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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山大佚信与晚年陈独秀——解读老舍1947年致赵太侔书
发表时间:2024-05-21     阅读次数:     字体:【


老舍山大佚信与晚年陈独秀——解读老舍1947年致赵太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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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耀曦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25日 www.laoshexue.com


  今年是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新发现老舍1947年致赵太侔佚信一封。
  众所周知,1937年“七七事变”前,老舍曾在青岛“国立山大学”教书两年。时间是1934年10月初至1936年7月末。为时任校长的赵太侔所聘请。
  虽然不久校长赵太侔辞职,教授老舍遂也辞教,但并未离开青岛。闭门写作的同时,他依然保持了与山大师生之间的密切联系,直到1937年8月11日,北平沦陷,青岛危机,才又重返济南齐鲁大学,结束了这段与青岛山大的碧海情缘。
  随后的八年抗战中,老舍由济南流亡到陪都重庆,1946年又应邀讲学去了美国。昔日山大旧友尽皆星散,彼此相忘于江湖,不知身在何处。遍阅相关史料,罕见只言片语。
  然而,这封老舍佚信,却像我们揭示出:抗战中身在重庆的老舍,仍保持了与当年山大好友们,如赵太侔、台静农、邓仲纯等人之间的交往。而且,笔者把它与看似不相关的文献——晚年陈独秀信札两相参照,竟还发现了一桩至今鲜为人知的秘闻:当年老舍因老友邓仲纯的关系,曾在台静农的陪同下,前往江津县城邓宅,探望流寓至此的陈独秀。
  碧海情缘异国书
  这封1947年老舍致赵太侔书,全文如下:

  太侔校长:
  谢谢信!
  莘田每於周末来此,俟再来时,当代达遵旨。唯他之北大职务并未辞去,关系所在,恐一时不易离职他就。
  关于英文教师,当为莘田随时留意,代为介绍。
  弟明春能否回国,尚未可知。拙著“四世同堂”若有被选译可能,则须再留一年,此书甚长,非短期间可能译毕者。即使来春可以回国,家小尚在北碚,弟亦不知如何处理。全家赴沪转青,路费大有可观,必感困难;独身赴青,家小仍留北碚,亦欠妥善。
  来春若能回国,且能全家赴青。弟至多只愿教课数小时;文学院长责任过重,非弟所敢担任。聘书璧还,一切俟见面妥为商议。院务不便久驰,祈及早于故人中选聘,为祷!
  闻仲纯兄亦在青,请代问好!
  敬祝
  时祺!
  弟 舒舍予 拜 118 W.83 Street
  New York City
  U.S.A.
  5 Sept.1947
  地址:美国纽约83西大街118号;时间:1947年9月5日。

  这是一份原信的复印件,信上还有两行字,应为赵太侔收到信后的备注,字迹辨认不清,所书似为:“改中文系教授,两年后来待□□ 太侔 □□”。经老舍长女舒济先生辨认,她认为应是“改中文系教授,两年后来约亦可 太侔 九·十三”。
  此信抬头“太侔校长”,即山大校长赵太侔,历史上赵太侔曾两度出任山东大学校长,一次是抗战前1932年至1936年,另一次即1946年至1949年这一次。
  老舍所说“莘田”,即语言学家罗常培,北京大学教授,字莘田,满族,北京人,与老舍三年小学同学、半年中学同窗,从小的“发友”,莫逆之交。老舍1933年在济南发表过一篇小说《歪毛儿》,罗常培曾说“他那个短篇小说《歪毛儿》前半部却是拿我做题材的”。抗战之中,罗常培在昆明,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1944年应邀出访美国,此时也正在纽约,所以才有老舍信中云“莘田每於周末来此”。
  从这封佚信来看,此前赵太侔已致信老舍。据此信推断,内容大致有三:一是欲聘老舍为山大文学院院长,并已将文学院院长聘书随信寄上;二是也想聘请罗常培先生来山大,故转托老舍先生玉成其事;三是亦欲通过学界名人罗常培之推荐,为山大聘到高水平英语教师。可谓“一石三鸟”,太侔校长之用心,甚为良苦也。
  当年抗战胜利之初,全国各大学均处于恢复阶段,纷纷争聘良师名教。赵太侔复出后,每聘一位教师,必亲自登门恭请。当时应聘到校者即有:朱光潜、游国恩、王统照、陆侃如、丁山、萧涤非、丁西林、童第周、朱树屏、杨宗翰、郭贻诚、宋君复等知名学者。
  学校在赵太侔的执掌下,由原来四个学院8个系,扩充至五个学院共16个学系,令复校后的山大有了很大发展。而惜乎,唯有老舍在国外,聘书是寄去的。此信中虽已应允可任中文系教授,但两年后老舍回国,情形已经大变,太侔校长不再,故未能应约。

八仙奇人赵太侔

  赵太侔(1889—1968),山东益都城关人,原名赵海秋,后改名赵畸,字太侔,《庄子》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赵氏确乎是个飘然思不群的静者奇人。
  赵氏与闻一多、梁实秋皆为旅美同学。与之交密的梁实秋说他:“平生最大特点是寡言笑,可以和客相对很久很久一言不发,使人莫測高深”,“他写得一笔行书,绵密有致,据一多告我,太侔本是一个衷肠热烈的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革命,掷过炸弹,以后变得韬光养晦沉默寡言了。我曾以此事相询,他只是笑而不答。”①
  另据云,赵氏在济南,当话剧院长的时候,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常去那里查资料,对于这位批给他充足经费大把银子的直属上级,他既不迎也不送,只是从椅子上抬抬屁股欠欠身而已。②赵氏与何氏是“北大、哥伦比亚”的双料同学,不拘官场礼节,倒也情有可原。但有一次,鲁籍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由南京来济,特意登门顾望这位晚辈,赵氏亦半晌无语,两人相对默然,唯静坐吸烟而已。令老丁出门后诧异莫名,大感费解。
  当年大感费解者,还有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赵太侔去青岛当山大校长后,老韩几次到青岛视察,颇感这位新校长赵某人“架子太大”,没把本主席放在眼里,心中甚为不快,故在掏经费时也很不痛快。当年山大虽名为“国立”,但大部分经费出自本省。赵氏最终被迫辞职,此亦为重要原因之一。③
  1930年老舍执教齐鲁大学之时,赵太侔任“山东省立实验话剧院”院长兼任济南“省立一中”校长,同时还是“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两人大概就是这时候结识的,否则,不会有赵太侔接任山大校长后,便即刻给老舍送聘书,硬是把他从济南拉到了青岛去。
  抗战中流亡到陪都重庆,老舍与赵太侔仍有交往。老舍抗战通信1940年9月9日《致南泉文协诸友》中即有一则记载。其云:“走到半路,遇到太侔先生,约他一同上山”,“我的鞋大,一步一用力,遂将脚掌磨破,可是,有太侔先生陪着我走,而且我知道市里会有些酒吃,也就忘了脚疼。”④
  赵太侔比老舍整大10岁,信中始终称他为“太侔先生”,可见对这位年长的戏剧家和教育家甚为尊敬。而从这里透露出的消息看,老舍与赵太侔交情非浅,因两人既是文友也是酒友。其实,老舍与赵太侔的酒友关系,大概至少在青岛山大时代就开始了。
  当年以校长杨振声为首,一帮待遇优渥而生活单调的教授们,经常去中山路聚饮,不是“顺兴楼”就是“厚德福”,号称“酒中八仙”,并自诩“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昔日酒友之一的梁实秋,晚年写过一篇名文《饮酒》,其文曰:“我在青岛居住的时候,那地方背山面海,风景如绘,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最理想的卜居之所,惟一缺憾是很少文化背景,没有古迹耐人寻味,也没有适当的娱乐。看山观海,久了也会腻烦,於是呼朋聚饮,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豁拳行令,三十斤花雕一坛,一夕而罄。七名酒徒加上一位女史,正好八仙之数,乃自命为酒中八仙。”
  据梁氏另文《酒中八仙》透露,这“酒中八仙”,前后略有变动,其基本阵容:一为校长杨振声,二为教务长赵太侔,三为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四为外语系主任兼校图书馆长梁实秋,五为“新月”派主将方令孺女史,六为校医务室主任邓仲纯(初为理学院长黄际遇),七为总务长刘康甫,八为秘书长陈季超。

苦老酒与台静农

  老舍去青岛山大去的晚,大概没赶上杨振声“酒中八仙”时代。但后来赵太侔的三仙五仙聚饮,他则肯定是赶上了。
  台静农1936年到青岛,为赵太侔新聘中文系讲师,即彼时老舍之酒友也。台静农(1902—1990),字伯简,笔名青曲,孔嘉等,安徽霍丘人。他比老舍小三岁,到青岛时34岁,北大国学研究所出身,此前任教于北平辅仁大学。多年后他在《我与老舍与酒》一文中说:“我们第一次见面,便在这样的秋末冬初,先是久居青岛的朋友请我们吃饭,晚上,在一家老饭庄,室内的陈设,像北平的东兴楼。”
  由于两人年龄相仿,性情相近,且都是“烟神酒仙”,很快就厮熟了,便常常约上几个山大朋友去吃馆子,喝颜色像绍兴竹叶青似的“苦老酒”。 台静农说:“直到现在,我想到老舍兄时,便会想到苦老酒”,有天傍晚,“老舍忽然跑来,说有一家新开张的小馆子,卖北平的炖羊肉,于是同石荪、仲纯两兄一起走在马路上┄┄”
  台静农这里所说“苦老酒”,就是青岛即墨老酒。据云,台静农当时租屋恒山路,与老舍住宅很近。两人常在平度路酒馆“茂荣丰”饮酒。他们经常喝的酒,即是这种即墨老酒,因此酒须煮热了喝,有焦煳苦味,故被称作“苦老酒”。酒酣耳热之时,老舍便唱几段京剧,静农击节而听。此文中另外两位酒友“石荪、仲纯两兄”,石荪为叶石荪,仲纯即为邓仲纯。叶名麐,字石荪,时任山大中文系教授,是赵太侔从清华“挖墙脚”挖来的。

故道侠肠仲纯兄

  老舍这封佚信中,不太引人注意者,为末尾一句:“闻仲纯兄亦在青,请代问好!”
  老舍这位“仲纯兄”,即当年山大校医邓仲纯,梁实秋《酒中八仙》与台静农《我与老舍与酒》中,也均提到此人。虽名不见经传,其实是一个很值得书一笔的人物。
  他虽为医生,非学林中人物,但由于家学渊源,对古文古史亦颇有造诣。当年陈独秀书赠他的篆联为:“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略可见之。更重要的则是其人侠肝义胆古道热肠,这大约是他成为老舍好友的主要原因。
  邓仲纯,名邓初,字仲纯,安徽怀宁县(今安庆)人,家中排行居二,三弟邓以哲,四弟邓季宣。“两弹元勋”邓稼先即为邓以哲(字叔纯)之长子。邓氏兄弟与陈独秀为怀宁小同乡,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早年邓仲纯与邓以哲随大哥陈独秀一起留学日本。在东京,邓仲纯与陈独秀、苏曼殊三人同住一间小房。回国后邓以哲进清华,后为著名哲学美学教授,与同济宗白华时称“北邓南白”。邓仲纯与陈独秀同进北大,后又一起撒传单闹革命。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独秀被从南京狱中释放,1938年7月乘船入川,8月初邓仲纯终于在重庆上石板街寻访到他,遂接陈氏一家到其所在的江津去住,邓在那里开了一家“延年医院”。此后,邓仲纯便是陈独秀的义务保健医兼通讯员,一直到陈独秀死,都得到邓仲纯和四弟邓季宣的悉心照顾,丧事也是邓氏兄弟与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帮着料理的。

邓宅探望陈独秀

  抗战之初,国立编译馆在江津白沙镇,当时台静农即寄居供职于此。
  1938年10月19日,是鲁迅去世二周年纪念日,重庆抗敌文艺协会举办纪念会,台静农受老舍之约,到会作鲁迅生平报告。老友静农至,离乱遇故知,老舍“破产请客”。后来他说:“当我到了重庆的晚上,适逢一位病理学者拿了一瓶道地的茅台酒;我们三个人在某酒家喝了。”他这里所说“一位病理学者”,即老舍当年在齐鲁大学的好友侯宝璋。
  从老舍当天致胡风的信来看,鲁迅纪念会是如期召开的:“邵先生主席,台静农报告事迹,我演讲,甚是严肃,到千人以上。冰莹陈波儿献花圈,歌咏队导唱鲁迅歌”④
  次日下午,台静农到江津延年医院,看望当年山大好友邓仲纯。一见面,邓仲纯便大嚷:“静农到了!” 原来,当时陈独秀和台静农父亲等几位同乡前辈都在邓家。这是台静农初次见到陈独秀,因1922年他进北大时,陈氏已于两年前闹革命去了。
  于是,老舍便由台静农陪同,自重庆搭船至江津,专程到邓宅仲纯兄家,看望拜会陈独秀来了。晚年台静农珍藏当年陈独秀写给他的书信102封。其中1940年3月9日,陈独秀致台静农书,如下——
  静农兄左右:兄与老舍来此小聚即别,未能久谈为怅!闻兄返白沙时颇涉风涛之险,甚矣,蜀道难也。魏建功同学倘已到白沙,请代向其乞赠《天壤阁甲骨文存》一册寄下。甲骨文以最初王、刘所及最近研究院所获者为最可靠也。闻蔡先生故耗,心颇悲痛,留白沙之北大同学有举动否?留江津者不知有几人,能会合而公祭之否?⑤

图片

陈独秀致台静农书信墨迹

  江津与重庆之间水路180里,大约需五六个小时行程,而江津县城与白沙镇之间,也需行船三小时左右。当年老舍从重庆溯江而上,天不亮开船下午方至,这大概即是老舍与台静农“来此小聚即别”不能久留的原因。而陈独秀则以不能与他们畅谈而为之怅然。
  蔡元培先生是3月5日去世的。陈独秀致台静农这封信,距蔡元培逝世仅为四天,老舍与陈独秀晤面,很可能即在蔡去世当天或第二日,或许正是老舍向他报告了这一不幸消息。他们的话题自然离不开当年光芒万丈的蔡元培,或许也会忆及四年前逝世的鲁迅先生。
  此信写得颇为凄凉孤寂,对一位曾叱咤风云而落魄江湖的人物而言,心绪是复杂的。
  陈独秀流寓江津后,来看望他的各界要人名人很不少。延安方面,周恩来、朱蕴山来过,重庆方面,戴笠、胡宗南来过,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段锡鹏来过。但所来者各抱心怀,在他眼里可信任者不多。当时身边可谈者,惟旧京故友,如梁漱溟、高语罕、沈尹默、胡小石、魏建功、曹菁华、朱光潜等数人而已。
  老舍比陈独秀小20岁,非国非共,无党无派,亦非北大故人,他是怀着敬仰与怜惜之情,赴江津邓仲纯兄延年医院,看望这位当年的五四旗手和文化尊师来的。也许惟有像老舍和台静农这样的书生,倒让他感到了温情。显然老舍他们的光顾,确乎给陈独秀带来些许快慰。若能开怀畅谈,自当不胜高兴。可惜,未能如愿。
  但如今已不知,这是否即是老舍与陈独秀的唯一一次晤面拟或最后一面?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中逝世,葬于江津大西门外鼎山桃花林,邓蟾秋康庄别墅前坡。碑上“陈独秀之墓”五字为台静农所书。1946年台静农赴台,后为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1949年老舍由美国回归故乡北京,后为北京文联主席。
  50年代初,当年的山大好友“剑三先生”——做了山东省文化局长的王统照,也曾派人赴京恭请老舍,希望能他重回他的“第二故乡”,再执教鞭于山东大学。
  但那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参考文献

  ① 梁实秋《雅舍小品》之《酒中八仙》
  ② 《林刚白谈山东省立实验剧院》(载《山东文化艺术志第四辑》)
  ③ 王昭建老人(原王耀武山东省政府主席办公室秘书)谈赵太侔
  ④ 舒济《老舍书信集》
  ⑤ 《陈独秀晚年信札》(台北《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3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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