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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骆驼祥子》创作发表80周年暨老舍先生逝世50周年学术交流会综述
发表时间:2024-07-08     阅读次数:     字体:【
2016年11月25日至27日,由中国老舍研究会、青岛市老舍文化研究会、青岛市市南区文化新闻出版局共同主办的“老舍与城市文化:纪念《骆驼祥子》创作发表80周年暨老舍先生逝世50周年”学术交流会在青岛市中国海洋大学学术交流中心隆重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及社科研究、文化艺术单位等3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老舍与青岛”、“《骆驼祥子》研究的现状与前瞻”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与交流。现将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老舍青岛时期的生活与创作研究
青岛是老舍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1924年9月到1927年8月,老舍在青岛生活了近三年之久。在此期间,老舍不仅写下近90万字的作品(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而且完成了从大学教授到职业写家的身份转变,走向自觉的文学创作之路。因此,探讨老舍青岛时期文学创作、老舍与青岛城市文化的关系以及老舍后来作品中一直存在的“青岛情结”等,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谢昭新在《老舍和青岛》的大会发言中谈到,青岛是一个宜于写作的城市,老舍在青岛的三年,是他文学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也是他将创作经验上升到小说理论的深化时期,他是“小说艺术本体理论的探索者”。除此之外,老舍在青岛山东大学的文学讲演最为丰富,这些讲演或谈创作经验、或探讨国民性,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和爱国情怀,不仅呈现出老舍的生活态度和创作观念,还表现出他高超的演讲艺术和技巧,让人美不胜收。
石兴泽在《老舍在青岛兼论老舍的城市文化心理》一文中,从作家生活经验与城市文化心理的角度阐释了老舍青岛时期的生活、工作、交游以及对他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认为老舍对青岛的情感取向颇为复杂,他喜爱青岛的自然景观,却反感青岛受西方文明影响的“摩登”味。这不是老舍个人感情上的好恶,而是因为老舍有清醒的文化自觉,他习惯于从文化的角度去审视青岛给他留下的城市印象,这是老舍城市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层面。此外,老舍是传统型知识分子,他的文化心理有保守的一面,他欣赏齐鲁文化的古朴厚重,而当时的山东大学还保留着真正的“山东”精神。老舍在山东大学的交游颇为广泛,与洪深、赵少侯、闻一多、王统照、梁实秋过从甚密,而这些交游,也是老舍躲避青岛西洋气息、宣泄心中积郁、批判洋奴文化和国民劣根性的一种方式。老舍青岛时期的创作堪称辉煌,不仅写出代表作《骆驼祥子》,而且其中短篇小说,像《月牙儿》、《断魂枪》等,更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翘楚之作。此外,青岛还是老舍精神上的第二故乡,老舍后来的一些作品,尽管并非青岛时期所作,但“‘产地’却是海滨城市,语言指纹中透露出些许产地的气味”。
巩升起则从老舍创作与青岛文化之间的关系着眼,认为青岛时期在老舍文学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代,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老舍青岛时期写下了90余万字的作品;二是老舍在青岛完成了从大学教授到“职业写家”的转变,他的文学理想从此变得澄明;三是青岛不仅是老舍心目中世俗意义上的宜居城市,而且更是“与其圣俗合一之灵魂气质相契合的精神家园”。正因为此,老舍青岛时期的作品更显得意味深长,别具本质感、融合力与启示性。此外,他还对《老舍青岛文集》的编纂理念、特色以及编纂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等,作了详尽地阐释。
周海波在《老舍及旅青作家群》的发言中,首先从宏观的视阈回顾了上世纪30年代旅居青岛作家老舍、梁实秋、沈从文、洪深、王统照,萧红、萧军、骆宾基、臧克家等人的文学创作辉煌实绩,接着指出青岛生活在这些作家文学创作生涯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具体表现为:旅青作家大多在青岛完成了其最重要的作品,并最终实现了身份转型与创作转型(如老舍完成了从教授到职业写家的转变,梁实秋确认了其翻译家的身份等)。之后,他还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如何将这些旅青作家的青岛书写置于现代文学关系中加以定位?由此而引发出现代作家与城市文化建设的关系问题的思考。
温奉桥在发言中着重谈到了老舍和青岛的关系以及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认为青岛是老舍的“福地”,他在青岛时期的创作,无数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很可观的。同时,他还谈到老舍与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关系,认为老舍是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一个另类。他与新文学传统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在全面欧化浪潮中保持着更多的“中国性”,是典型的“中国”作家。同时,他又是第一个自觉从事跨文化写作的作家,肯定文化冲突,在中外文化冲突中展开文化的自省。随后,杨洪勋则从中国海洋大学校史的角度,回顾老舍在青岛的生活,老舍的多重身份及其与山东大学的渊源,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参考。
张鸿声从建国后50-70年代文学对市井文化传统的抑制,而导致日常性传统的缺失这一层面,来反观老舍建国后文学创作的独特价值。他认为50-70年代文学的北京书写,空间场景多集中于工业区或中央政府行政区,描写也多带有现代色彩和意识形态指向。而老舍建国后的创作,虽然其空间的构造从室内向室外的转移,从院落向广场和街道转变,但是不是主要的,而且这些作品中人物的代际关系仍旧是老北京式的,这对现代文学市井传统的延续与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骆驼祥子》研究与前瞻
2016年是《骆驼祥子》创作80周年,本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围绕着《骆驼祥子》的研究展开。舒济首先以“生不逢时、时来运转、断尾求生、浴火永生”为题,生动回顾了《骆驼祥子》多舛的传播接受史。她在发言中指出,《骆驼祥子》写作于1930年代,是老舍最喜爱的作品,但受战争影响,《骆驼祥子》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国内读者的普遍关注,可谓“生不逢时”。但在1940年代,《骆驼祥子》却时来运转,受到日本和美国读者的热烈关注,并迅速传播到欧洲,被译成德、法、捷克等多种文字,得到了世界读者的认可。为什么《骆驼祥子》这部地域性很强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却能跨越国界、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差异,战胜交战国双方的敌我意识而传播并被认可?这一课题值得思索。到了1950年代,迫于政治因素,老舍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对《骆驼祥子》进行了大量删节,删去了颇受争议的“结尾”,以求生存。“文革”时期,《骆驼祥子》的手稿又险些毁于烈火,幸得明智之士冒险保存。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骆驼祥子》手稿的复印件出版了手稿本,使这部小说终于全须全尾地留传于世。
长期以来,学界多普遍关注《骆驼祥子》所呈现出的社会批判及文化自省意识,然而对老舍的满族身份,他对满族文化式微的忧虑,以及他创作中潜隐的满族文化心理等,却缺乏足够的重视。关纪新在《旧案重提——祥子旗人否?》一文中,以祥子旗人身份的考证为切入口,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文章指出:老舍有很深厚的满族文化情结,他本有意于书写历史变革时期旗人地位的失落感与无归属感及他们的生存境遇和心理异化,但却又无奈于社会风行的民族歧视,不能明确写出。实际上,《骆驼祥子》的用意,“是想要借祥子的心理异化,思考一下由昔至今,旗族下层人等的精神与心理演变轨迹”。而小说中围绕在祥子周围的人群,如刘四、虎妞、二强子、小福子等人,都是旗人精神的两极,一是以祥子为中心的“重伦理、尚淳朴,葆有创造型心态,愿以辛勤劳作开辟新生活”,一是以刘四等人所代表的“轻道德、贱创造,在没落的消费型心态上面,建立着扭曲的人生价值观”的市俗化旗人精神。祥子心灵的逐渐蜕化,正显现出“旗人精神文化长久以来不断由本元类型向市俗类型演进的趋势”。由此,《骆驼祥子》也显示出老舍对民族精神的思考,即反思人的灵魂逐渐被市俗化吞噬而沉沦的悲剧性。所以,老舍写《骆驼祥子》,“切入点是城市贫民的生计,落脚点则是下层市民的心灵归宿”。文章还呼吁,要真正全面地理解老舍,须要理解满族,“只有深刻了解他的根基和经历,才能科学地靠近他”。对老舍作品的阐释,不能一味地开凿其“延伸价值”,也应要珍视其作品本身的“本阈价值”。
在《骆驼祥子》研究中,《骆驼祥子》小说的戏剧、影视改编是近年来普遍关注的现象,但关注的焦点,却多在戏剧、影视的舞台/荧幕表现的现象或技巧层面,对小说文本自身的戏剧性内因却探讨不足。谢昭新的《论老舍小说〈骆驼祥子〉戏剧影视传播的隐性要素》从小说文本出发,细细梳理出《骆驼祥子》中的“戏剧性”因子,将之视为有利于戏剧影视改编与传播的隐性因素。具体体现在虚实相映的时空背景、故事叙述的传奇性、人物描写的戏剧化以及北京风俗的生动描绘等层面上。首先,《骆驼祥子》故事发生的时代不明晰,为多种戏剧、影视的改编提供了多样化的时代背景;而故事发生的空间定位却非常清晰,为戏剧影视提供了明确地表现空间。其次,《骆驼祥子》的情节设置充满偶然性和传奇色彩,为戏剧影视提供了艺术接受的审美情趣。再次,《骆驼祥子》人物性格的塑造既是个性化的,也是戏剧化的。如人物设置上,始终是祥子为中心,围绕祥子设置主次人物,与祥子发生矛盾冲突,烘托祥子,颇似舞台上的主角与配角。在人物活动的场景上也是如此。祥子活动的各个场景都很有镜头感(如逃出兵营牵着三匹骆驼进城场景、在烈日暴雨下拉车的场景等),便于舞台表现。此外,人物生活道具(洋车)的设置和人物对话语言、人物心理等也充满戏剧化特点。最后,《骆驼祥子》对北京风俗如刘四庆九、虎妞出嫁、节令习俗等的生动描述,都给人以生动、清晰的画面感,为小说的影视戏剧传播奠定基础。实际上,老舍同时兼具小说家和戏剧家的双重身份,他的某些小说与戏剧创作上的相互沟通、交融现象普遍存在,谢昭新的观点很能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骆驼祥子》的跨文本研究领域中,对其连环画改编的研究一直较为贫乏。魏韶华、梁晓龙的《〈骆驼祥子〉的五个连环画改编本》对1951-1984年孙之儁、冷千秋、于翔、陈述、吴文焕等五个《骆驼祥子》连环画改编本展开了对比,在指出各自的特色之外,还探讨了影响连环画版本改编的时代印记、审美趋向等,对经典文本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传承与变异等问题作出了较为深入地探讨。
在《骆驼祥子》的文本内涵及人物塑造方面,一些学者提供了新的发现。孟庆澍的《“反成长”·罪的观念·个人主义——谈〈骆驼祥子〉的三个问题》则对《骆驼祥子》文本进行了深刻而细腻的解读,突破了《骆驼祥子》研究的惯常思维,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观点。首先,他认为《骆驼祥子》是一部“反成长”小说,它与古典成长小说叙述模式不同的是,“它不是表现人的潜能如何在社会条件中得到实现,而是表现一个强有力的人是如何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妥协、溃败的”的过程。老舍这一“逆向成长”的创作意图,目的在于呈现祥子思想与精神上不断向下滑行以至幻灭的人生轨迹。其次,关于《骆驼祥子》主题的悲剧性,学界一般从社会意义层面解读,认同《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批判力量。但作者认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内涵是复杂的,其除了现实生活的客观再现外,还掺杂着寓言性、抽象性和哲学性的内容。从这一层面上看,祥子的悲剧更多的是人物自身的“善”“恶”观念的缠斗,最终被“恶”所战胜的悲剧。这种“恶”,与其说是社会或环境的外在力量,不如说是人内心的本能欲望与灵魂的阴暗。结合老舍的基督教背景,可以发现他对善恶的思考,源自于其基督教影响下的“罪的观念”。这样,《骆驼祥子》在社会批判、文化反思的文本表层之下,还隐含着一个“恶”是如何战胜“善”的宗教故事。最后,文章还对《骆驼祥子》中的“个人主义”进行了令人信服地梳理与考辨,认为这里的个人主义不单单是讽刺意味的概念,而更多的是一种“自由意志”、成为强大个体的呈现。这些观点,突破了我们惯常的思维模式,引人深思。
李玲在发言中,对《骆驼祥子》中的刘四爷形象展开了解读。她指出:小说对刘四爷形象的叙述与一般左翼文学中的恶霸形象叙述不同,他不是一个很坏的雇主,而是一个经过“改良”的坏蛋。虽然之前干过很多坏事,但进入民国之后,他变成了一个守法的公民,对待车夫公平合理。小说中,老舍对刘四爷的叙述心理非常微妙,对他既非控诉,也不表扬。究其原因,在于老舍创作时所坚持的穷人立场,这和当时左翼文学采取的阶级立场是不一样的,老舍笔下的刘四爷不是标签化的,他有很多的层次和丰富的心理内涵。
邵宁宁认为《骆驼祥子》反映出中国农村经济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社会伦理的困境。中国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讲的是勤劳致富,但是现代生活中不是勤劳就可以致富;努力、勤奋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很多成功者并非勤劳刻苦。祥子作为一个农民在北京城的奋斗、失败乃至堕落的历程,正意味着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勤劳致富观念的崩溃,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伦理秩序的毁坏。章罗生认为《骆驼祥子》虽然是小说,但也有不少纪实文学的成份,老舍的纪实文学创作不但和小说、戏剧创作一样同样表现了作家的杰出才华和文学成就,而且更集中、鲜明地表现了他作为语言文学大师的一面。
此外,许德的《海外接受视野中的〈骆驼祥子〉经典建构》认为海外传播与接受是《骆驼祥子》经典化建构中不可或缺的环节,《骆驼祥子》作为世界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及其文本价值的发现,首先是在海外传播接受中完成的。新时期以后《骆驼祥子》在海外的接受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相互交融,丰富了《骆驼祥子》的经典内涵。刘大先则认为将老舍作品经典与当代现实对接,老舍所代表的京味文学在当代作家(如叶广芩等)身上的传承与发展,以及京味文学乃至京旗文学的发展谱系的梳理等,是应该关注的话题。凤媛则认为老舍1923-1924年在燕京大学期间与宝广林、易文思、许地山等人的交游经历对其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在老舍创作中的体现,尚有待进一步发掘。
除文本研究外,老舍作品的版本研究以及老舍佚文文献的搜集工作同样引起与会学者的重视。张桂兴认为《骆驼祥子》的版本流变研究是一项很重要的课题。他指出,老舍的创作态度是非常严谨的,从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作品,但无奈之中必须要改变,而各版本流变过程中的修改现象,很值得关注,有必要做《骆驼祥子》汇校本的工作。汤晨光则认为《骆驼祥子》日本版本的序言值得关注。徐国卫在《老舍〈老张的哲学〉初版本实考》一文中,根据最新发现的《老张的哲学》初版本的考证,有效地解释了《老张的哲学》初版与再版本的争议,并匡正了《老张的哲学》在版本问题上以讹传讹的现象,这一实证研究很有意义。在老舍佚文的搜集方面,史宁提供了老舍五十年代给文学青年的三封复信,未收入《老舍全集》,作者由此呼吁老舍佚文佚信的收集,以补遗的方式出版,做好信息储备的基础工作。
另外,这次研讨会还邀请了北京、青岛、北碚老舍纪念馆的学者参加。王庆泉重点介绍了近几年来老舍文学奖的评选工作。荒岛书店的修方舟则致力于老舍作品的文创实验,将老舍作品与文化创意结合起来,与当下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这有助于推动老舍作品的世俗传播与推广,使更多的读者了解老舍、认识老舍。
总之,这次交流会紧紧围绕“老舍与青岛”这一维度,重新审视老舍青岛时期的文化心理,并对《骆驼祥子》经典文本重读、细读,开展其与戏剧影视、连环画等之间的跨文本研究,发掘出新的思想内涵及审美价值。同时关注老舍文献的搜集整理、老舍数据库的建设、老舍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及老舍作品与当下现实之间的联系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老舍研究的视域。
(许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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