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老舍
我早就在《小说月报》上看过老舍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和《二马》了。但我初次见到老舍，却是在郑振铎的家里。老舍刚从英国回国，振铎请他吃饭，当时在振铎的书房里幽绿的灯光下，看到一位精神饱满、面容活泼，略带黝黑的穿西装的人。在席间他说了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个人想薙头，在酒馆的门口经过，看见酒馆的门上，这一面写BAR，那一面也写着BAR，合拢来念，以为是Barber，便跑进去薙头。”这使我想起写《二马》和《老张的哲学》以及《赵子曰》的英国牛律大学舒庆春的风度来。他把“舒”字拆开，字舍予，又把舒字去掉一半，笔名就叫老舍。当时是一九三○年。
老舍听我说起，要在一九三○年四月十九日与李希同结婚，他就毛遂自荐，要替我做司仪，他说他自己的喉咙很好，不用未免可惜。的确，他那晚清唱《黄鹤楼》，一赶三，使人能从他的声音中辨别出谁是周瑜、孔明和张飞，怪不得他这样会以“对话”来显示出“人物”的个性。他那激昂慷慨的声音真可以说是响遏行云呢。
他曾写给我一封信，并且送我一本英文《歌德传》，是德国Ludwig的名著。信封上是这样写的：先写我的姓名，再写我的住址。本来就可以完事了，他还添上海、中国、亚洲、地球上等字样。幽默的老舍真有点象他自己所创造的王德！
他给我的这第一封信内容如下：
景深兄：
家中叫我早早回平，日内不得不搭船北上。你的婚礼因而不能看见，深觉罪过！送你一本小书，聊表贺意，请你原谅我，接收我那点诚意！敬祝平安！
书托友人贾君奉上，他与我同船北伐。他是在法国读文学的。
弟舍予[匊弓]
四月四日
贾君是谁，我已经忘记了。但老舍送我《歌德传》，我想他是要我向歌德学习。我当然远远赶不上歌德，但我在日本军阀炸毁商务印书馆前不久，却看过柳无忌的《少年歌德》，并且节译了丹麦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艺思想主潮》中的歌德部分，想在《小说月报·歌德专号》刊登，当然这一万多字的译稿却连老舍的长篇小说《大明湖》一同成为灰烬了。
一九三○年七月份，我开始编辑《现代文学》，编了六期，就因刊登谢六逸译的片冈铁兵新兴小说理论，被国民党禁止停刊，与《北新半月刊》合起来创刊《青年界》。我喜欢文学，不喜欢编以大中学生为对象的刊物，但小峰要这样做，我也只好从命。不过，我仍旧刊登文艺多，刊登社会科学少，自然科学头两年简直就不登。这样，作家们自然也不愿投稿，但我不管，仍旧想多拉点小说，便想到新认识的朋友老舍，写了一个大大的赵字，用圈圈起来，说是赵某被围，要老舍快发救兵。当时老舍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任文学院长，他就回了我一封非常有趣的信，这信是这样写的：
景深兄：
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口歹]！马来！
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两千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旌旗明日月，杀气满山头！祝
吉∽
弟舍予[身卜]
附臭文一
最后的“鞠躬”二字，第一次写作“[匊弓]”。信写完了，他总是画一条∽。这封信在对日本军阀战争胜利以后，上海和重庆的上海文艺家会员聚合在辣斐大戏院(即今长城电影院)开文艺欣赏会时，我曾当着爱读老舍著作的读者宣读，成为文坛佳话，为老读者们所熟悉。
我虽说一九三○年就认识了老舍，其实我并不能算认识老舍，我只把《老张的哲学》、《二马》当作有趣的作品，并不认识老舍写作的苦心。最近阅读《老舍选集》一九五○年的“自序”，我才知道老舍。一九二四年到伦敦东方学院教华文的老舍，“一方面，在文字上，我（他）拚命的利用白话所给的便利，横冲直撞，哪管什么控制与选择。另一方面，我（他）多少写出点反帝反封建的意思来。……我（他）只借着自己一点点社会经验，和心中自幼儿积累下的委曲，反抗那压迫人的个人和国家。”
上面我提到的《大明湖》，本来是个长篇小说，还没有刊登在《小说月报》，就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飞机上的炸弹毁灭了，这故事情节只有徐调孚知道；但老舍将这小说改编为诗一般的短篇小说《月牙儿》，我最近看了，真是感动，他是为旧中国的妇女鸣不平，她们得不到参政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只能依靠丈夫或有钱人过活。命运不好，即使心好，也只能靠卖淫过活，万恶的旧社会逼得一家母女都走了这条暗娼的路，最后连出税的“野鸡”都不如，只好被捉到监狱里去。有了共产党，老舍的小说就更进了一大步，他的作品写得更好了。
我的话扯远了，还是拉回来吧。老舍给我的一个短篇是《马裤先生》。我编《青年界》，以能刊登老舍的小说为荣。我接着又写信去向他讨照片，他也寄了一张给我，我把这照片也刊登出来。他给我的第三封信如下：
景深兄：
幸不辱命，赶成一篇。此篇文字尚欠斟酌，但不失为得意之作——有点象莫泊桑。请多赏两个酒钱，以示鼓励。祈留版权。前载过之“马裤先生”忘书“留”字，但仍欲归入短篇集中，应扣之酬金请由此次扣留。谢谢！
像片已送给矛盾月刊一张；如不愿重出，即希存在尊处吧。祝
吉∽
附文一
像片一
弟舍予[身卜]
大约是—九三○年五月吧，我想到得再向他讨一篇短篇小说，但他一面要教书，一面要写作，实在忙不过来，只好辞谢我了。他的第四封信如下：
景深兄：
谢谢信！
稿子手下没有，短篇新近才交开明出集子，长篇又都有了主儿，如何是好？
青年界的稿子，得到明年再说了。你看，老景，我的预定工作已经定到明年夏天；天天干，恐怕还交不上活，怎敢乱应新买卖？看吧，明年暑中有暇必给您一篇。请您原谅吧！干咱们这行的，闲着不好，忙也不好，怎办？匆复，祝
吉∽
弟舍予[身卜]
五
他给我第二、三次的信，“鞠躬”又简写为“[匊弓]”和“[身卜]”了。下面第四封信也是如此。我又想，倘若向老舍讨一个长篇小说，让他边写边登，爱读老舍小说的人多，对于《青年界》的销路，必然会更扩大得多，我便向他提出这个建议。当时我看到苏联英文本《国际文学》，每期的目次很别致，我就照这样子做了。起初出的是二十五开本，销路并不怎么好。可能这是小峰的建议，除每期刊登给稿费外，还请求这长篇小说由我们出版。大约他这时已经为《青年界》写了第二个短篇小说，他信中才有：“谢谢，收据一纸奉上，祈纳”，最后又有“附收据一”的话。我将这第五封信录在下面：
景深兄：
谢谢信！收据一纸奉上，祈纳。
以前所写的长篇，都是利用年假与暑假的工夫，因此，已有两三年没休息过。今年年假与明年暑假决定休息，所以不敢答应“长”买卖；虽然对您与小峰先生的赏脸是十二分感激的。我写长篇还是非一气写全不可，叫我随写随在杂志上发表，我便不定写到什么地方去，本来我就是信口开河，结构向来不精好，这么一来便更漫无限制了。早有人提议叫我写点发表点，而后成书，可是我不敢。有这点限制，又加上暑假决定休息，恐怕明年一年不会写长篇了。看吧，假如明年秋间能离开学校，那便好办了。我很希望不再教书。自然从经济上看，我现在还不敢说我能专靠写文章吃饭，除非得了五十万的头彩。
关于条件，就暂不必提吧；等多喒我有工夫写再说。只要能写，条件是好说的，因为我的天性随和，不会瞪眼要大价。
我想了好久，确是非休息一个暑假不可了。我一想：不休息则会累死；累死则不能吃饭；不能吃饭则损失甚大。决定休息，甚合逻辑。
东华，文艺月刊，早就要长篇，也都谢绝，因为要休息哟。平日一面教书，一面写，只能写短文。那么，决定歇夏，则长篇吹矣。匆复，祝
吉∽
弟舍予躬
附收据一
十九
可能这封信是一九三四年左右的事。
北新书局编辑部从七浦路移到河南路杏花楼附近，《青年界》改变我侧重文学的偏见，针对大中学生，编成综合性的刊物，改成十六开。内容每期请陈清晨写国际时事述评，主张对日抗战；自然科学方面，购买美国通俗科学杂志，请贺玉波翻译欧美科学方面的新发明，并翻印原来机器的插图，作为补白；特辟“青年园地”，发表青年的创作，选刊他们的日记和游记；又请人写学校生活的小说；每半年的第一期请我所认识的文艺界人士写千字以内短文章。也是一九三四年吧？老舍要将他的《小坡的生日》给我们出版，给我来了第六封信，也是最后的一封信，信上说：
景深兄：
诚如君言，无事不登三宝殿；但希有求必应！
《小坡的生日》本应在四月出版，但上海之战，将它的底版也烧坏。听说商馆因此不再印它。这篇东西颇得冰心之赞赏，为小孩子读也确还过得去。您有意思要没有？您是个提倡儿童文学的，所以我一向忘了它，而今心血忽然来潮，掐指一算，便算到您。您如愿要的话，我有现成的稿子，卖也好，抽版税也好。
不过，如您愿要，请分神和徐调孚提一声，问他商务是否决不再印它。我给他去信问过此事，他始终没答复我——或者因为忙的缘故。他——现在管文学会的事——如说yes,咱们的交易便可成功。自然您要说no，我也不恼。我倒不必一定要印它，不过弃之可惜罢了。暇时祈赐示！先谢谢！祝
吉∽
弟舍予躬
廿八日
从这封信上，可以看出老舍、徐调孚以及我都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较迟，已经是167号了。商务编辑所既已焚毁，迁到内地，还可以出文学研究会新辑，另外还在生活书店出文学研究会的文艺新刊，这本《小坡的生日》终于由徐调孚给了生活书店。
解放后，我没有再与老舍通过信，但—九四九年开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一九五八年开民间文学工作者会议，一九六○年开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我还常与老舍见面。
老舍写的大鼓词和相声，都可以说是我的老师，一九五七年我在上海讲《怎样写曲艺》，就举了老舍曲艺方面很多的例。
近年来我对老舍可以说认识得更多了。
老舍在《老舍选集·自序》上说：“我的职业虽使我老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转，可是我的朋友并不都是教授与学者，打拳的，卖唱的，洋车夫，也是我的朋友。与苦人们来往，我并不只和他们坐坐茶馆，偷偷的把他们的动作与谈论用小本儿记下来，我没有做过那样的事。……而只是要交朋友。他们帮我们的忙，我也帮他们的忙。他们来给我祝寿，我也去给他们贺喜，当他们生娃娃或娶媳妇的时节。这样，我理会了他们的心态，而不是仅仅知道了他们的生活状况。我所写的并不是他们里的任何一位，而是从他们之中，通过我的想象与组织，产生的某件新事或某一个新人。”从他这段话，我最近在电视里重看了《龙须沟》，可以看出他是为了某一件新事而写的，他同劳动人民做朋友，“理会了他们的心态”，用自己的力量，把臭水沟改造为劳动人民清洁卫生的新村。也由于老舍解放前认识了各种各样的劳动人民，他才能在三小时左右，演出了《茶馆》这些复杂的人物，他“反抗那些压迫人的个人和国家。”
老舍已经被“四人帮”害死了，使我悲痛。他替新中国写了不少好作品，为什么不出大型的《老舍选集》呢？这使我想起一九四六年老舍和曹禺到美国去的事情，当时老舍在签名单上写了他的名字，写的是很小的字。他谦虚地说：“大人物写大字，我这小人物只能写小字。”我曾保留这张名单，后来献给将要成立的革命博物馆。大约还保存在什么纪念馆里。最近老舍的夫人要搜集老舍的书信，与老舍夫人所保存的别人的书信一并刊登出来，大约也有出老舍大型选集的意思。我很高兴，所以我遵从编辑所出的题目写了《我所认识的老舍》，恐怕我还不能深入地认识老舍，这只有在以后我多看些老舍的著作才能做到。我现在是忙里偷闲，在复旦大学为研究生讲授《中国戏剧史》时挤出时间来写的，潦草和错误都很难免，希望读者多加指正。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
发表于1980年第1期《艺术世界》 肖毛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