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广灿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199606
　　【原刊页号】187-196
　　【分 类 号】J3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701

　　曾广灿　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１９３７年生，山东郓城人，６０年代初山东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一直从事本专业教学和科研，１９８７年曾应日本老舍研究会之邀赴日作学术访问。主要著述有：《老舍研究纵览》、《老舍研究资料》（上下，合编）、《中国现代文学》（合著）、《沙汀代表作》、《老舍年表》（日文）等十种，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史哲》、《南开学报》等刊发表论作４０万余字。


　　一代文学巨子老舍先生，以他丰富而高品位的文学创作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他拥有最广大的中国读者，也赢得了大批外国读者和研究他的专家的爱心。在中国，自从１９２６年老舍先生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开始，“老舍研究”也就同时起步了。至３０年代，随着老舍创作的成熟期的到来，以评论《猫城记》、《离婚》为中心，形成了老舍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新时期以来，老舍研究结束了幼年期，获得了长足的和决定性的进展，形成第二个高潮。它的发展速度和已取得的成绩表明：老舍研究已走向自觉阶段，中国已经建立起独立的“老舍学”［①］。在国外呢，老舍研究（包括翻译、介绍和解读、研究）的开始自然滞后于中国。大体情况是，从３０年代开始有人注意到老舍这个名字；４０年代老舍的某些作品开始较多被翻译成外文传播；５０到７０年代，老舍的名字已响遍全世界，就认识老舍的价值和研究专著成果方面，甚至外国人走到了中国的前面［②］；从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开始，伴随着国内“老舍热”的兴起，国外对老舍的兴趣和研究投入也进一步加强。国际、国内老舍研究两股潮流相应和、相交流、相激励，形成一个国际性的老舍研究的洪峰期，老舍研究成为世界汉学界的一个十分突出的内容和耀眼的光点。
　　正象一切文学创作都无法不带有民族性、区域性、社会性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一样，文学研究的时代意识、政治烙印和文化风俗学术传统的浸润是更为鲜明的。因此，我们放眼世界的老舍研究，在认识基本相同点的同时，也十分明显感到，由于民族、地区、社会政治及文化背景的不同，在研究倾向、方式方法、视点视角及解读感想和思维模式等方面的差异。老舍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老舍研究也已经是世界性的［③］，这里仅就个人所见材料，对日本和南洋——主要是新加坡的老舍研究略作综述。
　　日本：世界老舍研究大国
　　出于对自己国家的挚爱和对军国主义的仇恨，老舍在他的创作中曾经以饱带感情的词句和大量篇幅抨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除了１９６５年老舍奉命带领一个作家代表团出访过日本外，他几乎很少在其他文字中说过这个国家的好话。也许正是老舍的这种带“固执性”的感情起作用，日本的读者和学者对老舍却产生了一种分外的兴趣和特殊感情。我曾经试着当面向一位日本汉学家提问：日本人研究鲁迅的很多，很好理解，因为鲁迅曾留学日本，那里有他的师友、同学，鲁迅还有些文章发表在日本杂志上；而老舍的创作中，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到剧本、诗歌、通俗作品、散文、杂谈等有大量是抨击日本侵略者的，日本学者为什么还那么倾心老舍？她平静的回答说：爱国感情是相通的，要是他们处在老舍的位置，他们也会那么做的。这就是说，日本人民及学者超越军国主义制造的民族隔阂，而与老舍站到相同的立场上。确实，日本汉学家说，在日本，中国现代作家中，除了鲁迅，就是老舍最受重视，研究也最多。这话并不带水分，只要稍加梳理，把日本的老舍研究与其他国家老舍研究相比照，会立刻发现，日本的老舍研究占据着一连串“第一”：
　　日本翻译老舍作品最早、量最大。１９３９年老舍的短篇小说《大悲寺外》被译成日文，第二年《小坡的生日》又被译成日文。到现在，老舍的绝大部分小说及大部分剧作及其他一些作品都有日文版本。其中最系统的是１９８１到１９８３年由学研社出版的《老舍小说全集》（共１０卷），这在世界上（包括中国）也是首家。而象名著《骆驼祥子》的日文版本达十种以上，这也是世界翻译史上罕见的。
　　日本研究老舍文章著作之多，除中国外没有任何国家可比。据日下恒夫、仓桥幸彦编《日本出版老舍研究文献目录》（１９８４年）、《近十年来日本老舍研究简介》（１９９２年）所提供的资料，加上近四年的有关资料，日本老舍研究的论文、词条、小传、年表、访谈文章等，总数不下四百篇之多。这个数字远远大于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国评论老舍的文章的总和；比１９８０年前中国各类老舍研究文章的总数也相差无几。日本有不同作者的十种以上的老舍年谱出版，这也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而被学者们盛赞为老舍研究的“百科全书”式（新加坡王润华教授、日本伊藤敬一教授等皆有此语）的长达７０２页的大著《老舍事典》（中山时子主编，大修馆出版，１９８８年），在世界上也是独家所有。柴垣芳太郎先生编著的作为老舍全部著作目录提要一部分出版的《老舍与日中战争》（东方书店版，１９９５年）也是一部资料翔实、独具特色和价值的著作。
　　１９８４年３月，日本在名古屋宣布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老舍研究机构——全日本老舍研究会（中国老舍研究会成立于１９８５年）。老一辈汉学家柴垣芳太郎先生被推举为第一任代表委员。以这一机构为核心，他们组建起包括老、中、青几代学人在内的老舍研究队伍，初建即达一百余人。从成立时起，该组织每年有一次全国性的老舍研讨会，并出版有《老舍研究会会报》作为交流成果和通报信息的阵地。多年来，他们还以这一组织为中心，以老舍研修团、老舍爱好者访华团、老舍之旅等名称组团到中国搜集材料，参加学术会议等，先后达七次之多。以研修一个作家名义有如此举动，这在中外文化史上实在难找到第二家。日本老舍研究者不但遍访了老舍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而且还专门沿着祥子拉洋车走过的大街小巷走过一趟。创作需要体验，研究是否也得找找感觉？日本学者在这样试验着。
　　老舍在１９６６年８月被“四人帮”迫害死后，世界上第一个敢站出来为老舍鸣冤、申张正义的是日本人。１９６７年３月，日本少壮派作家水上勉发表《蟋蟀葫芦》一文，１９７０年名作家井上靖发表《壶》一文，他们都以满含深情的文字回忆和怀念老舍先生，而那时“四人帮”正在肆虐，中国大陆上刮起的“大批判”的邪风正在对老舍进行着鞭尸！我们知道，一般日本人在世界观、价值观、文学观与我们并不相同。但许多日本学者具有正义感、热爱中国文化，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敏锐的学术眼光，甚至在思想观点上也不乏唯物主义的成分。大约正因此，他们才冒风险站出来为老舍讲话。而中国为老舍公开平反昭雪则在“四人帮”倒台一年多后的１９７８年了。
　　从时序上看，日本重视研究老舍的历史也是比中国以外的国家长而更富有光彩的。综观起来，日本关注老舍有两个时段最突出：一次是五十年代前半期，从１９５１年铃木择郎翻译《四世同堂》，到１９５５年前后《老张的哲学》、《离婚》、《龙须沟》等一大批小说、戏剧作品被译成日文出版，形成一股小小的“老舍热”。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老舍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中，政治生命和创作生命都空前活跃，其人其创作代表着一代作家，无疑他是外国人窥见新中国的适宜窗口；日本此时刚从战争污泥中跋出腿来，处在意识反省和经济极度破坏后的恢复时期，人们的贫困生活和思想苦闷与老舍所描写的底层人民的苦难遭遇和《四世同堂》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多有契合，读起来自然较适宜他们的口味；而老舍自身的不舍追求精神和如祥子的拚命为生存顽强拉车的精神，无疑对他们也是一种吸引和精神支撑力量。另一次，也是日本真正的“老舍热”，是在８０年代随着中日关系正常化后出现的。长期的积累和新的时代眼光，使日本学者在一个新的层面上认识了老舍的贡献和不容忽视的价值，因此他们的投入和做出的成绩无不令世界学人刮目相看。诚如王润华教授所形容的那样：“日本学人以一大群人来分工合作，精细地研究一个作家，这种以合资来搞企业的精神与管理方式来研究一个中国作家，实在给世界各国的学者带来很大的威胁。”［④］王教授这里用了“威胁”一词实在不是贬意，相反倒是带着很大程度的夸赞和推崇。因为，确确实实新时期以来日本学人的老舍研究举措、投入和成就，令世人瞩目和佩服。
　　我曾经在拙著《老舍研究纵览》一书中肯定了日本老舍研究的成绩后说，“在日本还缺少更有分量的、能引起人们瞩目的老舍研究的专著”。这话是１９８６年写的，早该收回了。一者，专著固然是研究成就的重要标志，但有分量有深度的论文其价值决不在平庸的专著之下，象藤井荣三郎论《牛天赐传》的论文，伊藤敬一解析《微神》的论文，杉本达夫关于“文协”和老舍与抗战的系列论文，杉野元子女士比较老舍与夏目漱石及老舍作品描写学潮的论文，日下恒夫论析老舍与圣经文学的论文等［⑤］，都是曾在研究界引起反响的很有特色的论作。因此，简单地以有没有专著作研究深浅衡量的尺度是不确当的者。再者，我那句话之后日本推出的几部著作，也足足宣布了那句话的“过时”。
　　《老舍事典》是中外老舍研究史上的一个创举，“简直就是一部有关老舍及其著作的百科全书”（王润华语）。它不但是一册外国人认识和学习老舍的工具书，而且对中国人认识和学习中国文化传统、民俗风情，特别是了解北京人的方方面面都会有很大帮助，它提供了诸多方面丰富的借鉴材料。主编中山时子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汉学家，一位在日本御茶之水女子大学等校执教几十年、桃李满天下的知名教授。为完成此书她倾八年时光与心血，动员了包括日本与中国老舍研究者在内的近百人队伍，终于玉成了这一工程。
　　《老舍事典》分前后两编。前编内容主要解释老舍著作中涉及到的北京街道、胡同、公园、河湖、古迹、交通、动植物和北京自清朝到当代各阶层人的职务、生活、社会、经济、风俗、宗教、教育等等方面的知识。后编则主要是老舍传略、年表、家居生活、著作翻译情况、著作中方言土语诠释等。而在这两编的前面附有彩印１０１家旧北京各类店铺的“幌子”——招牌和七十二种京剧脸谱及老舍爱吃的点心与小吃的三十二幅照片。《事典》末尾附有参考文献目录及条目索引和参加执笔者的名单。总之，《老舍事典》正如老舍夫人胡ｘｉé＠①青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说，它具有几大特点：第一，具有开创意义，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关于老舍的事典；第二，《事典》涉及范围广、内容丰富，不但包括文学、语言，而且包括大量的历史、地理、气候、祭祀、服饰、戏曲、宗教、食品、房舍、风俗习惯、交通、古迹、官职、生活用物等，是一本名副其实的“老舍百科大全”；第三，《事典》吸收了当代世界老舍研究的最新成果，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特别在资料和方法上可提供给人不少参考和借鉴；第四，本《事典》最具有实用价值，特别对于外国人及初识老舍者更具有指导意义和工具书价值。
　　《老舍与日中战争》是一本功夫、资料书。编著者柴垣芳太郎先生也是一位长年执教于大学的元老派汉学家。他在５０年代初就有《老舍年谱》问世，８０年代后更醉心于老舍研究，被人称为日本的“老舍迷”，先后出版有《中国语基本词汇》、《老舍著作年表》、《老舍著作题名索引》、《老舍著作题解》及一些单篇文章。日本老舍研究会的成立与发展，柴垣先生功不可没，他因此被推为第一任会长，曾多次与中山时子先生一起率团访问中国。他个人更为搜求老舍资料倾尽心血，单是为编制《老舍著作题解》就积累老舍著作原稿复印、手抄稿达千件，码在一起足有一米多高，因为他的“《题解》”要从原文出发，不借用第二手材料，这种严谨治学态度实在叫人钦佩。《老舍与日中战争》一书仅是他编制的老舍全部作品题解的一部分——抗战时期部分。编制方法是按年分章，每年一章，共九章。从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部分列为第十章。每篇作品分别列原文题目、发表年月、报刊及字数、体裁、文章内容梗概。每一章前有关于老舍在这一年中的主要活动情况及背景综述。因此，这部书实际上可作为老舍在抗战时期的传略或年表来读的，杉本达夫先生称之为“是一种以编年体著作目录为基础的老舍传”（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１日给笔者的信），至为恰当。书前胡ｘｉé＠①青先生和舒乙同志联名作序，给予柴垣先生和此书以热情赞扬及高度评价，更令人感动的是柴垣先生以古稀之年一直拖着长年慢性哮喘的身体来坚持他的研究的。正在我们期待先生的全部《题解》工程完成有日时，天不假年，柴垣先生不幸于今年７月４日辞世。“他本来准备接着写《老舍在新中国》，可是病魔到底不让他实现夙愿，真是可惜。”（杉本达夫先生致笔者信）
　　１９９５年，日本老舍研究界还有一本新颖著作问世，这就是由同学社出版的牛岛德次先生的《老舍〈骆驼祥子〉注释》本。牛岛先生也是日本元老派的汉学家，此书出版诚如杉本达夫先生给笔者信中所说，“这是牛岛先生几十年来爱读《骆驼祥子》、研究北京词汇而结出的硕果”。此书就《骆驼祥子》本文中许多方言词汇加以注释，无疑会大大有利于日本读者正确深入理解这部名作。
　　日本老舍研究界还有一连串的名字值得介绍，如日本老舍研究会第二任会长、京都产业大学教授藤井荣三郎，少壮派的研究家、关西大学教授日下恒夫和他的学生、大阪产业大学教授仓桥幸彦先生，早稻田大学教授、在今年举行的日本老舍研究会年会上刚被推举为学会新一任会长的杉本达夫先生和他的学生杉野元子小姐，还有伊藤敬一、平松圭子、高桥由利子诸位先生，等等，限于篇幅，在此只能从略了。
　　综观日本学者对老舍的研究，我以为至少有如下特点值得重视：
　　一、虚少实多，注重名物训诂及实事考据，即朴学的功夫令人赞叹。事实材料的占有是研究的基础。日本学者为发掘、整理、考订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不惜时间精力和金钱遍访老舍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查询与老舍有关的人和事。为此他们走遍老舍在中国、新加坡及英国工作过的地方，每到一处都拍照、绘图及搜集所能搜集的有关材料。中山先生编著《老舍事典》，柴垣先生搜求老舍所有文章的原发表文本，日下恒夫先生在上海的古旧书店里发现老舍在英国时期灌制录音的英文版本《言语声片》，杉本达夫先生关于老舍与“文协”及有关“文协”的成立、分会、财务等资料占有及高桥由利子女士对老舍赴英任教提供过帮助的两个英国神职人员艾温士（伊文斯）及利斯的考查等，都是这种功夫的见证。仅凭主观的推演或空托宏论的所谓研究是为大多数日本学者所不取的。他们所做的看起来有时显得琐碎，其实是表现了一种方法、一种态度、一种追求和精神，许多卓尔不群的新观点、新发现正是从这种功夫中产生出来。
　　二、注重对作品的解读。日本老舍研究有一个很好传统，即坚持老舍作品的研讨。他们有定期研讨会，时常预定读某篇作品，由一人主发言，大家参加讨论。由于研读之细，也便有新见解不断出现。例如伊藤敬一先生论《微神》，对其中每一段的理解，对其中每一种颜色、形象的象征意义都有新颖独到的看法。日下恒夫先生因为读《我这一辈子》细致，他能发现我们中国出版的一本现代文学史中引述这篇小说中的句子和复述情节有误而得出的不恰当结论。他读《正红旗下》，坚持说“正”应读一声，而不该读四声，他专门研究过满语，又注意研究过满族旗人的编制制度。小林康则先生就曾亲自告诉过我，他们在每月一次的读老舍作品会上，就曾一段一段分析过《蜕》这部仅写了九万字的未完长篇小说。而日本能有十种以上《骆驼祥子》的不同译本，也完全因为他们在熟读该书时，发现一种一种版本都未能尽合原著有关。至今日本研读老舍的论文除了事实考订、一般介绍外，最多最有分量的是那些解读作品和论析语言的文章，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传统。大而无当的论文在日本几乎没有，日本一位学者曾亲自对我说到对我国一本权威的文学研究杂志的文章他不感兴趣，他说那上面的文章理论有的太玄虚，让人摸不着头脑。
　　三、在研究方法和视角方面，日本学者虽偏重考据功夫，但仍是多样化齐头并进、不拘一格的；虽较多注意微观，但宏观研究也时有新论，比较学、心理学、结构学、宗教学、地理学、民俗学、语言学、修辞学，乃至社会学等，都有相当收获。比较学方面如杉野元子的博士课论文《夏目漱石与老舍——以两位文学家的英国体验为中心》就是一篇有特色有力度的论作。她把两位跨国界的作家并在一起，共同置于英国文化的背景上加以论述，并深入讨论了《我是猫》和《猫城记》两部作品内涵，不论是同点、异点都让人感到新颖、富有个性特色。她的另一篇被中国学者称之为“爆了一个大冷门”（舒乙语）的论文《老舍与学校风潮——以〈赵子曰〉为中心》除以翔实资料考察了老舍小说与现实学潮的紧密关联外，也从比较角度论析了赵子曰与阿Ｑ间的因缘。在今年７月举行的日本老舍研究会年会上，她又从老舍与肖乾二作家都与基督教有过深刻源缘作了题为《老舍与肖乾》的发言，也颇得好评。日下恒夫先生关于老舍及其《猫城记》与西洋文化的论作，深入论述了老舍接受的《圣经》影响及其对《圣经》的倾心，指出《猫城记》中出现的情节，如“毁灭的手指”就是出自《圣经》中《但以理书》第五章讲述的“手指书文于壁”迦勒的国灭亡的故事。从宗教学角度研究老舍在８０年代初就有高桥由利子、渡边安代两女士的论作。１９９６年７月，在日本老舍研究会学术年会上，几位日本学者发言又不约而同地将论点集中在老舍与基督教话题上［⑥］。此外，从语言学、修辞学、民族学方面研究老舍的成绩也十分突出。
　　总之，日本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老舍研究大国，其著作成果及声势堪称“世界之冠”（王润华语），其研究队伍以少壮实力派为中坚，元老派组织和带领后来者，阵势十分可观。他们一代又一代的学人钟情于老舍的原因何在呢？我以为最根本的一点就在于他们较早深刻地认识了老舍的价值和地位。他们不但被老舍的高品位的创作所吸引，而且对老舍的伟大人格表示由衷的钦佩，正如日本名作家水上勉所赞美的那样：“老舍毕生注视着中国民众的甘苦，他作为当今最高尚的人民作家而受人景仰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日本人对老舍文学也同样感到亲切，被它打动。”
　　老舍研究南洋结硕果
　　新加坡国立大学王润华教授，继《从沈从文到司空图》、《鲁迅小说新论》等学术专著之后，最近又推出一部很有特色的著作《老舍小说新论》（１９９５年２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版，以下简称《新议》，引文只注页数）。这是国际汉学研究界关于老舍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是老舍研究在南洋结出的第一颗硕果。
　　老舍之于南洋缘份的建立，自然首先因为他为了生活两度到新加坡：一次是１９２４年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时船过新加坡呆了一天；另一次便是五年后结束在英伦的执教生涯回国，在新加坡华侨中学教书五个月。其次要归功于英国作家康拉德的诱引。老舍在１９３５年写的论文《一个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我最爱的作家康拉德》中说：“康拉德在把我送到南洋以前，我已想从这位诗人偷学一些招数”，还说康拉德小说的“结构方法迷住了我”。他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一文中又说：“我久想看看南洋……为什么我想看看南洋呢？因为我想找写小说的材料，象康拉德的小说中那些材料。”这表明，老舍的在南洋落脚是与康拉德的作品魅力和影响分不开的。但是，老舍与南洋的血肉联系，关键还在于老舍超越了康拉德，拥有一个自己独有的南洋世界。在上文中他强调他要写的南洋不象康拉德“著作中的主角多是白人；东方人是些配角”。他要写的小说“以中国人为主角，康拉德有时候把南洋写成白人的毒物——征服不了自然便被自然吞噬，我要写的恰与此相反，事实在那儿摆着呢：南洋的开发设若没有中国人行么？中国人能忍受最大的苦处，中国人能抵抗一切疾痛……中国人不怕死……中国人不悲观”。在１９３４年写的散文《还想着它》中曾说：“我要表扬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树是我们栽的，田是我们开的，房是我们盖的，路是我们修的，矿是我们开的……我们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来。我要写这个。我们伟大。”虽然后来由于时间、材料等各种原因，老舍没有实现预想的计划，只写了一部表现缩小了的南洋社会——新加坡有色人种儿童世界生活的小说《小坡的生日》，但老舍在这里吐露的心情，这股子代表了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精神足令后人钦敬。大概正是受到这种精神的激发与鼓舞，当几十年后南洋学者涉足老舍创作的海洋时，一下就对老舍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了对老舍的研究，王润华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从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在《星州日报》上发表《老舍在〈小坡的生日〉中对今日新加坡的预言》开始，十多年中王润华教授一面经常带领中国大陆、台湾及其他国家地区的作家学者，沿着老舍在新加坡的足迹观光访问（今年４月还带着舒乙及其夫人于滨女士一同寻访老舍旧踪），一面陆续在新加坡、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刊物上发表了《从康拉德的热带丛林到老舍的北平社会——论老舍小说人物“被环境锁住不得不堕落”的主题结构》、《〈骆驼祥子〉中〈黑暗的心〉的结构》、《从李渔的望远镜到老舍的近视眼镜》、《老舍在新加坡的生活与作品新探》、《从康拉德偷学来的“一些招数”：〈二马〉解读》、《老舍研究的新起点——从首届国际老舍研讨会谈起》等一系列论文。在王先生影响和指导下，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潘群、陈真华等分别完成了《从政治诠释到文学评析：〈骆驼祥子〉新探》、《老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研究》等硕士论文。另一名他的学生符传丰也将在近期以《论老舍短篇小说的真善美》为题完成八万字的硕士论文。
　　当然，最能代表王润华教授研究老舍水平的还是他在诸多论文基础上充实起来的《老舍小说新论》。王先生早年毕业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后赴美留学业从周策纵，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此后，任教于新加坡。他是一位作家型的学者、学者型的作家，现担任着新加坡作家协会的副会长，出版有多部诗、散文集作品，获有国家及地区级的多种奖项。而在学术方面也收获甚丰，除上列著作之外还有《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司空图新论》、《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从艾略特“诗人批评家”看沈从文的文学批评》等著述，此外还翻译了康拉德的作品。王润华先生的视野和研究领域是相当宽广的，不但涉及古今，而且放眼世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沈从文、老舍的研究代表他的水平，而《老舍小说新论》无疑奠定了他在南洋的老舍研究的权威地位。
　　这部著作就本身体例看不是一部系统的老舍小说专论，实际是一本论文集。也正因为这一特点，使这部著作避免了系统专著常有的薄弱平庸章节，篇篇成为认真思考过的有见地有深度的作品。全书除作为《序》的《老舍小说新论的出发点》和《附录：老舍研究重要参考书目解题》外，共分十章。如果说第九章宏观论述老舍对现代小说的观念，在内容上还与书名相合，那么第十章则主要是对１９９２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国际老舍研讨会的评述和感想。其余八章研读老舍小说的部分大体可分三组。第一组包括第一、二章，主要考订老舍在新加坡的生活和论析《小坡的生日》。这一部分作者运用地理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老舍在新加坡的行踪和《小坡的生日》中人物、地名作了十分细致的考察、对照，从而说明老舍创作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常常运用真实的地名加强作品的真实性，叫人倍增亲切感。书中还以翔实的材料说明了前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新加坡分部经理“黄曼士打破当时人的思想框框，主张团结各籍贯的华人，联合各民族”（页２８）的思想及南洋华侨中学学生革命思想对老舍写作《小坡的生日》的影响。对于《小坡的生日》这部小说，论者认为至今国内外老舍研究者并没有真正“深入小说的核心去看问题”（页３１），其原因一是受了作者自评说这部小说是“幻想与写实夹杂在一起，而成了四不像”的影响；二是因为他们“没有新加坡经验”，“对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社会教育问题完全陌生”。王先生认为，“只有爱吃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盛产的，被称为热带水果之王的榴＠②及欣赏咖喱饭的人，才配谈老舍的《小坡的生日》。”（页２９）三是从“中国人的文化、社会和价值观点”在这部小说中找“中国社会问题”，便只能“大失所望”（页３２）。《新论》认为，必须“从新加坡的观点看《小坡的生日》”，你才会对老舍为“现代新加坡：花园城市的构想”而“感到惊讶”。在１９３０年，老舍就为“花园城市”绘制了蓝图，对照“现在新加坡被称为花园城市，完全实现了人民的愿望”，“今天的新加坡人，看了小说中花园的结构，一定会深深地佩服老舍的远见。”（页３７、３８）而老舍在小说中通过主人公小坡“向新加坡认同……而且接受多元种族主义的民主生活方式”，“老舍当时看出历史的方向”，“是极有政治远见”（页３９）。《新论》还分析了“新一代的新加坡：小坡”，认为１９３０年小坡约十岁，“那么小坡今年约五十岁。目前新加坡最能干的国家领袖中年长的一辈跟小坡是同代人”，老舍在当时就“看出许多小孩象小坡，会成长为新加坡多元种族国家的好领袖。”（页４４、４５）《新论》反对把《小坡的生日》只看作“表面的童话故事”，认为“你一旦考察到童话后面对新加坡今日社会的预言，你会由于预言的一一实现而沉迷其中。”（页４５）无疑，在至今关于《小坡的生日》的所有评论中，《新论》见解是最富有创见性的。对这部作品的价值，王先生认为，小说“对新加坡今日社会之预言，比写一本正面反映华人为开拓南洋而流血流泪的作品更有永恒的价值。”（页６１）
　　《新论》的第二部分内容包括三、四、七、八章。这四章书突出运用了比较学和现代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二马》和《骆驼祥子》两部作品与康拉德作品的关联：既指出“偷学”的“一些招数”，又“不是从遗传学的方法来研究康拉德对老舍的影响，主要还是借康拉德小说的一些特点来解读老舍的小说。”（页５７）《新论》颇具新意的地方在于打破老舍自己设立的“创作目的”（“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诠释法的限制，回到小说本体，“找寻新的意义”，从“探索中国人与全人类的精神病态”高度分析了小说中的人物和主题结构。“康拉德探索人类心灵的主题，很显然的曾影响老舍”。《新论》在第三章《从康拉德的热带丛林到老舍的北平社会——论老舍小说人物“被环境锁住不得不堕落”的主题结构》和第七章《〈骆驼祥子〉中〈黑暗的心〉的结构》中作了有说服力的论述。认为康拉德作品把南洋环境写成白人毒物——征服不了自然被自然吞噬的结构主题深深影响了《骆驼祥子》，老舍笔下的“北平底层社会，就是等于康拉德小说中的南洋原始丛林”。（页６８）祥子遭受的社会打击，更象康拉德手下的人失败后被自然毁掉，甚至连祥子的结局，也“完全象康拉德小说中缺德、自私、不择手段去剥削工人的《黑暗的心》中的克如智……最后死在黑暗的丛林里。”（页６９）《新论》还进一步从康拉德作品的架构印证老舍小说的构成，从而论述了二位作家由揭示人性和道德沦亡主题的相一致而产生的相同的悲剧感和共同有的“走向人类心灵探险旅程”，认为《骆驼祥子》决不仅仅在暴露社会残酷，而是象《黑暗的心》显示康拉德“自我的内心，人类的心灵最长的一次探险旅程”，“也有类似的走向人类内心的旅程结构”。（页１５９）《黑暗的心》写白种人把文明带到非洲（内在是写“走进人类心灵去探险”的历程，揭露白人、“甚至人类内心之黑暗”的历程），主人公从欧洲大陆到刚果共经历了“三站”；《骆驼祥子》中写祥子从农村到北平追寻洋车的旅程也经历了“三个重要的站”（人和车厂、小福子们住的大杂院、白房子），而这“三站”实际也象征人类心灵的探险历程：走进人和车厂，“他实际上走进被剥削者的灵魂里，以及从流氓变成剥削穷人的资本主义者的丑恶心灵”；当他走到西部，就是“走进了中国内乱的心灵意识世界里”；当他走进小福子住的大杂院，“其实是让祥子住进穷人家的内心世界里，去了解中国城市穷人的心灵世界”；祥子走进白房子，实际是走进了“中国现代城市心灵最黑暗的地方”（页１６９、１７０）。白房子是“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中国人的心最黑暗的地方”，也是人类心灵深处的“妓院”、“大坟场”（页７６）的象征。总之，《新论》认为，正象康拉德笔下的白人被热带丛林毁掉一样，“北平对祥子及其他中国人来说，它是促使人堕落的热带丛林，当你征服不了它，它会把你吞噬掉。”（页１７０）王先生翻译并研读过康拉德的不少作品，他从平行和类同比较和以康拉德作品的架构主题解读老舍作品，确实体会深刻，读出了不少新意。《新论》认为《二马》是老舍早期作品的优秀之作，而《骆驼祥子》是体现“中国小说新方向的作品”，“富有现实性（experimental）和现代感……它多变的结构（evasivestructure），它的多义性，是中国现代小说中少有的。”（《序》页１７）小说所写的“祥子与北平，都不但属于中国，也是世界的”（页１７０）。无疑，这些看法进一步开辟了人们认识老舍作品价值的思路与空间。《新论》第八章还运用现代心理学，特别是性心理学分析了《骆驼祥子》的人物，其中不少看法也是别人未言未道过的，如关于虎妞骗祥子餐桌上何以摆三只酒杯，刘四对女儿虎妞存在性占有，虎妞、祥子、夏先生及其姨太太等人的性变态分析，祥子在夏天暴雨烈日下拉车情节包括性欲受压抑在内的多层象征含意的分析，以及祥子为人和车厂清扫地面也包含涤除心灵污点的象征意蕴的看法，还有认为老舍在《骆驼祥子》中不止于对社会层面的批判，还“利用新发现的新心理学，又运用了求知神秘的，不可知的象征主义”（页２０４）（如祥子就不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写实主义作家笔下的劳动工人，而是一个象康拉德《黑暗的心》中人物克如智式的“被环境锁住不得不堕落”的充满象征性的形象）等等，这些看法与观点都是十分新颖、能引发人思考的论点。
　　《新论》第三部分包括五、六两章，虽然仅论析了老舍的两个短篇小说：《眼镜》和《断魂枪》，但因论者的方法和视角的脱俗，使得论作大获成功。书中《从李渔的望远镜到老舍的近视眼镜》的观点曾在１９９２年８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老舍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过，当即得到与会者赞赏。王先生将清朝李渔的小说《夏宜楼》与老舍的小说《眼镜》比连一起，这本身就十分诱人。论者从跨时代的两篇作品中发现一个一般读者很难解读到的共同主题：“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家，都在利用一种来自西洋的科学仪器，透视中国在走现代化，走向世界时，由于自己还被锁在病态的环境中，不得不堕落的悲剧”（页１１５），很能启发我们的思路。论作还认为，向来不被人看好的小说《眼镜》是探讨“揭露人性的缺陷，抨击环境如何迫使人们走向自己精神道德的反面”主题的“佳作”。对于《断魂枪》的论析重点则在揭示这篇小说的含蓄的象征内涵：代表“自古以来，是统治中国最佳的武器”——五虎断魂枪——“现在已被西洋枪炮打得断了魂。它源本是使人断了魂的枪，现在自己却是断了魂的枪。”（页１３３）东方人的这个“大梦”，无论如何不能不惊醒了。
　　王先生的研究，在方法上先接受中国传统式一套，然后又接受西洋的熏陶；在学业知识上尽量扩展自己占有的空间，传统与西洋交融，研究、创作、翻译集于一身，又具有“诗人批评家”与专业批评家相结合的特点，这使他具备较多优势，也是他在老舍研究上屡获新意的重要原因所在。他在该书的《序》中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通过解读老舍一小部分作品，“赏试为老舍小说研究寻找一条新途径。……希望对在探索老舍小说的新意义上，能有所启发。”我以为王先生这一目标是实现了的。
　　注释：
　　①　国内“老舍研究”之研究的论作有：宋永毅：《进入多维视野的老舍研究——近年来老舍研究述评》（１９８５年《文学评论》第１期）。曾广灿：《解放前国内老舍研究的回顾》（１９８７年《齐鲁学刊》第１期）。曾广灿：《老舍研究纵览》（１９８７年天津古籍出版社版）。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第八章（１９８８年学林出版社版）。史承钧、宋永毅：《老舍研究的历史回顾（１９２８—１９７６）》（１９８８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４期）。吴小美等：《开创“老舍世界”诠释与研究的新局面》（１９９５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２期）。
　　②　在中国大陆没有一部老舍研究专著时，国外已出版有：（捷）斯乌普斯基：《一位现代中国作家的历程——老舍小说分析》（英文版，１９６６年）。（前苏联）Ａ·安琪波夫斯基：《老舍的早期创作：主题·形象·题材》（俄文版，１９６７年），（印）兰比尔·沃勒：《老舍与中国革命》（英文版，１９７４年）。
　　③　请参阅这方面综述文章：舒济：《国外翻译和研究老舍文学作品概况》（见《老舍研究论文集》１９８３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版）。曾广灿：《老舍研究纵览》第五章。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九章及“附录”部分。孙立川、王洪顺编《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论著索引（１９１９—１９８９）》（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中老舍部分。高莽：《老舍研究在前苏联》（《北京文学》１９９４年第８期）。王润华《老舍研究的新起点——从首届国际老舍研讨会谈起》（１９９２年１２月《书目季刊》第２６卷第３期）。舒乙：《国际老舍学术讨论会漫记》（１９９３年《香港文学》２月号）。
　　④　见王润华：《老舍研究的新起点》一文的第二部分末段。
　　⑤　伊藤敬一：《老舍的〈微神〉小论》，载１９８６年《中国季刊》第４期，译载１９８６年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第４期。藤井荣三郎：《论从〈牛天赐传〉到〈骆驼祥子〉》，载１９７４年《八矢教授、小川教授退休纪念中国文学语学论集》。杉本达夫：《文协的财政与老舍》，载１９８５年１２月早稻田大学出版《中国文学研究》第１１期，《文协的分会》同上刊１９８６年第１２期，《老舍的西北之行》载１９９２年东方书店版《相浦杲先生纪念中国文学论集》，《老舍的有声的呐喊与无声的呐喊》载１９９３年早稻田大学版《文学研究纪要（３８）·文学艺术编》，译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９３年第２期。杉野元子关于夏目漱石与老舍比较论的文章载１９８９年《艺术研究》第５５号、１９９１年日本比较文学会编《视角的比较文化——美·毁灭·异乡》，《老舍与学校风潮——以〈赵子曰〉为中心》，载１９９１年《日本中国学会报》第４３集，日下恒夫：《老舍的〈猫城记〉与圣经》，载１９８５年《关西大学中国文学纪要》第９号，后充实译为中文题为《老舍与西洋文化——从〈猫城记〉谈起》，载１９８６年《复旦学报》第６期。
　　⑥　１９８４年４月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老舍学术讨论会上渡边安代与高桥由利子联名作了题为《老舍与基督教》的发言并提交了论文。高桥由利子：《老舍文学与基督教——〈赵子曰〉与〈二马〉》，载１９８５年《上智大学外国语学部纪要》第１９号，１９９６年７月在日本老舍研究会年会上藤井荣三郎就老舍的《大悲寺外》和《歪毛儿》两个短篇小说表现的老舍的基督教意识作了具体生动的发言。杉野元子详细比论了老舍与肖乾两作家生活作品的基督教思想态度表现。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关德富＊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契去大加糸
　　＠②原字木加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