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为什么自称“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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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永平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6年11月12日 www.laoshexue.com
“写家”说之由来
在老舍的早期著述中，人们经常可以读到“写家”这个名词，通常应写为“作家”的地方，老舍往往以“写家”代之。
《文学概论讲义》是老舍较早的理论著述，其中，多次提到“写家”，而且与“作家”混用。如：
我们读一本好小说时，我们不但觉得其中人物是活泼泼的，还看得出在他们背后有个写家。读了《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就可以看出那两个作家的人格是多么不一样。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写家”是泛指，“作家”是专指，有如我们今天区别使用“作家”和“作者”的情况一样。然而，也不尽然，在同一本著作中，老舍又这样写道：
客观的描写是应有的手段：只写书中人物的性格与行为，而作家始终不露面。但是这个描写手段，仍不能妨碍作家的表现自己。所谓个性的表现本来是指创造而言，并不在乎写家在作品中露面与否，也不在乎他在作品中发表了什么意见与议论与否。
在这段文字中，“写家”和“作家”的用法并没有什么差别！
《文学概论》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至1934年之间，1984年才公开出版，读过的人不多。公众大都是从老舍稍晚一点的著作《老牛破车》中知道“写家”这个名词的，《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是最早的一篇，其中写道：
我爱文学，正如我爱小猫小狗，并没有什么精到的研究，也不希望成为专家。……无论怎说吧，一直到我活了二十七岁的时候，我作梦也没想到我可以写点东西去发表。这也就是我到如今还不自居为“写家”的原因。
很明显，老舍文中提到的“写家”就是文学“专家”，即作家。
在《老牛破车》中，老舍依然混用“写家”与“作家”，而且前者出现的频率比后者要高得多。
“写家”说之多解
老舍这个用词习惯一起保留到解放初期。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写家”几乎成了老舍的“专利”和辨识符。每当人们提及“写家”，便会想起老舍，天长日久，还产生出各种各样善意的假说：
其一，幽默说。三十年代，老舍便被读者称为“幽默大师”或“笑王”，因此他的一些不经意的提法也往往容易被人们认为是幽默，把“作家”称为“写家”，称为“文牛”，多么幽默！这也许是最流行的看法。
其二，谦虚说。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作家”高于不见经传的“写家”，前者指的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后者指的是凡能拿笔写东西的人，二者有着层次的差异。老舍自称“写家”，毫无疑问，自居卑微，是为谦虚。
钱谷融便执这种看法，他说：“有无心灵投入，投入程度如何，不仅让我们区分出作品的层次，同时也区分出了作者的层次，这就是‘作家’与‘写家’的区别。老舍先生说他只是写家，算不得一个作家，这是他的谦虚。”（《呵护心灵读好书》）
巴金也执这种看法，1984年他去香港接受中文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下飞机后在贵宾室接待记者采访，说："我不是一个作家，只是写家，甚至连写家也不是，是个老弱的病人。"报载，巴金那真诚的而太过谦逊的话，使香港的传媒和公众深受感动云云。
其三，人格说。由谦逊说引申开来，并深化下去，便产生人格说。老舍一惯称自己为“写家”，并非偶一为之，这种谦逊便蕴含着更深层次的内涵，到达了人格的层面。
执这种看法者以舒乙为代表。他在《老舍教子八条》中写道：“老舍先生称自己为‘写家’，不说‘作家’，还称自己为‘文牛’。实际上，这是他的一种人生观。纵观他的一生，不论是办教育，还是当作家，都围绕着一个大问题————怎样做人。”
诸说之辩误
老舍一生为人民创作出了许多优秀作品，人民爱戴老舍，口碑流传，“写家”说也因此传奇化。原本不必深究，但此说毕竟违背了老舍的原意，容易给人产生“矫情”的联想，故不得不辩。
首先，它不是幽默。反对者可能会引证老舍下面一段文字与笔者争辩：
也不是怎股子劲儿，我成了个写家。我的朋友德成粮店的写帐先生也是写家，我跟他同等，并且管他叫二哥。既是个写家，当然得写了。"风格即人"——还是"风格即驴"？——我是怎个人自然写怎样的文章了。于是有人管我叫幽默的写家。我不以这为荣，也不以这为辱。我写我的。卖得出去呢，多得个三块五块的，买什么吃不香呢。卖不出去呢，拉倒，我早知道指着写文章吃饭是不易的事。（《又是一年芳草绿》1935年）
然而，细品以后便可明白，这里不是幽默，而是自嘲，嘲笑自己挣钱较之“写账先生”更不易。什么是幽默，把作家说成“坐家”是幽默，把作协说成“做鞋”也是幽默。试看：《大时代与写家》《写家们联合起来》《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何尝有半点幽默！
其次，它无关谦虚。老舍如果只是自称为“写家”，容或是谦虚；但他同时把巴尔扎克、辛克莱、康拉得、哈代、霍桑等西方大作家也称为“写家”，似乎没有代人“谦虚”的必要。只要翻看一下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和《老牛破车》便可得知，诸如“幽默写家”、“职业写家”、“女写家”、“西洋写家”、“古典派的写家”、“写实派的写家”、“浪漫的写家”的提法比比皆是，最有趣的是，如上文所述，老舍在有些时候还不敢“自居为‘写家’”呢。“写家”并不包含着谦虚的意味，这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它与人格无涉。见于上述，老舍把古今中外的作家都称为“写家”，由此可见，他并没有把完备的人格先天地赋予“写家”。是的，他确实这样说过：
"要作一个写家，须先作一个'人'。盖自己不崇高宏大，何以能体会世上最善最美的事？何以心明如镜，鉴别善恶？有了真人，而后才有至文，文艺并非文字把戏也。"（《献曝》1942年）
请不要看重文中的“先”字，老舍决没有让人们先完成世界观的改造再来当作家的意思，他只是强调作家应注重人格修养。举个反例，周作人在历史的某个关口配不上“人”这个光荣称号，但谁也不能否认他是个作家。作家并没有终结做“人”的问题，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
“写家”系“作家”的别译
“作家”一词是外来语，特指专业的文学创作者。直至上世纪初年，国内学界尚未使用“作家”这一译词。我国学人多循旧例称呼操此新职业者。梁启超取法《论语》，称之为“学者”i或“儒”ii，他也使用过“文学家”一词，但仅偶一为之iii。鲁迅也沿用 “儒”这个古称，但他用得最多的是“文人”iv。20年代前后，“作家”一词才开始通用，虽然很难考证其最早的出处，但我们确知鲁迅已在 1920年开始使用这个新词v；梁启超迟于1922年也开始使用vi，足见那时“作家”一词已经能够被公众所理解和广泛接受。
老舍上世纪20年代末从大量阅读英文小说起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英文表达专业文学创作者的词是writer，从构词法分析，恰为“写”加上后缀“者”或“的人”，老舍将其译为“写家”，可视为“作家”的别译，并无任何感情色彩和特殊的思想内涵。
老舍“写家”一词属于别译的有力证据之一，便是他在翻译外国作家理论家的作品时，同样将writer译为“写家”，请看以下例证：
Pitkin（皮特金）说：“在司悌芬孙，自然常是那主要的女角；在康拉得，哈代，和多数以景物为主体的写家，自然是书中的恶人；在霍桑，它有时候是主角的黑影。”（《景物的描写》）
ArloBates（阿洛·贝茨）说：“我不相信小说构成的死规则。工作的方法必随个人的性情而异。我自己的办法据我看是最逻辑的，可是我知道这是每一写家自决的问题。以我自己说，我以为小说的大体有定好的必要，而且在未动手之前就知道结局是更要紧的。”（《事实的运用》）
Thackeray（萨克莱）说：“幽默的写家是要唤醒与指导你的爱心，怜悯，善意——你的恨恶不实在，假装，作伪——你的同情与弱者，穷者，被压迫者，不快乐者。”（《谈幽默》）
当年，国内尚没有机构来规范外来词汇的翻译，人们自行其是，别译比比皆是。无独有偶，老舍在《文学概论讲义》还把“作品”译为“写品”呢，请看：
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两种人——好理想的及求实的——恐怕是自有人类以来，直至人类灭毁之日，永远是对面立着，谁也不佩服谁的吧？那么，因为写家的个性不同，写品也就永远不会有什么正统异派之别吧？
当年，老舍有着自己不太系统的翻译理论。1930年他在《论滑稽》的演讲中曾谈到外国人名的译法应尽量避免让“那两个方块字撞到一块发生意义”，他认为，Hugo译为“嚣俄”或“于过”都可以，译为“雨果”则不成功，因为不像“人的名儿”。
老舍把writer译为“写家”，是否认为译为“作家”容易产生歧义呢？姑且存疑。
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3月26日“学术双周刊”
注释：
i 参看梁启超《变法通议自序》（1896年8月9日）
ii “西儒哈弥儿顿”，见于《烟士披里纯》（1901年12月1日）
iii 参看《禁早婚议》（1902年12月.30日）
iv 参看《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1907年）
v 参看《域外小说集·序》（1920年）
vi “无论何国的作家，总须用本国语言文字做工具”，见于《情圣杜甫》（19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