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戏剧与小说的美学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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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力求把老舍的戏剧创作和小说创作“打通”了来研究，找出老舍戏剧与其小说在现实主义、幽默、京味、史诗性等美学层面上的联系和沟通，旨在更加深入地把握和理解老舍戏剧的风格特点，同时也利于全面地了解老舍整个创作的流变。
关键词：老舍 戏剧 小说 风格 沟通
迄今为止，在老舍的小说与戏剧的研究中都存在着严重的割裂现象，研究小说的不涉及戏剧，研究戏剧的也不顾及小说，有的文学史更是“腰斩”老舍，现代文学史只讲他的小说，当代文学史只讲他的戏剧，只注意其中的断裂，却不注意二者之间的连续。这里被忽视的一个客观的事实是：老舍是一个跨文体写作的作家。早在他写作戏剧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小说家，作为一种“前结构”，他的小说思维必然对他的戏剧创作产生影响。洪忠煌、克莹在《老舍话剧的艺术世界》一书中就指出：“老舍是从文学走向戏剧的。在这一点上老舍与有些剧作家有所不同，比如洪深、曹禺就是从表导演艺术走向话剧创作的，也就是一直在话剧领域里活动的‘纯戏剧家’。而老舍涉足戏剧则是‘半路出家’。这一点决定了老舍话剧天然地带有来自文学、小说的特征。”[1](p1)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老舍的戏剧创作和小说创作“打通”了来研究，就会发现老舍的戏剧创作与其小说不但在创作层面诸如：题材、主题、人物、结构、语言等方面存在联系和沟通（另文发表），而且在现实主义、幽默、京味、史诗性等风格层面上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沟通，可以不夸大地说：老舍戏剧的美学风格是由小说带来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当然，由于创作语境的变化、创作心态的改变以及创作文体的不同，二者之间也有了某种嬗变。我们认为：对这种沟通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深入地把握和理解老舍戏剧创作的美学特点，同时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他整个创作的流变。
一、现实主义
老舍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特色是有目共睹的。樊骏在《认识老舍》中对老舍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特色有非常精辟而详尽的论述，他把老舍的现实主义与茅盾、巴金、曹禺的现实主义相比较，指出：“茅盾的作品多为革命现实主义……巴金的现实主义往往笼罩着浪漫主义色彩。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曹禺剧作中的光亮越来越耀眼，给人们激励和信念。这种饱和着理想情愫的方法，被人称为诗化的现实主义。”[2](p45)而老舍的现实主义却是“贴近生活的原生形态，显示出生活冷峻严酷的一面，朴素本色的现实主义。” [2](p45)樊骏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了老舍的这一特色：1．“写真人真事真景”、“坚持按照实际见闻与切身体验之所得，并且主要根据自己对于客观事物的观察感知，反映生活和塑造人物，而有意无意地排斥其他因素的介入。” [2](p45) 2．“摒弃幻想的成份与理想的光照，而力求不加涂饰地凸现生活本身的严峻与残酷。” [2](p45)在对这两个方面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指出：“这样的现实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较为少见，而更接受于西欧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尤其是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狄更斯等人的现实主义有些相似之处。” [2](p45)
必须指出，樊骏教授对老舍现实主义的分析仅限于他解放前的小说创作，对解放后老舍戏剧中的现实主义并没有放在视野之内考察，这就有跛足或残缺的弊端，实际上并不能全面而完整地“认识老舍”。我们不妨“接着说”，老舍解放后的戏剧仍然保留着他创作中一贯的现实主义特色，并没有随着国家性质的改变而放弃这一创作方法，表现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十分注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刻划，无论是表现新社会还是反映旧社会的作品，他都力求再现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生活，并且他的目光仍一如继往地关注下层人民的命运，写了他们在旧社会的挣扎和辛酸，也写出了他们新社会命运的可喜变化，从中不难看出特定时代的面影。但如果把老舍解放后戏剧中的现实主义与解放前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作一比较，便会发现其中某些明显的变化。由于老舍解放后对新社会的人和事认识不足、缺乏了解，也由于政治对老舍创作的影响和干扰，这一时期他的很多戏剧作品都是来自政策的图解。他有时也下去体验生活，但体验生活与生活体验是两回事，一种是有了政策、观念和构思去找材料来论证；一种是在生活中真正有了感受和思考以后的自然流露，所以他的很多作品不是象过去那样来自于他对生活的直接感知和独特思考，而是来自党的政策和红头文件，在这些作品中看不出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以及这种主观战斗精神对现实题材的“突进”和“肉搏”，而更多的是盲从、遵命，从中可看出对生活的粉饰以及内容的空洞和虚假，这就直接影响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的深刻性。同时，老舍建国后的作品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描写人民的苦难，而是写出了他们的觉醒和反抗，出现了方珍珠、赵老头、常四爷这样有了强列反抗性格的人物形象，作者在作品中也开始给人物指明出路，写希望与光明。胡挈青在《<大鼓艺人>和<方珍珠>》一文中就基于这一点指出：“《大鼓艺人》（即《鼓书艺人》——引者注）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方珍珠》则是一部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力作。”[3](p54)在他的有些作品中更表现了作者露骨地歌颂、廉价的乐观和无原则的空想，由于过分突出政治，有些作品中的人物就有平面化的特征，人成了空壳。
在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中，他曾提到过现实主义，他指出，现实主义作家“都毫无顾忌的写实，写日常的生活，不替贵族伟人吹嘘；写社会的黑暗，不论怎样的黑暗丑恶……写实主义的好处是抛开幻想，而直接的看社会。”[4](p108)但在他建国后的戏剧作品中，我们却看到他有所顾忌的写实，替贵族伟人吹嘘，畅谈幻想，戴着有色眼镜看社会。除了《茶馆》等极少数作品尚具有他早期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批判精神外，其他作品都与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有一段不小的距离。马森教授在《两度西潮下的中国现代戏剧》一书中指出：“现代话剧发生以来，我国的剧作家一心向往西方的写实主义剧作，也奋力起而仿效，由于对西方写实主义不尽了然，以及改革社会、拯救国家的心理过于急迫，以致没有写出几本及格的写实作品，大多数的剧作都不过袭取了写实主义的外貌，精神上却是出于浪漫主义的抒情方式加上理想主义的理想内容。对于这样的剧作，我称之为‘拟写实主义’或‘伪写实主义’（Pseudo realism）的作品。”[5](p178)按照马森的说法，老舍建国后大部分戏剧作品包括其成名作《龙须沟》在内，都只能说是“拟写实主义”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老舍的这种创作局面和情形在十七年文学中是具有普泛性的。受苏联文学影响，也由于自身的政治考虑，十七年文学在提倡“现实主义”时都加了许多人为的修饰语，对“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进行阉割和限制：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正式确认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界创作和批评的最高标准，1958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其结果都使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受到改造以至置换。
二、幽默
樊骏在《认识老舍》一文中说：“老舍最为突出的特点，最为主要的成就，也是别人最难以企及之处，是他的幽默艺术。这在他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中，在他的整个创作中，常常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2](p45)老舍小说的幽默艺术有个否定之否定的创作过程，他的早期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还带有为幽默而幽默，甚至于流于油滑的特征，曾受到指责，《二马》发表以后，老舍曾一度“故意禁止幽默”，写了《小坡的生日》和《猫城记》，却又发现自己的艺术个性有可能失落，所以到了他的代表作《离婚》开始，他又“返归幽默”，但这时的幽默已不再追求表面的笑料，不再停留在早期较低层次的幽默水平上，而是力求在幽默中能透出略带悲剧意味的严肃内涵，取得了悲喜交融、笑中有所思的艺术魅力。樊骏在《认识老舍》中就明确指出老舍的幽默是“带有悲观色彩的幽默艺术” [2](p45)，汤晨光在《老舍与现代中国》一书中也指出：“老舍的幽默本质上是无奈和哀伤的变相表现和渲泄。”[6](p8)老舍小说中的这种悲喜交融的特色最突出地体现在他的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作品中。
在老舍解放后的戏剧作品中，他的这种独特风格的幽默已不多见，尤其是他的那些纯粹“写今天”的作品，已看不出他的幽默风格，陈瘦竹教授说老舍在这些戏剧中独创了一种“赞美的喜剧”或“愉快的喜剧”，①但我认为，这种“赞美的喜剧”若把其外壳打开后，已经没有真正的喜剧性。真正能保留他这种悲喜交融风格的剧作是《茶馆》，此外，在《神拳》和《龙须沟》第一幕中也部分地存在。就《茶馆》来说，其悲喜交融的特点表现在两个层面：一、喜中含悲。在他笔下人物那幽默的言行中我们是能咂摸出令人心酸的悲剧况味，例如，在第二幕中，唐铁嘴说：“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唐铁嘴的话无疑是令人发笑的，但在笑的背后我们又有一丝苦味，因为从他的话里我们读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而我们的国民却对此无知、无耻。这不令人悲哀吗？表面的轻松掩饰不住作者内在焦虑的沉重。二、悲中含喜。戏剧第三幕结尾写活人自祭的场面，常四爷、王利发、秦仲义在悲哀的境遇下相会，这是令人感伤的。但我们从他们的诉说中是感到一些嘲弄性质的，反映了他们对自己悲剧的一些觉醒、一些愤慨，从这一点看来也是令人欣慰的。王利发的死未尝不可看作是对他那种“顺民哲学”的否定，是对他旧有生活的一种告别。从这点看来，悲剧中也含有喜剧性。
迄今为止，关于《茶馆》的美学定位一直存在分歧。一种意见说它是悲剧。曹禺在《〈茶馆〉的舞台艺术》一书的序言中就说：“《茶馆》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悲剧。”[7](p1)以焦菊隐为首的北京人艺似乎也将其处理成悲剧，戏剧在“三个老人洒纸钱自奠”的悲凉气氛中结束；另一种意见认为它是喜剧。以老舍戏剧的两部研究专著为代表。他们都对曹禺的说法和北京人艺的艺术处理提出质疑，其理由如下：1. 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经典名言作为理论支持，即马克思说过：“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历史为什么是这样呢？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8](p5) 2. 老舍的文学本结束在沈处长的三个“好（蒿）！”上，是喜剧，而后来北京人艺演出时删去了这一结尾，他们认为这是错误的。 3. 用契诃夫《樱桃园》的剧坛掌故来类比。契诃夫就不满意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时的感伤情调，而一再强调《樱桃园》是一部喜剧。
从老舍小说幽默的一贯特征来说，我个人更倾向于把《茶馆》定为悲喜剧。从《茶馆》“埋葬三个时代”的主题和弥漫在剧中的幽默色彩来看，说《茶馆》是悲剧无疑不对。悲剧不悲剧，不全看结局，而要看它给读者心灵的影响和感受，在《茶馆》的悲剧结尾中，是有喜剧因子的，并不令人感伤和绝望。而研究老舍的两部专著则过于强调喜剧的一面，没有考虑到它悲喜交融的风格特征，即它悲剧意味的另一面，也是有欠缺的。马克思的话当然有道理，但并不是普遍的法则，告别是愉快的，告别的方式却是令人沉重的，不能拿马克思的一句话来当令箭。北京人艺删去沈处长的戏，我认为是舞台艺术处理的需要，沈处长的戏是小说手法的遗留物，删去它，反而使戏更紧凑。其做法本身并不错，这里的关键在于怎样演出这种带有悲剧色彩的结局，是过分伤感、低沉呢？还是让戏剧的演出基调更明朗、更向上、更让人看到希望一些？人艺的演出处理自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樱桃园》的问题就在于莫斯科艺术剧院在演出时的过分伤感。这才有契诃夫的过度反映，要注意他的说话语境，实际上契诃夫戏剧的“含泪的笑”的艺术特色是世界公认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悲喜剧定位最好，上述两方面的意见分歧也正说明悲喜剧的一个特点，即悲剧和喜剧的模糊性。
关于老舍作品中带有悲剧色彩的幽默特点形成的原因，不少研究者都作了分析，比如说他幼年的生活磨难所形成的对人生的悲观看法，作为满族人喜欢苦中作乐的天性，以及老舍创作中情感与理智的双重态度等，这里不再赘述。但我还想提两个原因以引起注意：1. 与老舍关注的特殊对象世界有关。他的作品多取材于市民社会，关注的是市民阶层的命运，老舍把自己也当作市民中的一员，市民阶层的人物既不象悲剧那么崇高，又不象喜剧那么丑陋，更由于我们就是其中的一员，当我们嘲笑他时，马上就指涉到自我，这样就带有自嘲性质，因此并不纯粹，所以狄德罗把悲喜剧又称作“市民剧”。（狄德罗旨在扩大戏剧表现生活的领域，而黑格尔则警告正剧有超脱戏剧领域流于散文化的危险）.2. 与作者创作时日神精神影响有关。这是就创作者的生理和心理而言。日神精神表现为秩序、和谐、梦、情感与理智的平衡和抑制。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作为德行之神，日神要求它的信奉者适度以及——为了做到适度——有自知之明。于是，与美的审美必要性平行，提出了‘认识你自己’和‘勿过度’的要求。”[9](p15)老舍的创作很少有酒神式的冲动和迷狂，而呈现出创作的非激情状态和中年沉稳的心态，其作品也有形式化和美感的纯净化特征。喜欢修改，自称“写匠”，创作中也表现出情感与理智的平衡等。
三、京味
老舍好友罗常培在《我与老舍》的回忆文章中说，1926年，他曾把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稿《老张的哲学》转呈鲁迅，鲁迅即有“地方色彩颇浓厚”的评语②，可见老舍的“京味”特点一开始就引起文坛的注意。三十年代中期，李长之在《文学季刊》发表了《离婚》的书评，也指出老舍非常“适地”地“用北京的话，写北京的人物。”③此后也有一些零星论文涉及老舍创作的地域色彩和语言的地方特点……但真正对老舍京味进行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的还是新时期以后，随着苏叔阳、陈建功、邓友梅、汪曾祺、刘心武、韩少华等一批京味小说作家的出现，对老舍小说中的京味的研究越加重视和深入，出现了宋永毅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赵园的《北京：城与人》等专著。同时，作为一位跨文体写作的作家，老舍小说中的京味也直接影响着他戏剧中的京味特征，并且，无独有偶，几乎与京味小说作家出现的同时，在戏剧界也出现了苏叔阳、李龙云、刘锦云、何翼平、过士行、中杰英等一批追随老舍的京味戏剧作家群，但相较而言，对老舍戏剧中的京味研究要明显滞后得多，仅有的研究老舍戏剧的两部专著都只提到老舍的取材特点、民俗内容和语言的京味特征，还没有抓住“京味”的核心特征。
这里借鉴老舍小说研究的新成果，我们来分析一下老舍戏剧中的京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 取材上的地域性。和小说一样，老舍的戏剧多取材于北京市民社会的生活场景，聚焦于大杂院、茶馆和胡同，解放后他写的十五部剧作中，除《西望长安》和《神拳》外，全是以北京为地点，连《西望长安》和《神拳》也各有一幕是发生在北京的。老舍在戏剧中还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北京人形象，涉及到三教九流、各行各业，这些不同职业人物的活动，以及所展示的寻常世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画卷。同时，老舍在戏剧中还喜欢表现北京的各种地方民俗，例如《茶馆》中就有“吃讲茶”的民俗，“旗人礼仪”的民俗，“老年间的丧葬”民俗等，这些民俗除了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外，更为作品增添了浓厚的地方色彩。2. 北京文化的展示。京味绝不是一个题材特征，而是一个风格层面的东西，其核心特征还在于作品中的北京文化的展示。温儒敏在《论老舍创作的文学史地位》一文中对北京文化有非常精辟的揭示，他说：“北京长期作为皇都，形成了帝辇之下特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习惯，以及与之相应的审美追求，迥异于有更浓厚的商业气息的‘上海文化’。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抚幼的老‘规矩’，生活态度的懒散、苟安、谦和、温厚等等。”[10](p16) “北京文化”在老舍戏剧中有全方位的展示，上面提到的民俗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民族历史和文化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文化是个大范畴，职业中有文化、器物中也有文化，而在戏剧中，老舍更喜欢通过人来写文化。《茶馆》中王利发的“顺民哲学”就是传统文化熏习而成，松二爷的个性特征也打上了旗人文化的烙印。而由于老舍情感与理智的双重态度，他和北京文化也呈现出复杂的精神联系，既不由自主的陶醉、欣赏，又对他的“文化过热”导致的负面性进行反思和批判。值得一提的是，新时期京味小说与京味戏剧的兴起与新时期文学单一的政治视角与教化功能被突破有关，在一片“文化热”的浪潮中，一些敏锐的作家们开始以深邃的文化眼光来审视自己民族的命运，因此，老舍与后起的京味小说作家以及京味戏剧作家的联系更可看作是一种文化联系，即对北京文化的认同。3. 语言的地方色彩。老舍在戏剧中运用的是京腔京韵的北京话，北京人独特的方言俚语、习惯句式、说话语气、特殊词汇、称谓和语言表达方式等，都赋予剧作以鲜明的北京地方特色。还他大量加工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同时又在俗白中追求讲究精致的美，这也是北京文化的特征。北京话也是一种方言，而方言可以看作语言共同体的文化组成部分，反映着其所产生的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方言对地域文化，特别是对审美文化感情的维系，或许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持久、更坚韧。英国学者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说：“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某种文化承诺，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套概念和价值，在成长的儿童缓慢而痛苦地适应社会成规的同时，他的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见也都铭刻在他的脑子里了。”[11](p148)
老舍京味风格产生的根源无疑与他是经验型作家、喜欢采用文化视角和对北京的挚爱有关，同时也与他受到英国作家狄更新、哈代、康拉德、威尔斯等人的影响有关。他在《景物的描写》中说：“就是那富于想象力的狄更斯与威尔斯，也时常在作品中写出他们少年时代的经历，因为只有这种追忆是准确的、特定的、亲切的，真能供给一种特别的境界。这种境界使全个故事带出独有的色彩，而不能用别的任何景物来代替。在这种境界的作品里，换了背景，就几乎没有故事；哈代与康拉德都足以证明这个。”[12](p234) “北京”在老舍作品里也同样达到“换了背景，就几乎没有故事”的地步。
老舍戏剧中的京味突出地体现了老舍戏剧的民族化成就，其浓郁的地方色彩、深厚的文化蕴涵，鲜明的民族性格，以及京腔京韵的语言等，都让国内外观众强烈地感受到戏剧鲜明的民族特色，这就难怪1980年《茶馆》出国演出时，它被外国专家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四、史诗性
老舍戏剧的史诗性突出地体现在其代表作《茶馆》身上，这种美学特征的形成更是与小说的影响分不开。
关于史诗性，黑格尔在《美学》中有非常精辟的阐述，他说：“史诗以叙事为职责”，“须用一件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的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13](p107)把这种对一个民族、阶级、时代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凭借艺术手段和媒介，赋予审美对象以相应的叙述形式，“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 [13](p107)应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史诗性都只存在于某些史诗体裁如长篇巨制的小说或叙事诗里，戏剧对它往往感到无能为力，因为戏剧容量较小，很难承载厚重的历史内容，而且戏剧多是非叙述的……但老舍的《茶馆》绝对是个例外，它是一种新型戏剧，与传统的“戏剧体戏剧”不同，它没有一般剧本里的巧妙布局，也没有强烈紧张的外部动作，而是以人带事、多人多事，没有贯穿始终的冲突，并显示出面式和线式相结合（横剖面连缀式）的结构特征，这可以说就是一种“小说体戏剧”。这种新型戏剧扩大了戏剧表现生活的容量，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可与叙述体作品相媲美。在内容上，它具有编年史的特征，在形式上，则采取了叙事诗的形式，这就使他从内容到形式都具备史诗性的美学特点。
一、内容上的编年史特征。《茶馆》的时间跨度长达五十年，写了三个时代即戊戌政变后的清末社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抗战后国民党统治时代，通过“茶馆”这样一个小小的角落，表现了五十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其编年史的特征特别明显。为了表现丰富的历史画卷，单单采用描述个别人物或个别家庭的命运方式来表现史诗性的题材和主题，往往是难以适应的，为此，作者采用了以人带事，多人多事的手法，通过塑造群像的方法和采取三个横断面连缀式结构来反映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时代风貌。虽然《茶馆》中的人和事并不是重大题材、重要人物，但由于人物都被置于急骤的历史变革和激烈的社会冲突之中，他们无不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时代矛盾和历史冲突所裹胁和波及，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历史潮流的漩涡之中，他们的行为动因无不与历史潮流和时代矛盾息息相关，每个人物的身上都打上特定时代的烙印，这就赋予了在一般情况下不具备史诗内容的事物和人物活动以史诗的色彩（从英雄史诗到平民史诗的变化，与老舍的平民意识分不开）。所以，1980年，《茶馆》在日本演出时，东惠美子在《希望青年们看看这个戏》一文中就指出：“我特别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能好好看看这个戏。以从清朝末期到解放前夕的时代为背景，描写埋葬旧社会、迎接新中国的斗争生活，这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现代史诗。单从了解中国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戏也是很值得一看的。”[14](p125)
二、形式上的史诗剧特征。从形式结构来说，《茶馆》无疑与布莱希特的史诗剧相近，尤其明显地表现在结构的叙述性上。《茶馆》在国外演出时，西方人士就认为：“《茶馆》一剧在形式上的异国情调要比内容上稍少一些，这是因为该剧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西方话剧，特别是叙事诗剧的讲述方式与贝尔托德·布莱希特的剧作十分相似。”[15](p49)在《茶馆》中它的叙述特点主要体现在大傻杨这个说书人身上，剧中通过他的出场来交代故事背景，串连起三个时代，大傻杨既是剧中人，又是叙述者，既介绍时代背景，又对世事进行评论，如“王掌柜，动脑筋，事事改良讲维新。（低声）讲维新，白费力，胳臂拧不过大腿去。”这就产生了类似布莱布特的间离效果。胡挈青在《〈茶馆〉载誉归来后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一文中也指出，《茶馆》“为史诗剧提供了一个典范。”[16](p68)
以上我们把老舍的戏剧创作和小说创作联系起来放在一个“大文学”的背景下来考察，为的是克服目前学术界对老舍研究普遍存在的“视域（Horizon）过窄“的弊病，阐释学代表人物加达默尔就曾指出：“一个根本没有视域的人，就是一个不能充分登高远望的人，从而就是过高估价近在咫尺的东西的人。”[17](p338)这对我们是富有启发意义的。通过全面地多方位地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老舍戏剧与其小说在美学上的多元沟通，正是由于他把小说创作的优长，以及在小说创作中长期形成的积累和思考较好地吸收到戏剧创作中来，才使得他的戏剧别具一格、特色鲜明，并最终成为中国现当代戏剧史上成就卓著的“这一个”。
参考文献：
[1] 洪忠煌、克莹.老舍话剧的艺术世界[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
[2] 樊骏.认识老舍[J].文学评论,1996,(5、6).
[3] 胡挈青.《大鼓艺人》和《方珍珠》[J].剧本,1979(2).
[4] 老舍.文学概论讲义[A].老舍全集：第十六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5] [台]马森.中国现代戏剧的两度西潮[M].台北：台北文化生活新知出版社，1991.
[6] 汤晨光.老舍与现代中国[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7] 曹禺.《茶馆》的舞台艺术·序 [A].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茶馆》的舞台艺术[C].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
[8] [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A].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 [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10] 温儒敏.论老舍创作的文学史地位[A].关纪新等.老舍与二十世纪[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11] [英]帕默尔.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2] 老舍.景物的描写[A].老舍全集：第十六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3] [德]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4] 东惠美子.希望青年们看看这个戏[A]. 周瑞祥等编.难忘的二十五天——“茶馆”在日本[C].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15] 乌苇·克劳特.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
[16] 胡挈青.《茶馆》载誉归来后给我们提出的问题[J].文艺研究，1981(1).
[17] [德]汉斯一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注释：
①陈瘦竹：《论老舍剧作的艺术风格》《陈瘦竹戏剧论集》下 ，第162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参见罗常培：《我与老舍》《老舍印象》 宋炳辉编，第72页，学林出版社 1997年版。
③参见《文学季刊》 1934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