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和20世纪文化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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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谙通古今，文承满汉，学贯中西；迥异的文化背景与错综的文化构成，使老舍文学呈现着一种跨文化精神。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进程中，融汇古今与中外的作家很多，像老舍这样，既拥有自己“独一份”的满族文化特质，又兼备汉儒文化精神，还深受英美文化影响的作家并不多见。可以说，老舍是第一个，或者说是唯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老舍也是一座桥梁，一座构架起满汉、古今、东西方文化的“人桥”；老舍也是一条纽带，一条连接着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纽带。这里，无意于比较老舍与其他现代作家成就上的孰高孰低，仅专注于透过负荷着本土性（满族） 、民族性（汉族） 和世界性（世界各民族） 多重文化载体的老舍亲历与文本，解读老舍文学永恒的桥梁与纽带意义，理解老舍 对于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与文学的独到价值与贡献。
文化之桥梁
舒乙说过：“有人要求我用简短的几句话，把老舍先生的特质说出来，可以凭这几句话把他和别的作家，比如和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诸先生区别开来。……我，终于想出五句话，自认为可以交卷了。这五句话是：他是北京人；他是满族人；他是穷人；他有十年在国外；他生在1899年；去世于1966年。”2 细细琢磨思忖，舒乙 这五句话确实涵盖了老舍生命的全部身世背景与文本内容，以及他与 20 世纪中国和世界割不断、扯不开的文化姻缘。
生为满人，老舍骨肉般地体认满族。他诞生的年代，出生的地方，周遭的裙带，决定了老舍属于在“熟透了”的满族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化人。我们从他那“外圆内方”、“软而硬”的性格中，可以看到老舍文化心理底部积淀着的质朴、原始、具有尚武精神的满族原初乡野文化和精致、优雅、体现着尚文风范的京城八旗文化的血脉。作为一个在这种文化中“泡大” 的文化后代，老舍心理底部那种割不断的文化情结，不仅魂牵梦绕了他一生，还生成为一种原动力，激发他不竭的创作热情。满人闲适、优雅的气质风度；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的生活艺术；玩蛐蛐、养鸽子、栽花、喂猫的生活情趣；说书、唱戏、弹弦子、玩八角鼓的艺术品味；以及京城下层旗人、汉人穷苦的生活命运等等，在老舍创作时，都自然而然地走入老舍的文学世界，成为老舍艺术的“绝活儿”。一览老舍文本，无论是他的开篇之作，揭示那“臭雾满天”的文化环境中“被钱管着的万物之灵” ，“营商、当兵、办学堂，钱本位而三位一体” 的《老张的哲学》 ；还是他写在域外，表达他“一个自幼贫穷的中年人的理想”，嘻笑唾骂中轻搔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沉浮的“新人物”的“痒痒肉” 的《赵子曰》；不管是他将“出窝儿老” 的民族根性放在英国强国强种中进行比较的“老中国儿女” 的悲喜剧《二马》；还是展示“牛乳似的”“吃钱吐公文” 的北京市民社会灰色人物灰色悲剧的《离婚》；还有那斯威弗特式的寓言体政治讽喻小说《猫城记》；表现“前后判若两人” 的“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心死” 悲剧的《骆驼祥子》；撰写中华民族沉痛“愤史” 与文化自省的巨著《四世同堂》；以及展现旧时代下层曲艺艺人的悲苦命运的《鼓书艺人》；蕴集着中国半个世纪深厚“历史与文化” 内涵的《茶馆》；还有那描绘十九世纪末满人社会生活的艺术画卷，映衬时代嬗变关头满族乃至中华民族社会走势的《正红旗下》等等。老舍文本，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戏剧、诗歌，都经意不经意、自觉非自觉地承载着老舍愤世嫉俗、悲天悯人的情怀；诉说着满人、汉人的故事，英国人、美国人的世相；展示着病态的社会，畸形的文化，荒谬的人生；表述着老舍 对满族、汉族，乃至世界各族人民生存命运的关怀，以及他对各民族“国民性” 的深层透视与反省；传达着他对世界文化与文学邈远、精到的深思。这是老舍文学的“魂” ；这“魂” 牵系着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精神”。
老舍是个文化人，与一些敏感的“左翼” 作家擅长由政治入手探索社会问题不同，老舍惯常以平和的心态由文化视角思考社会症结。这“平和” 的文化心态又是融合着满汉文化底蕴的北京古城所特别赋予他的。
北京，清代帝辇之下近300年的皇城古都，早已被满人视为本土、故乡。老舍生在这、长在这，一生67年中有40年在北京度过，最后在北京辞世。老舍说：“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3。北京的城、北京的人、北京的事，已“整个儿”与老舍的“心灵相连”。不管他在哪里写作，伦敦、济南、青岛、重庆、美国……他始终执着地写北京。老舍15部长篇小说之中有6部以北京为地理背景；71部中短篇小说里绝大多数取材于北京，或与北京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十四部大型话剧，部部是写北京的故事或有事件在北京发生。老舍著作中的极品，经典之作，几乎全部是写北京的篇章。可以说，老舍对于北京的依恋与热爱，如所有八旗子弟一样，已融入他的血脉中。满人，千丝万缕，与北京有着非同寻常的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上说，“满味”与“京味”，京旗文化与北京文化，已很难解说得非常清楚。老舍生在北京，爱北京，写北京，去世于北京。倘若说，老舍文学是满汉、世界文化融通之桥；那么，北京城则是世界文化融通的地理之桥。这里，是满汉、世界文化交汇的腹地；没有北京城这个地理舞台，老舍无法扮演世界文化之桥梁的角色。
然而，“穷北京满族人”，这个主词又确乎只说得“比较清楚”了文化人老舍 的重要方面。这里，它的定语也是不可或缺的。抑或说，要真正“说清楚”老舍其人其文，不可忽视它的定语。“他生在1899年，去世于1966年”。生与死，对于老舍这个有着特殊生命经历的人来说，并不仅仅代表着生命的开始与结束。1899年和1966年，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也不仅仅是个抽象的数字年轮。它意味着帝制推翻，社会更迁，列强侵入，文化嬗变；意味着那流淌着老舍父精母血的满族文化已经彻底走向衰落。同时，它还意味着老舍自觉不自觉地、偶然又必然地非要与别种文化──汉儒、西方文化结缘、内化认同。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文化大姻缘。亦不能不说，正是这种文化大姻缘使老舍 别无选择地扮演起 20 世纪世界文化之桥梁的角色。
老舍属于满族，属于中华民族，亦属于世界各民族。“他有十年在国外”。十年，英国五年，美国五年。这十年，他是世界文化使者，带着他割不断的满族文化血缘与扯不开的汉族文化地缘与人缘，为创造多姿多彩的世界文化尽心尽力地耕耘着。这是历史时代赋予老舍的重负，也是老舍自觉的文化追求，因为在他看来，“我们自己也是世界人，我们也是世界的一环”4。他认同伏尔泰所说，“任何有意义的东西都属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5 。纵观老舍一生，作家梅林对他的评价颇为确切：“他是一架桥，使千万人踏着他的脊背从此岸渡彼岸的桥。而他在重荷之下紧紧地咬着他的牙齿。”作为一个文化人，抗战期间，老舍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咬着牙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架起桥；为建构崭新的东方文化，老舍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架桥；为创造中国多民族互动交融的文化，老舍架起满汉文化之桥。老舍 还在世界各民族之间架桥，架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之桥梁。
伦敦五年教书写作生涯，在老舍一生中至关重要，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意义非凡。老舍当时虽然年轻，但他的文化思想已经成熟，他珍爱“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 中国文化；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古老文化的落后。他要向 20 世纪初叶的西方世界，介绍美好的鲜为人知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他也想看看国外那些个曾经打败过自己民族的国度到底强在哪儿，先进在哪儿。在东方学院，老舍与布鲁斯教授、爱德华兹讲师一起教汉语口语、翻译、古文、历史文选和道教佛经文选，教“说官话”，即“汉语普通话” 。还应英国广播电台用英文作汉语知识广播讲座，给学院师生作“唐代爱情小说” 的学术演讲等等。不仅如此，老舍还“不屈不挠的和慷慨” 地帮助英国学者艾支顿翻译“中国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金瓶梅》。这里，老舍 的努力和付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代表着中华民族与世界对话；代表着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
难能可贵，老舍还是一位具有现代观念的文化人，他的眼光富有开放性审视意识。他曾指出“不可否认，我们有古老的文化传统，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必掩盖我们在某些方面的文化还落后的事实。我们应该促进我们文化的发展，所以我们需要十分谦虚地向国外学习。”6我们知道，最初在英国，正是由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巨大震撼才使老舍 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后来，比较中英两国文化差异的思路，又引领他的创作不断步入纵深。老舍客居伦敦期间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二马》的立意，就是比较中英两国国民性问题。应该说，五年切身的体验和经历，使老舍对于英国社会和英国国民有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和认识，对英国历史和民族文化也有了比较明晰的思考与了解。一方面，他痛恨英国人的傲慢与自大，更愤怒英国人对于“劣等” 民族子民的歧视和压迫。但是，另一方面他清醒地明白英国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进步与实力，他说道“帝国主义不是瞎吹的” 。他更清楚英国进步与强大的文化原因，即英国公民对国家政治的“普遍参与意识” 。他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民人格与国家观念。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国民却“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而“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民和一片野草似的，看着绿汪汪的一片，可是打不出粮食来。”7在这巨大的文化逆差中，老舍指出“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 。我们说，老舍这样“一点不含糊” 地提出希望用英国民族性格中值得肯定的东西“疗救” 中国国民劣根性，明确提倡向侵略过自己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学习的思想，不仅表现了老舍真爱国、实坦诚、非狭隘的气度和胆识，还表现了老舍文化意识的清醒和超越。这在今天看来，也是远见卓识又开放宏大的世界文化观。
抗战结束后，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与曹禺一起赴美讲学。当时美国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与现代文学的了解，还仅限于茅盾所说的，“我看到美国的《骆驼祥子》这本书的广告，那广告上面画的一个中国人脑袋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那辫子还翘得高高得，现在美国人怎样地看我们中国人啊﹗”8这番话，道出了老舍与曹禺这次赴美讲学的重要意义与必要性。在美国，他们不负重望，讲学热情很高。他们由东到西，再由西向东，转了大半个美国。他们先后到了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科罗拉多、新墨西哥，还到了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岛和魁北克。他们在华盛顿大学，在斯坦佛大学的小剧场节目社会研究会和人道会议，在西雅图北部作家协会，在费城国际学生总会，在哈佛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在雅斗文艺创造中心，在其他高等院校，老舍与曹禺都作了多次公开演讲。讲学期间，老舍和曹禺还在纽约、好莱坞等地考察了美国的文艺界、电影界、戏剧界状况。老舍主要向美国文学界和美国人民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中国抗战文学的辉煌成就，重点介绍中国新文学大师鲁迅、郭沫若和茅盾。老舍主讲的题目是《中国现代小说》、《中国抗战文学》、《中国作家之路》、《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发展土语文学》等。应该说，老舍美国之行的文化讲学，不仅宣传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而且直接将中国文化与文学推入世界文化与文学的前列，垫高了中国新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这个功绩和影响是深远重大的。
讲学结束后，老舍继续留在美国写作和翻译。他期待借此机会让美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与文学以及自己的作品。这期间，老舍完成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描写旧社会曲艺艺人命运的优秀长篇《鼓书艺人》；一部英文话剧《五虎断魂枪》；还集中组织了《离婚》、《四世同堂》、《鼓书艺人》和《牛天赐传》的翻译工作。老舍 居美期间的这些创作和翻译，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不仅丰富了中国现代新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而且，对于欧美文坛认知中国现代文学，促进世界文化文学借鉴互动，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老舍在美国期间，还利用各种机会，结识美国以及各国作家、艺术家、进步文化人士。如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斯诺、史沫特莱，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当代著名作家柏吐尔德鲍尔克特，马克斯威尔安德生，丽娜海尔曼，还有美国《剧场艺术》月刊主编罗斯基德吉尔德等。他在美国的演讲与论稿，他所翻译的他本人的代表作品，使美国人民和美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第一次知道了我们中华民族的鲁迅、郭沫若、茅盾以及老舍；知道了我们浴血奋战的中华民族文化。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称颂赛珍珠“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人类桥梁”。那么，我们的老舍，更不愧为一架桥，一架沟通满汉、古今、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文学之纽带
老舍是个平民作家。“末世满人”、“头朝下” 的文化背景和“穷人” 的亲历，成就他创造了负荷着多重文化载体的，闪烁着“大俗大雅”、“幽默风趣“ 品格的平民文学。这是老舍卓然于中国、世界文学殿堂的“独一份” 的艺术“绝活儿”。与鲁迅画出国人“魂灵”不同，老舍的笔始终抒写“人”肉体上的原生态之苦。老舍文学可谓一幅平民阶层的众生图：穷拉车的、下等妓女、跑街巡警、江湖卖艺人、窝囊“废物” 等等七行八作，各色人生。这些人，带着老舍 对于满汉以及人类文化的文学思考，带着穷满人、穷汉人，以及世界各族人民的深切默契与沟通，进入中国新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殿堂。她犹如一条纽带，将满族与汉族文学，中国和世界文学萦系在一块儿，使中国新文学与世界文学愈加绚烂多彩。
在英美人的国度，老舍是个中国人；在中国人群里，老舍是个满人；在满人堆里，老舍是个穷人。与大多数优秀的作家出身于书香门第不同，老舍出身于一个贫寒的满族穷旗兵之家。老舍是一个从穷困的社会底层挣扎着“爬”上来，奋斗出来的优秀作家。穷苦的童年遭遇，穷困的家庭境况，使老舍对“穷”有一种切肤之痛。这种“穷人情结” 和“头朝下” 心理，不仅使他“好骂世”，加倍同情穷人之不幸，更给他一种思路和眼光，决定了老舍文学看世界的角度、感情投向、素材选取、人物塑造、思考焦距等诸多不同。可以说，老舍对于中国新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杰出贡献，也正是在这众多不同的审美情趣下，所创造出来的具有不竭的悲剧美学韵味的平民文学。
老舍文本中，写得最美，最感人的是那些因为穷和饿而发生的触目惊心的悲剧。这些穷人，穷得太可怜，他们天天忙活的，就是一张要吃饭的嘴。为了这张嘴，车夫卖力，妓女卖肉，艺人卖手艺，巡警卖良心……这些最“下贱” ，最凄惨的人，大多是生活在老舍周围，或是老舍的亲友，或是老舍熟悉的人。他们的生活原型，大多是满人。卖力的车夫形像，中国新文学中不少作家写过，如郁达夫、沈尹默等。但是，老舍笔下的车夫形像跟他们不一样。“咱们卖汗，咱们的女人卖肉”（《骆驼祥子》），这是老舍咳着血写出的穷满族旗人生命的概括。清统治近300年间，下层旗人没有文化，没有手艺，也没有大能耐，只会当兵当差，靠吃“铁杆庄稼” 活着。清庭崩溃后，这些穷旗人一下子堕入衣食无着落境地，为了遮体果腹，稍微有点儿力气的只能去卖汗拉车。老舍周围不少亲友干这行。老舍谙熟他们的悲苦，满腹凄楚地写他们的命运。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中有个赵四，《赵子曰》里有个春二，《骆驼祥子》中不仅有祥子，还有老马、二强子，短篇小说《哀启》里还有个老冯等，老舍文学中可以开列一长串车夫名单。这些车夫，无论是健壮得“像棵树”似的祥子，还是又得当爹又得当妈的二强子，以及上了年纪的老马，卖汗卖命拉车，只是乞求换个温饱，可是，到头来都没能逃脱被苦难吞噬的命运。老舍 通过这一个个由人变成鬼的故事，形像地告诉人们：穷人，在穷困与被歧视的双重压迫中，挣不脱他们的命；即使这些破落的满人不去提笼架鸟，贫困的汉人不潦倒，即使他们拼命去苦挣苦扎，也还是在劫难复。“因为雨下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 （《骆驼祥子》）。老舍控诉的是那个罪恶的制度，罪恶的社会。
卖肉的妓女。一提妓女，通常人们联想到肮脏与无耻。阅读老舍文学，你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老舍文学里有不少妓女形像，如《赵子曰》中的谭玉娥，《微神》中的“我” ，《新时代的旧悲剧》中的宋凤贞，《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月牙儿》中的母女俩，等等。这些妓女，几乎全是好女人，善良的女人；她们不但不可恨，还教人可怜，甚至可爱。她们大多有家庭教养，读过些书，有的还当过小学教员。家境衰落后，她们走投无路，为了糊口，为了养家，不得不卖肉，不得不当妓女。“若真挣不上饭吃，女人得承认自己是女人，得卖肉“（《月牙儿》）。这些可怜的女人，正像她们的男人不得不卖汗卖力一样，她们无奈难堪地“卖肉” 。老舍熟悉她们，同情她们。透过她们，老舍提出了一个很普通、很切实，却又很深刻的问题：人活着首先要吃饭。这是人最基本的生存必须。同时，透过对这些人的生命与生存的思考，表达他对于人生、人性的哲学思辩。
卖良心的巡警。提到巡警，人们自然联想到，旧社会的巡警是政府的“帮凶”和“爪牙”，是一群耀武扬威欺压百姓的坏人。然而，读了老舍作品，我们会感到诧异、不解，怎么会是一帮出身寒苦，心地善良纯朴，受人歧视压迫，令人可怜（有时有点可恨） 的人性未泯的穷满人、穷苦人？他们也和其他满人、穷苦人一样，在为一张要吃饭的嘴卖力气、卖良心。这个巡警，在《老张的哲学》里，虽然“握着刀柄” ，但是，谁都可以命令他，连老张都敢对他大发威风，这个巡警得为穿大衫拿名片、有势力敢在街心拉屎的人净街。这个巡警，还出现在《骆驼祥子》、《抓药》、《蜕》、《四世同堂》和《我这一辈子》等篇中。这个巡警的“一辈子” ，没做过一丁点儿坏事，没有一丁点儿劣迹，真的是个好人。当了20年的老巡警，快到50岁时被“刷下来”了。他心里恨，心里骂，“我是不平﹗我是不平﹗我X‘法’的亲娘祖奶奶﹗”我们说，像老舍这样，由自己对于穷困的切实感受和对于穷苦原生态的体验，真实描写这些下层穷苦人所遭受的令人难以想象的种种肉体与精神伤害，并达到令人心灵震撼的程度，真是难能可贵。“我X‘法’的亲娘祖奶奶﹗”，这是老舍发自内心底处的对于那个社会的诅咒。
卖手艺的江湖艺人。中国现代文学中，以艺人为主人公，写江湖艺人的作品并不多。或许，老舍 是写得最多最好的一位吧。这是老舍特殊的满族属性所致。二三十年代，北京天桥附近大多数耍手艺的人，说书的，唱大鼓的，打卦算命的，几乎都是满人。老舍的亲朋好友中，就有卖艺的，唱戏的，票友，开镖局的。老舍心中装着他们，装着这些确实能做一手“绝活儿” 、“好活儿” 的各种靠卖艺为生的江湖艺人。《断魂枪》身怀绝技的沙子龙和他的徒弟们，《四世同堂》里的小文夫妇，《鼓书艺人》中的方宝庆、宝森、秀莲，《方珍珠》里的破风筝、方珍珠等等，老舍写他们悲惨的卖艺故事，写他们凄惨的悲剧命运，是要帮助我们读懂穷满人、穷汉人、所有穷苦人；帮助我们读懂那段历史，那个时代。
老舍作品中还有一列非常特殊的“窝囊废”形象。这组形象，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作品中几乎绝无仅有。清末民初一直到二三十年代，社会上，尤其是北京，确实有这么一些没落满人，受过一定的教育，也有过较好的生活修养，懂礼貌、知情理、重风度。虽然，残酷的命运已经把他们折腾得一败涂地，可是他们仍然尚存满人曾经有过的一种清高与桀傲。但是，他们已经精神萎缩，提不起精神去做一点有意义的挣扎和上进，甚至也懒得去为稻粱谋了。“窝囊废” 、“废物” 是他们的自喻和自嘲。这些人不以“窝囊”为耻，或许，还是他们保持内心清高与优雅的一种安慰。清末有名的子弟书的大作家，皇族爱新觉罗奕赓，就曾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天下第一大废物” 。老舍文学中有一长串“窝囊废”、“废物”形象：赵四、李叔父、王德（《老张的哲学》），老马（《二马》），丁二爷（《离婚》），天赐（《牛天赐传》），方宝森（《鼓书艺人》），还有松二爷（《茶馆》）和程疯子（《龙须沟》）等。这些“窝囊废”形象，最典型的文化特征是有着末世旗人的自尊、虚荣的心气，闲适、优雅的风度，愿做点粘“文化味”的清高事儿，已经破落到食不果腹的份上，还以拿手艺换钱为“丢人”。这种精神“阔绰” 经济“贫困” 的末世满人，老舍体会理解得很深切。老舍描写这样“一种时代心理或一种种族心理”，并不意味着怀旧或疑今；他试图透过这种“前代感情”，引导我们思索不易觉察的人类所共有的时代心理、种族心理与历史心理。
老舍贡献于 20 世纪世界文学艺术殿堂的，还有他那文本中独具的“大俗大雅” 与“幽默风趣” 的艺术品格。雅俗的语言与幽默的风格正是老舍文承满汉的结果；也是老舍文学在中国与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的地方。老舍文学语言的“俗”是“雅”的底蕴；“雅”的精美是靠“俗” 的文字表现出来的；可谓大俗大雅 ，雅俗共赏。早在刚开始文学创作不久，当有些人对老舍的语言风格持不同看法时，老舍就说，“有人批评我，说我的文字缺乏书生气，太俗，太贫，近于车夫走卒的俗鄙；我一点也不以为耻﹗”9“俗” 即通俗，就是用人们一看就懂，一听就明白的再“俗” 不过的大白话描写故事，描绘人心。老舍语言是“俗” 的典范。《离婚》中，“窝囊废” 丁二爷，杀死作恶多端的小赵，是整个故事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情节。即使对此，老舍既没有用“文学语言” 烘托渲染，也没有精心刻画其如何惊心动魄，只是用极其俗白的文字，让丁二爷自己平平静静地报告似的说给老李听：“小赵算完了。您看，很容易。”这再平淡不过的几个字，达到了不动声色却有声有色的艺术效果。还有，人的内心痛苦，尤其是三四十年代旧传统与新思想兼而有之的小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理，是很难说清道明的。老李就是。他不满意自己的乡下老婆，整天作着“诗意” 的梦。老李所谓的“诗意” 到底是什么呢？书中写道：“是朴素，安静，独立，能象明月或浮云那样的来去没有痕迹，换句话说，就是不讨厌，不碍事，而能不言不语的明白他。不笑话他的迟笨，而了解他没有说出的那些话。他的理想女子不一定很美，而是使人舒适的一朵微有香味的花，不必是牡丹芍药；梨花或秋葵就正好”10。老舍几句实在、清新还略带点抒情意味的大白话把一个从乡下来到北京的老实巴脚的小职员追求“爱情”的心理表现得惟妙惟肖。老舍文学中这样的例子几乎比比皆是，可以顺手拈来。老实、木讷，只知低头拉车，不爱张嘴说话的祥子（《骆驼祥子》），风里来雨里去，不知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终于买上了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可是，军阀大兵抢了他的车，祥子非常愤怒，可只问了三个字：“凭什么”？第二次，孙侦探又诈了他的钱，毁了祥子凭自己的努力再买一辆车的念想。祥子面对这无妄之灾，也只崩出了几个字：“我招谁惹谁了”？祥子奋斗失败的人生悲剧仅用九个平常字表述出来。可这看似平常的话却是“天问” ，沉重、有份量，把一个老实、可怜的车夫形象活脱脱地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痛定思痛，思索那不让老实人活动的社会毛病到底在哪里。
老舍这种“俗白”的语言不仅用于小说，还用于戏剧创作中。他与满族作家曹雪芹一样，以漂亮、精到的北京口语，“凭空给世界创造出许多不朽的人物”。《茶馆》第三幕，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是三个不同经历、性格的老人。老舍让他们在各自经历了自己痛苦的一生后，故地重逢，说出的那段“掏心窝子的话”，平淡、通俗、明白，亦俗亦雅。还有《茶馆》第一幕那段康六卖女儿的戏词，像农民在说话聊天，也像农民在做小买卖，展示的却是惊心动魄的场面－－－“太监”买“老婆”。俗白简明的话语，撼人心魄的人物，绘制的却是社会时代的风云变迁。这就是老舍式的俗白的语言特点。
幽默风趣是老舍文学独到的风格。郭沫若曾以“寸楷含幽默，片言振聩聋” 的诗句赞美。曹禺也曾评价道：老舍“作品中的‘幽默’是今天中国任何作家所没有的。美国的马克吐温以其幽默在美国和国际上享有那么崇高的地位，那么我们的老舍也是可以与之媲美的。”与鲁迅睿智深刻的幽默，尖刻犀利的讽刺不同，老舍的幽默是形喜实悲，“笑骂又不赶尽杀绝”。这是老舍个人性格所致。老舍说过：“我不懂什么是幽默。假如一定问我，我只能说我觉得自己可笑，别人也可笑；我不比别人高，别人也不比我高。谁都有缺欠，谁都有可笑的地方。”11应该说，老舍性格禀赋中，同时具有幽默感和悲剧感。他敏感而且痛楚的文化心态，能使他从灰色生活的事态人情中，看出可怜、可笑的“缝子”，还能从这些平庸与不幸的“缝子”间看出人世的缺憾。这是一种与生俱来并加之生活历练自然升华的幽默，表现的是温婉“含泪的笑”，却是最深刻的幽默艺术。
总之，与老舍有着血缘联系的满族文化是老舍文学的根；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以及具有现代精神的西方文化是老舍文学不可或缺的滋养。潜入老舍文化心理深处底部，考察老舍文学的文化形态，我们还会发现，满、汉、西方多重文化明暗参差地、强弱冲突地、或隐或显地蕴集于老舍文学中；而且，这种蕴集表现为满中有汉，汉中有满，满汉之中又有现代西方的精神。然而，满还是满，汉还是汉，西方还是西方；可是，满已不是原来的满，汉也不是原来的汉。老舍艺术“绝活儿”独到的风采与意蕴，亦正是在这种满与汉、新与旧、东方与西方的密切交融中释放出来。
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及其精神内核，对于现代人来说，并非意味着时间上的过去，它还包含着现在，包含着未来。”12同样，具有文化桥梁和文学纽带意义的老舍文化与文学 ，也将带着它鲜活的人物与精到的思索，跨越时间和空间，穿越地域与国度，启迪着20世纪、21世纪。
（本文作者：澳门理工学院文学系教授）
题注： 撰写此文过程中，曾就“满族文化精神”等许多具体问题，多次电话请教过舒乙先生和关纪新先生。他们精辟、深邃的见解，几乎都被吸收、引入文章中，特此说明。并恕不能一一精确注出，深致谢意。
2 舒乙：《我的思念－－关于老舍先生 · 序》，第1－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3 老舍：《想北平》，《老舍全集》第14卷，第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4 老舍：《旅美观感》，《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5 伏尔泰：《论史诗》，《西方文论》（上） ，第322－－32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6 老舍：《向国外学习》，《老舍全集》第14卷，第6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7 老舍：《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4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8 转引自田本相《曹禺传》，第332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7月版。
9 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著，胡絜青﹑舒乙编《老牛破车 新编——老舍创作自述》，第25页，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版。
10 老舍：《离婚》，《老舍文集》第二卷，第3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 老舍：《又是一年芳草绿》，《老舍全集》第15卷，第3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对文化传统的认识及其演变》，转引自《中国现代作家与东西方文化》，第158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