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翠琳

转眼间，到了老舍先生诞生110周年纪念日，真是感慨万千。往事在记忆中一一闪现，仿佛就在昨天。
　　
　　1949年，新中国成立。那年我19岁。年初，在宣传队，准备迎接解放大军进入北平。然后，调到中共北京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据说，这个部门的女书记是位资深老干部，从延安来的，还曾在苏联受过专业培训。开过北京市文代会成立了北京市文联，我们的女书记任市文联副主席，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是高举无产阶级文艺旗帜的代表，真正的执政掌权人。而刚从美国回来的著名作家老舍，则任北京市文联主席，显示着首都文艺界广泛的大团结局面。而我则成了市文联办公室的秘书，并兼职共青团的支部工作。
　　
　　这真是戏剧性的命运安排。
　　
　　之一
　　
　　我在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时，地址在台基厂。小洋楼里一间最大最明亮的屋子里，放了一张大办公桌，靠墙是一个钢丝床，铺着雪白的床单。每天，我放一份报纸在书桌上，周六下午把一周的报纸取走，作剪报使用。有人告诉我，这屋子是女书记的办公室，但我从未见她来过。
　　
　　女书记任职市文联副主席以后，有一天来开会，传达室的小朱不认识她，就问:“你找谁？”
　　
　　副主席不理他，径直往院内走。
　　
　　小朱追着问:“你找谁呀？”
　　
　　副主席在老舍办公室门口，用四川话厉声说:“那个也不找！”
　　
　　秘书长说:“副主席××同志来了。”
　　
　　我赶紧奔到办公室门口迎接。
　　
　　副主席走进办公室坐下来，望着门外气呼呼地对秘书长说:“开除他。”
　　
　　两位秘书长都不敢做声。
　　
　　我怯怯地说:“小朱不认识副主席。他刚到传达室……”
　　
　　老舍先生立刻制止我，严厉地说:“你应该去大门口接副主席！”又说:“这事儿我也有责任呢。开会吧。”
　　
　　我本以为这事就过去了。谁知散会副主席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再一次明确地对秘书长讲:“开除他！”
　　
　　两位秘书长见副主席离去，问老舍:“您的意见呢？”
　　
　　老舍板着脸，冷冷地说:“他不是我买的丫环或奴仆，想打就打，想掐就掐，看不顺眼就撵出门去。我在主席办公室，他在传达室，都是文联的工作人员，是平等的！”
　　
　　秘书长为难地说:“可这事儿怎么处理呢？”
　　
　　老舍问:“能不能想办法，把他调到别的单位去？”
　　
　　找来人事科长肖甲。
　　
　　肖甲说:“小朱是农村青年，没有文化，调到别的单位去比较难。”
　　
　　老舍说:“您看看，还有什么办法？”
　　
　　肖甲说:“工农干部送速成学校去学文化，可以争取个名额。”
　　
　　老舍高兴地说:“那好。”
　　
　　大家散了，老舍说:“今儿个，让您受委屈了。可这事儿我们不担当谁来担当呢？总不能让两位党员秘书长顶撞领导吧？我既然在这个位子上，总该为他们遮挡点风雨吧。”
　　
　　这戏剧性的场面，只是序幕。
　　
　　有时我不由得暗自思索，“老舍这种骨子里不屈从于权势，宁折不弯的性格，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之二
　　
　　新中国建国初期，我们是供给制，衣食住行全部由国家负责，没有任何工资，老舍先生是工资待遇，由市文联发薪水，但他要负担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及四个孩子上学的费用，经济上并不宽裕，可他公私分明，尽量不让公家花钱。
　　
　　老舍每天离不开热茶。公家不供给茶叶。他自己带一筒茶叶来放办公桌上，文联的干部来办公室，就顺手捏一点茶叶放在自己茶杯里，不多日子，茶叶就只剩小半筒了，我只好将茶叶筒锁在老舍的抽屉里。开会时，老舍说:“给人家沏杯茶吧！”很快，茶叶筒就空了。只好再买。老舍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我问:“带点儿茶叶吗？”老舍说:“去朝鲜住坑道，喝冷水，带了茶叶也没用，哪儿有开水呀！留下茶叶大家开会喝吧。”我心想:“难为老人了，他的寒腿和腰疾，住在潮湿的坑道里……”可见老舍从内心深处是很爱国的。
　　
　　周总理送老舍一辆小卧车，那么多年，老舍的家属从没用过一次公家的汽车。有时文联开理事会，老舍总是说:“让车送年老的理事回去吧！”老舍自己从中山公园走回家。
　　
　　现在时兴逢年过节领导干部带些果品看望慰问群众，表示关怀，建国初期还没有这制度，但文联在召开某种大型会议前，老舍总是先去看望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就某些要表决的内容听取意见，做到心中有数。去时带些果品，老舍总是自己掏钱交给我去买。有时外国作家来中国访问，坚持要求到老舍家中拜访，老舍就自己掏钱设家宴招待，自备简单酒菜，再从餐馆订购些北京风味食品如:烧麦，豌豆黄之类。前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爱伦堡都曾到老舍家中餐叙，老舍还让我买小磨香油，老字号酱油送给他们带回国。我说:“这不是私人朋友，费用由公家出吧。”老舍说:“公家的钱，能省就省，个人拿得起，就别向国家伸手了。”
　　
　　国家规定:“出国有制装费。老舍多次出国都把服装费退了回去，老舍说:“我从国外回来，有两身西服，为国家省点钱吧，自己掏钱买两条新领带就行了。”
　　
　　老舍访问捷克回来，捷克国家领导人指名送给老舍个人一个雕花透明玻璃大瓶，高两尺多，半寸厚，像水晶瓶般闪光耀眼，我从外交部取回来，让司机送到老舍家中，司机又把大瓶拉了回来。老舍嘱咐放在文联办公室。我就把大瓶放在屋角的方形小茶几上。
　　
　　这大瓶很华贵，谁见了都赞叹不止。正好勤务员小李用手捧来两条小金鱼给我，放哪儿呢？……一时找不到瓶碗儿，我说:“放这玻璃瓶里吧！”又往瓶里倒了半瓶水，小金鱼游来游去很可爱。
　　
　　这天，老舍先生来了，进办公室就看见小金鱼在玻璃大瓶中游，很严肃地对我说:“这可是一个国家的元首馈赠的珍贵礼品，我个人都不敢留。您就当鱼缸儿了？如果换水时碰破了怎么办？这大瓶好重呢？”
　　
　　我赶紧把小金鱼抓进饭碗里，又把大瓶擦净。
　　
　　老舍意味深长地说:“这是保存在文联的一个物件儿。有纪念意义。”
　　
　　半个世纪过去了，时过境迁，如今，也不知那玻璃大瓶流落在何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舍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命运。
　　
　　老舍是一位正直的、勤奋的、爱国的、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作家。
　　
　　老舍不是一块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