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史料研究的丰硕成果——评张桂兴的“老舍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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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这本来是两年前一个刊物的约稿，我们花了半年时间才写成。但后来却未能发出来。这也许是因为近年来书评掉了价，被当作仅是吹捧之词的缘故。
我们自信不是那样。我们认为写书评也应该是经过认真研究的，不过研究的对象是书而已。书是“论”，对书的论就是“论”之论了，也许更不容易写。许多研究作品的文章，实际上也是对该作品的书评。写得认真的书评，也会有所发现的；，因为它总是力求比所评之书站得高一些，与作者一起探讨其成败得失，提高学术水平。
我们受约对张桂兴的“丛书”作评论，是要想赞扬他作为史料学家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肯定他对老舍研究在史料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同时也想指出它的局限和不足，以便使这一方面的工作得到改进和发展。
20世纪是风云变幻的时代，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屈从于政治而变得过于功利化，不够实事求是。老舍研究也不能例外。张桂兴用了1/4世纪的时间在老舍史料研究上默默耕耘，发掘历史的真实，为使老舍研究建立在真实和丰富的史料之上而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新时期以来，研究者人格独立、学术自由、民主精神等有了普遍的觉醒。21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包括史料的研究，都将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变得更加真实、可信、自由、独立和宽广，充满人文主义精神。
史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没有真实的史料就谈不上科学的研究。因此，我们利用这次研讨会的机会，出示我们评析张桂兴的研究成果的文章，提出对20世纪老舍史料研究的某一方面的意见，和中外老舍研究者一起探讨，想来不是多余的。（2006.7）
新时期以来，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方法的运用，史料的挖掘、讹误的辨正、辞书的编校、年谱的修撰，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这门新兴分枝学科迅速发展和成熟起来，这种成熟每每体现在一个个具体作家的研究上。张桂兴就是在老舍研究上用力至勤，收获颇丰的佼佼者。他以自己的系列性的专著证明了这一点。
张桂兴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立志把毕生主要的精力放在老舍研究上。多年来，他一直在默默地努力耕耘，终于有了可喜可观的成果。从1994年开始，他陆续出版了《老舍旧体诗辑注》《老舍年谱》（上下册）、《老舍资料考释》《老舍著译编目》《老舍文艺论集》《〈老舍全集〉补正》《老舍与第二故乡》1等煌煌七大部，组成了他自己的“老舍研究丛书”，由此奠定了他在老舍研究界的地位，成为公认的老舍史料研究中最顶真、掌握资料最扎实、成果最丰富的学者。
这里，我们想就他的这七部“老舍研究丛书”，谈一些看法。
一
这七部书中，最及时、最令人感动的是《〈老舍全集〉补正》（以下简称《补正》）。因为它体现了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真诚、严肃和负责的态度和追求真实的精神。
1999年《老舍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出版，给老舍研究者提供了丰富和全面的文本依据，这无疑是老舍研究中的大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套《全集》却存在着不少不完整、不准确之处，使得《全集》不“全”，并将影响到老舍研究的科学性。因此，《补正》的出现就显得很及时，很必要了。
对于《全集》成就和不足，张桂兴在《补正》的《代序》中作了很好的说明，而且探讨了造成《全集》不全甚至有错的历史的或是技术上的原因，尤其指出了对于涉及某些政治运动的文章敏感部分作的删削，认为这是在许多类似的作家全集、文集、选集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的确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种删削有其历史的原因，因为在政治的高压之下，作者或者作者的亲属，甚至编辑，都不能不回避某些问题；而中国历来就有“避讳”的传统，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因而有关人员往往从一时的政治标准出发，删去一些当时看来有损于作者形象的东西。在这一方面，《老舍全集》的出版本身可说是极大的进步，因为它把诸如《看穿了胡风的心》、《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这类《老舍文集》未收的文章都收进去了，似乎没有什么需要回避的了。但是，由于沿用了一些现有的版本而未加仔细核对，仍然有不少过去的删改保留下来了。这不能不说是编者的疏漏。张桂兴对此一一加以核对、补正。因为他追求的是“真实的老舍先生”，要对史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责”2，就不能不如此。因为对于一个历史工作者来说，失去了真实便失去了历史，没有真实的文本也就没有真实的老舍。历史是可以说明但不能修改的，这是史料工作必须坚持的原则。张桂兴以其真诚、严肃和负责的态度，坚持了史学的根本精神。他通过大面积的第一手资料收集，仔细地核对，耐心地匡正指谬，使得这本《补正》厚实而可信赖。它将成为广大老舍爱好者和研究者阅读1999版《老舍全集》必备的参考资料。
《补正》的出版也殊为不易。因为《全集》刚出版不久，对它的“补正”或许会使编者和出版者感到尴尬。这不仅需要学术良心和责任感，也需要勇气。通过真诚的努力，张桂兴获得了老舍亲属的理解和支持，也激发了编者正视《全集》所存在的缺憾的勇气和对之弥补的决心，使得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从中，我们也体会到老舍研究界在学术上顶真而又宽容，容易沟通和充分协商的精神。中国老舍研究会存在了20余年，至今仍能长盛不衰，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我们看到：许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全集》实际不全，大都回避了诸如反胡风、反右派斗争、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歌颂“文化大革命”等类敏感的文章和诗词，而《老舍全集》开始正视这类文章，决心如实地收入老舍的此类文章、诗词等；出版界有太多的不全的、有错讹、须校订的全集、文集、选集，却无人进行补正，只有《老舍全集》在出版不到两年就有了对于它进行“补正”的专著出版。这使我们在遗憾之余又感到些许的欣慰。
张桂兴为《老舍全集》作的“补正”，不仅受到老舍研究界的重视，也将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瞩目。因为他做“补正”的精神，实际上也为我们如何对待有类似现象的作家全集、文集、选集，作出了表率；并将推动人们为维护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作出不懈的努力。
令人感到不足的是，《补正》本身也不全，并未将《全集》的脱漏和讹误完全补出。这不仅是说在某些细节上的失误，更是指整体上的不完备。因为它还只是《全集》第13至19卷的“补正”，并不包括第1至12卷（主要是小说和戏剧创作部分），把这项成果称为《〈老舍全集〉补正》，就有些名不副实了。可喜的是，张桂兴也已意识到这一点，已经在着手进行第1至12卷的“补正”的编撰了。我们祝愿他早日成功。
二
张桂兴的《老舍年谱》（上下册）是一件资料丰富、细节完备的研究成果，是近年来难得的老舍相关资料的集大成之作。
在张桂兴的《老舍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之前，我们见到的有4种《老舍年谱》3：最早是舒济编的《老舍年谱简编》（《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2期），这是较早出现也较准确的老舍的简要年谱。其次是郝长海、吴怀斌编著的《老舍年谱》（黄山书社1988年9月出版）。这部年谱比较简要，也难免粗疏，但附录很有价值，而列入“逝世以后”部分也有时代特色。同年，舒乙撰著的《老舍早年年谱》（收入《老舍的关坎和爱好》，今日中国出版社1900年出版），对老舍从出生、求学、工作直到处女作发表的27年间的经历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和梳理。次年问世的由甘海岚编著的《老舍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相当厚重和扎实，对老舍的绝大多数作品作了提要和说明。而张桂兴编著的这本《年谱》，是作者20年努力的结晶。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考证，并不断吸取老舍研究的新发现和新成果的基础上，较前面四种显得更为详尽和丰富了。难怪舒乙、舒济在《序》中说它“是最详细的，最新的，是最工具性的，因而，迄今为止，是最好的”了。
张桂兴在《编后记》里说：“笔者所确定的《老舍年谱》的修订原则是：一律核对原件，以保证资料的准确性；力求每一条、每一款都尽量摘录当时、当地报刊杂志的原始记载，藉以尊重历史并力求重现老舍昔日的音容笑貌；绝对不做‘文抄公’——不核对原件，就任意抄来抄去，以至于以讹传讹。”通读全书，可以认为作者在整理资料、编排年谱时是信守这一原则的。《年谱》对老舍生平的许多细节（如出生、任职）和重要事件（如筹备“文协”、出国等）作了详细介绍，辅以考证文字，并且一一注明资料的来源和出处，真实可信；作者自己经过访求和考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确实可靠的。因此，它显得丰富和扎实。尽可能地还原了“一个完全的老舍先生”4。
其次，《年谱》对老舍的每一部（篇）作品都作了简要的介绍，这就使得这部年谱有别于仅列目录的简谱，这些介绍对于读者来说起了一种老舍创作导读的作用；此外，按老舍生平的重要阶段分段而后再分年分年分月日的编排方式，也眉目清楚，便于查找。
再次，作者筚路蓝缕，锐意搜求，在《年谱》中吸收了近年来老舍研究的大量新成果，新发现。比如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写作的诗文，舒济、舒乙、金宏编写的《老舍（画传）》（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中新公布的史料，等等，较之前面的几种《年谱》，这是显而易见的优点。除了参考老舍研究本身的新发现，查看老舍本人发表的作品，作者还从众多的报章杂志中寻找老舍活动的蛛丝马迹，并且仔细翻阅老舍生前好友的档案资料（如《冯玉祥日记》、《阳翰笙日记选》、《叶圣陶日记》等），从这些资料中找出与老舍生平事迹有关的部分，一一加以考证，尽可能地在一切可能出现老舍姓名的地方，寻找老舍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线索。这些，没有一点“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是做不到的，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没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热爱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我们觉得不大满意的是某些作品的题解。据我们看，作品的题解应该简要概括作品的主要内容，点明它的主题，而后根据需要摘引它的重要文句。张桂兴可能囿于尽可能用老舍的话来说明老舍的想法，往往通过摘引原文完成题解，以至存在一些不准确、不完整的地方，有时引述太多，文意反而湮没于引述中了。
其次，作者在写作中也免不了有粗心之处。在此举一例：如第406页，写到（1943年）10月4日，老舍入院治盲肠炎，“下午，动手术，老向，璧如、萧伯青，萧亦五，赵清阁，李佩珍等‘轮流守夜’”。其实，老舍《割盲肠记》5说得很明白，是“老向、伯青、齐致贤、席微膺诸兄轮流守夜”；赵清阁只是介绍他入院并在手术中在外“‘偷’看”（守候），并未陪伴，李佩珍、萧亦五“白天亦陪伴”。同页接下去说：“其间 疼痛时背诵同学绰号自慰”则又错了。因为老舍《割盲肠记》已说明是麻醉中的事，舒乙《老舍的关坎和爱好》中引老向在《北师历届毕业同学录》序言中的回忆也说是“在病床上痛苦地发出癔语”，可是作者偏偏不用前者而引后者，却又把无意识的“癔语”和有意识的“自慰”混淆了。
我们期望经过作者修订，这本《老舍年谱》能更为完善，成为现代作家资料研究方面一部真正的精品。
三
《老舍资料考释》和《老舍著译编目》是张桂兴《老舍年谱》的先期成果，也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大部头作品。这两本书在初版（1998年7月）时是合在一起，作为《老舍资料考释》（以下简称《考释》）的上下册问世的，第二版（2000年9月）拆成两本，下册易名为《老舍著译编目》（以下简称《编目》），更加名副其实。
《考释》收录了《老舍的青少年时代考》、《老舍的宗教情结考》等有关老舍生平的考证文章，成为一部非常扎实的史料考证著作。作者为考察老舍生平的事迹和著作，浏览了大量文献，走访了多位老人，尤其是利用作者本人在山东教学和科研的有利条件写作的《老舍和齐鲁大学考》、《老舍在山东大学考》，通过走访老舍在山东教学写作的旧居、拜访老舍当年的同事、查阅1930年代的齐鲁大学、山东大学校刊、校史档案（如《教育部立案私立齐鲁大学文理学院一览》）、《齐大月刊》、《齐大季刊》、《民国二十四年国立山东大学一览》、《国立山东大学周刊》）、当时的报章杂志（如《青岛民报》的《避暑录话》等），收集了大量稀见的第一手资料，构思成文。作者本着“对老舍资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责”6的精神，纠正了以往在老舍生平叙述中的一些讹误，填补了老舍生平史料的一大段空缺。
此外，《考释》所收录的如北京师范学校的校友姓名录、刘澄清的《少年时期的老舍》、老舍任劝学员期间的事迹整理、1923年《真理周刊》记载的老舍参加唯爱社的材料、老舍1925年致哥哥舒子祥的信等等，都是过去难得一见的与老舍生平密切相关的珍贵史料。许多资料则是第一次公开披露。如《老舍四封佚信》、《老舍致郭沫若夫妇的八封信》、《老舍致舒宽的八封信》等，对于进一步研究老舍生平和思想历程提供了新的依据。
这些，都对于尽可能准确地描述一个完整的、丰满的老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考释》也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例如某些援引还只有孤证，或未经严格证实；也有一些根据不大充分的推测、评议；《老舍的未完成著作考》部分列举的17个作品中，其中有的仅仅是老舍的一个设想，跟人谈起过，没有落笔写过一个字，称为“未完成著作”是不合适的。此外，作者的评述性文字也可以进一步锤炼。
《编目》以实用性见长。在此之前的老舍著作编目中，最值得留意的有两种。其一是新时期老舍研究起步之初，首都图书馆推出的《老舍研究资料编目》，作为最早的较完备的老舍资料编目，曾在第一次老舍研究学术研讨会上赠发给老舍研究者，给老舍研究起了铺路的作用。其二为曾广灿、吴怀斌编的《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中收录的老舍著作目录，这个目录比之前者有了较大的充实，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疏漏。张桂兴的《编目》是目前最完备的。它分为“老舍著译系年编目”和“老舍著译分类编目”两大部分，为读者给查找老舍已收集的和未收集的著译提供了方便，相信这也是为每个研究者所必备的工具书。
令人遗憾的是，张桂兴未能抓住机会对老舍著作的对外译介和老舍著作被盗版的目录作出进一步的整理（舒济和首都图书馆分别作过这方面工作），否则就更完善了。
四
相对来说，张桂兴编写的《老舍旧体诗辑注》（以下简称《辑注》）则使我们佩服之余又有诸多的遗憾。
老舍爱读旧体诗，喜作旧体诗，一生作过大量旧体诗，但都散见于各种报章杂志和文章中，或者还只存手迹，生前从未编过诗集。1980年香港九龙狮子会编了《老舍诗选》，共58题100余首，1988年初的《老舍文集》第13卷也只收了54题103首。然而1994年，张桂兴经过将近20年的锐意搜集整理，终于将老舍的旧体诗辑成了厚厚的一大本，加上注释出版，收入了122题273首（1999年的《老舍全集》第13卷收了123题209首）。2000年，作者根据新的发现，重出了修订本，共收150题334首。这不能不说是对老舍旧体诗的重要发掘和贡献。
然而本诗集的“注释”部分，我们却觉得至少是显得匆忙和草率了。
我们以为注释的主要目的，是要帮助读者读懂原诗。而这读者也应该是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的。因此，常识性的，或一般词典上可以查到的，均可不注。否则就注不胜注了。而作者却对诗中出现的诸如 “苍天”、“宇宙”、“苏联”、“太平洋”、“集邮”、“欣赏”、“天才”、“桂花”等常用语词详加注释，让“注释”代替了一般词典的功能，既浪费了笔墨，也小觑了读者的阅读能力。其次，注中对所出现的作家均一一作生平的详细介绍，我们觉得大都可以省去，只需点明身份，着重说明与那首诗的关系（这却是做得不够的）便行了。 “老舍”也作为一条，更是大可不必。
解释诗中涉及的事件、所用的典故，对于理解一首旧体诗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历来注诗的重点所在。但作者对此忽略颇多，出现了该注不注的情况。如《贺〈论语〉周岁》（1933年9月），讽刺世态甚多，包含了当时许多时事，这在当时《论语》的 "半月要闻”上多所记载。但作者并未一一指明，不是遗漏，便是失于琐碎。如该诗第11至14行，“华阁起东山，/讽经建道场，/我不入地狱，/谁复为慈航。”这里应是讽刺戴季陶提倡拜佛的言行。戴季陶曾在1932年拉拢西藏活佛发起“时轮金刚法会”，1933年在南京东郊汤山建豪华别墅，名为“孝园”，又在任考试院长时，在院内设佛堂，书斋内设佛经佛像，诵经念佛。鲁迅曾在《难行和不信》等文中加以揭露。然而，张桂兴仅对“华阁”、“讽经”、“地狱”、“慈航”一一作了词语上的解释，就是不提有关历史典故，这就失去注释的意义了。
又如《元旦试笔》（1958年1月），其一有“举酒庆元旦，同期大有年”句，作者只注了常见的“期”，却不注白话中较少用的“大有”（丰收。据《辞海》引《榖梁传·宣公十六年》：“五谷大熟，为大有年”。）；其二中“青天双小月，宇宙倍玲珑”，对“双小月”（前苏联于1957年10月和11月相继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老舍曾称之为“人类的福星”7）不加注，就无助于今日的读者理解其含义。
再如，《乡思》（1946年4月至5月）中“余年心事半庭花”（语出小说《醒名花》中梅查娘《落花诗》“一春风雨半庭花”），《赠陈叔通》中“夫子风流爱赤梅，明月不待美人来”（语出李白《赠孟浩然》中“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及高启《梅花诗》中“雪满山中高士卧，明月不待美人来”），作者均未加注；《汕头行·之四》（1962年4月）中“莫夸骑鹤下扬州”（语出六朝及隋唐“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之说，见《扬州府志》及历代对扬州的介绍），作者却只注了“扬州”。这些都是令人遗憾的。
此外，也有些注释错误的情况。如《留侯祠·之三》（1940年3月）中“却病留侯曾辟谷”，作者注为:"辟谷：服辟谷药而静居行气。《汉书·张良传》：‘良从入关，性多疾，即道引不食谷，闭门不出岁余。’”这就是互相矛盾了。所引《张良传》明明说是“不食谷”，何来“服辟谷药”呢？查稽史书，《史记·留侯世家》云：汉十二年，留侯“乃学辟谷，道引轻身。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可见“辟谷”应解为“不食谷”。
又如，《赠赵清阁》（1945年10月）中的“扁舟载酒去，/河山无限情。”作者注“载酒”为“载酒友而去”，似觉勉强。以“酒”代“酒友”，在旧体诗中也找不到根据。此处不过说赵清阁抗战胜利之后回上海，心中充满豪情之意。赵清阁是老舍的挚友、文友，也在一起喝过酒，但如果说老舍在送别时仅以酒友视之，似不合情理。
除了注释上的失误，这本《辑注》还有一些问题：
在体例上，少数作为旧体诗收入篇目其实还只是对联、打油诗等“韵语”8。如《孝宾先生千古》、《为四位京剧演员拜周信芳为师贺诗》（1961年12月）等，严格地说，都不具备“旧体诗”的特征，如果一定要收入，似作为附录较妥。
在内容上，由于校对比较草率，《辑注》初版本错别字较多，修订本大都改过来了，但也有遗漏。如第35页《贺〈论语〉周岁》中“击败媚龙王”（“败”应作“鼓”），“旗仍揭清白”（“清”应作“青”）等；第57页《哭王礼锡先生》中的“顽儒凭谁起”句，初版本“儒”作“懦”，《抗战文艺》发表时也作“懦”，《老舍全集》也准此。还有，第112页《赠田仲济》首句“乱年渐气短，有米胜无诗。”据手迹“渐”应作“惭”，这才与下面的“胜”相对9，作者却未能细察。
此外，还应该指出：注释者本人的有些习惯用语还存在着一些语病，读来十分别扭。如多处有（老舍）“有感所作”、“祝贺所作”、“悼念所作”等的说法，这是将带有指代性的助词“所”和连词“而”混用了，和全书的成就显得不相称。这是必须在今后再版中改正的。
五
除了上述五种之外，张桂兴编定并列入“老舍研究丛书”中的，还有《老舍与第二故乡》和《老舍文艺论集》。前者为研究老舍与山东的关系而结集，分为“研究篇”、“作品篇”、“自述篇”三部分。虽然其第一部分与《考释》有所重复，二、三部分是老舍作品的编选，但在“老舍与第二故乡”这一专题下，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它为研究老舍生平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提供了厚实的基础。后者为纪念老舍百年诞辰而应山东大学出版社之约编选，也有重要价值。因为山东时期正是老舍文艺思想形成和成熟的时期。不过既是“文艺论集”（不应限于论文），却未收《文学概论讲义》，令人费解，应是较大的缺憾。本书是老舍著作的选集，虽说是“编注”，但“注”多数只是说明文章出处，分量明显不足，列入“老舍研究丛书”，似与体例不合，显得不够协调。
总之，从目前所见到的七部书来看，张桂兴的这套“丛书”，还是以资料的收集和考证为其最大的特点。张桂兴可以说是目前在老舍研究资料工作方面取得成绩最为突出，贡献最为卓著的人。他从事这项研究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求实顶真的精神，质疑探求的勇气，都是值得称道的。他长期甘于寂寞，不急于事功，默默耕耘，勤奋工作，也令人钦佩。这都是他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的重要原因。我们期望他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和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在老舍史料研究上取得更大的成绩。张桂兴还预告将写出《老舍论》、《老舍传》和《老舍学》三本著作，使自己的这套“老舍研究丛书”更为完备，我们预祝他早日成功。
2004．5．上海师大—复旦大学
注释：
1 《老舍旧体诗辑注》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初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年9月修订版。
《老舍年谱》（上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初版。
《老舍资料考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7月初版，2000年修订版。
《老舍著译编目》（原为《老舍资料考释》的下册部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年9月修订版）。
《老舍文艺论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出版。
《〈老舍全集〉补正》，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老舍与第二故乡》，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2 见《〈老舍全集〉补正》的《代序》。
3 还有一部由杨立德编著的《老舍创作生活年谱》（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此书我们一直未能见到，不能妄评。
4 见《年谱》《编后记》所引冰心语。
5 见《老舍全集》第15卷459页。
6 见《考释》修订本《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一版。
7 《〈福星集〉序》，《老舍全集》第十七卷540页。
8 “韵语”是老舍的一个专门用语，用以区分“诗”和有韵之语段，认为“韵语不都是诗”。见《文学概论讲义·第八讲 诗与散文的分别》，《老舍全集》第16卷第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一版。
9 见《田仲济纪念文集》所收该诗手迹，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