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命悲感主题

　　老舍的经典短篇《月牙儿》，以第一人称方式抒写了一个母女两代都堕为暗娼的悲惨故事。研究界对其主题的阐释复杂多样。如果我们不仅仅关注作家在这篇小说中讲了一个什么故事，而是更加关注文本的叙事特征，关注抒情小说中与叙事相伴的抒情、议论因素，那么，就可以确认《月牙儿》的核心主题应是抒发老舍自身的生命悲感，同时，由于这一生命悲感是以想象暗娼的方式来表达的，因而，它又内在地包含、贯穿着作家对底层妇女命运的同情。至于说，控诉社会黑暗、批判男性霸权、反思个性解放，尽管文中确实多多少少都包含着这些内容，但它们均不足以构成作品的核心主题。而隐喻传统文人的依附心态，那就只能算是读者生发出的联想了，并不属于文本固有的内涵。
　　任何社会黑暗都是具体的，它要么由具体的恶人为代表，要么由相对抽象但仍然是具体有所指的社会制度、社会意识来体现。任何作品要完成社会控诉主题，要么要控诉具体恶人恶行，要么要控诉特定时代的制度、意识。如果人物的悲惨命运既不涉及任何恶人恶行，又不涉及任何制度、意识，那么，抒写人物悲惨命运所产生的意蕴可能更侧重于抒写生命哲学，而不侧重于社会控诉。《月牙儿》反复铺陈的是如果不卖淫“我们”就吃不饱饭的事实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我”的生存焦虑，但正如早有学者所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作者几乎无意于塑造引发相关悲剧的具体恶人形象”1。不仅如此，文中也很少直接去质问社会分配制度、社会就业制度的公平性。在“我们”与周围人的关系上，小说并没有设置什么压迫、剥削“我们”的反面力量。妈妈洗衣洗袜虽然艰辛，但并没有什么人来欺压她，叙述者也没有由母亲的生存艰辛进一步去质问社会保障制度。“我”找工作过程中，小饭馆的老板虽然希望“我”在女招待的岗位上卖弄色相，但“我”还是有辞职不出卖色相的选择自由；“我”虽然对找不着工作十分愤慨，但叙述者和隐含作品并没有深入去追问社会的就业制度有什么不公。总之，在谋生这件事上，小说虽然铺写了“我们”母女俩走投无路的窘境，但一直把它控制在不直接涉及控诉具体压迫力量的范围之内。小说不仅没有像“左”翼小说那样由“我们”的生存艰辛指向对剥削阶级、剥削制度的诅咒，不像老舍自己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骆驼祥子》那样直接把矛头指向社会恶势力，甚至也没有像古典文学中某些忧患民生的作品那样展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对比描述以质问社会不公。《月牙儿》在“我们”不得不卖淫这件事上质问不公的只有“凭什么没有我们的吃食呢”这一句话。短短的这一句话，与文中反复铺陈的无法维持基本生存的忧虑相比，分量上显得相当薄弱。而且，说“凭什么没有我们的吃食呢”这句话时，叙述者并没有追问他人是否有“吃食”、也没有追问到底是社会原因还是自然原因或是命运原因造成“没有我们的吃食”。这样，这句话固然包含着控诉的不平之气，但强度却有限。由此，可以断定作家在《月牙儿》中想象母女俩堕入风尘这个故事时，并不以社会批判、社会控诉为主要意图，而以抒写基本生存难以维持的焦虑为主要意图。尽管叙述者、人物对生存充满焦虑的时候，必然对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没有认同感，但没有认同感与明确进行批判、控诉毕竟不同。
　　文中关于“我们”母女俩除了卖淫就没有别的生存之路的人生感慨，是由人物兼叙事者的抒情议论中表达出来，而不是由情节设置中自然得出的结果，作品的叙事层与抒情议论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悖离的情况。妈妈选择改嫁来谋生，叙述者并没有交代洗衣洗袜是否不足以维持生存，只是交代说洗衣洗袜的工作给妈妈带来痛苦。这样，从叙事层面上就无法确定妈妈到底真正是没有谋生之路才不得不卖淫，还是不能承受洗衣洗袜之苦而选择以卖淫谋生。这说明，叙述者、隐含作者并不着意在叙事层面上建立母亲走投无路才卖淫的逻辑严密性。叙述者、隐含作者想强调的是：无论妈妈是洗衣洗袜不足以谋生还是妈妈不能承担洗衣洗袜之苦，反正妈妈卖淫是为了“顾我们俩的嘴”。叙述者、隐含作者显然更侧重于抒写女性以卖淫为生这件事本身的悲苦意味，而不是特别在意辨析卖淫女性是否还有其他人生出路。这自然地削弱了这一题材控诉社会的意义，而加强了其抒写人生悲苦的普泛意义，同时强化了这部小说呈现的抒情特质。
　　在“我”卖淫这件事上，“妇人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妈妈所走的路”这种命运感一直笼罩在“我”的心头。每当“我”的人生遇到挫折的时候，它马上就会浮上心来，成为“我”的生命感悟。类似的典型表述还有“妈妈所走的路是唯一的”，“我仿佛看得很清楚：有朝一日，我得比她还开通，才能挣上饭吃”等。然而，文本中的叙事层却不能完全支持这一命运感。文中，不仅妈妈卖淫的道路是否没有选择余地，叙事不明确；而且，“我”的道路是否没有选择余地，叙事也不严密。比如，妈妈跟馒头铺老板走之前让“我”选择要么代替她卖淫，要么各走各的。可是，为什么妈妈没有尝试别的稍好一点的路呢？为什么不考虑“我们俩”一起洗衣洗袜？为什么不设法让“我”出嫁呢？毕竟，给年轻女孩找婆家是那个年代常规的生存思路。“我”自己选择卖淫之前，也始终没有尝试寻求以婚姻谋生这一生存方式。固然“我”受过男子的骗，可能对爱情失望；“我”了解了“小磁人”在婚姻中的苦衷，不免对婚姻和家庭两方面感到幻灭。但是，理想幻灭与生存挣扎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我”受了一个男人的骗、看了另一个女人的生存苦衷就绝对不相信爱情婚姻显然有点以偏概全；而且“我”因理想幻灭就不尝试追求现实谋生层面上的婚姻而立即走上卖淫之路，似乎很难证明卖淫是“我”走投无路后的选择，反倒表明也许是“我”先验的生命悲感在引导“我”迅速而自觉地走上“卖淫”这最悲惨的人生之路；先验的生命悲感使得“我”只盯着这一悲惨结局而对其他生存可能视而不见。“我”找工作这个问题上，文中交代了“一个多月，我找不到事作”。这一句笼统的介绍并没有排除“我”自己找工作不得法的可能。总之，由于没有在叙事层面上穷尽“我们”母女俩的其他生存可能，议论抒情层面上关于“妇人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妈妈所走的路”的哲理，在小说后半部就更像是一个带着一点先验性质的宿命感叹，而不是由叙事推导出的不期然的结论。由于没有在叙事层把社会描述成个体无法逃脱的天罗地网，小说自然更偏重于直抒生命悲感，而不是控诉社会黑暗。
　　艺术构思上设置月牙儿这个意象，也强化着文本抒发自我生命悲感而非控诉社会黑暗的主题倾向。《月牙儿》九次直接描写月牙儿，只有一次是在月牙儿与黑暗相对的二元对立模式上设置意向。月牙儿“被黑暗包住”，这个“黑暗”多少都象征着社会反面力量。但其余八次写到月牙儿意象出现、五次提到不见月牙儿，这月牙儿要么是“我”生命苦难或虚幻幸福的见证，要么是“我”孤独中唯一的朋友，要么是“我”不圆满生命的象征2。由于没有对立面相伴出现，月牙儿所产生的意蕴主要指向叙述者对自我生命的怜惜与自我命运的感悟，并不指向对社会的控诉批判。
　　总而言之，《月牙儿》文本不注重叙事的严密性，而反复通过抒情、议论和象征手段来强化自我的生命感受，这种生命感受又以体悟人生没有出路为主要内涵，不以控诉社会为主要目的，这说明激发作家创作《月牙儿》的第一原动力是作家内在的生命悲感，而不是作家观察外部社会产生的义愤。也就是说，《月牙儿》首先是老舍换装为女性的精神自叙传3， “在《月牙儿》里头，我们看见的就是那个忧郁的老舍，我们可以最近地去感受老舍的心。”4

二、换装为底层女性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追问，一是老舍何以有如此悲凉无望的生命感受，二是他为什么要在作品中换装为女性。
　　老舍在《月牙儿》中传达出的悲凉无望的生命感受，是人的基本生存无保障的焦虑与忧伤。它不像《离婚》那样是人温饱有保证之后对生命诗意的追问，也不是传统士大夫对人生价值能否自我实现的忧虑，甚至也不是人无法获得归属需求和爱的需求的焦虑，而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这两个最低层次的人生需求得不到保障的焦虑。5
　　由于是从基本生存层面上体验生命荒凉，《月牙儿》中老舍换装为女性的男性思维，表达的就不是中国传统文人失宠之际所常有的依附焦虑。尽管中国古代男作家惯于男作女声、以香草美人自诩，以表达自己的归属需求。6但《月牙儿》文本中，妈妈的苦难和“我”童年的苦难尽管与爸爸死亡、新爸爸消失这些男性家长缺失事件有直接关系，但在“我”最终不得不堕入风尘这个核心苦难的叙述中，叙述者并没有把男性缺失解释为根本原因。实际上叙述者反复强调的只是“我”的生存困境，并不试图去解释原因。中国传统文人的依附意识基本上属于马斯洛所说的归属需求，但“我”害怕饿肚子的焦虑却属于最低层面的生理需求。《月牙儿》中作家对生命苦难的体验与传统文人的依附意识显然属于不同层面的人生忧虑。在温饱层面上体会生命苦难，体现出老舍的穷人特色，也使得《月牙儿》文本的文化意识明显有别于传统士大夫创作中寻找社会归属、追求自我价值的集体无意识。另外，从作家生平研究方面看，老舍尽管在家国意识方面相当传统，但整体心态是完全不同于寻找君恩荫蔽的传统文人。他三四十年代徘徊在自由作家与教员这两种人生选择之间，但此二者都不是传统士人的出仕寻主之路，都是摆脱了依附意识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谋生之路。所以，把《月牙儿》中作家换装为女性，理解为传统文人依附心态的显现，从文本细读和作家生平研究两方面看都是不合理的。
　　从基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层面上体会人生的荒凉，这根源于老舍未成年时长久的苦难生活记忆和老舍作为满族一员的民族心理。老舍出生于贫寒的下层旗人家庭，一岁半的时候，父亲就在抵抗八国联军的战斗中死去。“为了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7“……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可是每月间三四吊钱的学费，实在让她为难。”8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老舍对生存的艰辛深有体会。而“‘末世人’境遇，较之穷人境遇，给老舍带来了或许是更为沉重的精神压抑”9。老舍童年时代经历辛亥革命。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时代之声中， “他亲眼看到，京城里大批大批的满人，为了活命，四散而去，除少数人进工厂矿山当工人、下乡当了农民外，绝大多数都跌进了城市贫民的行列。”10“满民族由清代的所谓‘人上人’，一举滑落到民国年间的悲苦莫名，引起了老舍的久久的思考。”11“被旧时代遗弃使他在理智上接受新时代，被新时代遗弃又使他满含新旧更迭的哀歌。”12个人生活的困顿贫乏和整个满民族的末路境遇，造就了老舍在生存的最基本层面上始终体验着人生荒凉绝望的末路感受。
　　狱里是个好地方，它使人坚信人类的没有起色；在我作梦的时候都见不到这样丑恶的玩艺。自我一进来，我就不再想出去，在我的经验中，世界比这儿并强不了多少。不愿死，假若从这儿出去而能有个较好的地方；事实上既不这样，死在哪儿不一样呢。
　　《月牙儿》主人公这种关于世界就是地狱的体验，便是老舍对生存感到绝望这一心态的典型体现。把世界感受为地狱，并不寄寓重建一个新世界的乌托邦想象，而是彻骨地感受生之无望。
　　悲凉绝望成为老舍的常态心理，当他静心体验生命、展望人生道路的时候，便不能不把生命的路途往最昏暗处想象。老舍平常以人道情怀关注下层女性卖淫为生的苦难生活，对于女性卖淫之苦有深刻的印象而毫无歧视之心。而在人类心理的深处，性别身份认同并非固定不变。弗洛姆曾说“我们必须永远记着，在每一个个人身上都混合着两类特征，只不过与‘他’或‘她’性别相一类的性格特征更占多数而已。”13作家在创作的激情倾注中，放松了社会性别观念对潜意识的压制，便很容易把自己换装为女性。通过换装为卖淫女性，老舍充分体验并表达了自己的生存绝望。实际上，妓女的生存之苦一直是老舍心头挥之不去的人生悲苦图景。他在以自己初恋情人为原型的《微神》中也把现实中女性人物出家为尼的结局改写为在卖淫生涯中堕胎而死的结局。这仍是作家固有的生存绝望感左右了作品的情节走向。女性卖淫这一悲惨图景，正是老舍关于人生悲苦的形象化表达，是他对自我与亲人命运的最悲观的诠释。

三、母亲形象

　　 从作家自身的生命悲感出发去想象卖淫女性的生存困境，作家对笔下人物必然是同情压倒审视。《月牙儿》中的母亲由贫困而堕入风尘。人物兼叙述者“我”对母亲的行为有许多议论、抒情。这起了阐释母亲生活性质的作用。如，“我”一方面觉得恨妈妈，另一方面又觉得“妈妈是可原谅的。她得顾我们俩的嘴。”又如，“我”想，“妈妈的心是狠的，可是钱更狠。” “我”的这些心理活动，尽管也含着暗娼母亲给女儿带来羞辱的判断，但其价值取向最终仍是指向对母亲的谅解，指向对人生悲感的抒发。抒发人生悲感，不仅没有回避反而恰恰是有赖于暗娼这一职业的道德困境而显得更为深切。但是，文本对母亲形象的直接描绘，却并没有着意凸显母亲的暗娼身份。直接描写母亲暗娼形象的只有“她还打扮着，还爱戴花；……她不落泪，反倒好笑；……好几次，我下学来，看她在门口立着”这些相当节制的句子。暗娼的“戴花”、“笑”、“立”与平常妇女的戴花、笑、立有何不同，作者并不加任何贬义性的修饰语进行详细描述。可以看出，隐含作者的用意是交代清楚人物母亲作暗娼这件事就够了，并不想对之进行惟妙惟肖的描摹、刻划。作者着意要刻划的母亲形象是背“我”上坟、在月下洗臭袜子、在墙边拉风箱的沧桑形象。
　　妈妈整天地给人家洗衣裳。……有时月牙儿已经上来，她还哼哧哼哧地洗。
　　妈妈的手起了层鳞，叫她搓搓背顶解痒痒了。……她的手是洗粗了的。她瘦，被臭袜子熏的常不吃饭。
　　顺着墙坐着妈妈，身儿一仰一弯地拉风箱呢。……我看不清她的脸，只看到她的头发在额上披散着点。
　　“哼哧哼哧”、“一仰一弯”的细致描摹，再加上关于手、关于头发的细节描写，这个母亲是辛劳的母亲。显然这个形象中凸现出的母亲特质，更接近中国文化传统中那任劳任怨、朴素坚韧的慈母原型，而淡化了这个母亲其实是无法承担洗臭袜子工作的有点娇弱、有点好逸恶劳的特质，也淡化了这个母亲为了给自己找归宿就扔下女儿不管的自顾自特质。
　　 饶有兴味的是，作家老舍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在苦难中自强不息的女性。她在寡居的艰辛中靠洗衣、缝补把儿女抚养大。14作者欣赏自己母亲的自强不息，欣赏自己母亲的责任心，但也没有以自己的母亲为尺度，对《月牙儿》中对苦难低头、自顾自的人物母亲进行批判。作者在文本中对人物母亲的一切均取宽恕的态度，而把贫穷、苦难作为穷人放弃自己人生操守、人生责任的充足理由。这里，对苦难的悲悯压倒了作家在《柳家大院》等文本中所表现出的人性反思尺度；作家把自我的苦难意识投注在人物身上，使得其抒发自我生命悲感的冲动压倒了其反思人性的智性。
　　现实生活中的老舍从母亲身上继承了“软而硬的个性” 15，虽然“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讲究，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 何以“孤高”而自尊的老舍在写作的时候，会对人物不承担人生的缺点视而不见呢？归根结底还是作家抒发自我生命悲感的冲动压倒了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月牙儿》正是老舍面对自我内心而不是他承担社会使命的作品。抒写内心悲感的激情使得他顾不上审视人性，但“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的原则又不能完全突破，那么便只能在感性上转移母亲的形象内涵，着意凸显其辛劳、朴素特质，而淡化其风尘味。《月牙儿》以苦难宽囿穷人的精神缺陷，再次显出老舍不同于鲁迅的一面。鲁迅“哀其不幸”的时候，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人性弱点的洞察、审视。

四、“我”的精神优越感

　　 《月牙儿》是“我”在狱中对自我人生经历的倒叙。叙述者 “我”凭着自己已经参透人生悲剧的见地而在叙述中多多少少表现出优越于胖校长、“小磁人”少妇、高小同学、过去的邻居以及感化院的人等的姿态。自我生命悲感成了叙述者“我”足以自傲的精神资源。
　　 叙述者“我”在胖校长、“小磁人”少妇、高小同学面前自傲是因为“我”觉得她们都欠精明。胖校长如何欠精明，“我”没有交代；“小磁人”少妇、高小同学欠精明是因为她们还在做梦，认识不到女人没有生存之路这个道理。“我”在邻居、狱官面前自傲则是因为他们的道德虚伪。
　　“小磁人”少妇来求“我”放了她丈夫。
　　我不知怎么才好，我可怜这个少妇。我答应了她。她笑了。看她这个样儿，我以为她是缺个心眼，她似乎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要她的丈夫。”“我可怜这个小妇人，她也是还作着梦，还相信恋爱神圣。我问她现在的情形，她说她得找到他，她得从一而终。要是找不到他呢？我问。她咬上了嘴唇，她有公婆，娘家还有父母，她没有自由……
　　这个“小磁人”少妇懂得是“他骗了咱们俩”， 可见她知道是自己的丈夫行为不端，并不认为是“我”扣住了她丈夫。这就相当有见地。向“我”要回这个“骗了咱们俩”的丈夫，不过是她作为女人的人生无奈而已，并非是“缺个心眼”、“什么也不懂”。事实上，“缺个心眼”、“什么也不懂”的人，恰是被男人骗就跟他走、觉得“要疑心便对不起人”的“我”。当然，“我”这种不谙世事中， 有一种对爱情的憧憬蕴含其中、有一种人性单纯善良之美蕴含其中，并不应该受到贬斥、嘲笑，但“我”自己是由于“爱”的梦想而受骗，似乎没有理由转过来对 “小磁人”少妇产生精神上的优越感，虽然这种优越感是与同情心并生的。况且，“小磁人”少妇执著找丈夫，既是梦想在起作用，也还是她自己的生存处境决定的，因为她没有自由。而“我”以自己的境遇所产生的人生见解来居高临下地俯视“小磁人”少妇“还作着梦”，其实反是一种思维的狭隘，在貌似洞明人生真相的深刻中显出幼稚和偏狭。
　　我遇见几个同学，有的升入了中学，有的在家里作姑娘。我不愿理她们，可是一说起话儿来，我觉得我比她们精明。原先，在学校的时候，我比她们傻；现在，“她们”显得呆傻了。她们似乎还都在做梦呢。她们的眼溜着年轻的男人，心里好象作着爱情的诗。
　　在叙述中把梦想爱情的同学归为傻，这一方面充分传达出“我”不敢梦想爱情的人生创痛感，使得作品抒发生命伤痛这一主题得到充分表达。另一方面，叙述者在这里仍然显示出一种对他人生活逻辑缺少理解的自以为是的偏狭。其实，叙述者“我”也并非没有梦想，并非彻底否定爱情。“我想象着一种理想的生活，象作着梦似的；”“因为接触的男子很多了，我根本已忘了什么是爱。我爱的是我自己，及至爱不了自己，我爱别人干什么呢？”这段自我表白说明，梦想仍然是“我”在苦难中审视实际生活的批判力量之一。而自我心灵中爱的能力的消失被表述为一种生命的伤痛，更证明了叙述者“我”在价值取向上并没有否定爱情。也就是说“我”与高小同学之间仍有精神同质的一面。但“我”面对她们时 “精明”与“傻”的评价尺度却太过单一了。“我”此时的心灵，没有面对母亲卖淫时、面对青年男子的爱情诱骗时那般复杂多层、那般生动丰富，而在单一的自以为精明、深刻中显出狭隘与武断。
　　 尽管“我”在人生见解上与“小磁人”少妇、高小同学的比较中凸现出“我”的精神优越感，其中还包含着偏狭和武断，但“我”进行这种比较的本意主要并不是为了在精神上压倒她们，“我”对她们并没有阿Q对待王胡、小D式的敌意。“我”认为在生存境遇上“那些女同学与小磁人都跟我差不多”。此种认识中显然还蕴含着“我”对她们的善意。“我”否定她们的见解，不过是为了让“我”的生命悲感与种种人生梦想进行思想交锋并最终否定这些梦想，从而进一步确认、强调 “我”的生命悲感。因此，“我”的见解虽然偏狭、幼稚，但“我”的心态中尚无多少因自己处于生存劣势而产生的怨恨心理。虽无多少怨恨、敌意，但“我”在人生见解上的自信，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一种心理封闭机制，使得“我”得以回避对他人生活逻辑的理解，回避对他种人生态度的学习，回避对自我人生态度的反思。这一封闭自我的思维方式在小说的结尾走向了极端。
　　 结尾写感化院的最大成绩是让男人们只需花两块钱手续费就可以领到一个媳妇。这对改造运动中不从女性本体需求出发、简单粗暴对待改造对象的现象，确实有相当深刻的洞察。但是，“我”完全否定感化院的工作，在深刻之中仍然存在着自以为精明的偏狭，而且对并非造成自己苦难的人充满敌意。
　　他们教给我工作，还告诉我必须爱我的工作。假如我爱工作，将来必定能自食其力，或是嫁个人。他们很乐观。我可没有这个信心。
　　当一个大官来检阅我们的时候，我唾了他一脸唾沫。”
　　叙述者“我”的这一个见解，充分抒写了人物苍凉无望的生命悲感，但实际上也堵住了人自立自强的人生出路、放弃了人承担自我命运的要求。此时，“我”一味地仇视试图改良社会、鼓励妓女自食其力的人，其自我封闭、自我放弃的人生态度，缺少汲取他种人生态度、拓展心灵世界的宽广襟怀，也缺少自强不息的自我承担精神，而在膨胀自我、睥睨他人中显出狭隘的怨恨气质和自恋情结。
　　叙述者“我”的这种简单否定人生追求的观念，与老舍在自己生活中所体现出的自尊自爱自强的人生理念并不相符，但在文本中隐含作者显然又是认同叙述者“我”的立场的，这说明《月牙儿》是作家自我的生命悲感压倒了其生命意志时的心灵独白。体验并且抒发人生无望的生命悲感，《月牙儿》为现代文学贡献了一种对生命的独特阐释，丰富了现代文学中人生哲学的蕴涵。但是，这种生命悲感在此文本中又以一种排他、封闭的方式呈现，因而可以说《月牙儿》又宣泄了隐含作者心底未经理性辨析过的相当本能的一种负面情绪。对照《二马》、《离婚》等文本，我们知道这种狭隘自闭的情绪，不是作家的人格常态。这提示我们每一作家内心的精神都是复杂多面的。

　　（本文作者：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