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与阿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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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振杰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9年07月15日　www.laoshexue.com

　　老舍的《二马》和鲁迅的《阿Q正传》都写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小说中的马则仁和阿Q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物，一个是一无所有的赤贫农民，一个是生活颇为优裕并读过教会学校的市民，属于城市小资产阶级范围，两人的处境和遭遇完全不同。但这两个艺术形象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价值却是相同的。"五四"运动以后，风行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两位作家先后写出了《阿Q正传》和《二马》，对国民性进行剖析。鲁迅和老舍都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受到当时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从而对自己贫穷落后、受人欺压和凌辱的国家民族进行深刻的反思，揭示国民性中的弊病，进行解剖和批判，"意在复兴，在改善"（《书信·1936年3月4日致尤炳圻》）。鲁迅要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老舍要写出老马所代表的"民族性"。鲁迅到了日本后开始探讨中国国民性问题的，他经常和好友许寿裳讨论"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它的病根何在？"（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并弃医学文，为改变国民性中的缺点而奋斗终生。老舍到了英国以后，对西方社会有了深入的了解，通过"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 对国民性中的弊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两位作家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对国民性痼疾的探索和解剖是他们创作的一条红线。《阿Q正传》和《二马》都是这条红线的集中体现，其主要人物自然有了很多共同之处，读《二马》会感到在老马身上有阿Q 的影子。
　　阿Q很自大，所有未庄的居民都不在他的眼里，常常以自己"先前阔"来鄙视别人，在和别人口角的时候就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马则仁何尝不是这样，他是"老一派中国人的代表"，"他对过去的文化负责，所以自尊自傲"，对外国人则以大国、人口众多、文明比别人"老得多"而自豪，认为"中国人是天下最文明的人" 。"中国人是顶文明的人！" 这种思想很有普遍性，当时中国人唯一能自豪的是古老的文明，而对贫穷落后、受人宰割的现实却不敢面对。
　　阿Q 喜欢别人夸奖，听别人说"阿Q真能做"就非常高兴。老马也是这样，要是听到外国人夸几句中国的文明，他就飘飘然了，颇骄傲自己是中国人；社会党人夸耀中国的文明，他马上就请人吃饭。弱者永远是处于被欺负、被奴役的地位，很难受到强者的夸奖，偶尔听到强者的夸奖就受宠若惊，是真诚的夸奖还是嘲弄却分辨不清。马威说他父亲是"被外国人打怕了，一听外国人夸奖几句，就觉得很光荣。"这句话正道出了问题的实质。
　　阿Q从农村到城里，对城市文化是排斥的，他很自负，鄙薄城里人，讥笑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做油煎大头鱼用切细的葱丝，城里"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老马从中国到英国，对西方文化也是排斥的，他瞧不起洋人的戏，认为洋戏"又没锣鼓，又不打脸，光是几个男女咕噜的瞎说，没意思！"。在北京街上行使的汽车有特权，别人都得为它让路，"多么出风头，带官派"，伦敦的汽车就没有那种特权，老马认为这是鬼子"不懂得尊卑上下"。对汽车开得快，他也不满，说是"英国人不会有起色，一点稳重气儿都没有！"他隔壁那间英国人的古玩铺买卖比他好，心里嫉妒，骂英国人"俗气"。穿衣服搭配不当，就把洋裤子骂了一通。还说洋鬼子不懂得尊敬老人，在鬼子国没地方去告忤逆不孝！阿Q从贫穷落后的农村到比较先进的城市，老马从贫穷落后的中国到比较发达的西方社会，对一些先进的文化他们不能接受，看待事物还是用他们狭隘的标准。这说明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很多人还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对外面的世界不了解，对先进的东西不容易接受。
　　阿Q虚荣心很强，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阿Q便说自己姓赵，赵太爷是他的本家，感到很光荣。老马和阿Q一样也有很强的虚荣心：他是广州人，生在北京，一直说是北京人，但"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价值增高，广东国民政府的势力扩大的时候"，便说自己是广东人。这二者的心态是一样的，都是想借助某种外在的因素来抬高自己，显得多么荒唐可笑。老马的虚荣心还有另一面的表现，那就是面子：老马刚到伦敦时，伊牧师请他们父子吃饭，明明肚子很饿却说不饿，他想"刚到英国就嚷嚷饿，未免太不合体统"，否则，不丢了面子吗?当伊牧师坚持请他们吃饭时，他又不好再客气了，因为人家要请客，就别"驳他的面子"。住进房东家的第一天早晨，肚子饿得直疼，也不好要意思向房东要饭吃，还是为了自的面子。他做的很多蠢事都是为了面子。
　　阿Q遭到失败或受到侮辱后，经常是自轻自贱、自残（自己打自己），或想象自己的祖上比别人阔气，别人是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孙子要比别人阔，等等。这种精神胜利法在老马身上也表现得很明显：亚历山大问他"你们中国人都好赌钱，是不是？"他就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人家问他有几个妻子，他说有五、六个。为了讨得洋老太太的喜欢，他穿上绸大褂满街走，招得一群小孩跟在后面喊"中国佬" ；英国小孩戏弄、嘲笑他、骂他，他却用烟画讨好小孩。一个英国军官问他："英国兵要老在中国，是不是中国人的福气造化？"他回答"欢迎英国兵！"被灌醉，反而说自己不好，人家是好意。"陪着人家，怎好不多喝点！"伊太太因儿子被马威打而向老马发威，他却吓得不敢吭声。老马的这种自轻自贱比阿Q有过之而无不及，把人格、国格都丢尽了。
　　阿Q和老马都是弱者，受到各种欺凌，处境非常糟糕，但他们都不能正视自己的处境，认识到自己的愚昧无知，而是用自轻自贱的方式屈服强者。但他们对弱者却是另一种态度，老马对李子荣和他的儿子马威的态度同阿Q对小尼姑和小D，在实质上不是一样吗！
　　老马在受到挫折、失败时，也和阿Q 一样想办法来安抚自己，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下面这些事例表现得非常清楚：
　　老马刚到伦敦时，心情有说不出的凄惨，感伤得流下泪来，转而一想，"离合悲欢，人生不过如此！转到哪儿吃哪儿吧！""等马威学成了，再享几天福，当几天老爷吧！"这样一想，忧伤就没有了。
　　他不想在房东家里受气，要搬到旅馆里去住。看到东西太多，搬着太麻烦，心里便冷静下来，气便少了。继而又想，"先在这儿忍着吧，有合适的地方再搬吧！"这样一想，气全没有了。
　　当他想到哥哥的好处，想到拿着哥哥很不容易挣来的钱去喝得醉猫似的，内心感到惭愧，但转而一想，"可是又说回来了，过去的事反正是过去的了，还想它作什么？"这么一想，羞愧之心就没有了。
　　他喝醉酒倒在街上，被警察送回家，为此心里有点要自责，但马上就想："老要癫狂少要稳"，老人喝醉了是应当的。自责之心就没有了。
　　做生意赔了钱，他也能找出理由自我安慰："有时候赚，有时候赔，买卖吗，哪能老赚钱？"这样一想就心安理得了。
　　温都太太宣告终止和他的婚事，并让他搬出去住，这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但老马却转而想到自己是"多么文雅"、"地道好人"，"不屑于跟她捣乱" ，这样一想心里就平衡了，然后就去喝他个一醉方休。
　　老马生活在外国，害怕客死他乡，思想很消极，感到活着没有意思，世界上没有长生的东西，连太阳将来也要毁灭。但他又想到积极的一面，"那自然看怎么活着，比如做高官，享厚禄，妻妾一群，儿女又肥又胖，差不多了，值得活着了……"这样一想，就不消极了。
　　从老马以上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他在遭受挫折或失败时，总是回避矛盾，用自欺欺人的办法来达到心理的平衡，所有的矛盾都化解了，他永远是得意的。这和阿Q的生活态度有何区别！作者写道："马先生一向是由消极思想到积极，而后由积极而中庸，那就是说好歹活着吧！混吧！混过一天又一天……这种好歹活着，便是中国半生不死的一个原因，自然老马不会想到这里。"
　　的确老马一生都是在混。他在学校读书时成绩就不好，从学校毕业后就忙着结婚生子，自己没有任何本领，又好吃懒做，什么事也做不了，仅靠着祖产和哥哥的帮助过日子。他最瞧不起做买卖的，天天梦想去做官，到了伦敦以后，很快就把哥哥留给他的古玩店毁掉了。他脑子里还有国家这个概念，却"不明白国家是什么东西" ，他"只想做官， 而不知道做官的责任"。阿Q的一生和老马一样也是在混。他为了生存，去给人家打工，去偷、去抢，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去造反，去参加革命党， 但他对"革命"是什么一点都不懂，最后被抓进监狱、被砍头，到死他都没有悲哀过。阿Q和老马的一生都是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
　　阿Q和老马都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牺牲品，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当时（现在也还有）国民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痼疾。作家对这些人物是深表同情的。鲁迅对阿Q这样病态社会的不幸者，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样做起小说来》） ，老舍认为老马"他不好，也不怎么坏" "他很可爱，也很可恨"，（老舍：我怎样写《二马》） 。他们批判的锋芒不是指向身受其害的普通国民，而是指向长期统治人民造成这种恶果的封建专制主义。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人们没有随意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所有活动都要严格遵循封建统治者所制定的规范，人性受到严重的束缚和压抑，正常的人性受到扭曲，变得畸形，这样就必然造成人们的愚昧和麻木。老舍主要是通过小说让人认识到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性的摧残。他说老马是"老一派的中国人"的代表，"他不大爱思想，因为事事已有了准则"。这里所谓的"准则"，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法规制度，它像鸦片一样毒害着"老一派的中国人" 。鲁迅除了小说还写了很多杂文对这种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曾在一封回信中对被封建专制主义摧残的国民性做了极为深刻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从本质上认识阿Q和老马这两个人物：
　　先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由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到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些好看的假面具来。（《 华盖集·通讯》）
　　这里指出"听天由命"和"中庸"的根柢就是卑怯。鲁迅在不少文章中都指出卑怯这种痼疾，他愤恨地指出"可中惜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华盖集·.忽然想到<七>》）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两地书》一0）阿Q和老马在强者面前不都是那样卑怯吗！他们不敢反抗，只有屈从，但对弱者却是是另一种面孔了。由"卑怯"、"贪婪"产生出来的是"瞒和骗"，是调和折中的中庸，是"面子"。鲁迅尖锐地指出："中国向来因为不敢重视人生，只有瞒和骗"，"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坟·论睁了眼睛看》）"怯弱、懒惰，而又巧滑"的特点，在阿Ｑ和老马身上都能看到。阿Q和老马虚荣心的种种表现，讲究面子，其实质不正是"瞒和骗"吗！为了得到心理的平衡，就借助中庸之道，用折中、调和的办法以自慰。本来的矛盾、对抗、仇视，"中庸"一下就全没有了。"精神胜利法"和折中调和的"中庸"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自暴自弃当作得胜"（《华盖集·补白》），使精神上得到最大的慰藉。国民性中这种"卑怯"、"贪婪"的痼疾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要去掉的确很不容易，直到今天这些痼疾不还都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