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20世纪30年代长篇小说的哲理蕴含
--------------------------------------------------------------------------------
作者：王中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25日 www.laoshexue.com
起笔就写长篇的老舍，上个世纪30年代的长篇代表作有《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牛天赐传》等几部，由此绽放了生命中最有神采的“绿”。此时人生观与世界观皆已成熟的老舍，能够以长篇关注个体存在的悲剧，阐释、抒发他关于个体、种族、文化的哲理观念。自由个体体验与正统家国思想如一驾双轮马车，并行在他灵魂的两侧。前者使他贴近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思维，后者又对前者进行适度引导和规范，使之返还到中国特色的文化思维框架中；前者从作者的自我体验出发，为我们发掘了一个丰富而深刻的老舍的内在世界，后者又使我们了解时代、种族对于一个作家内在灵魂的纠缠。然而不论怎样，老舍三十年代长篇小说的哲理蕴含绝不是单一的，并不仅仅指向家国、文化的方向；写小说的老舍，也绝不能用“爱国主义”作家就可概括得了的，在他热忱悲悯、为天下忧的目光背后，潜藏着一个极感性、极诗意，对生命充满领悟的灵魂。
“生命的阐释者”：个体存在哲思
关于老舍小说中的哲理蕴含鲜有讨论，至今引人注目的还是范亦毫、曾广灿先生九十年代的一篇文章。在此文中他们指出：“从他（指老舍）的创作思想看，进入30年代，哲理性的追求已经相当明确。在他的《文学概论讲义》里有准确而完整的阐述，表现了他的理论自觉，涉及这方面的文字，多达3500字以上。”1这说明老舍对小说与哲理的关系有极为理性的认识。然而如何在小说中体现哲理？老舍本人并未作进一步的说明。从小说文本来看，笔者以为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哲思的表达不过是下意识的动作。众所周知，老舍好议论，他自己也曾说过：“一向我写东西总是冒险式的，随写随着发现新事实；即使有时候有个中心思想，也往往因人物或事实的趣味而唱荒了腔。”2所谓“唱荒了腔”，不过是因了人物、事实而阐发开去，一抒己见，表达作家对于人及人生的哲思，何况在长篇小说中，有更多的余地释放作家自己的主观想法，例如老舍在论小说时曾说：“长篇小说自然是有个主要之点，……但是究以材料多，领域广，可以任意发挥，而往往以副笔引起兴趣。”在“任意发挥”的“副笔”中，老舍往往宣泄出他潜意识中隐藏的某种对于人生的思索与拷问。可以说，在长篇小说繁盛的三十年代，老舍是以小说关注个体生存境况的不多的几位作家之一。尽管老舍意在以个体反映全部，然而在塑造具体主人公时，老舍不得不尊重个体的感性生命——情感、意志、感觉、趣味等，这样，个体的性格命运便在宏大主题外凸显出来，小说对人的存在的哲思便在“副笔”中潜在的表现出来了。
首先是对个体“命运”的探讨。在论述写实主义代表人物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等人时，老舍曾说：“他们这些人的作品都毫无顾忌的写实，写日常的生活，……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出，人们好像机器，受着命运支配，无论怎样也逃不出那天然律。”3在老舍所喜爱的古希腊戏剧中，也多有反映个体为命运所支配的悲剧作品。笔者尚未能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老舍确曾受过这类命运悲剧的启迪，但无论如何，在老舍自己的长篇小说中，亦有对个体命运的探究与追问。何谓命运？“命运这个字，又称定数，表现一切时代的人类的一种感觉，觉得这世界的定律并不是永远对我们友善的，而常常伤害我们，压碎我们。”4命运以对个体主观意志的任意践踏表现出对渺弱人类的不断嘲弄。个体的存在之悲即在于各种热切欲望受到束缚与压制；命运的走向往往与个体意愿背道而驰；命运的起伏转折使得个体无法把握、无法预计自己的未来，无法按计划行事——人生的如意算盘一次次被命运之神于无意中打翻。例如在三部“重头戏”的长篇中，《骆驼祥子》写的是祥子灵肉转变的历程，《牛天赐传》是关于牛天赐成长的经历，《离婚》则写的是老李精神挣扎与蜕变的过程。如果撇开一贯附加在小说中的宏大主旨不谈，仅就人物生存状态而言，那么老舍无非写的是个体在生存过程中一次次受挫，犹如《围城》中个体永远走不出的人生困境。在老舍笔下，个体追逐的目标大多是事业、婚姻、爱情，然而其不断的失败也正在于此。青年祥子是个较为彻底的人物，他对于前途、命运有自己沉默而坚定的决心与信心。命运是残酷的，老舍也是残酷的，——因为他真实地写出了个体受“天然律”的支配而不能自主，——尽管他也是满怀同情。小福子死了，最后一根绳也断了，异质的要强的有生气的祥子也被拉入了敷衍麻木的一群中，而且更为彻底地萎落到人间的尘土与污垢里。可见人生无法按“计划”行事，“什么事都随着他的希望变成了‘那么回事’”，无论主观的意愿有多炽烈，计划有多周详，个体的行为与本身意旨总是背离，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亦是相悖，而努力的结果也是证明着一切的徒劳、一切的无意义。“命是自己的，可是教别人管着；教些什么顶混账的东西管着。”——这“顶混帐的东西”就是“命运”。
《离婚》与《牛天赐传》也同样如此。《离婚》是一部凝聚着对生活与生命的苦闷、疑惑和思索的作品，类似于当代的深思型小说。不仅老李是个边生活边思索的人物，作者也是在边写作边反思。它对于存在的追问与领会，具有很大程度的现代性。在以饮食男女为中心的世界里，物质与性欲是人类追逐的目标，是生活的实际。而“诗意”与“理想”是人生的梦，在理想与实际的两墙间站着个梦里的人——老李。老李不如祥子坚定彻底，但他终究还算得上一个“真的人”，有“真人”的希望和努力。然而在事业、婚姻等人生诸种追求中，他与祥子一样的受命运戏弄。正如小说中所宣讲的哲理：“生命入了圈，和野鸟入了笼，一样的没意思。”“圈”和“笼”指的无非就是“命运”。人生的种种苦痛、烦恼、不平堆积在存在的路途中，一旦丧失了热腾腾的对生命的热望与追求、活力与激情，走入命运所预设的轨道，个体就成为被命运所驱遣或被动的适应命运的无灵魂的生物了。
其次是关于“荒诞”，个体的命运悲剧使得人与人的生存呈现出一种荒诞色彩。何谓“荒诞”？西方存在主义者对之下了多种定义。简单来说，荒诞就是不合逻辑，人生不同境遇的相悖或相成，俱不在个体的掌握之中，也不在情理的范围之内。《牛天赐传》是一部极具讽刺意味的荒诞喜剧。弃婴为富户所拾本是传奇故事的惯用题材，但在老舍笔下，却带上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色彩。牛天赐从一诞生起，命运就显示了箝制其生命的威力：“生命便是拘束的积累。……他自己要往起长，外边老有些力量钻天觅缝地往下按。”除了主人公的遭际之外，小说中还有许多极具荒诞性与讽刺意味的场面与情节。如第三章中，一个捡来的孩子，却被牛老者夫妇寄以“子孙万代”的希望；一个不知“准家准姓准名”的弃儿，因为偶然的巧合享受着热闹、豪奢、风光的洗三。诸如此类的描写令人生出对命运与人自身行为的荒谬感。另外，人生前后境遇的对比也能反衬出生命的荒唐可笑、不可理喻。个体人物折腾、蹦达一辈子的下场无非是走向“坟”与永恒的虚空。最终，个体存在悲剧性的荒诞还在于个体对命运的主观认识与把握上，个体或对自己的处境处于盲目不可知的状态；或偶有觉醒，也因无可奈何而陷于迷惘、麻木的退避状态。人类最可笑可悯的地方或许正在于此。面对生活与命运的急遽变化，牛老者发出了“我不明白，我也不想明白”的困惑与无奈，张大哥诉出了“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的冤屈，祥子则吼出了“凭什么？凭什么？”的抗议与不平，老李与牛天赐也都有世事如梦的恍惚与迷茫。最终，他们都认了命，敷衍、麻木地堕入命运的深渊。可见，命运的荒诞性使存在失去了意义，个体的生命历程无非是从虚空走向虚空，正如纳博科夫自传中所写的那样：“我们的存在只是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5而在那短暂的光缝中，“生命很小很晃动，象个窄木板桥似的，看着就不妥当”（《牛天赐传》）。在那庞大、永不知疲倦的命运的敌对势力面前，个体——那渺小、自负、易幻想也易受伤的鸿鹄，在每一个危机中载沉载浮。
总而言之，《离婚》、《牛天赐传》乃至《骆驼祥子》都算不得十分的悲剧，然而它们所包孕的悲剧性因素远远超过了故事情节所展示的。作为“生命的阐释者”，老舍对个体存在的哲思往往透过平凡无奇的情节折射出来。“含泪的笑”中的悲哀是来自一个深沉、博大而又悲悯的心灵，并不仅仅就是简单的对劳苦人民的同情之心。——这一点往往为许多研究者所忽略。其实，“泪”悲哀的是人对命运的无从把握，对存在的不知所措，“笑”讽刺的是人面对命运时的无知和小聪明，以精神胜利法换来的自我欺骗和空虚的满足。
“社会文献”：家国与文化追问
作为一位出身贫民的极具正义感的作家，老舍对个体生存命运寄予了无限关注与同情，他难免要追究存在之悲的根源，他将之归为命运的荒诞；另一方面，作为一位极具爱国责任感与民族正义心的知识分子，他又要将眼光扩大到时代、种族、文化等种种大题旨上，最终他将对前者的思索纳入到对后者的审视中，“命运”由一个抽象虚幻的含混指代，被总结为时代、环境纠合个体生活遭际、内在因质而形成的吞噬个体的洪流。个体是时代与种族、文化的悲剧产品，云诡波谲的时代环境是外部原因，种族与文化的劣质阴影所形成的人的精神气质是个体的内在因素，这两者的共同作用造就了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诞性。
写作于三十年代的《文学概论讲义》长期以来成为老舍小说研究的理论凭据。但这种为教学而作的讲稿与老舍自己的创作还是有参差之处的。例如他曾援引爱尔兰批评家道顿的话，来批评泰纳的“文艺是环境、民族及时代产物”6的观点，但同时他又宣称：“作家的个性是重要的，但是他不能脱离他的时代；时代色彩在他的作品中是不自觉而然的。”7到了四十年代，老舍甚至进一步认为断定小说内容的好坏在于“关心社会的便好，不关心社会的便坏”8。可见，在老舍小说的哲理蕴涵中，对时代的看法和种族文化观念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并从《老张的哲学》伊始，就一直贯穿于其长篇小说的创作，到1933年《猫城记》的完成，宣告了这种思想的确立与成熟。《猫城记》是一部严肃深沉的作品，并非戏谑之作。某种程度上，它是老舍哲学的集大成者，是对其国家、民族、文化等观念的最为集中而又完备的阐释。它相当于《野草》在鲁迅作品中的份量。作者以变形的方式隐晦地表达了种种思维倾向与情感内涵，将人类的荒诞恐怖扩大到一种颠狂状态，勾勒出社会生活的变态，预言了民族、文化的灭亡。
在这里，老舍也阐发了他对于革命与学生运动的看法。《猫城记》中，各种革命政党被统称为“哄”，老舍认为，革命而无学识，不懂政治与经济，革命便只能是大家在一起瞎闹腾，乱杀人，因此革命只带来变动而无革新。老舍对革命以及对学生运动的这一看法使他遭受了更多的批评和攻击，但客观来说，无法追溯的历史是具有多面性的，老舍眼中所见、笔下所写的可能是其中的某一侧面。革命有一定的投机性、无序性与狂欢性。老舍作为冷静理性的旁观者，难免要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革命了。同时，革命过程中需要暴力与流血，这与温和主义和人道主义者的主张也是悖反的。总之，在老舍眼中，三十年代总的时代特征是混乱与衰败，时代的罪恶是造成个体命运多舛的主要因素。
作为一位焦灼而又悲观的审视者与批判者，老舍的种族文化观点无疑是激烈、绝对的（这与他对待革命的态度恰好相反）：种族是弱质的种族，文化是惰性的文化，它们都处在灭亡的边缘。种族具备着一个民族普通的禀赋与才能、它外在的体格形态与内在的精神结构，评判种族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审视、分析国民性格。在《猫城记》中，老舍指出“猫国”国民“天生的本能”是贪婪，贪婪导致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猫人“基本的嗜好”是敷衍。如果说鲁迅的功绩在于指出了国民劣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精神胜利法”，那么老舍反复强调、批驳的则是“敷衍”。张大哥、牛老者是敷衍哲学的集中代表，祥子、老李则是由不敷衍滑向敷衍，牛天赐亦是精神胜利法与敷衍的综合体。他们感觉迟钝散漫，精神麻木愚弱，缺乏尖锐高亢的内在动力。在这些半旧不新的老弱国民身上，凝固着一个种族的缩影。而这个种族的精神气质又与它的文化、文明分不开。以儒道互补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时代、阶级的种种变异，却保有某种形式结构的稳定性，它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国民的观念、信仰、行为之中，铸造出这一种族某种共同的性格—心理特征。崇尚“仁和”、“礼让”的孔子仁学一方面产生了“温、良、恭、俭、让”的修身美德，另一方面却使国民发展了逆来顺受、“以德报怨”的奴隶性格，这使他们驯顺地服从统治者的压迫以及外来者的入侵；讲究“安贫乐道”、“过犹不及”的中庸处世哲学，也必然使这个文化缺少行走在精神的刀刃上、直抵生命颠峰的悲剧气质，缺少直面人生的勇气以及改革创新的魄力，导致了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等缺陷。因而在外来新知识与传统旧文化的斗争中，总是“新一露头就完事，旧的因而更发达”。这个经几千年酿造而熟透了的文化充满了一种惰性因子，它给人带来的是甜美而润湿的“麻醉”，如同“迷叶”（鸦片），它具有漩涡般使人陷入的力量：“这个文明是不好惹的，只要你一亲近它，它便一把油漆似的将你胶住。”（《猫城记》）小蝎、祥子、老李等、都有挣脱这个文化沼泽的渴望，但结局却是愈陷愈深。因而，从种族、文化的基点出发，老舍主张知识、人格救国、文化救国：“往大处看，真正的幸福是出自健美的文化——要从新的整部的建设起来。”（《离婚》）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不失为一种从根改起的长远做法。
老舍在《牛天赐传》的最后一句话中点明他自己的创作意图及小说的主旨：“这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小英雄怎样养成的传记。”一个纯洁的、被切断了任何血脉相承可能性的婴儿，如何被盖上“小资产阶级”的印章？正如年青老实、善良敦厚近于无知的祥子最终是如何成为“个人主义的末路鬼”的？猫国又如何从文明大国亡至绝种的？当我们追溯存在的荒诞性与悲剧性的源头时，发现作者的着力点还是在于展示时代、种族与文化的罪恶。
自由个体体验与正统家国思想的双驾马车
如前所述，小说家老舍的哲学思索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个体命运的追问，二是对时代、种族、文化的理性审视。在阐发个体存在的悲剧性与荒诞性时，能感觉到作家发自内心的呐喊与呻唤，不能不说，这些极具震撼力的描写来自于老舍最深层的个体体验。对后者进行思考时，老舍则很明白地表达出他对国家民族与个体生命关系的见解：“民族与国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种管辖生命的力量。这个力量的消失便是死亡，那不肯死的只好把身体变作木石，把灵魂交与地狱。”（《猫城记》）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士大夫的国家民族观念，我在这里把它称之为家国思想，它与个体生存体验并驾齐驱在老舍的情感心理世界中，但前者往往占主导地位，对后者进行统辖与压制。
从个性气质上而言，老舍是个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人，然而在其灵魂深处也有悲观和孤高的一面。这种悲观孤高的心理特质源于老舍贫穷无父又早熟的独特生存体验，它实际上一直隐伏在老舍平民化的思维当中，并在其作品中时有倾泄。它使老舍对下层人民的不幸命运、对个体生命途中所遭受的种种困苦抱着极深切的同情与悲悯。同时，作为一位受到现代思潮冲击的精英知识分子，老舍难免要对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提出质疑，他对人类生存目的、家庭、婚姻都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这种怀疑，体现了老舍生命哲学的深度。
例如《骆驼祥子》抒发的是对不公正命运的控诉，在祥子每遭遇到一次人生挫折之后，都有一段被转述的内心独白。可以看到，“凭什么？凭什么？”的不平抗议之声渐呼渐弱，最终的呻吟哀叹还是对于人世的绝望、悲哀与同情：“什么也没有了。连小福子也入了土！……他只剩下些没有作用的泪，她已作了吊死鬼！一领席，埋在死岗子，这就是努力一世的下场头！”叙述者转述的人物的心声里，其实渗入了作者自己强烈的情感力量，交叠着人物与作者的双重呼喊。《离婚》虽然是写几百尺“故都景象”的代表人物张大哥的，但这是唯一一部真正宣泄出老舍作为自由知识分子个体体验的作品，可能老舍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但读者从张大哥与老李的笔墨比例（大概是一比四）可以看出。老李的情感心理、意识流动大都是作家深层体验的反映，老舍近于“直抒胸臆”，所以他才能“写入了迷”，“写起来又能一气到底，没有间断”，觉得“这是生平最痛快的一件事”。9同时老舍也坚决否定了家庭、婚姻制度，他认为不幸的婚姻固然是不幸的，幸福的婚姻也是不幸的，“那种快活必是自私的”，“快活得狭小，没意义”，根底上堆积着“人生的苦痛、烦恼、不平”。世俗婚姻的基础不过是现实物质生活和人类性欲本能，婚姻与“爱”、“诗意”无关。对于婚姻的伴侣，可以“一直到俩人的棺材烂了，骨头挨着骨头，还是相对无言，直到永久”，而遭遇理想的“爱人”，可以使“生命的根源”都“起了颤动”。可以说，这些深沉独道的生命体验正是由于来自作家的灵魂深处，才具有永久的震撼力和鲜活色彩。
然而，老舍并不是像鲁迅那样极具精英知识分子悲剧气质的人。他的个体生存体验并不激烈，即或有尖锐偏激之处（如《离婚》），那也是很少的。人生深层次的大悲苦往往被他的现世精神所消解。他的家世背景及所受的正规教育都使其形成了正统的家国思想，具有较强的现实理性思维与浓厚的入世精神。因而，总体来说，老舍着重于社会人生的实际问题，他的极具超越意识的生命体验并不能引导他指向宏大空泛的现代哲学命题，反而时时被他的伦理道德观、强烈的民族责任感、爱国精神所瓦解。在他看来，时代动乱的大背景下，一切人生的不幸都应当归结于社会的黑暗、制度的不合理，个体性格心理的缺陷也是几千年儒家中庸文化所形成的国民劣根性的沉淀。
可以说，这种与传统士文化具内在相联性的家国思想，以及老舍所接受的英法俄等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使其形成了切实的“为人生”的创作观，即小说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人生的教科书；他们不只供给消遣，而是用引人入胜的方法作某一事理的宣传。在三十年代长篇小说中，老舍以具体的人物、情节来阐发他从社会、文化中所总结出的“问题”，所形成的思想见解。他独特的生命体验往往被消释在家国思想之中。他的创作情感不是被自身的倾泄快感所激动，而是沉醉在摹拟对象的心理世界里。因而，在老舍的小说中，人们很难感知到创作主体内里的情绪，而往往看到的是一个正派、爱国的作家的影子。
同时老舍也以自己的家国思想来衡量、评判笔下的人物。如他把祥子定位为“个人主义的末路鬼”，把张大哥看作中庸文化的代表人物，把牛天赐烙上懦弱无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充满越轨思想的老李，老舍也曲折地否定了他的诗意追求，批评他不切实际的梦想，不脚踏实地的生活。以老舍家国思想的标准，理想的人物是实干型的，如李景纯和丁二爷；理想的工作是为国为民做些有益的事，例如惩恶除奸；理想的死亡是以身殉国，以生命捍卫信念、原则。
另外，这两种哲思时而并行、时而一者被另一者覆盖也使其人物塑造独具特色。男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其家国思想的样板人物，某种行为哲学或生活哲学的典型。这类人物类似阿Ｑ，具有极其普遍的所指性。虽能打动人，可是不使人觉得他是活生生的个体，而只是时代、种族、文化所形成的综合体，如张大哥、牛老者、大蝎等。另一类人物则兼揉老舍个体体验与家国思想，最典型的莫过于老李，此外还有祥子、牛天赐等。在写他们的情感心理时，老舍把“自己也烧在里面”，但同时又以严肃的家国思想来审视、界定人物，并以此对人物的性格、思想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改。这就使得人物的色彩斑驳起来。
总之，以家国思想来驾驭写作的作家，必然使我们在他的小说中所发现的人性的惊奇不多，而于社会文化能得到极广泛、极精辟的指导。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作家。但其实个体体验与家国思想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后者也是来源于前者。就两者的结合而言，老舍是做得较为成功的一位。
可以说，每一个成功的小说家都是哲学家。鲁迅如是，老舍也应如是。而同样作为国民性的深刻解剖者，老舍却长期被人忽略了他的哲学思想。某种程度上，他的哲学思索是激情的、深切的，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但同时又是实际的、生活化的，并不超出一个出身贫民、极具爱国责任感的正派写家的眼光与思想。但老舍的哲思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来自个体体验的生命哲学与他的正统家国思想时有参差，他的小说也由此带上了耐人寻味的多重意蕴。
（本文作者：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
1 范亦毫、曾广灿：《老舍创作的哲理蕴涵》，《南开学报》，1999年第2期。
2 老舍：《老舍文集》第十五卷，第1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3 老舍：《老舍文集》第十五卷，第1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4 爱默生：《张爱玲作品集?爱默生选集》，张爱玲译，第194页，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
5 V.纳博科夫（美）：《说吧，记忆》，第1页，陈东飙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 老舍：《文学的倾向》，《老舍文集》第15卷，第1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7 老舍：《文学的倾向》，《老舍文集》第15卷，第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8 老舍：《老舍文集》第15卷，第5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9 老舍：《老舍文集》第15卷，第5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