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一篇重要佚文——《四世同堂》的《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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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承钧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10月11日　www.laoshexue.com

预告

　　老舍先生新著《四世同堂》将在本刊发表

　　故事发生在北平。时间是从七七抗战到抗战的第七年。人物以四世同堂的祁家老幼为主，而佐以十来家近邻，约有五十人，或更多一些。其中有诗人，汽车司机，棚匠，人力车夫，扛肩儿的，票友，教员，庶务，掌柜的，摆台的，剃头匠，老寡妇，小媳妇……。他们和她们都有个人的生活与性格，又都有北平给他们与她们的特殊的文化和习惯。他们与她们所受的苦难，一半“咎由自取”，一半也因深受了北平的文化病的毒。故事分三大段：1.自七七至南京陷落——大家惶惑，不知所从；2.南京陷落后，珍珠港被炸以前——惶惑改为销沉，任敌人宰割；3.英美对日宣战后——敌人制造饥荒，四世同堂变成四世同亡！每段约有二十五万字，全书可能的达到百万字。

　　以上是1944年11月8日，重庆《扫荡报》第四版《扫荡副刊》上的一则《预告》，刊在该版上半部正中。原文不足300字，却以扩大行距的方式排出，占了千余字的篇幅，而且以花边环绕，十分醒目，足以说明它在编者心目中的地位。这则《预告》，我认为是出自老舍的手笔，是他的一篇重要的佚文。

　　说他是出自老舍的手笔，绝不仅仅是因为《扫荡副刊》编者对它的重视，主要是基于下列原因：

　　首先，它的文章风格是老舍的。简劲明白，干净利落，不足300字就把《四世同堂》这一巨著的故事、人物、段落、主要思想介绍得清清楚楚，并带有一种令人苦涩的幽默感，显示出只有老舍才有的笔力和风格。此外，带有预告性和计划性的文字，其口气显然是原著者老舍自己的。如果不是对要写的东西深思熟虑，胸有成竹，是很难办到的。

　　其次，它的内容，也只有老舍先生自己才能写出。因为大家知道，《四世同堂》是逐步写出的。即使在第一部《惶惑》写完，一面继续在《扫荡报·扫荡副刊》连载，一面交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书时，老舍还声明“现在是随写随出，写到够十五万字左右，即出一本……”（《四世同堂·序》）。它的第三部《偷生》直到在美国的三年中才写完。因此，《四世同堂》的全部蓝图只存在于老舍自己的脑海中，别人是不可能写出它的梗概的。

　　再次，它所透露出来的深层的思想，更是老舍的。它指明北平沦陷区人民所收的苦难，“一半‘咎由自取’，一半也因深受了北平的文化病的毒”，这和老舍一贯地要从我们民族自身的、历史的原因中，从民族传统文化和性格弱点中，去探寻我国民族近百年来落后的原因的思想是一致的。落后就必然挨打。在老舍看来，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病和它造成的民族性格弱点，正是我们百年来蒙受侵略而不能自强的重要原因。只有根本改造这种病态的文化和性格，才能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抗战的过程也必然成为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光荣传统而又清除它的毛病的过程。这种思想表现在他抗战以来一系列文章和作品中。这就使得《四世同堂》这部巨著不仅是一部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书，也是在特殊的环境中对我们民族文化和性格进行反思的反省书了。“四世同堂成了四世同亡！”这是老舍对这部巨著的结尾的最初构想，在敌人的铁蹄下惶惑、偷生，必然遭致灭亡。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虽然由于抗战胜利，老舍部分地修改了这一构想，写到抗战胜利。但它的深沉的底蕴仍然存在。他写的是“惨胜”。他说，“一个被征服的国家的悲哀和痛苦，是不能像桌子上的灰尘那样，一擦就掉的”（见《四世同堂》）。从第一部长篇创作《老张的哲学》开始，老舍就注意表现我国传统的文化病对于国家命运的影响。《二马》是一次用心探索。到1933年写的《猫城记》中，这种探索伴随着“九一八”以来的民族忧患意识而达到了高潮。它在抗战中继续向前推进。如果说，《猫城记》是以幻想的、寓言的形式对中华民族发出了警告，那么，《四世同堂》就是意图以沦陷区的现实的教训来对国人进行鞭策，唤醒人们清除所受文化病的毒，摒弃在敌人面前和平、忍让、因循苟且、有家无国等等坏毛病，为民族的生存、发展进行有效的抗争了。这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执著的爱国主义者的思想。

　　为了检验自己的判断，笔者特意走访了当时《扫荡副刊》的编者陆晶清先生。八十高龄的陆先生在他的寓所亲切地接见了我。我说明来意，出示了这篇《预告》，介绍了发现的经过。考虑到陆先生年事已高，目力受到一定影响，又将《预告》逐字逐句读了一遍。当我请教这篇《预告》是否是她执笔写的时，陆先生就明确表示：肯定是老舍先生自己写的。文字不是我的，内容我更写不出。当时《四世同堂》的原稿是老舍先生一部分一部分陆续交给我的，我当时不可能知道这篇巨著的详细写作计划和全部内容，这只有老舍先生自己知道。陆先生进一步回忆说，那是《四世同堂》连载之前，为了引起读者的重视，我请老舍先生自己写一个介绍，由我加上标题和副标题发表的。因为是《预告》，没有署上老舍先生的名字。

　　这就和笔者的判断相吻合了。

　　关于《四世同堂》最初在《扫荡副刊》发表的情况，陆晶清先生还进一步作了回忆。她告诉笔者：“在我接编《扫荡副刊》后，曾在上面连载了徐訏的《风萧萧》，反映还不错，使《扫荡报》的发行量有所增加。在这之前，我听说老舍先生正在动手写《四世同堂》，并准备交给某一刊物（杂志）发表。我就立即写信给老舍先生，把稿子争取过来。我在信中说，听说你在写一个长篇巨著，准备交某刊物发表。但我想由他们发表，周期太长，拖延时日。是不是能让我在《扫荡副刊上》连载，边写边登，可以早些和读者见面。同时，又表示稿酬从优，并可预付——因为我知道老舍在抗战中为‘文协’尽力，两袖清风，手头不宽裕，而当时老舍夫人与子女刚刚来到重庆，开支是不会小的，所以这样说。

　　“老舍很快回信，表示同意。但提出了三个条件：一预支部分稿费；二要我亲自决定每日刊出的字数，并亲自校对，不能出错；三原稿要保持清洁，不能排脏，登完后就退还给他。我都答应了，并向当时《扫荡报》社长黄少谷作了汇报。老舍提出先预支500元稿费，黄少谷一批就是1500元。这样，老舍就把稿子陆续寄来了。《预告》就是在发表前我请他写的。从这年（1944年）11月到第二年5月我离开重庆赴欧洲访问时为止，每次都是我亲自发排、亲自校对，并陆续将原稿寄还他的。《四世同堂》在《扫荡报·扫荡副刊》上每期发3000字左右，每次都放在第四版左上方的显著地位。它很受读者欢迎。《扫荡报》也因此销路大增，快赶上《大公报》了。

　　“老舍先生之所以肯把《四世同堂》交给我主编的《扫荡副刊》，除了他提出的条件都得到满足外，他与我和王礼锡的友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为人耿直、义气，待人真诚，很重感情，在重庆人人都敬重他。凡爱国的、抗日的人士，与他无不亲近。我们1939年从欧洲回国抵达重庆，不久便结识了。他这人是很纯真的，很诚恳的。别人都叫我小陆，最初他却叫我陆先生，后来就叫我陆大姐，其实我比他还小几岁呢。我称他舍予先生，或舍予兄。总觉得他有长者风度，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大哥，为人非常义气。后来王礼锡率领作家战地访问团赴西北战地访问，不幸在洛阳病逝，老舍先生知道后十分悲痛，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悼念他。这之后，他对我一直很关心。《四世同堂》能交给我发表，也说明了这一点。他的确是个很重友情的人。

　　“老舍先生这时和共产党人等左派人士十分接近，我曾问他：《扫荡报》是国民党报纸，你的小说在上面连载会有妨碍吗？老舍回答说：‘我是一个抗战派，只要是抗战的，发表在哪儿都一样。’这体现了他一贯的抗战不分党派，国家至上的思想。”

　　陆晶清先生的话，不仅肯定了《四世同堂》开始连载前两日《扫荡副刊》发表的那篇《预告》（为了方便起见，笔者认为可称之为《〈四世同堂〉预告》）的确是出于老舍先生手笔，是他的一篇重要佚文，而且使笔者了解到《四世同堂》最初发表时的一些情况，并由此领会到老舍爱祖国、重友情、讲义气的可贵品质，进一步懂得了他在艰难困苦中将“文协”的大旗支撑下去的崇高精神。

　　这篇《预告》，无论是对于研究老舍的生平思想，还是对于研究《四世同堂》创作意图、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都将是极其珍贵的文献。

注：此篇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但所说的《预告》却未能收入《老舍文集》或《老舍全集》。只有张桂兴先生的《老舍年谱》和《老舍著译编目》将其作为老舍作品列入其中。他的《〈老舍全集〉补正》又将其收入其中的下编“《老舍全集》补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