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建

2011年1月15日，樊骏先生去世了。

　　这位新中国培养的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中国现代文学50多年。退休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荣誉学部委员”，享有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最高学术荣誉。然而，按照当今流行的“专家”标准，樊骏先生连中等“人才”也算不上。他没有奖项、没有申请科研项目，没有学术专著(只有论文集等)，发表的论文也不多。可是，读过樊骏论文的人，几乎都是交口称赞。

　　1986年春，在全国老舍研讨会上，樊骏先生宣读他手写的论文《认识老舍》，台下鸦雀无声。我和许多与会者都惋惜记不下来，问他何时能看到文字稿。他好像很不安地说：“写得不好，还得改。”等了一年，两年……整整等了十年！这篇论文才正式发表。我们都在赞美这十年磨一剑的杰作。可樊骏还是不满意，直到2001年又做了一次大的修改。这就是樊骏的众多“神话”之一：一篇论文修改了15年！

　　樊骏“神话”之二：不当导师。我国刚设立学位制度的时候，樊骏先生就可以做博士生导师了，可他不申请，连硕士生导师也坚决不当，直到退休。熟悉樊骏的人都知道，他这不是谦虚，也不是想摆脱做导师之累。他想做事，并不想要名。他义务地辅导别人的许多硕士生和博士生，年复一年。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后学晚辈，都得到了他的悉心指教。二十多年来，我们这些私淑弟子想请他吃顿饭，他一次也没有答应。

　　樊骏还有一个更神的“神话”。

　　2000年，一条信息在我的同行中不胫而走：有一位不让透露姓名的人出资100万元设立“王瑶学术奖”。我们都想知道这神秘人物是谁？很多人猜的是已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王瑶教授的女儿。

　　两年后，樊骏先生的《认识老舍》以最高得票入选首届“王瑶学术奖”候选论文名单。樊骏力辞不受，评委们却坚持要评。

　　在争执的当口，某知情人说漏了嘴樊骏就是那出资人！在场的人震惊了！有人说：樊骏即使以他的名字捐款也足以让我们感动啊！何况用老师的名字，还不让说！说话人声音中带着哽咽。哪知樊骏后来又捐款100万元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设立“勤英文学研究奖”，同样不让别人知道捐款人是谁。

　　樊骏先生的安贫乐道也是大家传颂的话题。他出门不要出租车，直到80岁还是乘公交车。我只见过他的三件衣服：蓝色涤纶中山装，白色衬衣，晚年那件灰色夹克衫。樊骏先生捐出的200万元是包括他继承遗产所得的几乎全部家产。他自己省吃俭用，却倾其所有奖励他人的研究。

　　无论顺境和逆境，樊骏先生都能做到既“独善其身”，又“兼济天下”。后者是指他的研究成果常常是关乎国家的学问。他从1953年起就参与统筹全国文学研究的宏观战略。1978年以后，他一直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高屋建瓴式的全局性思考，亲自规划、组织和领导这一事业二十多年。可惜，这位胸有“天下”的学界领袖，却没有一个家，一生没有结婚。除了做学问，他没有多少喜好。我们见他多是在学术会议上。会后的旅游者中从没有看到樊骏的身影。我们常常不理解，他急着回家干什么？那个家永远只有一个人和数不清的书。

　　大家总在传颂樊骏先生的“神话”，好像他就是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感动中国人物。他所感动我们的，首先是他人格的高尚和这高尚背后的自我牺牲。在做人上，他对自己要求极严，严到近乎苛求的程度。比如，不知多少人关心他为什么不结婚？他几乎都不回答。据樊骏的弟弟说：他不结婚是怕自己的严苛让别人受不了。多少年以后我才明白，樊骏先生对自己是怎样的严苛：不能当一个好丈夫，就不当；不能当一个好父亲，就不当；不能当一个好导师，就不当……

　　樊骏先生去世那天，我正在北京。刚开完会我听说樊骏先生病危，急忙赶到北京医院他的病床前。他双目紧闭，听不到我的声音。我从他那里唯一感受到的信息就是体温极高。他身边的亲友给我讲了日常生活中的樊骏，

　　尤其听他们说到，前天抢救的时候樊骏先生痛苦得全身颤抖，这时的樊骏先生在我的眼前变得更加真实而平凡，变成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只是在人格上超越了众生，创造了一个不可企及的神话。

　　樊骏先生不可企及，却并非遥不可及。他不就是总说真话吗？不就是总以事业和他人为重吗？不就是不占公家的便宜吗？不就是不当导师吗？不就是认真地写好每一篇文章吗？……然而，就是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又有几人能做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