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没有完成的构思——文本细读及文化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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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永平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6年09月09日 www.laoshexue.com
内容提要：《骆驼祥子》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作品。老舍原计划将1929年轰动全国的“北平洋车夫暴乱”事件写进小说，阮明和祥子将在这场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中有所表现。当《骆驼祥子》创作到第23章时，老舍突然改变了构思，草草结束了小说。老舍改变构思的原因与《黑白李》可能受到的批评有关。
主题词：《骆驼祥子》 “高呼革命” 《黑白李》 北平洋车夫暴乱事件
一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创作于1936年7月，同年9月开始在《宇宙风》连载，1937年10月续完，每期发表2章，共24章。
这是老舍遂了“作职业写家的心意”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
这部小说虽然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但作家动笔之前已胸有成竹。他曾说道：“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的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作品还没有连载完，他便情不自禁地透露：“这（将）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 i
然而，凡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发现，作家并没有圆满地完成构思，作品中预先埋设的“草蛇灰线”，在最后两章（段）中竟嘎然中断；祥子的性格已经发展到了临界点，却突然走向了反面。整部作品给人留下这么个奇怪的印象：好比观看体育比赛，一位领先的长跑运动员，大汗淋漓地跑到了终点线前，裁判却让他向后转！
1945年，老舍承认：“收尾收得太慌了一点”，“事实上，我应当多写两三段才能从容不迫的刹住”ii。
“收尾”的一章（第24章）再加上预定构思中的三章，小说至少应该写到27章。也就是说，删减的或压缩的部分占这部小说的七分之一强，《骆驼祥子》每章约6000字，也就是说，这部小说比预定构思压缩或删减了近20000字。
1950年，老舍再次谈到这部小说，他坦言《骆驼祥子》的创作受到革命文学的影响，立意“积极的描写受压迫的人”，想“高呼革命”，但为了能“使作品偷渡过检查的税卡子”，故不得不把思想“掩护”了起来，“这必不免的使能猜透我的潜伏在故事下面的真义的人觉得不痛快，不过瘾。讥我为“要吃又怕烫嘴”；使看不到那么深的人觉得莫名其妙。iii”
“莫名奇妙”，是读者们当年的反映；“要吃又怕烫嘴”，是作者当年的内心苦衷；而“猜透”小说情节外壳下面隐藏的“真义”，则是我们研究者的责任。
金圣叹说得好：“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只有把握了老舍当年的创作构思，才能探讨他为什么匆忙结束小说的真实原因。
二
在老舍的最初构思中，《骆驼祥子》是否有“高呼革命”的意图呢？有！
首先，作家当时的思想状况已经达到了这个境界：
1930年，老舍绕道新加坡返国后，“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产生了强烈的革命欲望，《小坡的生日》（1931年）充满对东方革命前途的憧憬；然而，返国后不久的所见所闻，粉碎了他的幻想，他一度陷入悲观之中，《猫城记》（1932年）便是他此期思想的真实反映。
从《小坡的生日》到《猫城记》，老舍的思想完成了一轮痛苦的螺旋，从盲目的乐观转向深沉的思索；他开始向社会政治主潮靠拢，也开始接近革命文学运动。在这螺旋上升的半环上有一个不能忽略的点，那便是《大明湖》（1931年8月），这部作品取材于1928年震惊世界的济南“五三惨案”iv。从自身经历之外的社会生活中攫取长篇小说创作素材，对老舍来说，这是第一次；试图表现重大政治事件，也是第一次；试图正面描写共产党的活动，更是第一次。
《大明湖》原稿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中被焚毁。两年后，老舍凭着记忆，把其中的部分章节抽出来提炼为《黑白李》（1934年）另行发表。这部作品明显地带有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此时，他的思想超越了《猫城记》，又开始了新的螺旋。《骆驼祥子》便是新的螺旋期的代表作。
其次，作家对《骆驼祥子》主角的性格特征、活动空间和活动时间诸方面的精心设计，显示出“高呼革命”的意图。
小说的主角祥子是个农村青年，这个构思耐人寻味。
老舍非常熟悉北京洋车夫的生活，他的亲戚朋友中有不少人是这行当中人，他可以随便从他们中间挑选一个，或者揉合几个来充当小说的主角。然而，他却偏偏不用他们，充分表现出此期他对北京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精神和生理状况彻底失望的心情。在《猫城记》中他曾对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进行过残酷的嘲笑：“处处是疑心，藐小，自利，残忍。没有一点诚实，大量，义气，慷慨！”在《离婚》中他对市民阶层的精神和生理状态曾极而言之地评价道：“北京除了风没有硬东西！”他要“高呼革命”，这些人物显然不是合适的对象。
可以设想，老舍如果想在这部作品中表现重大主题，他需要找一个没有受过腐朽的市民文化浸染的“硬汉”——“地狱里的好鬼”，来承担重任。
祥子便是老舍所设计的这类无论从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堪称“硬汉”的角色。祥子 “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没有受过市民文化的毒害；他在城里“没有父母亲戚，没有任何财产”，是一个彻底的无产者；他“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他“要强”、“豪横”、“硬气”；他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祥子所具备的这些品质都是作家在当时的市民阶层所没有看到的。
老舍把祥子这个“硬汉”放在北京，放在无比热爱又无限憎恨的北京市民文化与市民社会中，目的仅仅是通过他“写出个劳苦社会”，还是企图让他另有作为，这是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
如果只是想“写出个劳苦社会”，作家犯不着特意设计祥子这样的人物，有二强子一家人就够了，从这一家人的境遇就可以活画出“地狱是什么样子”。然而，这样的主题并不符合作家此时的思想状况，《猫城记》已经活画出一个人间地狱了，《月牙儿》几乎令读者不忍终卷。老舍没有必要不断地重复自己。
最为重要的是，老舍精心地为祥子选择了一个充满了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段。
老舍曾自述，创作前他曾用了半年时间，“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这是一个非常奇怪也非常重要的表述，老舍还需要去了解洋车夫吗？洋车夫的生活，洋车夫的语言，洋车夫的行会帮派，早就存在于他的童年和少年记忆中。老舍所搜集说“材料”，不会只是这些，他还要为祥子的归宿寻找一个适当的时间段，让他风云际会，绝路逢生。
作家曾自述云：《骆驼祥子》是把“把事件打乱”来写的v。因而，作品中看不出明确的年代标记。许多研究者都是从作品中作为背景出现的“乱兵”（军阀混战）、“故都”（北京改称北平）等历史事件，推测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应是北洋军阀统治后期或国民党统治的前期。然而，他们都忽略了作品最后一章中阮明因组织洋车夫被捕杀的事件，这是非常令人纳闷的。
作品最后一章中，写到祥子出卖阮明，导致后者被捕杀。尽管作家没有展开来描写，但如此重要的情节，绝不会没有历史依据——
据《申报》和《民国日报》：1929年10月22日，北平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市总工会部分领导人组织万余名洋车夫及市政工人“暴乱”，砸毁电车多辆，被拘捕者千余人，被驱逐者800余人，被枪决者4人。vi
严格地说，“乱兵”、“故都”和“暴乱”三件历史大事中，在作品中明确可考且具有结构意义的是第三件，即洋车夫“暴乱”事件。随便提一句，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vii一文中对作品反映的年代的把握是准确的，但他没有将洋车夫“暴动”的历史事件纳入视野；而孙永志《〈骆驼祥子〉反映的年代新证》viii认为作品反映的年代应为1928年春至1931年秋，则完全把洋车夫“暴乱”当成了小说的虚构。
老舍为祥子挑选的这个时间段最耐人寻味：第一，其间有着这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洋车夫“暴乱”事件，不就是为祥子所准备的吗？第二，其间老舍完全缺席，从1924年到1930年他全在国外，也就是说，他对这段时期北京洋车夫的思想动态及有组织的活动并不了解，他需要补课。老舍自述“搜集材料”，就是为了弥补缺席期而作的案头工夫。
综上所述，老舍让祥子担当主角，是因为他在周围的人群中没有发现适合“革命”的性格类型；老舍把祥子放在北京，让他承受各种外来的打击，直到物质和精神上都一无所恃，以完成“革命”前的一切准备；然后，为他挑选一个最合适的历史舞台，让这个“地狱里的好鬼”参与“暴乱”，去“高呼革命”。
我们认为，老舍创作《骆驼祥子》时企图“高呼革命”的表白是可信的。
三
老舍企图通过祥子表现重大的社会主题，“高呼革命”。那么，他在创作中所要做的，便是为祥子设计种种挫折，剥夺他可以赖以为生的所有“资本”，粉碎他独善其身的道德观念，摧毁他企图依赖个人力量生存的全部奢望，最后，逼他走向革命。
研究者们所注意到的，大都是“最后”之前的祥子，也就是作家如何按照“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来塑造人物的创作特点，而忽略了这仅是作品高潮之前的铺垫。
事实上，这个创作特点并不始于《骆驼祥子》的创作，老舍从英国归来后，已经从理论上达到了这个认识。1930年，他在《齐大月刊》上发表了《论创作》，其中写道：
“我们不许再麻木下去，我们且少掀两回《说文解字》，而去看看社会，看看民间，看看枪炮一天打杀多少你的同胞，看看贪官污吏在那里耍什么害人的把戏。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看，看便起了心灵的感应，这个感应便是生命的呼声。看，看别人，也看自己；看外面，也用直觉；这样便有了创作的训练。”
也许我们可以说，如果把“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作为三个标准来衡量老舍的创作，他的早期作品大都停留在“看生命”或“领略生命”的阶段；而“解释生命”，则是从这时开始的。
“解释生命”中所具有的新因素是“性”的观照和表现。老舍以前“老不敢放胆写这个人生最大的问题——两性间的问题”（《我怎样写〈二马〉》），在《大明湖》创作阶段，他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发迹，他说：“我故意的提出几个穷男女，说说他们的苦处与需求”，“痛快着一点来说，我写的是性欲问题。在女子方面，重要的人物是很穷的母女两个。母亲受着性欲与穷困的两重压迫，而扔下了女儿不再管。她交结过好几个男人，全没有所谓浪漫故事中的追求与迷恋，而是直截了当的讲肉与钱的获得。”（《我怎样写〈大明湖〉》）
“性欲与穷困的两重压迫”，是老舍站在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立场上对旧中国“三座大山”摧残人性的具象的理解，也是他的“解释生命”理论中的两个互为依存的要素。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老舍此期的新的艺术倾向，是把握老舍小说创作心理演进的一个重要依据。稍早于《骆驼祥子》的长短篇小说《离婚》《阳光》《柳屯的》《热包子》《也是三角》《牺牲》《大明湖》《月牙儿》都已经体现出了这个新的创作特色。
《骆驼祥子》的人物塑造也是建立在“解释生命”这个基点上。老舍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中写得非常清楚： “一个车夫也应当和别人一样的有那些吃喝而外的问题。他也必定有志愿，有性欲，有家庭和儿女。对这些问题，他怎样解决呢？他是否能解决呢？”
祥子的“志愿”是买车，写到虎妞死亡时已告破灭（第20章）；祥子“性欲”的解决途径，当他主动迎合夏太太的诱惑时已经异化（第21章）；祥子的“家庭和儿女”的梦想，被小福子的死亡击得粉碎（第23章）。至此，老舍已完成了对祥子“生命”的解释——
看着一条瘦得出了棱的狗在白薯挑子旁边等着吃点皮和须子，他明白了他自己就跟这条狗一样，一天的动作只为捡些白薯皮和须子吃。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无须乎想了。
如果说老舍的最初构思只是为了画出一个“地狱”来，他的愿望已经圆满完成。事实上，许多研究者的目光都止于此处，一切有关“现实主义深化”、“劳动者的赞歌”之类的评语都立足于以上篇章的分析。
1954年《骆驼祥子》修订再版，老舍删除了从以下引文开始的一章半的内容：
“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去。祥子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
这段引文在初版中具有明显的承上接下作用，不仅具有结构上的意义，而且隐含着对上文的总结及下文的提示：“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是对祥子堕落历程的总结，揭示了黑暗社会吃人的罪恶本质；“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是对祥子未来行为的提示，预示祥子将来任何的“过激”行为，都是社会逼迫的结果，可以也应该得到原谅。
然而，作品的第24章却笔锋一转，写出祥子出卖同志，出卖革命，向侦探密告工人运动的组织者，直接导致其被捕杀。作家甚至套用鲁迅10余年前《阿Q正传》“大团圆”的结局，写出一幅万人空巷观赏行刑的场面，从“革命文学”返回到“改造国民性”的老路上，思想又倒退了“好几丈”。《骆驼祥子》由“黑地狱”变成了 “叛徒外传”；祥子由“地狱里的好鬼”变成了地狱里的恶煞！
显然，这样的结局不符合老舍当时的思想状况，也背离了祥子的性格逻辑。
研究者们并非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然而，他们在论及祥子形象时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掉作品的第24章，脱离文本而去寻找其它的解释。
樊骏的《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便抹掉了祥子“出卖人命”的情节，他提出应特别重视老舍此期“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的思想，认为：“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思想立场上的重要变化。应该说，只有经过这样的变化，才可能写出《骆驼祥子》。”并以此论断作品“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特色”。
“穷人的狡猾”能否承载得起作品文本，能否承载得起如此的评价呢？
且看老舍在《事实的运用》对“妓女的狡猾”的分析：
“在平凡的事中看出意义，是最要紧的。把事实只当作事实看，那么见了妓女便只见了争风吃醋，或虚情假义，如蝴蝶鸳鸯派作品中所报告者。由妓女的虚情假义而看到社会的罪恶，便深进了一层；妓女的狡猾应由整个社会负责任，这便有了些意义。”
老舍说得很清楚，从“妓女的狡猾”而透视到“社会的罪恶”再认识到“应由整个社会负责任”，只是“有了些意义”。况且，“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远远比不上“官逼民反”、“逼上梁山”之类熟语所具有的民主主义思想。如果正视而不回避小说第24章中祥子“出卖人命”的情节，这种“穷人的狡猾”是否“正义”，是否该得到“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特色”的评价，也许应该另当别论！
我们认为，小说写到第23章后半至第24章时，由于某种原因，作家突然改变了向“革命文学”靠拢的初衷，压缩和改变了计划中的情节内容，匆忙结束了小说，导致作品的思想内涵产生歧义。
四
对于《骆驼祥子》最后一章半里所体现出来的矛盾，研究者们寻求过各种解释。
影响比较广泛的一种说法是按照“不知者不怪”的世俗原则，把老舍当年的思想水平降低，使作品情节及人物性格中的种种矛盾得以调和。
樊骏看出了作品前后矛盾的异态，他写道：“作家小说的全部内容告诉人们：只有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才能改变祥子和他的伙伴的悲惨命运。可是作家恰巧在革命面前站住了。”他试图从老舍其时的思想状态上找到因由，于是他断言：老舍在创作《骆驼祥子》时依旧停留在“对于政治的淡漠和对于革命的缺乏认识”的阶段。
影响更为广泛的一种解释是来自于文本分析，依据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性和作者对主人公态度的变化，探讨其中的矛盾方面及其原因。
夏志清揭示了作家对主人公前后态度的不可解的变化，他写到：“祥子这个人物固然是作者怜悯同情的主要对象，但到结尾时硬被变讥喻个人主义的形相。我们读他最后堕落的故事的时候，意识到作者插进了讽刺手法，这和小说主题的同情旨趣是不相符合的。”“小说中最后那句语气很重的话，充满了作者对主人公的公开轻蔑……这段话的左倾观点令人吃惊。”他试图从作家构思中寻求解答：“老舍构想《骆驼祥子》当时的心情，是在寻求一个新的综合；一方面继续对阮明这个人物所代表的学生份子兼政客表示厌弃；另一方面却也对于个人英雄主义的爱国公式表示不满。ix”
前者没有充分估量老舍从英国归来后思想“前进了好几丈”的真实度，老舍此时岂止是改变了“对于政治的冷漠和对于革命的缺乏认识”，准确的提法或许应该是：老舍太急于表达对于政治的热情，以致于让祥子卷进了并不了解的革命。
后者则过高地估计了老舍的“左倾”倾向，老舍虽然表达过对革命文学标语口号化倾向的不满，但对革命文学的总的方向仍是肯定的。《黑白李》写得非常分明，他虽然把握不住白李这个革命者的形象和性格特征，但他至少做到了不漫画化，表现出对于革命政党和革命人物从未有过的敬畏。
1975年，法国老舍研究专家巴迪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引证和研究了当年大量的社会学调查资料，发现小说背景与时代环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他指出，小说所反映的历史结束于1929年，指出：“老舍对他那个时代的斗争有所回应”x：
其一，“随着首都于1928年迁往南京，北京经济出现了衰退，就业压力加大，洋车夫生活状况每况愈下”；
其二，“20年代，有轨电车在北京的出现，成了洋车夫们致命的威胁”；
其三，“1929年，洋车夫们在冒失的煽动者的鼓动下，举行了总罢工。这次罢工十分悲惨地结束了，据一目击者的记述：罢工后一个月，200余名洋车夫被处决。xi”
他肯定了作品结尾部分有着历史事件的投影，但对作家没有充分表现出历史事件对于主人公命运的作用表示遗憾：“老舍在《骆驼祥子》中非常真实地表现了这场斗争，小说最后一章中有关于罢工组织者阮明被处决的场景描写。但很明显，在所表现的这些事件中，他对场景与人物的关注甚于对历史事件本身的关注。”
巴迪的老舍研究成果迄今没有介绍进来，国内的研究者也没有谁从这个角度挖掘《骆驼祥子》的结局所蕴藏的思想内涵。但他的研究很有启示性，我们不应忽略老舍创作《骆驼祥子》时期对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关注和表现。
《骆驼祥子》反映的时代是现代史上中国最为黑暗的阶段，国共合作破裂，军阀混战，人民苦到了极点，自发的或有组织的斗争此起彼伏。就在北京洋车夫“暴动”的前后，中国知识界因“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展开了一场关于劳动阶级出路的讨论。
梁实秋反对“革命文学运动”倡导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他提出：“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xii”
冯乃超在《拓荒者》上撰文，指责梁的说教调和阶级矛盾，有阿谀资本家之嫌，送他一个“资本家的走狗”的称号xiii。
梁实秋在《我不生气》中抗辩道：“《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
鲁迅此时已是阶级论者，他对梁实秋文中恶意的影射颇为敏感，撰文痛击，又给梁实秋送了四个字：“丧家的”和“乏”。这便是现代文学史上众所周知的梁实秋的绰号——“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来历xiv。
老舍创作《骆驼祥子》时，这场论争已经过去了几年，他在搜集创作资料的半年中，是否浏览了当年论争双方的文章，是否受到这场论争的影响，难以查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老舍此时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骆驼祥子》中高妈劝祥子把钱用来起会或放贷，作家曾评论道：
“资本有大小，主义是一样，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象一个极细极大的筛子，一点一点的从上面往下筛钱，越往下钱越少；同时，也往下筛主义，可是上下一边儿多，因为主义不象钱那样怕筛眼小，它是无形体的，随便由什么极小的孔中也能溜下来。”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老舍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及对劳动人民的腐蚀作用，是有着深刻的认识的。
《骆驼祥子》没有去表现劳动者“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便可以发家致富，而描绘出一幅黑暗社会吞噬善良劳动者的“地狱”惨状，也许正是以小说的形式对论争双方的一个积极的回应。如果以这场论争作为理论背景来重新审视《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精神，也许可以看出老舍这时已经有着“关注政治”的思想倾向。
处于这种思想状况下的老舍既然选定了1929年10月轰动全国的北平洋车夫工人“暴动”事件作为历史背景，为什么写到最后却草草收场，甚至连这场历史事件的轮廓都不愿涉笔，仅用寥寥数语概括阮明参加革命的过程及与祥子的交往呢？整部小说中并没有出现“暴动”的字样，甚至没有出现“砸电车”的字样。我们凭什么判断作家已经注意到1929年的这场斗争，而且有着表现它的愿望呢？
我们注意到了《骆驼祥子》之前的短篇小说《黑白李》，后者由于作家思想倾向的隐昧，没有得到研究者们的注重。这个短篇小说的中心情节便是“洋车夫砸电车”；小说中的主角之一是“阮明”式的人物：白李；配角之一是“祥子”式的人物：王五。
且让我们将《骆驼祥子》与《黑白李》中的有关人物和情节作一番比较：
《黑白李》白李：“他在大学还没毕业，可是看起来比黑李精明着许多。他这个人，叫你一看，你就觉得他应当到处作领袖。每一句话，他不是领导着你走上他所指出的路子，便是把你绑在断头台上。”“他当然是不怕牺牲，也不怕别人牺牲。”
《骆驼祥子》中的阮明：“阮明轻看学问。因为轻看学问，慢慢他习惯于懒惰，想不用任何的劳力而获得大家的钦佩与爱护；无论怎说，自己的思想是前进的呀！”“阮明知道，遇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了祥子。”
《黑白李》中的王五：“王五是个诚实可靠的人，三十多岁，头上有块疤——据说是小时候被驴给啃了一口。除了有时候爱喝口酒，他没有别的毛病。”
《骆驼祥子》中的祥子：“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
《黑白李》中白李向王五作宣传：“四爷就不管这一套，多么热的天也得拉着他飞跑。可是四爷和我聊起来的时候，他就说，凭什么人应当拉着人呢？他是为我们拉车的——天下的拉车的都算在一块儿——抱不平。二爷对'我'不错，可想不到大家伙儿。所以你看，二爷来的小，四爷来的大。四爷不管我的腿，可是管我的心。”
《骆驼祥子》中阮明说服祥子参加斗争：“阮明相信自己的思想，以思想的激烈原谅自己一切的恶劣行为。祥子听着阮明所说的，十分有理。”
《黑白李》中黑李被处决的场面：“毒花花的太阳，把路上的石子晒得烫脚，街上可是还挤满了人。一辆敞车上坐着两个人，手在背后捆着。土黄制服的巡警，灰色制服的兵，前后押着，刀光在阳光下发着冷气。车越走越近了，两个白招子随着车轻轻地颤动。前面坐着的那个，闭着眼，额上有点汗，嘴唇微动，象是祷告呢。车离我不远，他在我面前坐着摆动过去。我的泪迷住了我的心。等车过去半天，我才醒了过来，一直跟着车走到行刑场。他一路上连头也没抬一次。”
《骆驼祥子》中阮明被处决的场面：“响晴的蓝天，东边高高的一轮红日”，“阮明是个小矮个儿，倒捆着手，在车上坐着，象个害病的小猴子；低着头，背后插着二尺多长的白招子。人声就象海潮般的前浪催着后浪，大家都撇着点嘴批评，都有些失望┅┅阮明还是不出声，连头也没抬一抬。”
惊人的相似！无论人物思想境界、外貌特征、情节描写，甚至措辞造句都是那么的相似！唯一不同的是《黑白李》中通过王五的口述再现了“洋车夫砸电车”事件的始末，而在《骆驼祥子》中作家没有把这个事件点明。
老舍在构思《骆驼祥子》时没有想过要拓展《黑白李》未充分展开的情节，没有想过要深化《黑白李》未充分描绘的人物形象，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是绝不可能的。可能的解释只能是：老舍在创作《骆驼祥子》结局部分时听到了关于《黑白李》的批评，仓促之间改变了原定的写作计划。
这个揣测有据可循。1950年老舍在《〈老舍选集〉自序》中这样写道：“在今天看起来，《黑白李》是篇可笑的，甚至于是荒唐的作品。可是在当时，那确足以证明我在思想上有了些变动。诚然，在内容上，我没敢形容的白李怎样的加入组织，怎样的指导劳苦大众，和怎样的去领导斗争┅┅不管怎么说吧，我总比当时那诬蔑前进的战士的人，说他们虽然帮助洋车夫造反，却在洋车夫跑得不快的时候踢他两脚的，稍微强一点了。”
从这句“不管怎么┅┅我总比┅┅稍微强一点儿了”中，我们听到了老舍在心底里埋藏着的抱怨声。
这抱怨声从何而来呢？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回顾当年这场惊心动魄的群众斗争及事后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和评价。
1929年10月22日爆发的北平洋车夫“暴动”事件，“参加暴动者至少有二万五千人，参加的成分不只是人力车夫，还有工程队，清道夫，沟工队，大车夫……等等。武装行动的地点，自西单牌楼，西门大街，天桥，东单，东四，北新桥，至西总布胡同等，简直弥漫了整个北京市。捣毁电车五十余辆，打伤工贼走狗数人，与全北平市的警察，军队，宪兵肉搏七八小时(自下午1时至下午8时) ”，“此次斗争中，北平军警屠杀工友四十余人，杀伤数百人，拘捕一千六百余人，审判结果，驱逐九百余人出境，监禁数百人，使几千个老幼穷人失去饭碗，冻饿至死。”xv
国民党方面认为这次工潮是“暴乱”。北平市长“张荫梧二十三日电行政院，报告平工潮，谓二十二日人力车工会滋事，因市党部改组总工会，致新旧两派，互相冲突，一时沸腾，不服制止，捣毁电车五十余辆，各处车夫集数千数百之多，城郊普遍骚扰，业已形成有组织之大规模暴动。经会同警备司令部派军警力压，当逮捕人犯并搜查封闭该工会，总政部现缉到滋事人1200余人，正分别拘押，依法究办。此外各街巷潜伏不少余孽，有胁迫举动，亦正严重取缔，目前市街已平息。该工会破坏安宁秩序，妨害公益，依工会法第五节规定，由主管官署解散，请示遵。xvi”
共产党方面认为是国民党内部斗争所引起的。11月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国民党屠杀北京车夫告全国工人》，认为：“北京国民党群狗争骨，他们之间闹得一塌糊涂，所谓北京市总工会是他们国民党走狗们勾结资本家欺骗工人的御用机关。这般走狗们(蒋介石和改组派)为争夺这个机关，用尽阴谋鬼计去利用我们工人做他们的工具，特别是人力车夫与电车工人之同，更可供他们利用。他们不但利用工人做争夺总工会机关的工具，而尤其利用工人的互相冲突，去分散工人的团结，消灭工人阶级战斗的力量。而且他们更可借口‘维持秩序’用暴力去压迫工人，枪毙、监禁、驱逐，使成千成万的工人及其家属流离失所。这都是他们阴谋鬼计，陷害工人的结果。xvii”
知识界的反映也不一致：
胡适等认为这是共产党盲动政策造成的恶果，他写道：“怎样叫做盲动的行为呢？不认清目的，是盲动；不顾手段的结果，是盲动，不分别大小轻重的先后程序，也是盲动；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如组织工人，不为他们谋利益，却用他们作扰乱的器具，便是盲动。又如人力车夫的生计改善，似乎应该从管理车厂车，减低每日的车租入手，车租减两角三角，车夫便每日实收两角三角的利益。然而今日办工运的人却去组织人力车夫工会，煽动他们去打毁汽车电车，如去年杭州北平的惨剧。这便是盲动。xviii”
鲁迅没有撰文表态，他只是在私人书信中提了一句：“北京已非善地，可以不去，以暂且不去为是。倘长此以往，恐怕要日见其荒凉，四五年后，必如河南山东一样，不能居住矣。近日车夫大闹，其实便是失业者大闹，其流为土匪，只差时日矣。”xix
这场不带政治色彩的北平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在国民党军、警的合力镇压下，十分悲惨地结束了。没有一派政治力量声称对这次工人运动负责，没有一派政治力量对这次工人运动表示支持，进步知识界也对这场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这是令人震惊的！
老舍创作《黑白李》（1934年）时，也许没有看到上述所有的报刊资料，他特立独行地以这次震惊全国的“暴乱”事件为中心题材，透过一个革命者的影子和一个洋车夫的口述表现了这次运动的全过程。也许，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只有老舍的这篇小说正面地表现了这场运动，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于殉难的工人领袖和工人群众的真挚同情xx。
然而，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黑白李》受到了批评，有了麻烦，背上了“意识不正确”或“鼓励盲动”之类的指责！xxi
因此，老舍很抱屈。对于这场运动的性质，他忽然觉得有点拿不准。原计划在《骆驼祥子》中更加全面真实地再现这场运动，将白李（阮明）和王五（祥子）的形象更丰富一下，这时他不能不踌躇了起来。于是，他带着怨气将阮明和祥子的形象漫画化，一个有着“过激思想”的学生和一个有着“豪横”品质的洋车夫在小说结尾处都变成了毫无良知的野兽。
《骆驼祥子》后一章半草草收场，应该还有的“两三章”也因此取消了，面对读者界和批评界的不满和不解，他郑重地声明：“这，可是没法补救了，因为我对已发表过的作品是不愿再加修改的。xxii”
但我们仍能从小说的第24章的一大段描写中，体味到作家对于“有权者”草菅人命的愤怒抗议，对运动中不幸死难的工人兄弟的真挚同情，和对“没有好歹”的人们的抗议。过去这一段描写通常被研究者们认为是对“国民性”的批评——
这些人的心中没有好歹，不懂得善恶，辨不清是非，他们死攥着一些礼教，愿被称为文明人；他们却爱看千刀万剐他们的同类，象小儿割宰一只小狗那么残忍与痛快。一朝权到手，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也会去屠城，把妇人的乳与脚割下堆成小山，这是他们的快举。
老舍没有完成计划中的构思，他把“高呼革命”的声音压在了心底，然而，他给现代中国的读者献上了一幅“黑地狱”的图画，抹去勉强为之的后一章半，思想和艺术仍能保持完整性，不过，这已不是当年老舍所构想的全须全尾的《骆驼祥子》了。
2003年5月作于武汉东湖
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
注释：
i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载《青年知识》1945年第1卷第2期。
ii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载同注1。
iii 该处引文原为论述《上任》和《月牙儿》的创作构思，论《骆驼祥子》的一段紧随其后，但口气是连续的，可视为一体。参看《〈老舍选集〉自述》，1950年
iv 1928年4月，侵华日军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5月3日突袭中国军队，凌辱杀害国民政府官员；11日，日军攻陷济南后纵兵屠戮，济南军民死难者计六千余人，史称济南"五三"惨案。
v 《人物、语言及其他》，收入《老舍文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vi 另据共产党工会组织的历史文件和党史资料，上述数字被官方大大压缩，详见后述。
vii 樊骏认为：小说“开始时”反映北洋军阀时期，“后面的情节”反映“国民党统治以后的事”。载《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文中所引樊骏观点均出自这篇文章，不另注。
viii 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
ix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第154页。
x 巴迪论文出处：La Chine du pousse-pousse, Critique, 337,juin 1975,p599-614，后收入他的博士论文《小说家老舍》，巴黎第七大学1983年内部印行，笔者已译出，尚末出版。
xi Egon Erwin Kisch, La Chine secrète, trad. de l'allemand, Paris, 1935,p.51
xii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载《新月》2卷6-7期（1929年9月）
xiii 《文艺理论讲座》，载《拓荒者》第2期（1930年2月）
xiv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载《萌芽月刊》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
xv 慕石《六万劳苦群众的武装斗争》，原载《红旗》第52期（1929年11月10日出版），转引自《中国工运史料》1982年第4期（总第21期）
xvi 《申报》1929年10月25日新闻
xvii 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国民党屠杀北京车夫告全国工人》（1929年11月2日），收入《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工人出版社1958年。
xviii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载《新月》第2卷第10号（1929年12月）
xix 《致章廷谦》（1929年11月8日），载《鲁迅全集》第11卷第693页，注云：车夫大闹：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北平人力车夫数千人组织暴乱，捣毁电车，当即遭到残酷镇压。
xx 当年，只有慕石在《六万劳苦群众的武装斗争》一文中对这场运动有着另外的评价，他认为这是“北平劳苦群众的自发武装斗争，有异常伟大的意义”。文章中还写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以为北平这一次的伟大群众斗争，不过是国民党蒋系与改组派的冲突，人力车工会与电车工会的冲突而已，其实问题的本身，绝不是这样……仅以这些事件来解释此次伟大斗争的起因，实际上便是受了统治阶级宣传的欺骗，抹煞了群众斗争的真实内容。”但并没有得到当时共产党中央和工会组织的认同，解放后出版的各种工人运动史也没有采纳他的观点。
xxi 老舍在《抓药》（载《现代》5卷1期，1934年5月）中写到一位作家受到批评家“意识不正确”的批评，似有所指，其后是否还受到类似批评，尚不得而知。
xxii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