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纪的老舍研究已成为世界文学格局中的文学现象，国外许多汉学家已把老舍视为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把他的作品当成解读20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重要文本。
世界文学格局中的老舍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早在1939年,美籍华裔学者高克毅（Gao Keyi）就曾撰文向西方读者介绍老舍1。60年代初，美国比较文学家西里尔·白之（Cyril Birch）发表了关于老舍幽默特点的论文2。其后，东欧普实克（Jaroslav Prusek）博士为代表的捷克学派曾颇有影响3，普实克的学生史罗甫（Zbigniew Slupski）的《一位现代中国作 家的历程》可视为这一学派老舍研究的代表作4。同期，日本和前苏联的老舍研究成果也曾为我们所注目。
捷克学派凋零于60年代末，其后欧美老舍研究悄然兴起，他们从捷克学派的研究基础上起步，从新的角度来研究老舍。仅就学术专著而言，70年代，印度留美学者兰比尔·沃勒（Ranbir Vohra）的《老舍与中国革命》从政治学角度观照；80年代，法国汉学家巴迪（Paul Bady）的《小说家老舍》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介入；90年代美国神学家陶普义(Towery Britt)的《老舍：中国的故事大师》则从大众文学的角度切入。
法国是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重镇，巴迪是国际知名的老舍研究专家，他的学术专著《小说家老舍》曾作为大学参考教材，具有广泛的影响。
笔者曾于1992年和2002年两次到法国进行学术访问，与巴迪先生交流老舍研究心得，并已将他的学术专著译出。本文拟概述交流、研读与翻译过程中的一些体会，与同行切磋5。
二
巴迪1965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同期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中文系进修中国文学，于1968年开始老舍研究，先后受教于汉学家李治华和吴德明6，1983年完成博士论文《小说家老舍》，同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7。先后任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瑞士日内瓦大学和巴黎第七大学，专著有《小说家老舍》《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译著（合）有《北京市民》《离婚》《正红旗下》等。
他接受过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新方法论的影响，但更接近于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与民族学、社会学和历史学都有血缘关系。有人甚至认为，历史学研究"死的文化化石"，文化人类学研究"活的文化化石"。
19世纪以后，法国大学学派受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渗透，从泰纳的文学社会学到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都贯穿着实证主义精神。实证主义的治学传统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这二者是巴迪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要素。他曾在博士论文中引用英国汉学家阿瑟?韦理(Arthur Waley)的话，描述这一研究方法的特征：
“西方学者如今要求在着笔写作一个作家的传记之前，必须知道世界各地所有关于研究对象的研究文献。这个要求当然是无懈可击的。但是过多地卷入学术界的论争也有很多的麻烦，在他提笔面对之前，先前作的那么多的准备也许已经耗去了相当的年月，而当他终于敢于执笔写作时，他的研究结论也许已经完全失去了当代的学术价值。8"
巴迪的研究方法是掌握尽可能多的社会历史资料，尤其是文化人类学者亲身观察体验的人文资料，还原研究对象所曾置身于的历史文化环境，进行贴近的实证研究。
国内有些研究者曾把这种方法概括为“现象还原”法，而巴迪则称之为“定位”9。
研究起步之初，他便把“定位”作为重点。就研究资料的搜集而言，法国大学学派提倡的方法是：“从理论上来说，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刊物上查找作家当年发表的所有作品。”而捷克派的治学途径却有所不同，他们是“跟着作家走?谰葑骷掖又诙喑霭嫖锷鲜占?髌匪?喑傻募?印薄Ｋ?允仿薷Φ恼庵肿龇ú桓夜锻??lt;br>
巴迪曾于文革时期来中国搜集老舍研究资料，为此在法国驻中国大使馆谋了个文化专员的职务。但中国当时处在动乱之中，他不得不辗转于日本、香港、东西欧和美国的图书馆，为此耗费了数年的时光。他自述云：经过几年的努力，“为超过60余篇的短篇小说进行了准确的定位，还整理了大量的难以计数的文章。”他体会到：“这项枯燥的工作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它给我们提供了机会准确地把握老舍在《老牛破车》里谈到的艺术发展道路，和他的短篇小说美学观点，我们对其作品的了解不再停留在理性的层面，而且有深刻的感性作为基础。”
在“定位”过程中，巴迪不时发现老舍小说素材与中国政治文化环境的具体联系。譬如，《离婚》这部小说，虽有评论者称赞“是一部上乘的写实小说”，却不能道其详，巴迪却挖掘出了这部作品与当年法制建设的关系，并揭示出它的现实意义与作家的构思特点。他写道：
老舍选择“离婚”作为作品的“心核”10，这不仅是因为要与作品的内容协调，而且也是因为它涉及到当时非常实际的一个社会问题。新的婚姻法规颁布于1930年11月26日，实施于1931年5月15日，这个法规是个真正的有远见的革命。
当时《大公报》发表了很多读者来信，信中都谈到包办婚姻制度的危害，许多夫妻都是不情愿地结婚的，这种例子很多。既然离婚问题牵涉到如此多的家庭，然而，要在道德领域里得到实现，道路还很遥远。从这个现实矛盾出发，作家很巧妙地在他的小说里生发、扩展并处理着这个矛盾。
在很长的时期，老舍不被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者看好。60年代，普实克为代表的捷克学派甚至认为老舍缺乏正确理解中国社会的能力。巴迪认为这是一种误识，他发现老舍虽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阶层，受过胡适社会改良派思潮的影响，但更多的是不为任何理论框架拘范的独立思考，老舍的族属、家庭、信仰和阅历的独特性决定了他的艺术视角：
“（他把）被官方历史或传统观点所忽略的时代及社会生活的难以计数的细节和线条复现在人们面前，而且还能连续展现出历史生活的场景。中国现代与当代的历史的发展在老舍的笔下至少像一个阶段性的系列，即通过一个较为缓慢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的转变从而导向一个不可避免的革命的过程。”
三
在作家作品研究中，巴迪采用了欧美流行的“个案研究”法11。他认为这也是区别于捷克学派的重要特点。他这样写道：
“西方一些杰出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似乎更倾向于专题论文或作家传记的写作；而美国和欧洲更流行的是“个案研究”，他们认为非如此不能认识现象的深广性。许多历史现象的内涵非常丰富，似乎不难认识，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个案研究”的特点在于先从整体上把握作家创作心理或动机或源流上的几个影响至深的特点，并把它们贯穿于作家的作品研究中。我注意到：巴迪“个案研究”的成果通常并不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
他进行了三方面的“个案研究”，老舍的族属与其创作的关系，老舍在汉文化背景下隐藏着的民族情结，老舍的宗教信仰对其创作和生活道路的影响。这三个方面都是解读老舍创作的重大课题，彼此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在此全面阐述以上三方面的“个案研究”，仅想以巴迪探索老舍小说创作与其族属的关系为例，作一个概括的描述。
老舍小说所审视的社会层面基本是社会下层的平民，一般读者很容易就此作出判断：老舍由于家世贫寒而同情穷苦人；老舍具有悲天悯人的胸怀；老舍具有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等等。但巴迪却没有止于此，他从浩如烟海的人文资料中筛选出与老舍笔下这些普通人物有关的文化人类学资料，这些资料都出自于上世纪初在北京居住的西方文化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的著作：
“北京城的常住人口有120万，其中三分之一是旗人，现在这40万旗人中只有很少人尚有生计，也只有很少人能够体面地谋生。
“他们如今最高尚的职业是教外国人北平方言，每月可以挣到6到30块大洋。
“有些旗人上街卖艺，因为他们有一付天生的好嗓子和优雅的举止，他们赚的钱显然比给外国人教书来得多。
“天坛附近的天桥大多数的女艺人，说书人，算命打卦者都是旗人。
“在北平的9000名警察中，至少有6000名是旗人。
“穷旗人最流行的职业是拉洋车，这个城市里有3万辆洋车，每辆洋车两个人拉（一个白天拉，一个晚上拉），因此有6万洋车夫。12”
“众所周知，北平城里至少有七千妓女，其中大部分是旗人。13”
巴迪发现，老舍对这些20、30年代社会底层人物的同情和悲悯其实多出自对同族兄弟姊妹的关切，在幽默和滑稽的表相和不动声色的叙述下隐藏着一颗滴血的心灵。《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都可作如是解。
1982年，巴迪在巴黎第七大学任教期间，与李治华等人合译老舍的短篇小说，编成《北京市民》，用作“北京人类学和老舍小说创作”课程的教材。集中收录了《断魂枪》《老字号》《我这一辈子》《邻居们》《柳家大院》《上任》《韦毛儿》《兔》《月牙儿》等9篇名作。巴迪认为这些小说可以体现老舍心目中曾经存在但却在“文明”浪潮冲击下迅速走向消失的一个文化世界。他在该译著的序跋中这样写道：
满清皇朝被推翻，难以计数的满族人堕入悲惨的命运之中，导致作家在相当长的时期从他的著作里拭去了本民族从属的各种痕迹。不过，如果仔细审视他的小说作品，不难发现其中许多的“北京市民”都是堕入悲惨境地的满族人。
他曾在回忆中度过了好几年，回忆他知道和看到的一切如何逐渐地消亡，从中培养出自己考古学，更是人类学的眼光，他企图用这种眼光去挽救一个正在遗忘中沉沦下去的世界。
80年代前后，老舍小说《小铃儿》和《正红旗下》相继被发现。1984年，巴迪发表《时间之门：遗忘和复归的老舍》，对老舍的族属及小说创作又作了一番思考。他写道：
小说通过所描写的一系列私人事件，表现出作家对于旗人命运的严肃思考。
作者似乎首先关注的是本民族的蜕变，同时也通过描写故都的未来予以艺术表现。
这两篇小说表现出作家终其一生，从最初的创作到最后的作品，其思想一脉相承，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无论是第一篇小说，还是最后一篇小说，面对苦难，都表现出了同样的自尊和勇气，保持着道德的完整性和精神的独立性。
他认为：老舍小说作品所体现的深刻而宽厚的人道主义只有深入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的层面来理解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内涵，正是这种独具的民族文化情结铸就了老舍不朽的灵魂。
巴迪的结论在西方学界已经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
四
法国文化人类学家杜尔克姆提出：“社会事实只能依据其他的社会事实来解释。”西方研究者对作家作品的考察往往以同期文学人类学者们鲜活的目击资料作为参照系。
巴迪对《骆驼祥子》的专题研究体现出了这个特点，他对祥子的生存状态进行了详尽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其一，当年的就业状况。
Sidney D.Gamble指出，1925年6月至1928年2月北京地区洋车夫超过3万人(城市24232，郊区6618)，他调查了北京城340个劳动者，其中洋车夫就有46人。14
其二，运输方式的变革。
作家小说所表现的那个时代，洋车已经失去了北京运输方式的主角地位，其原因是除了洋车之外，更现代化的运输工具——有轨电车已经出现了。1929年前后，北京出现了四条电车线路。电车无形中成了祥子和他的同行们的潜在的致命的威胁。
其三，祥子的收入情况。
1924年，一个洋车夫一天只能赚到38分，而洋车的日租赁费是10分。人们可以很容易计算出来，除去所有的个人开销，祥子是怎样用了三年时间才积攒了买下第一辆洋车的100元钱。即使他一年到头不停地工作，也非常困难，他得把每天收入的四分之一强积蓄起来才行。那些最贫穷的家庭，包括洋车夫，他们收入的百分之80几乎都用来吃饭。
其四，集体斗争的失败。
1929年10月，许多新的运输工具和方式已占据了城市交通的相当重要的份额，而那些洋车夫们在冒失的煽动者的鼓动下，举行了总罢工。这次罢工十分悲惨地结束了，据一目击者的记述：罢工后一个月，有二百多个洋车夫被砍了头。15
在《骆驼祥子》的初版中，老舍用艺术的手法细腻地表现了上述一切，巴迪非常欣赏老舍小说细节的历史真实性，他惊叹道：“老舍具备的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素质似乎居于文学家素质之上”。修订版中，作家删掉了洋车夫反对电车运营所举行的罢工及悲惨的结局，巴迪很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作品中关于洋车夫罢工的描写是作品不可或缺的重要情节，它决定了作品的历史感，也是铸成祥子悲剧命运的最为重要的环节：个人奋斗失败后，集体斗争也遭受失败，祥子不能不走上绝路。
从这个判断出发，巴迪认定《骆驼祥子》的主题并不是抨击“个人主义的末路鬼”，更不能作为老舍向集体主义转变的路标16。他认为：
“祥子的故事是一个悲剧，它表现的不仅是洋车夫的生存状态，也是全人类的生存状态。”
五
法国社会文化学家布尔迪厄认为，作家的“社会位置”对其艺术表现具有制约作用：
社会生活中的行动者逐渐获得一系列实践的能力，包括个人的身份意识，即意识到行动者在社会空间所占据的位置的意义。个人身份受制于社会位置，使行动者很难真实超脱地理解现实，而往往只能透过位置带来的视域认识现实，这种认识通常以"误识"表现出来。
“社会位置”是由作家的受教育程度、阅历、经验诸多因素合成的。 巴迪据此考察了老舍对大学生和留学生的艺术表现。他认为，老舍家境贫寒，未能接受高等教育，这是老舍终生的遗憾，而这缺欠对老舍的艺术表现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他指出，老舍对五四时期的学生运动没有多少好感17，笔下留学生形象（尤其是“国留”）也大都不佳18，这都是由作家的“社会位置”决定的。他这样写道：
在2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赵子曰》毫无疑问是对学生界讽刺最有力的一篇。老舍如果有能力上北京大学，或许就不会写这篇小说了，他不无调侃地把作品中的大学取名为“名正大学”。也许，他把学生时代的记忆写进了这部小说，他曾经就读于北京师范学校，他的同学大多和他一样出身贫寒，而小说中的那些学生大多数都来自有钱人家。
巴迪认为老舍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文化人类学家的眼光”。他引证老舍《四世同堂》中的一句表白：“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象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他认为老舍在国外生活过多年，是条“跳出水外”的“鱼”，兼备东西文化人类学家的双重眼光，因而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与表现更有其独特性。
他剖析了《猫城记》这部歧议最多的作品，分析了国外学界围绕这部作品的争议。法国密歇尔·卢瓦教授曾批评道，“当人们阅读这本中国人写的针对中国人的，充满尖刻诽谤的小说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种奇怪的不安情绪的影响。19”巴迪认为卢瓦教授的批评基本公正，但有局限性。他提出，老舍在这部小说中以东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的双重眼光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从表面上看，他在表现与同胞们的交往时似乎采用了外国人的这种‘物种不变论’的视点，但他所秉承的强烈的民族意识，仍通过小说作品清楚地表现了处在深刻变革中的中国社会。”
巴迪认为老舍在其它小说作品中也不时地以文化人类学家的身份出现，他具体分析了《四世同堂》对中国家庭制度的观察与评论，认为便出自于典型的文化人类学家的视角。他写道：
“祁家占据了道德和政治的中心位置，也是作品视角的表现中心。通过祁家中的众多的人物形象描写，小说围绕着四代人持续地展开；但对于历史范畴的描述，作家并没有让人物直接出场，他塑造了一个叫富善先生的英国人，通过他的眼睛，展现出作品人物所代表的历史的象征的价值。”
福善先生的眼睛也就是老舍的眼睛，老舍加上福善，便是东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的双重眼光。
巴迪对老舍创作中满族情结的文化内蕴，也有着精到的分析。他写道：
老舍对大清朝的最后的岁月仍有着一种深沉的怀旧情绪。因为，与其相关的处在消失边缘的那些事物，说到底，纯属一种生活的艺术：不仅是消遣和享乐的趣味，还有对古玩与戏曲的爱好，精致繁琐的规矩和礼节，和那巧妙灵动的语言。
他认为，如果从西方文化学的角度来评价老舍，仅“生活的艺术”这一视角就足以成就老舍为世界级的伟大作家。老舍具有许多与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相似的特点，法国文学评论家朱里安曾这样评价普鲁斯特——“普鲁斯特是幸福的，他只须把自己的生活表现出来，在一部包罗万象的无与伦比的著作里使昔日的一切重获生机，便功成名就。20”——巴迪因此非常惋惜老舍在艺术成熟阶段，由于缺乏完成创作宿愿的环境和条件，未能写完这部震古烁今的鸿篇巨制，与世界级大作家的桂冠失之交臂。
巴迪的研究范围仅限于老舍的小说作品，未涉及其它文体的创作；而且，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巴迪很少注目老舍解放后的创作；再者，巴迪过于爱戴他的研究对象，有时偏离实证的立场而代之以辩护的方式；这些都是我在研究和编译过程中所感到的缺憾。
西方学者的老舍研究成果是一座尚未打开的宝库，巴迪的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更主动地汲取西方学者的方法论及其成果，也许在21世纪的老舍研究中，我们能真正地与世界范围的研究者站在同一理论平台上对话。
载《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注释：
1 笔名乔治高（George Kao），美藉华人。The Novels of Lao Sheh，China Institute Bulletin,New York,3：7-8,1939,p.184-189
2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系教授，比较文学专家。Lao She:The Humorist in His Humor, The China Quarterly,№8, 1961,p.45-62
3 雅罗斯列夫·普实克（1906-1980），曾师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ard Karlgren，1889-1978）是捷克学派又称“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
4 波兰人，又译为斯乌普斯基。The Evolution of a Modern Chinese Writer, Prague, 1966
5 笔者曾撰《论巴迪先生近年来的老舍研究》，载《民族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本文引用巴迪的论述均出自他的专著《小说家老舍》，中文译本尚未出版。
6 Yves Hervouet（吴德明），法国著名汉学家，曾任法国汉学研究所（IHEC）主任，后为巴黎七大教授，博士导师。
7 巴迪于1983年7月25日获得法国国家“人文和文学科学”博士学位，导师吴德明。法国国家博士学位高于大学博士学位，该学位于80年代后期废止。
8 Yuan Mei: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 1970.
9 法文“localiser”，即“定位”。
10 “心核”引自老舍《我怎样写〈离婚〉》，收入《老牛破车》
11 英文“casestudies”，即“个案研究”。
12 Jermyn Lynn , Les Mandchoux d'hier et d'aujourd'hui, La politique de pekin, 12 avril 1930, p.405
13 Tong Y.L. Soci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Service Education in Peking,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II,3, juillet 1923, p.82
14 GAMBLE SIDNEY D., 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iping : A Study of the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283 Chinese Families Receiving from 8 to 550 Silver per Month, field work in charge of Wang Ho-ch'en and Liang Jen-Ho, New York, 1933
15 沪《申报》及《民国日报》载：1929年10月22日，北平发生洋车夫捣毁电车事件，参与其事者万余人，被逮捕者千余人。800余名洋车夫被驱逐出境，4人被枪毙。——笔者注。
16 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17 老舍在小说《赵子曰》《猫城记》《大悲寺外》中都写到学生的过激行为。
18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指出“老舍喜欢嘲弄中国留学生”。
19 Michelle Loi, Cat country, in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XLVL, n4, p.621
20 Julien Gracq，En lisant, En écrivant; José Corti; Paris; 1981, p.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