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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发表时间:2024-07-08     阅读次数:     字体:【

201510月30日至31日,由中国老舍研究会、西南大学主办,西南大学文学院等承办的“老舍与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暨第七届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北碚西南大学隆重召开。来自海内外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北碚曾是抗战期间老舍生活过的地方,抗战文学是现代文学中的光荣篇章,老舍是抗战文艺活动主要的组织者和重要的参与者。会议围绕抗战与老舍文学创作总主题,展开了充分的对话与讨论。

一、老舍与抗战文学的地位问题。张中良认为,老舍与其他作家明显的不同是对正面和敌后战场的同等关注,坚持多文体尝试,是那个年代作家中最多产的一位,而且是把两个战场一碗水端得最平的作家,体现出老舍对战争的民族性及全民族抗战意义的深刻理解与坚持。台湾学者吕正惠强调老舍在抗战中民族身份向国民身份的转换,认为老舍国家第一位、党派第二位的思想是他创作的重要思想支撑,加之自由精神的灌注,所以始终表现出对国家和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体现出老舍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肩负国难的情怀。关纪新指出,老舍的抗战观是老舍精神遗产非常重要的侧面,大致可以概括为迎击外虏,绝不迟疑;文人抗敌,笔即是枪;骨肉息兵,一致对外;国土至重,国家至上;顾全大局,认同国府;兄弟民族,多元竞发;国际角逐,善恶明判;文化启蒙,同步推开八个面向,与他的民族观彼此沟通,构成老舍思想的丰富性,确立起老舍在抗战文学中的重要地位。郝长海基于具体创作与影响程度,论证了老舍作为抗战文艺旗手的贡献。逄增玉对老舍抗战文学中的汉奸形象进行了历史与文化解析,认为官本位和洋奴意识是汉奸的“共相”,具体到每个人物,又各有其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家庭的、个人的“殊相”和成因,假如缺失了老舍的汉奸人物描写,中国抗战文学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意义就大打折扣。李文平从战时文学如何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角度,探讨了老舍民族国家意识的定型过程以及所体现的时代性意义。张武军通过《中央日报》副刊与抗战文学发生的关联,分析了老舍对抗战文艺所起的推动作用。卢军则从文协的“会务报告”着手,还原老舍对抗战文艺的组织领导,呈现出老舍对抗战文艺活动的主导性贡献。刘诚言选择个人生活层面细致考辩老舍与赵清阁的情感关系,驳斥了一些牵强附会的想象之说与立于蠡测的不实之词。史宁以1945年为重要时间节点,通过社会事件对老舍的影响,还原老舍的战时生活与情绪状态,为理解老舍搭建起一个具体背景。高云球视老舍为文化记忆与精神信仰的求索者,认为老舍的创作体现出满族身份与儒家文化的交融,是国家至上的信仰与中国认同,是作家的在场与多维民族认同的显示,具有文化符码化的特性。梅启波从时代性、民族性、人民性层面论述了老舍在抗战期间文艺思想和创作的人民性转变。刘志华选择的是从文化、文学和战争体验角度,阐释老舍抗战期间文学转向的轨迹与内在根由。这些细部考察与整体观照相映相承,对老舍在抗战文学中的地位展开学理论证和事实辨析,对老舍在抗战期间的文学创作及活动意义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

二、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抗战把国家和人民逼至危难边缘,老舍把战争的残酷、非人道,对侵略者的愤慨,尤其是民众抗敌的英勇化成血泪文字,抗战是老舍文学风格调整与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阶段。石兴泽强调老舍在抗战中是浴火新生,促成了老舍创作思想的丰富,一直影响到他的后续创作。《四世同堂》是老舍抗战时期创作于重庆北碚的力作。吴小美分析了《四世同堂》在抗战阶段小说创作中的占位,认为小说没有直写刀光剑影,反而更显生活化、写实化、世俗化,因此富于小说趣味。老舍从文化与人性角度深刻切入战争,成就了一部空前的史诗般的巨著。谢昭新重点论述老舍散文中的抗战文化心理,认为老舍把对家庭的眷恋与护卫,国家至上的情怀和民族复兴的梦想结合,提升了现代散文的思想高度。马晖、王万鹏重点分析了《四世同堂》作为后抗战文学创作的范本价值,并以此检讨了当下抗战题材创作中对通俗性处理所存在的不足。孔小彬重点探讨老舍《四世同堂》的叙事问题,认为老舍是以道德意识形态而非政党政治意识形态来结构小说,以忠奸、善恶二元对立展开故事,叙事方式存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通俗小说的影响,但又体现出对通俗文学技巧的提升。石小寒通过钱默吟形象探讨了老舍对理想人物的塑造以及其中的情感和文化寄托。学者认为老舍的宗教情怀在抗战期间的创作中也得到了深厚的表现。范亦豪强调老舍基于对国民人性的痛彻,希望中国有一个“但丁”,于是照着《神曲》的框架构思《四世同堂》,意在打开国民的心灵之门。

老舍早期创作存在通俗一面,但多体现在语言运用,进入抗战后,老舍基于战争要求和对文艺功能的理解,对文艺通俗性有了全新体认。抗战期间老舍一边创作一边进行通俗文艺的理论探讨,二者构成了老舍对通俗文艺的独特理解与文本呈现,造就了老舍创作的复杂面向与某些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张力。王本朝从老舍的文艺理想与现实需求的矛盾出发,审视老舍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认为老舍的创作体现出他身体力行与力不从心的纠结与矛盾。发现抗战时期老舍的戏剧创作有他主体认知和时代诉求的双向力量,老舍介入戏剧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影响及理性认知的必然性,更有老舍个人的抗战戏剧观的偶然性。老舍的小说创作对其戏剧创作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干扰,这些自身因素和客观环境的制约,导致老舍戏剧创作及认知的亢奋与失落、困惑与矛盾,焦虑与痛苦等复杂心态,最终使老舍的戏剧创作一直处于不断试验与力不从心的状态,对老舍介入戏剧创作的内外动因及老舍的抗战戏剧风格进行了解释。沈后庆从入世与讽喻的角度,探讨了老舍的抗战喜剧,以及所体现的喜剧精神,认为老舍的喜剧精神源于他积极的入世精神,以及对现实不满的讽喻,进而观照了当下喜剧创作的种种局限。许德认为老舍有把通俗文艺和新文艺合流的期待,这是老舍文艺思想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

日本学者平松圭子对老舍《火葬》的日译本进行了解读,发现老舍自己和评论者认为的“失败之作”,其实内蕴特别的价值。首先是开头战争背景的描写富于特色,有侦探小说的意味;其次是叙事结构在过去——现在——过去之间穿梭,寓意丰富。认为《火葬》应算老舍的一部成功之作,“失败之作”的看法是不同接受时空中对作品理解上的差异所致,老舍通俗化叙事的背后其实大有深意。陈红旗从抗战题材、民族国家缺失与启蒙现代性的彰显来重新分析《国家至上》的内涵及意义,认为剧中回汉之间的矛盾与差异,是理解启蒙现代性与抗战的关键。老舍作为一个国家主义者,重点不在揭示回汉冲突,而是基于现代启蒙之下民族和谐的建构。梅琳通过对1939年《残雾》的写作、演出情况的考察,勾勒出战时文艺的大环境与老舍戏剧创作的关系。隋清娥重点探讨的是老舍抗战期间的旧体诗创作的特点及意义,认为老舍钟情于旧体诗的外因是抗战为他提供了特异的生命体验和丰富的创作题材,尤其是旧体诗“兴观群怨”的独特功能,内因则在老舍的遗民心态与意识。

三、老舍创作个性及经典文本的新阐释。王卫平旨在通过老舍、沈从文对传统文化不同态度的比较探讨其当下意义,认为沈从文是在过去与当前对比中探讨民族得失,老舍则多用横向对比,对西方或西派文化作风有褒有贬,其共同点是都体现了抑扬起伏的人性归趋。关于老舍作品中的现代意识,魏韶华认为重点体现在老舍思想中的现代人学意识,认为老舍的人学观念是对“人性善恶论”的超越,体现出现代心理学的思想深度,是基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融合的现代“小说人学”思想。老舍文学的独特价值在于在他那个时代语境中呼应了苏格拉底“人为何物”的命题,并做了深刻而具有超越性的探索,这是老舍及其文学与21世纪、与今天、与世界对话的基础。邵宁宁认为老舍的文学世界有隐于温厚、幽默的感伤,带着挥之不去的城市乡愁,这源于老舍对现代文化失落、人性退化与道德败坏的忧惧,与老舍的青春记忆与生命哀戚体验密切相关,形成了老舍文学独特的文化情调与现代批判意识。

和现代其他作家一样,老舍的思想也体现出丰富而驳杂的一面。孟庆澍探讨了老舍文本中的“个人主义”,认为老舍的“个人主义”主要体现为个人奋斗,由个人奋斗而来的精神气质以及与宗教(基督教)的关联三个方面。王中从北京人、北京话、北京事三方面对三代京味小说进行比较,分析了各自的优长与局限。汤哲声基于老舍与张恨水创作观念及具体作品的比较,认为二人堪称中国抗战小说创作的双璧,不同的是老舍多名人作风,多刻画汉奸形象,而张恨水多“报纸”作风,注重文学的趣味启蒙作用,喜刻画英雄人物。胡安定通过对老舍与《论语》杂志关系的考辨,发现老舍的幽默形象具有媒体的刻意标举意味,杂志为区别与旧派文学的趣味,而采用“幽默”,而非“滑稽”“诙谐”的标签来指称老舍的风格,由此而形成一种公论。张书杰主要从世界视野与启蒙观念考察作为旗籍作家的老舍在小说中体现的侠义精神,认为表达的是老舍在新的层面创造性继承、发展武侠文化的用心。王学振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少数民族题材角度论述老舍的文学贡献,强调老舍成功参与了民族国家叙事这一少数民族文化写作新范式的开启。凤媛从非典型基督徒的心灵地图讨论了老舍的创作与基督教的关系。于昊燕则从老舍的婚恋观,检视老舍作品中的婚恋书写,发现老舍在思想上存在着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复杂与矛盾。章罗生认为老舍的纪实文学丰富,对现实的书写举重若轻,相当作品具有诗史价值。李永东围绕老舍笔下的假洋鬼子形象的人性与文化意义,探讨了老舍小说的批判性。捷克的李强迪就老舍小说中的丑类与英雄进行分类释读,认为老舍的目的是让中国人甚至是世界人看到侵略者的丑态,因此人物黑白分明,这是历史背景的需要。高晓瑞重点讨论了地域文化对老舍创作的影响及其意义。

澳门大学的朱寿桐借老舍《猫城记》的命名,管窥老舍人生经验之于创作构思的关联,尤其是“猫城”与马来西亚猫城古迹的关系。认为小说写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期,故更多将政治隐喻引入小说,讽刺批判猫人的不抵抗与奴性,有现实寄托,也是有现实体验的催逼。李玲以《我这一辈子》探讨老舍的立人思想,认为作品的总体文化立场是超越政治的民生关怀意识,以生存艰辛为根基的生命虚无意识,以及男性在婚姻变故中的生命伤痛意识。李东芳从跨文化体验审视老舍艺术观的形成,认为是老舍自觉抵抗欧洲权力话语、殖民主义权力话语的基点。《骆驼祥子》是老舍经典之作,但依然有新的说法。哈迎飞以《骆驼祥子》为重点解读了老舍“越努力越失败”这个小说创作的母题及形成的思想根源。陈思广从1936—2014年《骆驼祥子》的接受,反观一部经典与三个时代,从接受视阈的生成与文化展示角度分析读者如何加深对老舍作品的理解,令人耳目一新。日本学者杉野元子通过辨析老舍的《骆驼祥子》对香港影片《浪子双娃》中骆祥致形象的影响,认为电影主人公整体上只是形似而未达神似,进而论证小说的经典意义。日本学者大山洁立足老舍对《骆驼祥子》结尾的几次改写及他人改编,探测社会思想及道德意识的变化,认为祥子具有中国劳动人民的象征意义。

李扬运用后殖民理论解读《二马》,认为小说是东西方相互书写与想象的文本。曾利君认为老舍《二马》的意义在于中国形象塑造,意在消除西方对中国的歪曲与误读,表达出老舍完善民族精神人格、刷新中国形象的期盼。杨晓河把老舍《微神》中的爱欲思想与但丁比较,对《微神》的主题进行重新阐释,强调老舍的《微神》并非纪念逝去的爱情,而是与爱告别,认为老舍与但丁的爱欲思想在哲性与心灵,圣爱与欲望,追慕与怜惜,施爱与被爱,永恒与遗忘五方面存在差异,老舍的爱欲思想最终走向的是遗忘与解脱,有明显的中国文化印痕。于相风认为老舍《离婚》中“老李”的精神具有哈姆雷特型人格,具有重要的身份标识和独特的文化蕴含。郭聪从生育叙事来解读老舍的小说及思想,认为是老舍别具一格的文化启蒙和现实人生关怀。刘永丽以《牺牲》《文博士》为中心考察了老舍作品中的解殖民倾向。汪亭存从满族历史与文化视角重读《断魂枪》,认为是老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预言,纠结着老舍对以“国术”立身的、生养自己的满民族的无限眷顾及对民国时代满族所受不公正待遇的痛苦心态。日本的布施直子分析了老舍《月牙儿》和《阳光》中两个女性形象的关联,并以此解析老舍的人性观念。

一些研究者立足于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将研究视角伸向了老舍在新中国的文学创作。张鸿声考察了作家在新中国如何用文学建构新城市形象,认为老舍在人物关系及时空上建立起现代性表述,改变和重构了新的城市形象。徐仲佳注意到老舍建国后的“赶任务”实际上体现了老舍在政治热情中创作的复杂状态,探讨了老舍作为一个国统区作家对政治表现出相当热情背后潜藏的历史因缘。杨迎平重点考辩了《茶馆》对传统戏曲的继承与发扬。董克林分析了《茶馆》中大傻杨“数来宝”的舞台艺术效果,认为老舍的戏剧创作中一直贯穿着丰富的民间元素,这正是老舍的独特之处。徐茜通过老舍《离婚》与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小说人物庸俗观念的比较,发现老舍以实干对抗庸俗,而王蒙则以单纯对抗庸俗,两种对抗的失败都对读者充满思想的启示。方维保通过对于连、马丁、祥子几个中西个体英雄的比较,深挖了潜隐于背后的文化及作家情感状态。

作家的研究,除方法论外,也需要新材料发现的跟进,研讨会上有几位学者的发言,为我们弥补了这类遗憾。一是史承钧对新版《老舍全集》一些资料缺陷的指呈,认为虽然新版《老舍全集》改变了旧版在编排上的一些随意性,但也有重复存目和作品遗漏等情况。二是张桂兴对老舍在美国期间英文书信及其当下意义的讨论,为老舍年谱的修订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三是凌孟华对抗战时期老舍在重庆做的“文艺的创造”讲座资料的钩沉,通过当事人回忆和各种史料互证,坐实了老舍演讲及发表文章的真实性。另外,钱果长从选题、成果创新、研究视角和方法等对30年来老舍研究的博士论文做了梳理,认为选题上既呼应了老舍研究热点,又有对一些生僻角落的开拓,不失为老舍研究定位的坐标。

另外,这次研讨会还邀请了北京、青岛、北碚老舍纪念馆的学者参加。尉苗重点介绍的是纪念馆如何通过自己的方式使老舍的文艺服务社会,使之成为传播老舍文学的重要空间。郑小惠就散见于媒体中关于老舍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运用情况做了总结。陆韵羽在发言中强调了纪念馆的社会文教功能,认为这正是对老舍文艺服务社会精神的体现与传承。

总体来说,这次研讨会最大的收获,是通过“抗战”这个视域,从新的理论维度对老舍的抗战文艺、思想做了深化和细化研究,重释老舍的抗战文学作品,发掘新的思想价值和审美意义,对老舍抗战文学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尤其是民族心灵史、精神史意义有了更丰富的阐释,同时,也把抗战文艺研究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做了一次推进尝试。当然,任何一次研讨会都不可能穷尽自己的对象,这次研讨会也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新材料的搜集显得薄弱,老舍全集的修订,对校本工作等都需资料的跟进;对老舍在英美的活动情况、与非名人的人际勾连,也需要资料的补证。比如,保持研究视野的开放性,还需把多学科合作交叉研究引入老舍研究,研究老舍与西方文学的关系不能缺少西方心理学、文化等背景,老舍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部分,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作家,老舍创作与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尤其是老舍文学的世界影响,都需认真研究。另外,重复选题、炒冷饭情况依然明显,如何保持老舍研究的活力,开掘出老舍研究的新意,还需学者们共同努力。

(西南大学文学院 刘志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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