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文学道路和文学思想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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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猫城记》的创作旨意在于：呼吁团结振兴，抵御外侮。《骆驼祥子》的创作意图在于：埋葬个人主义和精神颓废主义，呼吁振作国民精神。《四世同堂》的创作主旨在于，为中国文化做出"正面的证据"。《龙须沟》的创作是出于作家心灵的主动和意识的自觉，是老舍把自己融于国家和民族新生命的真实体现。
老舍的作品注重社会的人、民族的人。
老舍文学创作的活力来源于他对民族文化的深切热爱和对民族振兴的强烈企盼，老舍文学创作的生命与民族命运息息相通。
关键词：团结振兴 抵御外侮 民族精神
统观老舍的文学作品，追寻老舍走过的文学道路，回顾文坛同仁对老舍的评价，以及老舍研究走过的历程，笔者深深地感觉到：如果不从民族作家的角度就无法全面准确地认识老舍，如果不从民族文学的角度就无法理解老舍作品中那些一再遭受人们非难的文学描述，就不能辨识其立意宗旨及其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简而言之，如果不从民族文学家的角度去解读老舍，便难以避免对其产生众多的疑惑和误解，就不能认识真实的老舍。因此，定义老舍的作家类型和老舍文学作品的性质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新世纪老舍研究走向深化时，首先应当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笔者的定义是：老舍是民族文学家，老舍创作的文学作品是民族文学。(1)
一
老舍作品被误解的现象由来已久。在历史上，老舍曾经受到不少文坛人士的批评，甚至遭到文学界同仁的嘲讽和抵制。
罗常培在四十年代中期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老舍文学创作在当时的境况："老舍这二十二年的创作生活，文坛上对他毁誉参半，┄┄假如，让我这三十多年的老友说句话，那么，老舍┄┄既不是靠卖着乡土神话成名的作家所能打倒，也不是反对他到昆明讲演的学者所能诋琪。"（2）足以说明，当年文坛有半数之众的声音是否定老舍文学的，不仅有反对他演讲的声音，甚至还存在要将他"打倒"的气势。这种"气势"在四九年以后发展得尤其迅速。五十年代齐名的五大现代作家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之中，唯有老舍没有出版全集。老舍四九年以前的文学作品，《四世同堂》和《猫城记》全然没有再版，《骆驼祥子》、《离婚》等作品也都是作了修改才得以再版发行。老舍的新作，除三幕话剧《龙须沟》外，要么成为缺乏艺术魅力的不成功之作，要么遭受封杀。直至"始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舍本人和他的文学作品遭受全面的批判。这些现象，都说明了老舍文学创作遭遇到的艰难处境。
二
老舍最初是以传统文化的善恶观作为价值标准步入中国文坛的。老舍自己在首部长篇小说《二马》发表十年后介绍当时的写作动因和状态的话语可以做最准确的说明："我初写小说，┄┄只是写着玩。"（3）当然，老舍自述的"写着玩"并非不负责任的写着玩，这一点勿庸争议。我们所要注意的是，这篇自述说明老舍不是以意识形态为指导，而是以自幼养成的从善如流、疾恶如仇的传统道德作为价值取向而走向文学领域的，这在当时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文化革命"浪潮迅猛冲击中国文坛的时代背景下，显然是不和谐的声音。
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里批评林语堂的创作时说："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胡适"以为老舍的幽默是勉强造作的"（4）。他们都否定老舍的创作，但都没有明确说明分歧的内里所在。吴组缃在八十年代的解释为："回顾三十年代，我对文坛流行的幽默风是很不以为然的。"（5）显然是"在认识他的为人以后"和"文化大革命"劫后余生难述前言的模糊用语。矛盾在四十年代中期点出了他们与老舍的分歧之所在："那时候，从热烈的斗争生活中体验过来的作家们笔下的人物和《赵子曰》是有不小距离的。"（6）
用矛盾的解释对照老舍自述："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7），可见，他们的分歧是社会政治斗争"体验"和从母亲那里接受来的生活体验不同的观念性的分歧。前者是从"文化革命"和政治斗争的角度切入文艺，后者是从个人生活体验所培养的道德情感介入文学创作。前者是由"文化革命"而发展向社会政治革命的"阶级论"文艺观，而后者是由道德的追求而发展向关注民族命运的民族文艺观。此两种文艺观具有明显的分歧,例如:"阶级论"主张的是"痛打落水狗"的置对手于死地的"彻底革命"精神，而老舍主张的是即使批判也要给予出路的"不赶尽杀绝"的中国传统的"恕道"精神。所以，归根结蒂，仍然是文化观念的分歧。老舍由传统文化的善恶观和不断强化的民族意识，径直地走向了民族文学道路。而"文化启蒙" 主义者，则伴随政治革命对象的演变而分离为两大枝系：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枝接受苏俄式"阶级论"价值观，走向革命主义文学；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枝接受欧美价值观，走向自由主义文学道路。
在老舍作品思想性的研究中，由于自"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革命"开始，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经历过那一时代或部分地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研究者们大多长期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和其所派生的革命文艺思潮的熏陶，没有经历过那一时代的青年研究者们所学习到的也仍然是自建国以来几无改动的"阶级论"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思想史，"阶级论"文艺思想的影响甚为深厚。故而，研究者们，即便是对老舍文学作品具有深厚感情的研究者们，也大多是以"阶级论"文艺思想的目光审视老舍，解读老舍，以对革命的贡献性为尺度去衡量老舍创作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多将老舍的文学创作归属于"启蒙主义"，主旨在"揭露社会的丑恶性"和"批判国民性"，把老舍文学的民族性消化在了"阶级论"体系之中，使老舍文学成为：除了艺术形式的"独特的个性"之外，没有思想"独特的个性"的"独特性"文学。"阶级论"透镜把老舍折射成为了：一方面强烈批判中国文化的"腐朽性"，猛烈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深刻揭露社会形态的"黑暗性"，而同时，却对中国社会政治状态"不了解"的，政治上"无知"的，"庸俗无聊"的，终生不停地来回"转折"的----怪模怪样的老舍。
这是对老舍文学的误读，是对老舍文学思想的误解。这不是真实的老舍。
三
事实上，老舍早、中期的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中心旨意都是探索振兴国运、强盛民族之路的。老舍是以平民生活为描述对象，以传统伦理道德的哲学观为思想基础，以人道主义的善恶观为最基本的出发点，以是否有利于振兴国运、强盛民族为尺度，而进行文学描述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启蒙主义文化思潮向西方文化全面倾斜的背景下，老舍却在文学创作中对西方文化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批判。他描述了西洋人无知的自负，高傲的卑微，野性的"文明"，和绅士风度外表下令人厌恶的阴暗丑恶的文化心态。身处英国的老舍竟然"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8）
在揭露西方文明丑恶性的同时，老舍在小马一类人物身上努力发掘民族文化的闪光点，确立自尊自信的民族意识，寄托抛弃固疾，振兴民族的愿望。"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9）。是什么样的民族性呢？老舍在谈《小坡的生日》的创作时有着明确的解释：就是"民族崇拜"，"所谓民族崇拜，┄┄我是要说这几百年来，光脚到南洋的那些真正好汉。没钱，没国家保护，什么也没有。硬去干，而且真干出玩意儿来。我要写这些真正的中国人，真有劲的中国人。"（10）身在异乡的老舍，既批判民族习俗中应当扬弃的成分，同时更是努力地发掘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他从中国人在其它国家的工业化社会中创造的业绩，发现了中国人可以建立自己的工业化社会的能力，看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老舍文学创作的活力来源于他对民族文化强烈的热爱，对民族振兴的强烈企盼，老舍文学创作的生命与民族命运息息相通。
四
有研究者认为，老舍后来投入抗战文艺是"他接触了革命理论和革命实际"，"所感动"，而"向左转折"的结果，并且，老舍一生发生了四次这样的"转折"(11)。这一论点，如若不是在不得已的环境下对老舍创作的蹩脚的曲意维护，便是以"阶级论"文艺立场对老舍思想的强行归拢。因为事实上，老舍既不是"阶级论"作家，不属于任何政治集团和派别，对任何政治派别从来都是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阶级论"者须随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政治需要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描述内容，持传统善恶观的老舍则是伴随人生观的日趋成熟，民族文化情感的不断聚积，"民族崇拜"情节的不断强化，而顺沿强盛民族振兴国运的方向径直地堆砌着自己的民族文学大厦的。甚至持"转折"论点者也承认"老舍，各流派都曾涉足，唯对革命文学不仅明确表示不感兴趣，且时有讥词"（12）。
老舍早期作品对当时的学潮持以批判的态度至为明显，三十年代发表的《猫城记》更是把反对内耗的思想推向极致。《猫城记》在四九年以后没有再版, "文化大革命"中被指责为"对伟大的中国人民恨之入骨"的"媚敌卖国的反动小说"(13)，直至老舍过世以后相当长时期都受到强烈的指责和严厉地批判。新时期以后《猫城记》才逐渐被研究群体所接受，但是，对其主题思想和创作旨意的解释仍然异彩纷呈，及至现在，仍然可以不时地听到批评的声音。如"《猫城记》里把政党称为'哄'，┄┄不仅失之庸俗无聊，而且在表明对政治厌恶的同时，暴露出对于政治的无知。"(14)即使是最多的和最主要的肯定《猫城记》价值的声音，也仍然是把它定义在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对"国民性"的批判上。但是，如果我们从民族文学的角度去解读它，我们就会发现，《猫城记》的创作旨意在于：呼吁团结振兴，共同抵御外侮。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外交困，动荡不安，此时此刻，深感外来压迫日益沉重，民族生存危机日益严重，而内心深处企盼民族强盛的愿望日趋强烈的老舍，不能不发出反对内耗，团结一致，振兴国运的呐喊。一切"不了解革命"、"政治的无知"和"转折"之类的解释，都是与老舍创作思想南辕北辙，毫不搭界的。作为强烈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作家而言，老舍不可能"不了解革命"，不可能不知道各党派的政治主张，只是不参预党派政治而已。老舍去过延安，为的是呼吁团结一致、共同抗战。老舍说得十分清楚："我们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我们只知团结到一处。这就是我们最伟大的责任。"(15)"现在是团结抗战的时候，大敌当前，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凡是抗战的人我都欢迎，不抗战，假抗战的，不管什么人我都反对。"（16）为什么？就是因为老舍是民族文学家。(17)
《猫城记》体现了老舍警示国民外来侵略在即，呼吁团结振奋，共同抵御外侮的明确意图。后来中国遭受日本全面侵略的事实也证实了老舍预见的准确性，随之而来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局面的出现，也实现了老舍呼吁全民团结抵御外侮的愿望。
由《猫城记》走向《四世同堂》，对于民族文学家老舍而言，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是老舍民族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是老舍民族文学创作艺术到达完全成熟阶段的标志，是老舍民族文学创作的高峰。对于强烈企盼国运昌盛的老舍来说，还有什么比团结一致振兴国运更加重要，更使他关注的事情呢？对于持善恶道德观的老舍而言，还有什么恶行比武装侵略一个国家更使他愤慨的呢？对于持"民族崇拜"文化观的老舍而言，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他的祖国遭受无端侵略，更使他憎恶与愤恨的呢？
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是，老舍的父亲是牺牲于抵抗八国联军侵略的战斗的，他与侵略者有着国仇家恨集于一身的誓不两立的仇恨关系，和那种因祖上为官腐败遭政府惩办致使家业败落，转而迁怒于族人压迫，由此而仇视祖国文化的人有着本质的不同。走向抗战文艺，是民族文学家老舍必然的选择，是不必有任何外力感化的选择，是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的直向发展。
也正是顺沿振兴国运民族复兴的文化意识，老舍在《四世同堂》中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优秀的文化精神，给中国文化做出"正面的证据"（18）。
五
为中国文化做"正面的证据"是《四世同堂》的创作主旨，是老舍民族创作精神的最高体现，是老舍民族文学的精髓。
《四世同堂》描写了沦陷区人民不与侵略者合作的坚定态度。小羊圈胡同的绝大多数居民，从祖一辈的钱诗人、祁老太爷、李四爷，到中年辈的祁瑞宣、刘棚匠、小崔、孙七、小文夫妇和程长顺儿，到最小辈的小顺儿，都对侵略者和投降派表示极大的厌恶和蔑视。无论是有文化的钱诗人、祁瑞宣，还是没文化的小崔、孙七、乃至家庭妇女韵梅等，都为中国人民的每一个抗击侵略者的举动，和自己国家军队的每一次抵抗，而欢欣鼓舞。他们缺衣少食地生活在侵略者的刺刀之下，随时都有人会惨死于侵略者的暴行，但是他们既不屈服，也不悲观，他们发现了"宁在国旗下吃粪，也比在太阳旗下吃肉强"的悲壮的真理。他们把互相帮助，共渡危难，坚强地活下去，"无论受多大的苦处" 也要"挣扎过去"，"一直到北平城再看到国旗的时候"，作为"中国一定不会亡"的坚定信念的体现，作为对侵略者的蔑视性抵抗。他们的心"与四万万同胞在同一的律动上跳动着"，他们具有"宗教信仰"般的爱国心。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无论是传统儒式文化熏陶下的老一辈的原来沉醉于赏花饮酒的钱诗人，和新式文化教育下的热血青年钱仲石、祁瑞全，都是在国家正式对日宣战之前，就主动自觉地踏上了与侵略者殊死搏斗的抗战征途的。无论是传统文化教育下生活过来的钱诗人、祁老太爷、李四爷，还是传统与现代教育集于一身的祁瑞宣，都是坚决不与侵略者和投降派为伍的抵抗者。他们即使镣铐加身，决不失节；即使屠戮在即，亦不屈膝。体现出铮铮铁骨与浩然正气。他们是中国人的"国民性"的真正代表者，他们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
老舍从沦陷区人民由心理抵抗到行动反抗侵略者的全过程，发掘我们民族文化的闪光点，发掘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表现了对中国民众深切的热爱，对中国文化深厚的感情。老舍热情地讴歌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道："这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他们什么也没有，连件干净的衣服，与茶叶末子，都没有，可是他们又仿佛有了一切。他们有自己的生命与几千年的历史！他们好像不是活着呢，而是为什么一种他们所不了解的责任与使命挣扎着呢。剥去他们的那些破烂的衣服，他们会和尧舜一样圣洁，伟大，坚强！"（19）
中国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文化体，儒家文化占据了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主流地位。儒家知识分子发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激励和鼓舞了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成为危难之际动员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自觉起来捍卫群体尊严和安全的号角。"（20）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柱。
所以，老舍并没有把中国遭受侵略的责任简单地追究于传统文化。恰恰相反，正是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培育了人们的国家意识和民族信念，培养了人们的抗战精神。这部伟大的民族抗战史诗的名字《四世同堂》本身，就标志了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和对中华文化复兴所寄予的厚望。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些投降派人物：大赤包，冠晓荷，蓝东洋，祁瑞丰等，又恰恰是没有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根基，深受"新文化"熏陶的人物，他们由抛弃祖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追求西化（包括西化的日本文化）而走上了卖国求荣的道路，成为国家的叛徒，民族的败类。这是非常发人深醒的──老舍对抛弃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而无选择地接受外来文化的现象，提出了严正地警告。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对长期流行于社会的"像苍蝇和臭虫那样没有国籍"的堕落文人算了一笔总账：
"他的最大的荣耀是他会写杂文和新诗。他喜欢被称为文艺家。他的杂文和新诗和他的身量与模样具有同一的风格；他的身量很矮，脸很瘦，鼻子向左歪着，而右眼向右上方吊着；┄┄他的杂文也永远写得很短，像他的身量；在短短的几行中，他善用好几个'然而"与'但是'，扯乱了他的思想而使别人莫测高深，像他的眉眼。┄┄他自己的心眼儿是一团臭粪，所以他老用自己的味儿，把别人在他的思索中熏臭。因为他的心是臭的，所以他的世界也是臭的。
┄┄写几句他自己以为最毒辣而其实不通的诗或文，发泄他心中的怨气。他的诗文似乎是专为骂人的，而他自以为最富正义感。
他的口很臭┄┄他的话更臭，无论在他所谓的文章里还是在嘴中，永远不惜血口喷人。
┄┄（他）不佩服世界史中的任何圣哲与伟人，因而也就不去摹仿他们的高风亮节。当他想起一位圣哲的时候，他总是先想到圣哲的大便是不是臭的。赶到想好了圣哲的大便也必然的发臭，他就像发现了一个什么真理似的去告诉学生们，表示他是最有思想的人。┄┄他永远特立独行，说顶讨厌的话，作顶讨厌的事。他自居为'异人'。
┄┄他是专会打死老虎的。┄┄他感激日本人给了他'成名'的机会。"
"┄┄这样的短文不十分难写，忙了一个早半天，他就能写成四五十段；冠以总题：'匕首文。'"
"虽然他大言不惭的自居为文化的工程师，可是从生活上与常识上，他都没有注意到过文化的内容与问题。" （21）
老舍在这里一改以往从"不赶尽杀绝"的作风，对这种恶劣的堕落文人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地鞭挞。老舍蔑视地斥责道：他"在平日里写他那自认为是批评文学的时候，他总是攻击别人的短处，而那些短处正是他想作而作不到的事。┄┄他的嫉妒变成了讽刺，他的狭隘使他看起来好像挺勇敢，敢去战斗似的。""他自己毫无错处"，"连北平的娘儿们"也不会像他"这么一面理"。（22）
老舍猛烈抨击"像苍蝇和臭虫那样没有国籍"的文化堕落者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这次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23）
蓝东洋、大赤包、冠晓荷、祁瑞丰等"中西和璧"的人物，都是因为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所以只会"拿来主义"地吸食外来文化毒素，只能成为自私、虚浮、贪婪、吝啬、内心充满黑暗、狠毒而又怯懦无比的，只会以溜须拍马为能事的，最令人讨厌的、无聊透顶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他们不是中国人的"国民性"的代表者，他们不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他们只是文化激流中的"泡沫"，是应当被扫除的文化垃圾。
老舍走向抗战文艺是出于民族的正义感和道德的自觉。老舍爱国主义精神凝结出的《四世同堂》是伟大的民族文学的绚丽花朵，是中华民族抗战的史诗。
六
正像老舍当年在新加坡为华人的奋斗精神和所取得的业绩而欢欣鼓舞地急切盼望回国一样，新中国初始，他便兴高采烈地回奔到自己的祖国，满腔热情地投身于讴歌民族新生命的文化事业。
新中国的新面貌给予老舍极大地震撼。在刚刚建国的极短的时间内，北京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通货膨胀已经成为过去，大批失业者在政府帮助下纷纷就业，饥荒已不存在，戒毒，禁娼，使许多人获得新生;"祥子"时代横行于市的黑恶势力受到坚决镇压,原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祥子"们变成了国家的主人,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昔日祸害于民的臭水沟得到有计划地治理;人们都沉浸在新生活的喜悦之中，脸上浮现着春天般的笑容，处处充满生机与活力："迈大步，笑嘻嘻，劳动人民努力又心齐。齐努力，多做工，国泰民安享太平！"（24）这是老舍多少年来的企盼,是他梦寐以求的新国民,新面貌，新精神,新生活,新国家的景象。对于深切盼望国运昌盛，深情企盼民族复兴的老舍来说，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变化，使他在三十年代初期的作品《猫城记》中通过"我"的那个"梦"所寄托的理想世界得以实现："猫城改建了，成了一座花园似的城市，音乐，雕刻，读书声，花，鸟，秩序，清洁，美丽┄┄。"这是多么地令他兴奋，令他必须满腔热情地去讴歌新社会，新生活，讴歌"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到来的场景。
三幕话剧《龙须沟》是老舍奉献于新中国建国文学的代表作，它既饱含了老舍对新中国的赞美，也饱含了他对民族新生的喜悦。《龙须沟》的创作成功，是老舍民族文学的继续和发展，是老舍把自己溶于国家和民族新生命的真实体现──老舍的心律始终和国家、民族在同一的节律上跳动着。
七
在《龙须沟》之后，老舍这位才华横溢的伟大作家便少有成功之作。
有研究者认为，老舍四九年以后的文学创作少有成功之作，是由于老舍从《龙须沟》开始走上"歌德派"文学，丧失了作家的独立性而造成的。这是"极端论"的分析（极左和极右是不可分割的，是随时可以转换的。它们的共同特质在于"偏激"），由于它的立论的前提是错误的，所导致了它的整体分析的错误性。因为这一立论的前提在于：如果作家歌颂社会，便是歌颂执政者，便丧失了独立性。这种立论的潜在的前提又在于：民众和执政者永远属于对立的关系。
但是事实上，民众和执政者不仅并不一定处于对立的关系之下，恰恰相反，民众和执政者在绝大多数的时期是处于共生的一体关系之中的。因为，如果执政者实行开明的政治，推行造福于民的政策，即实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27）的圣人政治，则民众和执政者即属于一体关系。所以，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内民众和执政者是处于和谐的平衡关系之下的。只有当执政者无视民众的利益，实行戕害民众，损害国家利益的黑暗政治的时候，才会出现尖锐对立的关系。而一旦处于尖锐对立关系之下，就预示着社会将以改朝换代的形式去寻找新的和谐与平衡了。
歌颂开明政治，讴歌光明社会是每一位国民的责任，也是知识分子的义务，事实上，这种歌颂也是在歌颂自己的生活。作为新社会、新面貌的全新时代一员的老舍，理所当然地应当用他的笔锋来讴歌新生活，歌颂新社会。老舍正是在歌颂国家、民族和自己获得新生的心态下由衷而发地完成《龙须沟》的创作的，这是作家心灵的主动，也是作家意识的自觉，因此才取得社会意义和艺术成就的双重成功。
五八年上演的三幕话剧《茶馆》，是老舍文艺创作的高峰，是中国话剧艺术的经典之作。除去其语言的精湛，剧情设置的精练等艺术上的成就之外，它的思想的厚重性，更使它成为绝代的佳作。但是，当我们拿《茶馆》与《龙须沟》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种溢于言表的讴歌新生的喜悦发生了转换。这说明，老舍创作思想的重心在发生着巨大的转移（26），由讴歌式的建国文艺转向对历史社会和政治权力的严厉拷问──三幕话剧埋葬了末世的清王朝、混战的军阀时期、动乱的民国时段等三个时代。这三个时代都是混乱的时代，都是伴随着饥荒与贫穷的时代，都是爱国志士（常四爷、秦二爷等）报国无门的时代，都是爱国主义者尽自己对国家的义务向民族奉献赤子之心却不被理解和重视，反而孤立无助地备受冷落的时代。同时，也都是国运衰落的时代。常四爷的呐喊"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是多么悲凉？多么令人痛心的呼喊？在剧情中，这是为旧时代送葬的呼喊，同时，在现实中，它也是警世之辞和悲壮的询问。《茶馆》创作于五六、五七年的时代背景显然是不能被忽视的。有研究者曾经注意到《茶馆》"送葬曲"的"弦外音"，指出它是在五七年反右扩大化运动促使老舍"所处的环境变了，他的心态变了"的产物（27）。
意识形态背景决定了老舍在《茶馆》前后的作品，基本上，不是失败的，就是夭折的。失败的，如《无名高地有了名》《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人民代表》等。其失败的原因，从纯写作的范围讲，这些题材本身就不适合于老舍。老舍是以描写平民的生活为特长的作家，纯战争场面描写和政治人物描述都是脱离老舍生活体验的题材，所以都失去了老舍善长的独到的艺术特色。然而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它们都不是生发于作者内在创作动力的作品。生发于作者内在创作愿望的写作计划全都没有完成，如《正红旗下》。
生发于作者内在创作需要的作品之所以近乎全部夭折的原因在于："阶级论"文艺由占据领导地位而向极端化发展，从而由挤压到最终剥夺了民族文学的生存领地和生存权利。事实上，在五零年老舍刚刚回国时即已受到"阶级论"文艺作家的严厉指责。巴人在五零年一月出版的《文学初步》中即指责老舍的《骆驼祥子》对革命的认识是"世俗"的，"这种'世俗'的看法本质上是反动的。《骆驼祥子》被批评家所称道，但没有从这种思想本质上的反动性予以批判，实在是怪事。"值得主意的是，《文学初步》四零年版（《文学读本》）并没有这样的指责，这种严厉的指责完全是在五零年改名再版时新加上去的。（28）这一现象说明，伴随政治形势的变化，"阶级论"革命文艺与民族文艺在民族抗战大前提下的合作蜜月已经成为过去，"阶级论"革命文艺由其所依附的政治力量在夺取国家政权上的成功而取得主导地位，从"阶级论"革命文艺作家自身的利益追求到这一理论体系的革命性的惯性发展两方面的因素，都决定了它将全面占领文艺领地。解放区作家、理论家愤愤不平于因《龙须沟》的创作成功而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采取不予承认的态度，进行非议和抵制，明确地预示了老舍的民族文学创作遭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危机。不朽的《茶馆》，五八年首次演出，即受到主管文艺的文化部领导人的指责，而于第二天便被迫停演，六三年第二次上演连海报都发不出去，只得胎死母腹之中。
八
民族作家老舍具有强烈地为国家（中国）民族（中华）尽忠的意识，呼吁团结振兴的寓言小说《猫城记》，描写民族抗战的史诗性巨作《四世同堂》，和歌颂新社会新生活的建国文学《龙须沟》都是在这样的观念下生发于内心创作冲动的作品，因而也都成为不朽的成功之作，传世之作。
从民族文学的角度，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老舍笔下的祥子是最终走向堕落的祥子，老舍笔下的旧警察只是社会的普通一分子。
老舍创作的基调是描写真实的生活,他们的作品的素材全部来源于生活的体验和亲身的接触:"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声，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色彩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地描写它。它是一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29）为写"祥子"他"积了十几年对洋车夫的观察"（30）。因此，他写出来的，是生活在那一时代的人抬头就能见到的，伸手就能摸到的，未经政治概念"提炼"的，"活泼泼的"祥子。所以，老舍能够给予读者的不是"阶级的祥子"，只是一个因为失去土地而流入城市的，普通的，市民的，"祥子"；是为个人奋斗而不成功，导致精神颓废，道德堕落，终于成为"下三烂"的，流氓市民的，"祥子"。《骆驼祥子》是那一时代许多因破产而流入城市的"流民"生活历程的真实写照。
老舍在这部小说杀青时兴奋地说"这是一本最使我满意的作品。"（31）并且声明：这"是我的重头戏，好比谭叫天唱《定军山》》。"（32）为什么老舍对这部作品充满自信，而且看得如此重要？要解释老舍这种心境的由来，就必须结合当时的文坛状况去研究它。
从二十世纪初叶新文化运动以来，直至老舍写作《骆驼祥子》的三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个人主义文学思潮。这股思潮的中心思想在于强调冲破家庭和社会的束缚，寻求个性解放，寻找个人的出路。这股思潮有力地推动了各种文学思潮的兴起，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和激烈动荡。它的贯性发展所引发的一个明显的负作用是个人主义道德充斥社会。而个人主义的泛滥，既是与建设文明社会的人类理想不相和谐的，同时，也是与"振兴国运""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目标不相对称的。"振兴国运""救亡图存"的社会使命显然不能依靠个人主义来完成。如果我们结合此前发表的《猫城记》来看，《骆驼祥子》真正的含义就是非常清楚的了："我总以为猫国还有希望┄┄我不信猫人们如果把力量集合在一处，而会产生不出任何成绩的。"小说最后的结束语说明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埋起这个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可见，老舍创作《骆驼祥子》的意图在于：埋葬个人主义和精神颓废主义，呼吁振作国民精神。这是老舍一贯的振兴国运思想的再次集中而明确地表达，也是他的民族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老舍是民族文学家，他的作品中只有社会的人，民族的人。所以，即使是在"阶级论"者勉强拉来，作为"揭露性文学"而称道的《骆驼祥子》中，也没有"阶级性"的描写。甚至在老舍作品中多次出现的巡警，也都没有政治性描画，而只是以民族的、社会的、市民的一员进行描述的。这是巴人的"阶级论"文艺观不能理解，也无法解释的。
从民族文学家的角度，我们才可以解释为什么老舍的作品对那时的学生运动（如《赵子曰》）和工人游行（如《二马》）采取嘲讽和揶揄的态度。因为在民族作家老舍的观念中，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至上，所有的国民和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无论是学生和校长，工人和资本家，每一个市民，每一位国民，他们都是社会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之间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他们都应该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之中，都应该团结一致，振兴图强，为挽救衰败的国运而尽力。社会混乱会促使国运衰退，民心涣散。对于强烈企盼国运昌盛的老舍来说，没有什么比团结一致振兴国运更为重要的事情了。
这种反对社会混乱和内耗的意识在《猫城记》中得到充分地表达。事实上，《猫城记》具有超越时代的警世意义。如若我们用老舍的文学描述认真地比较一下"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疯狂（由学生而推及各行各业的各种各样的"红卫兵"和五花八门的"造反兵团"，在"革命"的名义下制造了难以尽数的恶行），我们就会发现老舍思想的远见卓识和老舍民族文学所具有的巨大的文化价值了，我们也就可以体会民族作家老舍当时的忧患意识具有多么深远的历史意义了。《猫城记》不是老舍"政治的无知"的"败笔"，恰恰相反，它体现了老舍对政治的敏锐洞察力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体现了老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老舍民族文学的成功之作。
从民族作家的角度，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老舍会在扫荡一切传统文化的"疾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大潮中投湖自尽了。这位对中国文化倾注全部感情的伟大作家和文艺家在孔庙（祭祀圣人的殿堂）焚烧戏装道具（传统文化的标志）的火堆前被批斗欧打，他对这种全面彻底抛弃"由孔夫子传下来的礼义廉耻"（33）"仁义道德"的文化毁灭运动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这位企盼国运昌盛民族复兴，满腔热情地讴歌新社会新生活的爱国主义者对国家和民族走向繁荣昌盛之途的迅猛倒退是坚决地不能接受的。老舍之死，是向极端"阶级论"的强烈抗议，是维护民族文化和民族利益的最壮烈之举。
九
"文化大革命"结束，使中国文坛恢复了生机；改革开放，使中国文坛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老舍文学艺术的奇芭重新受到世人的瞩目，焕发出越来越夺目的光彩。
社会文化环境的开明化（34），和老舍研究的深化要求，都预示着我们已经可以堂堂正正地从民族作家和民族文学的角度研究老舍，解读老舍，承认老舍，和肯定老舍了。正因为老舍的文学是民族文学，是描述民族文化生命轨迹的文学，所以它才具有令人叹服的厚重的文化底蕴，所以它才具备与世界文坛沟通的特性。
一位学者早在1943年就提出过这样的预言：中国文学将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个人为中心，第二个阶段是以阶级为中心，第三个阶段将是以全民族为中心。在第三个阶段，中华民族将第一次养成强烈的民族意识，而且它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将来（35）。可以断言，民族文学将在中国文坛焕发越来越夺目的光彩。
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五日初稿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改定于京畿
注释：
(1)本文论述的"民族作家"和"民族文学"是指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作家及其文学作品，非三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流派"。
(2)罗常培：《我与老舍》。《中国人与中国文》，开明书店，1947年。
(3)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张桂兴编注《老舍文艺论集》。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
(4)梁实秋：《忆老舍》。载《看云集》。台湾：台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3月
(5)吴组缃：《老舍幽默论文集·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6)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新华日报》，1944年4月17日。
(7)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张桂兴编注《老舍文艺论集》。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
(8)老舍：《我怎样写〈二马〉》。张桂兴编注《老舍文艺论集》。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
(9)老舍：《我怎样写〈二马〉》。张桂兴编注《老舍文艺论集》。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
(10)老舍：《还想着他》。张桂兴编注《老舍文艺论集》。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
(11)石兴泽：《倾斜·回归·转折──老舍四十年代的文学思想浅析》。山东：《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3.4。
(12)石兴泽：《倾斜·回归·转折──老舍四十年代的文学思想浅析》。山东：《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3.4。
(13)参阅关纪新《老舍评传》第178页引文和注释。四川：重庆出版社，1998年10月。
(14)樊骏：《认识老舍》。北京老舍基金会丛书《走向老舍》，第58页。北京：京华出版社2002年2月。
(15)老舍：《走向真理之路-在文艺欣赏会致词》。《老舍文集》。第十五卷，第5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11月。
(16)萧伯青：《老舍在武汉、重庆、北碚》。《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17)所以四九年以后国家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是比较准确的。"人民"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大众的，民族的。
(18)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77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
(19)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407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我们还应注意的是，老舍此论是出现于胡适等"新青年著作者"提出否定中国古代史理论之后。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胡适抛出怀疑周朝以前中国古代历史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开创"疑古精神"。而顾颉刚则在胡适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疑古精神"和"新青年"们击掌鼓噪气氛下，抛出《古史辨》，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指责孔子是中国古代史的造谣者，认定鲧是一条鱼，禹是一条虫，否定尧、舜、禹的存在，全面推翻千百年来人们确定不疑的中国古代史系统。老舍之论显然是与"新青年"们不同的。此例也可以说明他们之间的分歧之所在。
(20)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第66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1)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251至323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
(22)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小说全集》，第6卷第327至329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
(23)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245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
(24)老舍：《龙须沟》。《老舍文集》，第十一卷第166页。北京：人民文学再版社，1993年5月
(25) 《论语·雍也》："'子贡说：如果有人能把好政策广泛地施予民众，使民众富裕，这个人怎么样？可以称得上是仁者了吗？'孔子回答说："何止仁者，一定是圣人了！'"
(26)请注意，是"转移"而非"转折"。"转折"是方向性的，而"转移"则是偏重性的。
(27) 李润新：《送葬曲的弦外音──〈茶馆〉主题新议》。北京市老舍基金丛书《走近老舍》。北京：京华出版社，2002年2月。
(28) 请参阅樊骏《认识老舍》。北京老舍基金会丛书《走近老舍》，北京：京华出版社，2002年2月。
(29)老舍：《三年写作自述》。张桂兴编注《老舍文艺论集》。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
(30)老舍：《三年写作自述》。张桂兴编注《老舍文艺论集》。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
(31)老舍：《我怎样与〈骆驼祥子〉》。张桂兴编注《老舍文艺论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
(32)亢德：《本刊一年》。《宇宙风》，1936年9月第25期。
(33)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小说全集》，第7卷第11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
(34)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在"党的性质"一章中，加入了"中华民族先进分子"的条款，说明执政党对"民族性"有了新的认识。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同样需要民族精神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在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上，民族热爱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在道理上，社会主义者首先应该是民族热爱者。
(35)陈铨：《民族文学运动》。《民族文学》，1943年，第一卷。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