结历史的厚重之作，在极左路线干扰下，刚刚开头就被迫停笔。而另外两部已有腹稿，从北京八大胡同卖笑承欢的娼妓，和北京玩蟋蟀逗蛐蛐的王公贵族，透视民族精神病变的历史小说，也永远无法动笔了。不久，文化大劫难降临，老舍毕生追求的建构民族精神的理想彻底轰毁。他终于以自己的生命，发出了对这场灭绝民族命脉的灾难的最强烈抗议。
总之，在建国以后的作品中，老舍是怀着狂喜，通过展现新中国新风貌，反思民族兴衰史，对构建民族精神的实践途径与历史规律，进行了生命的探求。
结论
综上所述，老舍是一个有着强烈民族自省意识的伟大作家。他在文学创作中，对民族精神的建构进行了不断的求索。他笔下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诚如所言：“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麽，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⒚，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丰腴的文化意蕴。我们从中不仅能看到真实的中国人的真实内心世界，而且能全方位、多层次地审视国民灵魂的演进，“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⒛，既看到国民劣根性，又看到中华民族所蕴含的力量，从而警醒奋起，以开放的心态，无畏的气概，在汲取东西古今一切民族优质精华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精神的大腾跃，把中国人提升为尤近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所以老舍的文学创作不啻为形象的建构民族精神的启示录。这无疑是他留给中华民族的最宝贵的财富。
注释：
⒈ 梁启超：《呵旁观者文》，《梁启超选集》，1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⒉ 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27页，中华书局，1986。
⒊ 邹容：《革命军》，《邹容文集》，69页，重庆出版社，1983。
⒋ 梁启超：《新民论》，《梁启超选集》，2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⒌ 老舍：《猫城记》，《老舍文集》第7卷，3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⒍ 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文集》第15卷，1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⒎ Cyril Birch,Lao she: The Humourist in His Humour,The China Quarterly,1961。
⒏ 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文集》第15卷，1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⒐ 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文集》第15卷，1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⒑ 老舍：《何容何许人也》，《老舍文集》第14卷，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⒒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文集》第15卷，2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⒓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1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⒔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1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⒕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⒖ 老舍：《〈火葬〉序》，《老舍文集》第3卷，3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⒗ 老舍：《〈大地龙蛇〉序》，《老舍文集》第10卷，2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⒘ 老舍：《大地龙蛇》，《老舍文集》第10卷，3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⒙ 老舍：《五十而知使命》，《文艺报》，1962年，第5、6期合刊。
⒚ 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文集》第15卷，1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⒛ 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1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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