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了四十年
爸去世已四十年，真快呀，四十年了。想想，四十年前的事几乎一刻也没消停过，全在脑子里都装着，真真的。就因为如此，四十年一晃而过，没觉得这么长。可毕竟是四十 年了，我自己已经七十有一。爸去世时他本人不过才六十七岁。
平时在家，孩子们称他为“爸”，管妈妈叫“妈”，亲切，简练，顺嘴。后来写文章才写“父亲”、“母亲”。今天，仿佛直接面对他，还是称呼“爸”吧。
爸多次描写过他自己的诞生，老说他差点要了太太的命。我们满族人管祖母叫“太太”。祖母生这个小儿子的时候已四十岁。年高体虚，失血过多，昏厥过去。家人七手八脚地救产妇，无暇顾及刚产下的婴儿。幸亏他的大姐及时赶到，将无人照管的小生命揣在怀里，免于一死。所以，后来，不管是在小说中，还是在散文回忆中，他都一直念叨自己母亲和大姐的好处，感恩不尽；虽然，字里行间，总是带着一股浓浓的悲凉，因为小时候，家里很穷很苦，连冬天屋里的水都要冻在缸里。这是他的生。
对他的死，他自己没法写了。在最后时刻，家里只有三个人见过他，也同样是悲凉的，甚至更凉更惨。妈是最后一位和他有过长谈的，内容不详。妈直至死，也很少吐露，不过他问过妈，家里还有多少钱，够孩子们活下去用吗。到死，他是一位负责任的家长；有点老式的。临死前，出家门时，他曾把我的独女，他三岁的孙女叫出来，说：“跟爷爷说再——见——”非常像他自己在《茶馆》中让老王掌柜在临死前对孙女小花说的“跟爷爷说再——见——”，同出一辙。他死后，家人陪伴过他的遗体的，只我一人，在太平湖畔，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的黄昏和深夜，在细雨中。他躺在湖畔的小道上，在野草丛中，盖着一领破席。这是他的死。
也极悲凉。
回顾他的一生，很具典型性。他是一位典型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于患难，为祖国的昌盛、为人民的福祉奋斗一生，又死于患难，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作品，还有他本人的许多感人的事迹。巴金先生说老舍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这是对他的评价。其实，爸的身世本身是个大悲剧，的确很有典型性的。
爸早年在英国教过五年书，在那儿走上文坛，成为一名业余作家。他在小说中几乎没说过英国人一句好话，因为那个时候英国人瞧不起中国人，很傲慢。爸当时年薪二百五十英镑，比一般英国的大学生的费用水平还低。一个月二十英镑中有两英镑要寄回家赡养老母，七英镑用来交房租，剩下十一英镑要应付全部生活开支，包括交通费、日常用品费等等，而其价值仅够每天买七碗汤面，真可怜。那时爸经常挨饿，人长得很瘦，得了胃下垂病。
他的坚强，他的不屈，就是穷人那种咬牙精神，这种气质伴随他走过了一生。
爸常说他是个悲观主义者。看他的《猫城记》、《骆驼祥子》、《月牙儿》、《断魂枪》等等都能看出来，但是，在悲的后面读者总能感到有一股硬劲。没有这点硬劲，穷人活不下去。他也活不下去。有一次，他看过样片后，对电影《方珍珠》的导演徐昌霖先生悄悄说了一句话：“穷人是不轻易掉泪的!”这是他自身的人生观。这点骨气让他自己结束了他的生命。
爸在一生中拒绝过好几次发财的机会。主动辞去薪金丰厚的京师北郊劝学员一职就是最早的一例。抗战时，当时的国民党宣传部长请他写一本小说，立意是拥护领袖，吹捧“绝智”、“太平”，答应给他三十万稿费，被他一口拒绝。他视钱财如粪土，极端爱惜自己的羽毛，一直到死，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
爸很能吃亏，几乎把吃亏当己任。爱委屈，受气，自己跑腿倒贴路费饭钱是常有的事。自己心中有一个杠杠，杠杠之内什么都能凑合，都能和别人分享，都能将就，都能容忍，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非把事情负责任地干到底不可。爸的这个特点是众人皆知的，这也是他顶可爱的地方，被称为大好人。
但大好人也有自己的脾气，我见过爸发脾气，因为有人欺负人，他看不下去。爸常把自己的手伸给许多倒霉的人。他的手很小，很软，很温暖。有好多时候，这样伸手对他自己是相当危险的，特别是在政治上，要有好大的勇气，但爸心软，他看着难受，他要伸手，不要任何回报。
在形势已经相当紧张的时候，艺术家们被迫背着钢琴下乡，爸回到家中一脸沮丧地对我们说：其实我有用啊，下乡之后当夜我就能编快板、写鼓词；我报了名，可惜人家不让我去。……他哪儿知道他已经被彻底排除在文艺队伍之外了。就在此时，爸还对王莹说：我还打算写三部长篇小说：一部家传、八大胡同的故事和天桥的故事。爸是个写家，以编故事为生，把老百姓的事写在自己的故事里，他以此为乐，渴望自由地创作。他是个非常热爱生活，懂得生活，又懂得生命价值的人。
爸的好朋友作家们，后来有的很长寿，巴老活了一百零一岁，冰心、臧克家都是九十九。如果也再给他四十年，或者三十年，哪怕二十年，三部小说大概都能问世。
想到这，我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