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骆驼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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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保尔·巴迪 吴永平 编译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12日 www.laoshexue.com
论《骆驼祥子》1
（法）保尔·巴迪 吴永平 编译
《骆驼祥子》的最早的法译本出版于二战爆发之前，译者所依据的是在美国十分畅销的英文版本2，最近，这个中国作家的杰作又有了一个新的法语全译本3。这个全译本不是依据作家最初在《宇宙风》（1936－1937）发表时的版本，而是依据作者修订后的中文版本，尽管比第一个法译本保留了更多的中国味儿，但还是有值得遗憾的地方。因为，修订本经过了作者的大规模的改写，已经删除了所有可以正确评估主人公的个人主义及解释由于假革命者的出卖而造成中国革命悲剧的部分。这部作品的修订版出版于1955年，从中可以看到作家为了适应新政权的意识形态而作的调整，除此之外别无可观之处，既看不到原作的精神风貌，也看不到作品所表现的时代的历史真实。看来我们有必要从小说美学的深刻分析出发，寻找这部也许是表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面貌最优秀的作品的最初创作意图及作品内涵。我们知道，老舍的这部杰作决不止于把洋车夫当成劳动者的象征或中国人民苦难的象征。
最伟大的作家都是这样，他们在一个主题下贯串起全部的人生经验。
——老舍《景物的描写》
《骆驼祥子》(初版)的故事并不复杂，我们可以在此简略地复述一下它的基本情节：小说的主人公叫祥子4，他原本是个一无所有的农村青年：父母都去世了，家里的几亩地也没了，甚至连他的姓氏我们也无从知晓。到了十九岁，他到北京来谋生，他唯一可以依仗的只有他的年青，他的强壮的躯体和非常诚实的性格。他成了洋车夫而且很快地有了自己的梦想：拥有自己的车。在三年的节俭后，他终于成功地买下了车。不幸的是，这辆刚买到手的洋车便被过路的一支打了败仗的军队抢走了。他牵着三只骆驼回来，在路上卖掉了骆驼，并由此而得到了一个绰号“骆驼”。
回到北京，他希望能重新买回自己的车。他从人和厂的刘四爷那里租了一辆，那儿也是他过夜住宿的地方。一天晚上，他把车放好，厂主的女儿虎妞5，便进入他的房间引诱他，她的性欲望与她的丑陋不相上下。祥子后来寻求逃避虎妞的办法，他在一个好好先生曹先生家当包月的车夫，但是不久便被她找到了，她把他牢牢地套住了。于是祥子成了双重讹诈的牺牲品：一方面，虎妞强迫与他结婚，并试图在刘四爷生日宴那天说服父亲答应他们的婚事；另一方面，侦探讹诈祥子，他声称曹先生因其自由思想被警察所拘查，祥子也难逃干系，他用监狱和死亡威胁祥子，把祥子的全部积蓄都抢走了。
落进陷井的祥子无法可施，他只有和虎妞结婚，其后便搬进一个大杂院里，同院住着许多家穷人，一个比一个穷。虎妞用起钱来大手大脚，那是她以前帮他父亲管理车厂时攒下来的。祥子还是想去拉车，她反对了很长时间，后来终于同意让他去买了一辆。然而，祥子拉车时一点也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他生了病，在床上躺了十天。后来，虎妞因难产死了，祥子不得不再度卖掉了洋车。他同情邻居中的一个名叫小福子6的年青的姑娘，这个可怜的姑娘在酗酒的父亲的强迫下当了暗娼。
然而，祥子拒绝了小福子的眷恋和爱意，他不愿把他的独立交给她。从此以后，他便和其它的车夫们一样，对未来彻底地失望了。他吃酒，抽烟，甚至与他的一个妓女主顾滥交，染上了梅毒。一天，他碰上了虎妞的父亲，这给了他一个机会把所忍受的全部耻辱都向他进行报复。他找回了自信：他决定重新回到曹先生家做事，还要去找回小福子，当他听说小福子已经上吊自杀了的时候，他再次陷入了绝望。最后，他不拉洋车了，也不再愿意像过去那样循规蹈矩地生活。他把组织洋车夫反对电车运动的领导人阮明出卖给了警察，阮明被公开处决了。小说的最后一个场景便是表现祥子在一个送葬的行列中持绋，他无望地在等待着自己的死亡的到来。
这部作品与作家先前的作品不同，老舍在《老牛破车》中特地谈到了这部小说的起源，否则，人们将不会知道作家是怎样产生描写北京洋车夫悲惨故事的最初动机。老舍和他的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心怀宽厚仁慈，他们当中有人甚至不愿坐洋车7，老舍无疑也非常同情这些终日象牛马一样被套在车上，象牲口一样负重奔跑的劳动者。
洋车最早出现在日本，日本叫“jinrikisha”或“人力车”。1875年一个叫Menard的法国人把这种运输工具介绍到了上海的法租界8，不久便迅速扩散到中国各地，它的名字叫“洋车”。尽管洋车夫的收入有限（这车一次只拉一位乘客），这种交通工具仍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接着，洋车便受到了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如汽车、电车的挑战。第一条有轨电车线1909年出现在上海，胡适先生曾写过一首诗表现洋车所面临的竞争9。
老舍在1955年小说再版时所作的删改，删去了有关当年北京运输方式变革的重要信息，这部杰作的最后一章已无复原貌。当年，也就是作家小说所表现的那个时代，洋车已经失去了北京运输方式的主角地位，其原因是除了洋车之外，更现代化的运输工具——有轨电车已经出现了，它无形中成了祥子和他的同行们的潜在的致命的威胁。上个世纪20年代初，法国的一位叫Raphael的工程师，把有轨电车介绍到了中国，这种新的运输工具立即得到了公众的喜爱。北京很快地出现了四条电车线路：一条沿着长安街，另一条从前门到天坛，一条从东四到哈德门再住东，一条从西四到玄武门再往西。这些轨道都是双线平行的，它们占据了马路很大的一部分，可以想象洋车夫拉车时再不会像以前那样从容和自在了。不管怎么说，公众对它的喜爱却无可置疑，下面我们引证李广田的一首诗的片断，他在这首诗里描述着童年时被父亲带着坐有轨电车去天桥时的极大的喜悦之情。
让电车作一条游龙
在人海中
在灰海中
在西南风的海中
叮当叮当
拖一身蚂蚁10
时代进入到1929年10月，许多新的运输工具和方式已占据了城市交通的相当重要的份额，而那些洋车夫们在冒失的煽动者的鼓动下，举行了总罢工。这次罢工十分悲惨地结束了，据一目击者的记述11：罢工后一个月，有二百多个洋车夫被砍了头。
老舍没有把这血腥的结局写进小说，他宁愿去表现罢工的组织者，也是这次镇压的受害者之一的阮明的结局。阮明是个有野心勃勃的人物，为组织洋车夫的斗争得到了不少的“津贴”。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个不幸的祥子把他出卖给了官方。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出卖了一个假的革命者：我们理解作者为什么要在革命胜利之后对自己的小说作了如此大的改动，但这同样是对现实的歪曲。不管怎样说，小说既写到阮明的被公开处决，从某种意义上看，与鲁迅笔下的阿Q的最终结局一样，也是对那些昏瞆的围观的人群的一个极大的抨击，其典型意义不能小视。
1925年，老舍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北京洋车夫的数量在逐日增加，无疑它能很好地适应北京的大街和小巷，也适应当地居民的收入状况12。但是洋车夫个人的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提高：当时生活费用过高，郁达夫曾在1924年的一篇小说中作过表现13；此外，北京经济出现了衰退，随着首都于1928年迁往南京，经济状况更是每况愈下；有轨电车也于1929年在北京出现了，洋车夫的抗议运动以悲惨的结局告终：210名洋车夫被处决14。老舍在《骆驼祥子》中非常真实地表现了这场斗争，小说最后一章中有关于罢工组织者阮明被处决的场景描写。
作家对他那个时代的斗争有所回应，但很明显，在所表现的这些事件中，他对场景与人物的关注甚于对历史事件本身的关注：罢工组织者阮明的被处决，在小说的主要情节结构中只是一个分支。解放后，老舍对这部小说进行了修订，把这个情节分支删除了，只保留了一个附带的无关紧要的插曲，反映出个人主义的奋斗失败后，相继着一个集体行动的破产。基于这个视点，《骆驼祥子》的作者与其它作家有着明显的区别，如巴金和茅盾，他们介入政治斗争的经历，使他们具有十分浓厚的历史意识，他们作品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对革命斗争的重要时期和阶段的及时表现。
我们有可能从《骆驼祥子》中找到深藏着的属于作家个人的意图，这可能是老舍创作动机中最突出的一个因素，即作家非常乐于表现北京的风土人情，这个强烈的写作愿望也许对作家选择小说题材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老舍非常熟悉故乡北京的地理环境，他出生于兹，生长于兹；他也非常尊重它，以致于读者读他的小说时，可以拿着一张地图按照作品中所精确描写的每一个地点，跟着主人公行走。尤其是祥子牵着骆驼走过的西山，洋车夫们消遣娱乐的天桥，那儿也是公开处决人犯的刑场，最后是北京西北一带的大街小巷。就是在那儿，西直门，祥子的第一次冒险便是在那儿的西安门大街，还有通往人和厂的那条路，这些地名在作品中处处可见。曹先生住的那条街离紫禁城很近，叫北长街，北海就位于这个地区，湖围绕着白塔，并不太远。那儿也是老舍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他在那儿上学，也在那儿工作过。他描写那儿的街道胡同显得特别自如，那些洋车夫在这些街道胡同里穿进穿出，出城进城，丝毫不乱。为了更好地审视小说作品中地理环境的描写对于作品艺术性的独特作用，只需要将《骆驼祥子》与《文博士》进行比较即可，后者是作者写于同一时期的小说：作家对于作品表现的地理环境（济南）不太熟悉，这可以部分地解释这部作品有失水准的原因。
对于老舍而言，他所具备的各方面的知识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助益。Claudel这么说过：“各方面的知识积累，有助于作家熟悉自然和社会环境，有助于密切作家与笔下人物的关系。”老舍所具备的地理知识，及他所具备的当地季节时令知识，都是值得称道的。北京人一年四季的服饰当然随着时令节气的更替而不同，这是真的：北京的天气变幻无常。在《骆驼祥子》中，小说家非常细心地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主角的所依赖的活动和生活场景都十分依仗于气候。祥子无法选择他活动的时机，他只有承受周围环境的变化，他要面对冬天的霜冻和干燥，还有沙尘暴，还有那北京有名的黄风，只有当白雪降临时，故都才被装饰得分外壮观，春天太短，夏天热得可怕，不时地有暴风雨袭来。只有秋天，对洋车夫来说是个不错的季节；这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城市的天空是那么的澄碧，夜晚，人们可以欣赏灿烂的银河。
季节的改变也标志着阴历的节令的更替。《骆驼祥子》的作者在作品中往往只是很快地点染一下，几乎每个节令及随之而来的特殊民情风俗在小说中都有叙述。当然，对于北京的读者来说，他们阅读这部小说时的感受会更加亲切一些。在老舍的笔下，一切都是那么有滋有味，时令鲜花的悦目，菜肴和糕点的香气，赶庙会的回忆，戏班子还有马戏，北京人爱好的时令小吃，冬天晚上街头炒栗子的，卖糖人的，卖年画的和卖灯笼的，他们的叫卖声是那么不同，这些不同的叫卖声永远存活在作家的记忆中，正如永远在北京的街头回响一样。
作家的生活经历丰富，对自然的环境的描写非常出色，对社会的人文活动的表现更加真实生动。他的小说作品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从一个简单的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在这方面的伟大。作品中所描写的1924年到1927年间北京的社会生活可以与当时的社会调查报告相媲美，其中对北京市民物质生活的表现更是值得称道15。毫无疑问，把这些可资比较的东西陈述出来一定非常有趣。读者可以发现，小说对每一个历史生活细节的描写，都与事实有着近乎完美的一致性：关于洋车夫在北京人中的地位16,他们的收入状况17，他们格外接受的小费18,他们处理余钱的方式19，或者他们的饮食习惯20，他们用来购买服装的预算21，他们的住房情况等等22。他还描写到有些从农村来的妇女，为了栖身，甚至从事无酬报的劳动23。作家还写出了洋车夫中所存在的不同类别。
《骆驼祥子》的社会学真实性并不来自系统的调查报告。它是果实，是老舍人生经验的共生物，这种值得珍视的人生经验可以一直追溯到作家的童年时代。1951年，这部小说出版后的许多年后，老舍在《老舍选集》的前言中回忆创作生涯时写道：“我自己是寒苦出身，所以对苦人有很深的同情。我的职业虽使我老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转，可是我的朋友并不都是教授与学者。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也是我的朋友。24”
小说是这样的一种艺术，有时它有意抹去某些东西，但这是为了使事实更加显著，使人物更加生动；这样才能达到艺术的完美。25
老舍的现实主义在《骆驼祥子》里表现得非常丰富，我们就不用在此赘述了。但这种现实主义是从属于情感美学和幽默的，读者可以从作品中领略到它的重要性，作者本人也非常重视这一点，这部作品里的现实主义因素远远超出他的早期作品，作家尽力地审慎地在作品中体现它。一部小说的内部情节结构可以很容易地导致它转化为情节剧，如果人们只留意于它的情节概要的话；但在老舍的这一部小说中，有一点是相当确定的：就是它精心地保持一种平衡，同时也保持一种公正语调。这两个杰出之处使得作家得以超越他的过去的所有的作品，也超越同时代其它著名作家的关于洋车夫生活的小说。
小说的整体结构的精心布局也显示出来了。在小说后半部的一章中，虎妞死了，下葬了，祥子变得身无分文，被迫卖掉了他的洋车；他陷入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状态之中，“车，车，车是自己的饭碗。买，丢了；再买，卖出去。三起三落，象个鬼影，永远抓不牢，而空受那些辛苦与委屈。没了，什么都没了，连个老婆也没了！”我们可以很精确地指出作家对小说情节结构的整体构想：小说开头前4章，描写祥子经历的第一次重大打击；接着，小说用了8章表现祥子经受的第二次打击，直到孙侦探抢走了祥子的全部积蓄；然后写到第三次打击，又占有了8章；在祥子命运堕到最低点之前，还有一个小小的挣扎，小说在最后的4章里进行了描写。小说情节结构很有规律地为四、八、八、四。《骆驼祥子》情节的转折点位于小说结构的正中，第13章，祥子被孙侦探洗劫后走投无路，不得不返回人和车厂，帮刘四爷筹办寿筵。这个情节或人物命运的转折点将作品划分为前后两个部分，每部分各12章26，非常平衡。
作品的平衡后来被作家带有一定随意性的修订所打破，他在修订时毫不犹豫地为了缩短一个插曲而破坏了这个系统结构，甚至还完全删去了最后一章。然而，正如人们所见，不断的删节或修订，作家更多地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内疚而不是美学的考虑。没有了阮明的被处决的内容，祥子的戏剧部分也是圆满的，但它缺少了历史的内容，读者会不快地觉得作品的结局写得过于草率，想不到这是作家有意为之。此外，如果人们能够完整地读过这部小说，也许会觉得作品中有两个情节片断似乎游离于全书的情节结构之外：作品第1章里对几类不同的洋车夫的描述，及第17章中小福子父亲二强子的故事。实际上，不管是关于洋车夫类别的描述，还是二强子的故事，都不会真正加重那一部分的描写。第1章插曲的作用是把读者带进他们所不熟悉的洋车夫生活圈，第17章的故事的作用是将读者带入祥子和虎妞后来居住的大杂院。史罗甫说得相当有道理，《骆驼祥子》实际上是采用着一种垂直的结构形式，每一章都服从于整体，这标志着小说家的决定性的进步。27
老舍先前的所有小说作品都依赖着一种“水平”式的结构，小说情节的连接多采用着章回小说传统的方式。这部作品的结构方式改变了，但小说对祥子的堕落过程的表现也不同于十九世纪欧洲小说中人物的连续不断的幻灭和失望的戏剧程式28，后者更多地体现着古典悲剧中的命定因素。
老舍十分关注小说结构，他对此素有研究而且表述得非常具体。在创作《骆驼祥子》之前，他在一篇文章中论及小说结构艺术的重要性。他写道：“小说中的事实所以能使人感到艺术的味道就是因为每一事实所给的效果与感力都是整个作品所要给的效果与感力的一部分，仿佛每一件事都是完全由作者调动好了的，什么事在他手下都能活动起来。硬插入一段事实，不管它本身是多么有趣，必定妨碍全体的整美。平匀是最不易作到的。”他又写道：“要平匀，必须依着所要激动的情绪制造出一种空气，把一切材料都包围起来……这样我们才能使作品各部分平匀的供给刺激，全体象一气呵成的。”29
就《骆驼祥子》这部作品而言，是情感美学赋予小说以整体的美感，作家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主角身上，让他与周围的世界面对面地搏斗从而描写他的反应。除了小说的第一章之外，小说家表现祥子和洋车夫的世界时，视点并不是至始至终真正客观的：她紧密地与主要人物的主观视点相连接，这样有助于人物描写和自然景物描写。刘四爷和他的女儿，曹先生，还有第二类的人物，如那个老洋车夫和他的孙子，那个妓女，所有这些人的出现都是通过祥子的眼睛叙述出来的，甚至在作家完全被作品人物所驱使或作品主人公自己创造所经历的场景时也是如此。因此，人和车厂老板有必要回忆自己曾有一段当土匪的经历，曹先生也能提到自己不是儒教的信徒。对北京各地方的细线描写也都符合它们各自和特点，但它们也都是通过主人公带着我们去看的，当时的场景描写取决于主人公当时的情况。小说家有时倾向于强调这个冲突，尤其是他尽量避免祥子对一个地方的连续两次的观察和描写。但这也是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与他们生存与其中的环境的关系。
就此而言，老舍确实受到了英格兰和撒克逊作家的深广影响，特别是康拉德和托马斯·哈代。小说家在《老牛破车》写道，“在这二人的作品中，景物与人物的相关，是一种心理的，生理的，与哲理的解析，在某种地方与社会便非发生某种事实不可：人始终逃不出景物的毒手，正如蝇的不能逃出蛛网。这种悲观主义是否合理，暂且不去管：这样写法无疑的是可效法的。”30
这一段自白能很好地说明作品很多地方对祥子的描写，祥子直接地被自然环境的力量所驱使或左右着：那风，那雪和暴风雨，无不与祥子性格发展或变化有关，这与康拉德笔下暴风雨的自然力量是相似的。作品中对不同的自然环境的描写也能得到解释，如那黑夜与虎妞引诱洋车夫之间的关系，小福子被迫卖淫与那悲惨环境的关系等等。最后，上述也可以与下述进行比较，这种表现方法经常把环境与场景赋予性格，且与人物性格相呼应；这种表现方法也使读者联想到动物世界不可更易的暴力，在小说的前半部分，读者很容易地把无辜的祥子受难的场面想象为：一只昆虫被捕食，一片绿叶被虫蛀，一只鸟落入笼中，一只老鼠被猫抓住。相反，对虎妞的联想也许是：一只饥饿的决不会放过捕获物的野兽，一只寻找公狗的发情的母狗。
因此，我们可以说，《骆驼祥子》的作者有倾向于自然主义的迹象，这几乎是确凿无疑的31。在作品的末部分，作者强调指出：“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然而，如果说小说家倾向于强调人物的人性的一面，而不是野兽性的一面，那么，怎么解释他的人物名字或绰号都借用了野兽之名呢。作品用以表现人物决定性命运的手法与其说是通过系统的画面，不如说是通过这种讽刺范畴的文学手段来实现的。老舍在《猫城记》中已成功地运用过这种巧妙的艺术手法，用来讥刺同胞的乔装与伪饰。在他之前，鲁迅已经在著名的《狂人日记》中运用过这种手法，他揭露“人吃人”依然是人类社会的现存的法则；巴金在一部著名的小说中也运用这种手法，描写了象狗一样在马路上飘泊着的上海孤儿32。《骆驼祥子》与他们不同的是，有时还插入一些幽默的段子，现实主义的特征尽管非常鲜明，但这也并不能完全排除笑声，在作品的全部描写中，人物保留着他的人性，而作家则保留着他的幽默。
“知识只能使人类绝望。33”梁启超在他的晚年这样写道，为了说明他的这个思想，他还举出洋车夫作为例证，根据他的说法，洋车夫是根本不会理解年青知识分子毕生的追求和忧郁的。老舍的三百页的小说似乎与上述说法完全背道而驰。祥子完全是个文盲，他的智力也很有限：作家在谈及洋车夫的“信仰”时有时也会转用讽刺的口气；固然，祥子这种类型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知识的苦痛”，然而，他们也像知识分子一样有着焦虑不安：他们的精神上的焦虑一点也不下于体力上的疲惫，当不幸降临时，他们也会遭遇精神危机。祥子的绝望与知识分子的绝望确有不同，但多少与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具有相同的深刻性，倪是一个革命者，学校的教师，自从1927年4月的大屠杀后，他的希望全部破灭了。如果祥子的绝望是另外一种，如果他对苦难不是那么敏感，作品便会失去它的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作家描写的目的不就是希望引起读者的同情吗。作家描写了祥子身上发生的种种事件，并表现了这些事件作用于祥子精神上所引起的心理学的后果，为了达到这样的艺术目的，作家对主人公的审视是跟随着主人公自己的理智的发展，逐渐地描写他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绝望，这种手法正是作家从当时的盎格鲁-撒克逊现代小说中所学得的。
祥子的故事是一个悲剧，它表现的不仅是洋车夫的生存状态，也是全人类的生存状态。在这个悲剧的正文中，老舍惯用的幽默几乎没有过去的位置了。然而，他也没有像过去一样绝然放弃，尤其是当他要使画面对比强烈时，或描写更加生动时，或者要抵销气氛的悲怆时。作家在作品的前半部比后半部更乐意使用幽默的手法。事实上，洋车夫的幻想并没有完全被命运所清除，作者还可以在某些点上使用幽默或自嘲，举个例子，固执的祥子仍坚持把自己的积蓄放在扑满里。下面的情节也使读者感到轻松，祥子碰上乱兵丢了车却牵回了骆驼，再后来，人家信任地把一个婴儿放在他的怀里。但，紧接着，幽默终于让出了它的位置，如果人们可以这样说的话，作家的讽刺不再针对着车夫们了，他的讽刺转向那些压迫者，如刘四爷在过生日那天的吝啬，那个小军官为了省钱每换一个驻地便买一个女人来同居，虎妞的贪吃，那个江湖医生当他的骗术用尽时便逃之夭夭，或者是北京人喜欢观看行刑的残酷心理，等等。
一部好的作品与它的结论无关。34
《骆驼祥子》不是论文，它是人类经验和小说美学的圆满完成。小说的意义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人们拿起书来通常留连于其中的精彩章节，但这却远不是应该止步的地方，小说的意义往往隐藏在表面上看来简单明了的信息之下。老舍为了突出作品的意义，曾在作品的结尾处用一大段的篇幅而且用讥讽的口气强调指出：“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判决是严厉的，但它与小说整体所表现的主人公形象那么吻合吗？小说的人物并不是那么复杂，读者从作品中理解的也应是如此，作家的这个判决难道就不会带着某种主观色彩吗？简单地说，这个对祥子的最终判决难道就不允许上诉吗？
老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简单明了的：主人公的危机是他对生活的主观态度的直接后果。那些鼓舞车夫们的仅是些个人主义的梦想。祥子错在只相信自己而没有一个朋友。他的自主的精神建立在与他的体力相适应的金钱的积累上；这个精神状态不仅使得他拒绝去帮助别人（尤其当虎妞死后他拒绝帮助小福子），而且使得他以不可避免的方式走向个人主义的自我毁灭：“他的命可以毁在自己手里，再也不为任何人牺牲什么。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35”小说家还强调了祥子的盲目，他特意安排了一个老洋车夫两次出来为祥子现身作法，老马就是祥子这种类型的人物，他预示着所有具有个人主义野心的车夫的未来。在1949年出版的一个版本中，老舍毫不犹豫地加重了对祥子的判决，删节了表现祥子绝望的那一部分的历史内容，被删掉的那一部分是表现个人主义的失败并没能抵销由一个漫画式的革命者阮明领导的集体主义行动的失败；于是，车夫的不幸与革命斗争的某一次失败之间便不再有着联系；祥子不再出卖阮明，但他的负罪感并没有因此减轻：它们是那样的沉重而且近乎永恒。
我们不应责备老舍对作品的修订，从当时的社会情势上分析，绝对有这样的必要。作家为了迎接解放而这样做，明显出自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新的方向已经确定了：左转。《骆驼祥子》创作于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几个月，其后老舍便参加了知识分子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并于1950年重新聚集在共产主义的旗下。作家在革命胜利后进行了自责，说没有写出作品主人公的“积极因素”36，而且还有工人质问他：“祥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37”从文学角度上看，上述表白似乎证明了作家快把小说创作的大门关上了，后来他把祥子的故事改编成了一个戏剧。啊，不管老舍愿意与否，这不是读者最初从小说中所认识到的人物形象。
这里我们不想就作品主人公最后的命运提出问题，曾经有人非常笨拙地那样做过，如《骆驼祥子》美国版的编译者，就让祥子最后找到了小福子并且和她結了婚。老舍自己曾宣布，他放弃了“大圆满”的结局，美国版编译者那样做的原因，按照他的说法，只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美国读者的心理”38。我们无法不正视以下的事实，作家对新社会里的洋车夫命运的设想和打算进行的描写：或是像作家歌颂工业化的大鼓词中所表现的那样39，祥子放弃了洋车夫的职业，离开了北京，到别的地方去另谋职业；或是像作家曾经构思过的《新骆驼祥子》那样，祥子有可能把洋车换成三轮车，他的孩子们后来又开上了四个轮子的出租车。但对于那些热爱作家这部原创作品的读者而言，对于那些拒绝拙劣的翻译者对作品的曲解的读者而言，他们不会对作者所寄托的对于未来的政治理念感兴趣的，这恰恰说明了最初版本的独创性。
《骆驼祥子》的初版本，不仅是对个人主义的审判；也是对命定观念和纯洁理念的批判。这些正是祥子所秉承的，它们是造成他的不幸的根源。鲁迅曾表现过同样的主题，阿Q的不幸源于他的爱40，孔乙己的不幸源于他的懒惰和酗酒。但，祥子如同其它车夫，也是这个不公正社会的受害者，他们承受着车主的剥削，承受着电车的竞争。他不能抵御命运的侵袭，一群过路的败兵，一个不良的警察，一个性饥渴的妇人，都能毁掉他。他不知自责，他只能屈从于不可抵御的命运。事实上，祥子并不怯懦，也不像那些堕落的北京人一样醉生梦死；他是一个农村的孩子，非常正直，而且追求纯洁，是虎妞引诱他放弃了初衷。事实上，他永远也不能擦去她留给他的污点，尤如那白雪不能复盖北京的黑夜。祥子从此之后便不再抱有希望，他唯一等待的便是他的死亡。
作品中的这两个观念——命运和纯洁——赋予作家作品以人道主义的情感和象征价值：祥子固执的寻求，象征着全人类命定的前景；他最终的放弃，象征着全人类面临着不幸和死亡的绝望。老舍的悲观常令人联想起托马斯?哈代。悲观情绪，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不绝于书，正如史罗甫对清末传统小说的分析41，许多作家作品对此都有出色的表现。《骆驼祥子》中苦难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老舍超越了过去，他站得更高，看得也更深。他并没有放弃幽默的权利，只是更加审慎更加小心地使用它。作家跨进了悲剧的艺术领域，笑声很难发出，主人公的心理在真实性和深刻性两方面得到了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祥子——一个北京洋车夫——的悲剧，在一部小说类作品中达到了美学与意义的水乳交融。
载《汉学研究》第7辑，中华书局2003年9月版
1 论文原题为《中国的洋车夫》，载Critique, 337, juin 1975, p.599-614, 译者在编译过程中将巴迪先生1999年参加北京“纪念老舍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在围观者与执绋行列中》的一些内容补充了进去，并征求了巴迪先生的意见，将论文题改为《论〈骆驼祥子〉》。
2 法译本书名为《Coeur-Joyeux coolie de pékin》，译者Jean Poumart， Arthaud，Paris，1947
3 法译本书名为《Le pousse-pousse》,译者Francois Cheng，Ed.Robert Laffont, Paris, 1973
4 中文意思是“走运的人”。
5 中文意思是“年青的母老虎”。
6 中文意思是“小小的幸福”。
7 叶圣陶《倪焕之》中的主人公和巴金《家》中的主人公觉慧都是如此。
8 Egon Erwin Kisch, La Chine secrète , (trad: de l'allemand), Paris, 1935, p.51
9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Chicago, 1934, p.96
10 《上天桥去》，《李广田文集》第二卷
11 Egon Erwin Kisch, La Chine secrète, trad. de l'allemand, Paris, 1935,p.51
12 这部小说的日语译本出版以后，译者Takenaka Shin指出，1937年，即《骆驼祥子》创作的时期，北京有将近4万洋车夫(包括郊区则有5万)。Sidney D.Gamble指出，1925年6月至1928年2月北京地区洋车夫超过3万人(城市24232，郊区6618)。从这个数字来看，持续的大规模的要求加薪的活动，使得洋车夫在北平的社会生活中具有相当的重要的地位。参看《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iping》，New York, 1933
13 郁达夫《薄奠》，见《郁达夫选集》，北京，1951年。
14 Egon Erwin Kisch, La Chine secrète, p.54
15 Sidney D. Gamble, 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iping, A Study of the Income and Expenditures of 283 Chinese Families Receiving from $8-$550 Silver per Month, New York, 1933
16 Sidney D. Gamble统计了北京城340个劳动者，其中洋车夫有46人（参看同上第30页）。那时的北京是个“大型的非工业化的城市”（参看同上前言第13页）。老舍小说的主人公就是来自这个重要的行业。
17 1924年，一个洋车夫一天只能赚到38分， 而洋车的日租赁费是10分 （同上第171-172页）。人们可以很容易计算出来，除去所有的个人开销，祥子是怎样用了三年时间才积攒了买下第一辆洋车的100元钱。即使他一年到头不停地工作，也非常困难，他得把每天收入的四分之一强积蓄起来才行。
18 洋车夫把人拉到餐馆或旅馆，可以得到5分10分或20分的赏钱 （饭钱），这类收入未计入车夫月收入之内 （参看同上第207页）。
19 小说中写到曹先生家的女佣高妈曾建议祥子“起会”，这种民间互助的储蓄形式可以使参与者轮流受益，因其形式简单，当年在北京非常流行（参看.Gamble著作，第196-197页）。
20 祥子在过年的时候，也只能吃窝窝头。那些最贫穷的家庭，包括洋车夫，他们收入的百分之80几乎都用来吃饭（参看同上，第54页）。
21 冬天快到了，祥子也没有花钱购置冬衣。在贫穷家庭的预算中，服装只占百分之三到五。同上。
22 小说中写到小福子的房子在风暴中损坏很严重，北京居民的住房在夏天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同上。
23 曹先生提议请小福子来家当佣人，管吃管住，但不给工钱。同上，P178
24 《老舍选集》自序
25 Marcel Arland, Sur l'art du roman, in Essais et Nouveaux Essais critiques, Paris, 1952.p.148
26 《骆驼祥子》连载于《宇宙风》时为24章（段）。
27 Z.Slupski, The Evolution of a Modern Chinese Writer,Prague,1966
28 Georgzs Lukacs, Le romantisme de la désillusion, in La théorie du roman, Genève, 1963,pp.109-130
29 《事实的运用》，收《老牛破车》
30 《景物的描写》，收《老牛破车》
31 Marian Galik, A Comment on Two Studies on the Works of Mao Tun, in Archiv Orientalni, 1965,I, p.92
32 译者Martine Vallette-Hémery，译文载De la revolution littéraire à la littérature revolutionnaire, Paris, 1970, pp.201-210
33 转译自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 1970,p.202
34 Marcel Arland, Sur les conditions de la litterature ,op.cit,p289
35 《骆驼祥子》第23章
36 老舍《毛主席给我艺术新生命》
37 《老舍选集》自序
38 老舍为晨光出版公司版所写的前言，作于北京， 1950年4月。
39 老舍《生产就业》，原载《说说唱唱》第2期，1951年2月，收入《过新年》。
40 Chun-jo Liu, The Hero and Heroine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From Ah Q to Wu Tzu-hsu,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XVI, n2, février 1957,pp.206-207
41 Z.Slupski, op.cit., pp.7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