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春风》与1943年的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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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本]杉本达夫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25日　www.laoshexue.com

一

　　老舍从1939年到1942年，接连写了7篇话剧剧本（包括合写1篇）以后，写了题为《闲话我的七个话剧》1的一文来总结写剧本的经验。他先谈因小说和剧本技法上的差异而来的困难，再就7篇作品分别作了评论。最后他说：

　　剧本是多么难写的东西啊！ 动作少，失之呆滞；动作多，失之芜乱。文字好，话剧不真；文字劣，又不甘心。顾舞台，失之文艺性；顾文艺，丢了舞台。我看哪，还是去写小说吧，写剧太不痛快了！ 处处有限制，腕上如戴铁镣，简直是自找苦头吃！2

　　这虽不是宣言，可是表明一个结论：不再写剧本，还是回到写惯了的小说吧。不写剧本的理由，他只举一个，就是剧本太难写。可是老舍开始写话剧的动机，本来是，为了抗战事业贡献而挑战新领域，来写比小说更有效于动员群众的话剧。从这个宗旨来看，怕难而不写太不合理，应该有另外的理由。我们在他1943年3月写的《不要饿死剧作家》3里，可以窥见这理由的一端。在该文里老舍说，在西方国家，剧作家的工作受到很高的评价，剧作家能够获得相应的报酬，而在中国，人们嚷嚷着要看好戏，可是谁都不管剧作家的报酬，演出戏剧也很少交上演税。他指出这种严重情况，并控告这不但是剥削作家，也是屠戮戏剧。他说：

　　我费了心血光阴写了剧本，而得不到应得的生活费用，我只好停笔不写。……在抗战中，戏剧在宣传抗战，教育民众上尽了极大的力量。我真不愿看着戏剧作家都抱屈含冤地饿死！4

　　这个理由极有道理，这是代表所有戏剧作家心情的吐血之言。
　　那么这以后，老舍真的没有写话剧吗？不，他并没有停止写话剧。到了1943年，老舍发表了两篇合写的剧本。一篇是与萧亦五、赵清阁合写的四幕剧《王老虎》（别题《虎啸》）5，一篇是与赵清阁合写的四幕剧《桃李春风》（发表时题为《金声玉振》）6。两篇作品都收录在《老舍剧作全集》7第3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跟广大读者早期见面了。其中《王老虎》，虽是1943年4月发表的，可是执笔时期或许应当追溯到1942年夏天。因为老舍在1942年7月15日刊的《文坛》上发表致姚蓬子的信8，谈到3个人合作的经过和合作中自己担任的任务。可是，1942年11月发表的《闲话我的七个话剧》，一句也没有提及《王老虎》，因此，合作很可能是在此文后进行的。《王老虎》不但执笔时期不明确，而且好像一篇剧评也没有留下，或许没有演出过？是一部留给人们印象很淡薄的作品。
　　与这相反，《桃李春风》一发表，即在重庆演出，剧评也有20篇左右。而且，演出后，很快就单行出版。跟同一年发表的《王老虎》比较起来，《桃李春风》享受了正如题名那样的华丽的阳光。而且，《桃李春风》还获得了很高评价。该剧是为了纪念43年度教师节而写，以七七开战前后的时期为背景，塑造了满怀民族自尊和爱国之情，为教育事业投入自己整个生命的一个知识分子形象，演出以后获得了几种奖。授奖的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府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其中后二者是当时为严厉的言论限制发挥极大作用的机关。《王老虎》《桃李春风》两篇作品写得怎样呢？就作为一个外国人的笔者，在60多年以后，只在文字上读的印象来说，两篇都远不能说有意思（主要因为领不到对话的妙味）。作为剧本，《桃李春风》还算好，从人物来看，《桃李春风》的主人公辛永年，印象还算鲜明，可是那不是由于感动或佩服而来的印象。不谈笔者今天的印象，当时的党政机关授了奖，当然该有它的评价，它的理由。
　　下面，将以《桃李春风》为中心，来考究该剧有怎样的意图，怎样写的，两位作者怎样合作，在怎样的时代环境里写，1943年对于老舍是怎样的一年等等问题。

二

　　《桃李春风》是四幕剧，就剧本情节说，有几处模糊的地方。例如，辛永年在中学教什么科目，平生读什么书，失业时突然被任为中学校长的背后有什么情况，远征的途中，别的老师做什么，等等。这些疑问都与主题无关，暂且放开吧。
　　辛永年为教育费心血，是因为热望培养保持中国人的自尊并怀有爱国热情的人才，对社会有用的人才的缘故。严于律己，铁面无私，灌注在学生身上的爱显现为严格。他把祭祀亡妻的经费送给穷学生，全不顾虑私人生活，严格要求家属。这样高举理想信念的人物形象是可贵的，可是，如果在你身边真的有这种人物，你恐怕感到窒息压抑。而且，辛永年虽有不断的自省，却没有对自己的怀疑，这一点，使他的人物形象简单化。
　　被解聘以后，辛永年决心自力办学，卖房卖地来筹措资金。辛永年个人是“私人”，可是办学校这个事业，在辛永年，是为国家民族贡献的唯一的路，是绝对的“公”路。资金是私款，同时，更是“公”款。而在第二幕，辛永年把这无比要紧的“公”款送给身败堕落的弟弟。虽有切愿弟弟改邪归正的教育上的希冀，可是弟弟毫无悔过的征兆。送给他钱明明是把钱扔倒垃圾箱，也是把“公”款为“私”挪用。这或许表现古老的宗法制度里人伦规范的拘束力。结果，学校开不成，辛永年的“公”人事业挫折了。对于这样的颠倒轻重的行为，1943年重庆的读者观众没有感到疑问吗？作者老舍把这一节插在剧里，是不是要表示教育家辛永年胸怀宽广？教书经验很丰富的老舍，在现实生活里也会有这样的判断吗？
　　在第四幕，把辛永年从苦境救出来的，是他过去的学生们。做商人的毕业生提供现款来缓和旅馆老板的督促。做公安检查官的毕业生，遵守严格教育的精神来严格执行职务的他，一知道是辛永年率领的集体，就不施行检查允许通过。现任站长的毕业生，特意安排车辆来让辛永年一行出发。要知道这时的铁路情况，就是买到正规的车票也挤不进去的。既有教育部汇款来的支援，更有学生们临时形成的人脉，这种偶然，当然是献给辛永年这位教育家的赞歌。虽然是设定在1937年的故事，可是1943年的教育部由此获得了光彩，获得了面子。

三

　　为写《桃李春风》，老舍和赵清阁怎样进行合作呢？据赵清阁写的该剧《序》9，先提起合写的是老舍。老舍想：老舍善于写对话，赵清阁比较懂得‘戏’的表现，俾成功一个完整的剧本。可是赵清阁担心这样会失败。“合作的经过是如此：故事由我们两个人共同商定后，他执笔一二幕”10。这时，赵清阁正犯盲肠炎在北碚住医院（据《阳翰笙日记选》，是5月21日住院的11），老舍带着第一二幕原稿来看望赵以后，赵清阁躺在床上接着草写第三四幕，老舍再加上文字上的整理。最后，赵清阁在全剧对话上加注动作，算完成剧本了。7月19日脱稿。该剧先在《文艺先锋》第3卷第4期（1943年10月20日刊）上发表，然后从10月30日起，在重庆，由中电剧团上演了。根据这时得到的许多意见，赵清阁再加以修改了。11月9日改罢，11月12日写《序》，12月由成都中西书局出版单行本。赵清阁修改的时候，老舍刚刚割了盲肠在北碚休养。
　　看这样的经过，老舍和赵清阁两者平等出力。故事的展开也说不定哪一方的意向反映得多。合作时，想到“老舍善于写对话”，即写台词的本领，从结果看，老舍是发挥了作用的。在《序》里赵清阁说：

　　本剧是一个比较严肃沉闷的正面戏……所以如果你完全用娱乐的眼光去看它的话，那就一定会使你失望。不过导演也可以把严肃变成轻松，像“中电”的演出，吴永刚先生的处理，就一点不叫人觉得沉闷。况且老舍的对话很幽默，如第一二幕情节虽嫌平静，对话却调和了空气，演出时博得不少彩声。12

　　演出时导演怎样加工，现在难以知道，如果真像赵清阁叙述那样，我们可以知道老舍的台词给严肃的场面带来轻松的空气。观众听着深刻里夹着轻松的对话肯定喝彩。那么，老舍原先的意图，可以说收到了十分的效果。可是，据《时与潮文艺》杂志上的消息，主角演得好像不怎么好13。还有一个疑问，这种严肃剧里的轻妙因素，到底怎样为强调主题起作用呢？
　　像本文开头说过的那样，老舍说过：不再写剧本，还是写小说。那么，为什么又回到剧本呢，虽说是合写。《桃李春风》之前的《王老虎》是由萧亦五，赵清阁和老舍三者的合作。关于产生《王老虎》的经过，老舍在致姚蓬子的信里这么说：

　　当兵出身，在上海战线失了一条腿的萧亦五，写了小说《王老虎》，故事很好，文字也洁简有力，因此老舍想把它改编为剧本，可是作战场面太多，不易搬到舞台上去，就跟赵清阁商议。这时，赵清阁刚病好，不能作重工作，而不工作，又没有收入。老舍就想到，由熟悉军队生活的萧亦五想故事，由研究戏剧的赵清阁设计为话剧，由老舍写台词，这样合作大概就像个剧本了。稿费三分了，赵和萧都能有一点收入……14

　　可见，合作是老舍引导的，其动机在于帮助经济困难的朋友谋求收入，并不是老舍怀有作为一个作家压不住冲动的题材。他自己也穷苦，需谋收入，可是老舍不把自己的绝技独占，要与朋友共有，以便找一条发挥力量的路途。跟赵清阁提起合写《桃李春风》，动机可以推想，也是希望支援赵清阁的穷境。
　　赵清阁15（1914—1999）是河南省信阳人，先后在开封艺术高中、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美术。在校时期，即十几岁时开始，接连发表了诗、小说、散文，把上海《女子月刊》做主要的活动舞台，批判现实的倾向很明显。在开封艺术高中任职时，因有共产党的嫌疑，被捕坐半年牢。这时期患肺结核。还有，短篇集被禁止发行，女子书店总编辑的职位被解聘，等等，经受过很多打击。1936年，跟朋友一起创办《妇女文化》杂志，在南京的制片厂“中电”任了编辑委员。后来中电剧团演出《桃李春风》，很可能依靠这时发生的人缘。抗战开始以后，赵清阁辞了中电到武汉来，帮助文协会务的时候认识老舍。她编辑了华中图书公司的杂志《弹花》，同时自己也写过很多剧本和评论。搬到重庆以后，继续编着《弹花》写剧本，评论，散文，电影剧本和小说。接着，把《弹花》从公司接过来自力发行。该刊不久在重庆的政治经济重压下被逼到停刊。《桃李春风》执笔时期，她受成都中西书局的委托，做《中西文艺丛书》的主编。《桃李春风》演出后，很快就由中西书局出版，还是依靠她的关系吧。
　　作为编辑，她送出了好多作品，作为作家，她在抗战文学阵地的一角做出了明确的贡献。可是在战时情况下面，繁忙的工作不一定带来收入，清贫生活不但加剧肺结核，还招引别种疾病，这是当时的作家共患的情况。经济生活很紧张，可是另一面，她这个年轻的女编辑，看来好像很受文艺界前辈的眷顾，有几种逸闻传下来，例如，由郭沫若，田汉送诗，由傅抱石送画，受阳翰笙，洪深等人的指导，等等。阳翰笙的日记里也有几次提到她，可以窥见她获得前辈作家的信赖。后来，新中国建国时，赵清阁受阳翰笙的委托，给旅美的老舍写信催促回国。16阳翰笙的后面当然有周恩来有共产党。

四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的矛盾已不能弥补，国统区的言论限制日益严重，浓雾深深笼罩在重庆社会，对于文艺界、戏剧界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阳翰笙在1943年9月12日日记里写，因图审会（即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检查严苛，出版书籍杂志碰到极大困难，后半年的演剧活动等于烟消火灭云云。后面又写“前日在北碚碰到老舍的时候，他很慨叹地说：中国的新文化快要呜呼哀哉了！”老舍的剧本和小说都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写成的。压力不但针对新作，对旧作也是如此。
　　老舍慨叹后不久，《时与潮文艺》杂志登载了这样的消息17：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表了《取缔剧本一览表》，把老舍《残雾》、曹禺《原野》、吴祖光《风雪夜归人》等116种作品定为不准出版或上演之剧本，并把郭沫若《屈原》、曹禺《日出》、阳翰笙《天国春秋》、沈浮《重庆二十四小时》指定为修改后方准上演的剧本。老舍的《残雾》是1939年的作品，曾经在国民党直属的中国文艺社所发行的《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3卷第8期到第4卷第1期发表。该剧里虽然登场抓住坏高官，也暗示某大人物密通南京政府什么的，构成政府内部的腐败现象，可是作品的主旨是号召人们去前线抗战，并不是批判国民党的政权或政策。这种作品也不准上演了。那么，如果在用较简单的手法来显示人物好坏的戏里，都不许坏官僚登场做坏事，那么老舍擅长的手法就很难使用了。《桃李春风》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的。
　　如上面所说，《桃李春风》把故事背景设定于1931年到1937年末。要在1943年的重庆描写理想的教师形象，本来不必追溯到开战前后。如果设定于重庆的同一个时期，那就更能使形象带着现实性了。但是，要描写1943年前后的教育界，总不能不接触政治壁垒和官僚署员，那等于自求跨进禁区。两个作者不会没有这种顾虑。
　　不论有没有这种顾虑，老舍在剧里却借着主人公的嘴喊出自己当时的心声。辛永年说：

　　“只要伯伯（即辛永年）有份儿诚心，事情就没有办不通的。我办学是为教育大家的儿女，大家还不帮我的忙吗？”
　　“只要咱们的心诚，脚步走得正，一定会有人帮助咱们。”
　　“我不知道我教书教得好不好，但是我的确知道我很尽心。”
　　“为社会事业而不怕碰钉子，是艰苦卓绝。……我就是沿街乞讨去，也得办学校。”
　　“为我自己，我向来不求人。为公益的事，我差不多天天去求人，我不怕丢脸，不怕碰钉子，可是谁都帮过忙了，叫我上哪里再找钱去呢？”

　　这些话实在是老舍的心声。是为了维持文协，到处奔走呼吁帮助，尽心尽力工作的老舍发自肺腑的呼声。而辛永年这种忠诚无私牺牲到底的教育家形象，呼吁民族自尊和爱国的知识分子形象，更应该是面临抗战的老舍形象的投影和化身。
　　对戏剧活动实行各种限制的机关，在明令禁演许多剧目之前，为了“发扬民族意识，策励戏剧创作”，给剧本设定奖金了。《时与潮文艺》创刊号（1943年3月15日刊）所载《艺文情报》栏里的《剧坛》（贻德执笔）有这样的消息：
　　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为发扬民族意识，策励戏剧宣传，特设“优良剧本年奖金”一种……给奖剧本分两种：一种是就已出版的剧本选出十部，各给千元；一种是应征的，选拔三部，给与第一，第二，第三奖，奖金数目为三千元，二千元，一千元。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最近选定曹禺所著《蜕变》一剧，给奖一千元，并转请中宣部教育部转令所属普遍上演。又同时获得该项奖金之剧本尚有陈白尘之《大地回春》，袁牧之《边城故事》及吴祖光《正气歌》。
　　该刊第2卷第3期（43年11月15日刊）的该栏包括下面的消息：

　　最近当局于演出之话剧，颇多奖励。于伶之《杏花春雨江南》及老舍，赵清阁合著之《桃李春风》均获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名誉奖状。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给与《桃李春风》之剧作者，演出者（罗学濂）及导演（吴永刚）奖金各四千元。教育部准备选奖本年度最优剧本十数种，分别给奖，年终可正式发表。

　　该刊第2卷第4期（43年12月15日刊）该栏有下面消息：

　　三十一年度剧本正式评定给奖者，计有曹禺之《北京人》陈白尘之《大地回春》王平陵之《唯他命！》三种，各得奖金三千元。

　　最后这条消息没有写授奖的主体。从上面的消息推想，这大概是教育部。也许是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暂且不能断定。民国31年是1942年，《北京人》已在41年演出，为什么被算为1942年的作品，理由暂且不明。
　　《桃李春风》获得了党政机关所授的奖金。获奖或许不只是这些。据张桂兴《老舍年谱》，1944年2月15日，教育部宣布第一次应予奖励的四个优秀剧本，其中《桃李春风》得奖二万元，曹禺《蜕变》得奖一万五千元，于伶《杏花春雨江南》得奖一万元，沈浮《金玉满堂》得奖一万元。另外，《桃李春风》的导演吴永刚以及上演该剧的中电剧团也同时获奖18。年谱这一条的根据是重庆《新华日报》同日的报道《四个剧本得到奖励》。
　　如果，如果真地像报道那样获得奖金二万元，老舍他们不但获得名誉，还获得了经济上的极大支持。老舍提起合作的动机，要帮助处于困境的朋友的目的，多少算达到了。那么，教育部的奖金二万元和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的奖金四千元，两位作者真地拿到手了吗？他们怎样使用了那笔奖金呢？老舍在《习作二十年》里说《桃李春风》获奖，可是，这奖是不是名誉上的奖，还是收了奖金没有，奖金有多少元，这些问题，他一字都没有提。
　　教育部选定的优秀剧本，首要条件是为纪念教师节而写的，歌颂理想教师的作品，这结果实在巧，好像按着计划进行。4个优秀作品之中，除了《蜕变》之外的3篇，文学史上都没有怎么重视。这儿要提一下，阳翰笙1943年9月11日日记引了赵清阁的信，她信里说：

　　天知道我们（像我同老舍）这种人，刻苦好学，只凭劳力生活，为的是保持淡泊宁静，而熟料仍不免是非之论。苟果知媚上，则何至如此清贫？！19

　　赵清阁的话中是有话的。9月11日《桃李春风》已经脱稿，演出计划或许正在落实。恰在这种时期“不免是非之论”，到底有怎样的事实呢？从“苟果知媚上”这一句来推想，可能有些人说什么“他们写《桃李春风》来谄媚官方”。关于赵清阁的信，阳翰笙没有加以什么解释。前后脉络不明不白，只能猜想。
　　对于《桃李春风》，当时的剧评怎么样呢？登载该剧本的《文艺先锋》上，有署名“明”的评论《关于〈桃李春风〉》，给以很高的评价：
　　第一，民族文学的建立已属势所必然的事，这个剧本可以说就是作者担负起这时代任务的产品，它报导民族新生中许多善良者艰苦奋斗的事实，它为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精神（此处一字不明）就了最具有感召力的形象。所以它不特提出了中华民族新生的保证，也为民族文学大前途提出了坚强的保证。
　　第二，许多文学作品致力于描写黑暗者多，显示光明面而收积极教育效果者少。……。再说《桃李春风》中也并不是没有代表黑暗面的人物和事物的，但正因其正面的肯定的意义更强，才更显出了我们应该否定的东西之被否定的必然性。——这种写作的方法和态度，是值得注意的。20
　　还有孙伏园写了题为《看了一本好戏》一文，说：

　　现在我们需要的戏，可以说，是既有教育色彩，也富文艺趣味，而又合乎宣传需要的。……而三者兼备的却颇不多，最近上演的《桃李春风》可谓正合此条件。21

　　此评价可以说完全基于国民党文艺政策的见解。
　　《桃李春风》是为教师节，即赞扬教师，重新认识教育意义而写的剧本。老舍是既违反不再写剧本的意志，又含有特意纪念的意图写的。考虑这些因素，这也可能是受教育部或其他教育有关组织的委托才写的。老舍在这以前写的剧本，例如《国家至上》（跟宋之的合写）是受了回教协会的委托，《大地龙蛇》是受了东方文化协会的委托，《张自忠》是受了‘军界友人’的委托而写的。人们认为，什么难事只要委托老舍都能办好，而老舍方面也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既然有这种事情，那么《桃李春风》，也很可能受委托而写。可是老舍和赵清阁都没有谈这种事实，当时刊物的《文坛消息》之类也没有这样的报道。如果老舍受了教育部的委托写该剧的话，那么老舍的心里，肯定会考虑到教育部发给文协的补助费。教育部的补助费是文协的重要的财源。而且老舍，正如写《国家至上》等等时那样，本来是受了委托就不能推辞的人。给人造成“媚上”印象，那在老舍必是委屈必是遗憾之极。

五

　　老舍向来贫血，苦于眩晕和头疼，这时候又加上了疟疾。这些病，只要有滋养和药就可以治好。可是老舍的钱袋总不能解决这种简单的事。祸不单行，1943年10月，老舍在北碚患盲肠炎，住了半月医院，出院以后也需要休养。正在休养的时候，重庆上演了《桃李春风》，老舍不能去看。也是这个时候，分居6年的家属，胡絜青夫人和一男二女，从沦陷的北平远远来到了，可是老舍不能去重庆迎接。家属到北碚老舍身边来，是到重庆20天后的11月17日。不论是住院，还是一家开始新生活，事事需要相应的支出。老舍的经济生活怎么样，笔者没有看过老舍写的自家收支情况的资料，可是正像当时的通例，他处在极其穷苦之中。那是从《旧诗与贫血》22一文也可以看到的。《阳翰笙日记选》1943年8月28日条里有这么一句：

　　老舍在北碚甚穷，今天同郭、冯、何、乐诸兄谈后，由会预支了一千元给他兑了去。23

　　“会”大概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内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阳翰笙是该会3个副主任之中的一个，处在掌握该会事务的职位。老舍是该会10个兼任委员之中的一个24，“预支”是对什么项目支付的款呢，阳翰笙没有写。或许对兼任委员也有车马费什么的津贴。就是津贴，老舍也不会自己开口要。那就可以想像，当时的老舍穷得阳翰笙他们也不能不管，就紧急以预支的名目兑款。老舍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
　　据张桂兴编《老舍年谱》，说是阳翰笙兑款的几天以后，“老舍答应洪深的预约，为其写戏。……预支剧本费5000元”。在政治部军中文化训练班指导戏剧班的洪深，说是特约老舍、阳翰笙、夏衍、于伶、宋之的等写剧，每人各预支5000元。25年谱依靠的资料是重庆《新民晚报》上的《艺文坛》9月8日的报道。可是，据第二月传播了同一个消息的《时与潮文艺》的报道26，是“戏剧班里特约于伶、夏衍、姚苏凤、宋之的等编撰专为前线演出之剧本”，这里没有老舍和阳翰笙的名字。而且，老舍没有留下响应这个任务的作品。老舍很难想象只拿钱不写作品。如果接受了五千元，那么生活肯定多多改善了。对于年谱的这一项，笔者怀有疑问。给与《桃李春风》的奖金，不论是四千元的还是二万元的，如果的确交到作者手里，那为老舍迎接家属开始新生活，一定是百万援军，不管他为文协“挪用”多少。
　　老舍出院之后的12月，写好长篇《火葬》，在《文艺先锋》第4卷第1期到第6期（1944年1月—6月）发表了。1943年的《桃李春风》也在《文艺先锋》上发表了。老舍在该刊上发表的文章共有5篇，其中比较大的创作都集中在43年10月到44年前半。该刊跟《文化先锋》一样，是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的直属刊物，由该会主任张道藩担任发行人。刊物本身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可是稿费的支付想来不必担心吧。同一个时期，该刊也登载了茅盾的长篇小说《走上岗位》和阳翰笙的五幕剧《槿花之歌》。国民党政府实行严厉言论限制的同时，国民党右派系统的刊物却采用共产党方面作家的作品。这里可以看到，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下面，左右双方有意保持的微妙的平衡状态。

　　（本文作者：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

　　1 《抗战文艺》第8卷第1、2期，《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老舍全集》第16卷，第214页。
　　3 《戏剧月报》第3期，《老舍全集》第16卷。
　　4 《老舍全集》第14卷，第332页
　　5 《王老虎》载于《文学创作》第1卷第6期（剧本专号，1943年4月1日刊）。据赵清阁《桃李春风·序》说是由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了，可是老舍年谱和老舍词典之类都没有记录曾经出版的事实，出版的书也没有发现，或许只是预定而没有出版。
　　6 《桃李春风》。先题为《金声玉振》，载于《文艺先锋》第3卷第4期（1943年10月20日刊）。10月末在重庆由中电剧团上演，11月修改之后，12月由成都中西书局单行出版。
　　7 王行之，胡絜青编《老舍剧作全集》全4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各卷所收作品，分别收在《老舍全集》第9－12卷。
　　8 《文坛》第6期（1942年7月15日刊），题为《作家书简》，《老舍全集》第15卷，第622，623页。
　　9 《桃李春风·序》留有1943年11月12日的日期，是中电剧团上演以后，由赵清阁修改后写的。
　　10 《老舍全集》第10卷，第105页。
　　11 《阳翰笙日记选》，第157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2 《老舍全集》第10卷，第106页。
　　13 《时与朝文艺》第2卷第3期（1943年11月15日刊）所载《艺文情报》栏里的《剧坛》（贻德执笔）中有这样的一项：中电《桃李春风》上演后，颇引起各方注视，批评不一，但多认为题材及主题甚佳，而主角表现不够鲜明。
　　14 《老舍书信集》，第115-116页。
　　15关于赵清阁的生平，全面依靠下面文献：高天星、高黛英、陈阜东：《赵清阁文艺生涯年谱》，《新文学史料》1995年3、4期；陈学勇：《〈赵清阁文艺生涯年谱〉补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3期。
　　《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3期所收的，徐霖恩〈从来燕赵多奇女〉，高天星〈我认识的赵清阁〉，潘颂德〈怀念赵清阁先生〉，陈学勇〈纪念赵清阁先生〉。
　　16 据陈学勇《〈赵清阁文艺生涯年谱〉补正》介绍，这时给老舍写信的人另外还有，例如曹禺说受周恩来的委托写信，类似的例子不知有多少。
　　17 据《时与潮文艺》第2卷第2期（1943年10月15日刊）所载《艺文情报》栏里《剧坛》（贻德执笔）的消息。
　　18 张桂兴编《老舍年谱》（上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该文见上卷第412页。
　　19 《阳翰笙日记选》，第195页
　　20 引自《文艺先锋》第3卷第5期（43年11月20日刊）《短论》栏中的《关于〈桃李春风〉》。
　　21 原载于《扫荡报》1943年11月9日。曾广灿等编《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之下卷。
　　22 此诗载于《抗战文艺》第8卷第3期（1943年1月15日刊），见《老舍全集》第14卷。
　　23《阳翰笙日记选》，第190页。
　　24 据阳翰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组织及名单》（收于中共重庆市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文艺运动》，第82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该委员会的主任是郭沫若。茅盾、胡风、杜国庠、洪深等10名是专任委员，老舍、陶行知、侯外庐、马宗融等10名是兼任委员。
　　25 张桂兴编《老舍年谱》（上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该文见上卷第405页。
　　26 据《时与潮文艺》第2卷第2期（1943年10月15日刊）所载《艺文情报》栏里《剧坛》（贻德执笔）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