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文化人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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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锡健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1月16日 www.laoshexue.com
一 引言
人格(personality),是一个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常论不息的话题。科恩说："拉丁语的personaiitas──'人格'一词产生于中世纪早期，是'persona'一词的派生词。 托马斯·阿奎那已经用这个词表示人身存在的条件或方式。"[1]而在托马斯之前700多年，波伊悉阿斯（约480─524年）已有这样的定义：人格是真实的有理性的个人的本性[2]33-34。在现代西方学术界，人格研究更是经久不衰， 从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萨特的人格哲学，到弗洛伊德、荣格、马斯洛、本尼迪格特的人格心理学，可以说，人格研究始终备受关注。以人格的内涵研究来说，本世纪30年代有人归纳出人格的定义50多个，到80年代就达到100多个， 以致美国学者赫根汉在遍查了人格的种种界说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只存在一种正确的人格理论将是错误的。"[3]如同我们今天研究文化或现代化，尽管对其内涵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并不妨碍我们对其探幽求胜。我们完全可以从纷繁复杂的人格研究中窥见研究之必要和成果。
在中国，"人格"一词虽然出现较晚，但却不能据此说中国没有深远的人格研究。这是因为中文"人格"一词虽是近代从日文中引进的，但在古代中国却有很多词在意义上同"人格"相近或相关，如"品格""品节""人品"等。唐代李中《庭苇》诗中有"品格清于竹，诗家景最幽"的句子，宋代黄庭坚在《濂溪诗序》中称赞"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并不缺乏人格意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人格呼唤成了众多有识见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1916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写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人格之谓也。"李大钊在《介绍哲人尼采》一文中对尼采"高唱人格之权威"给予热烈赞扬。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说："自治的社会、共和国的国家，要个人有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自己的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独立的人格。"老舍，这位惯于对人的灵魂进行鞭辟入里透视的现代文学大师，也特别关注于人格的塑造。他自身，以独特的人格力量打动人；而他的作品，又常常遣笔于人格的多维展示。可以说，走向老舍，首先走向的就是他构建的人格天地；接受老舍，首先接受的就是他留给我们的人格理想。
注重自我人格的塑造,是老舍一生孜孜以求的。1937年,他在《大时代与写家》一文中写道："伟大文艺中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有了人格作根，我们的笔才会生花。"这是老舍对伟大文艺的向往，更是他对作家伟大人格的真切呼唤。正是基于对自我人格塑造的自觉意识，老舍的人格才显得特别丰满厚实，光彩动人：既随和友善，又刚正耿直；既一丝不苟，又豁达磊落，既严谨稳实，又幽默诙谐；既有"温良恭俭让"的柔韵，又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壮。
在老舍的作品中，也深深寄寓着老舍对人格的探寻和追求。打开他的作品，震颤我们心灵的，往往是一幕幕人格悲剧的上演，如《骆驼祥子》中祥子正直、要强、纯朴人格的被扭曲，《离婚》中掩藏在张大哥热心、精明、谦卑之后人格的庸常、灰暗和苟且。在《猫城记》中，老舍不时地将笔锋指向"猫国"人格的解剖：揭露"猫国"教育失败时，作者借小蝎的口说："这新教育崩溃的原因何在？……我只觉得是因为没有人格。"（十八）在挖掘"猫国"政治、经济崩溃的根源时，作者又借大鹰的口说："打算恢复猫国的尊荣，应以人格为主；可是，人格一旦失去，想再恢复，比使死人复活的希望一样的微小。"（二十三）据笔者统计，仅在《猫城记》中，"我"（地球先生）和"猫国人"直接议及人格的就达20多处。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辞典》在"人格"词条下特举老舍《四世同堂》中一段话作为用词例证，这段话是："他以为教育不仅是教给学生一点课本上的知识，而也需要师生间的感情的与人格的接触。"（二十五）由此也可见，老舍的人格追求实在是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
值得提及的是，人格研究可以在众多的学科领域里展开，无论是从哲学的、心理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伦理的角度,都可以领略人格天地的独特景观。叔本华说："人是什么，他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是什么，用一个字来说，就是人格。"[4]这里，叔本华将人生的本质意义同人格联系起来，这是从人本主义哲学的角度探讨人格。马斯洛则不同，他认为："完整的人格不仅包括该人的智慧能力的积极表现，而且包括他的情感和类本能的能力的积极表现。"[5]这里， 马斯洛把人们的情感和类本能作为考察人格的重要方面，显然，这就将人格与心理学密切联系起来。如果考察中国历史上"人品""品性""品节"等概念的人格意义，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始终与道德信念融为一体。《宋书·孝武帝纪》中说："庶简约之风，有孚于品性。"曾国藩《钞朱子小学书后》有言："盖先生之治人，尤重品节。"这里的"品性""品节"显然看重于道德价值。也有从政治意义上考察人格的，如陈独秀疾呼"自主自由人格"，又说："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在社会生活的进步的实际需要。"[6]245"人格为权利之主，无人格则权利无所寄。"[6]34很明显， 陈独秀这里所说的人格已不是个人修身养性的问题，而是强调人从不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中解放出来，以获得尊严和平等的权利。但随着东西方各种学说的冲撞、演进，随着古今文化成果的融通、聚汇，随着众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兴起，人格研究有综合发展的趋势，其突出表现就是文化意义上的人格研究（即文化人格研究）占据了很大优势。马尔库塞说"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7]，这就可以看出，一定人格总是一定文化的折射，人格建设实际是文化理想的构造。本世纪30年代，在美国曾诞生了"文化与人格学派"，R·本尼迪克特和M·米德等人以人格与文化变迁为主题，探求个人人格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形成的"文化模式"，尽管该派的理论有许多缺陷，但它将人格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其方向却是值得肯定的。在中国，以道德度量人品的传统使人格评价自然地打上文化烙印。近代以降，抨击奴性人格，呼唤人的尊严，寻求人文精神，企盼人的现代化，这一系列的铸造"人魂"工程把完美人格推到文化反思的前台。老舍长成的年代，正是东西文化剧烈碰撞、古今文化风云际会的年代；而他自身，一方面是在北平浓重的古文化传统中泡大的，另一方面又在英伦等国直接感受了异域文化的滋味。这就促使他能以一种比较开放、公正的眼光审视文化、剖析文化；当他追求一定的人格理想时，也就能自觉地从文化意义上选择人格范式、把握人格真义。正因为如此，研究老舍的文化人格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那么，文化人格的要义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文化人格是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综合素质和在内心体验过程中流露的主导倾向，着重包含个体构建生活的信念、价值判断的标准、为人处世的态度、冶情养性的习惯等，它是个体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文化熏陶、并对文化作出反应的结果，也是人的性格、气质、智力、能力有机统一的表现。有学者说："文化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文化建设归根到底是现代人格建设。"[8]由此可见， 人格建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寻找精神寄托，它是人认识自我、完善自我的崇高精神活动，也是中国在奔向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的现代化必然面对的艰难而辉煌的工程。老舍以他对社会的全部热忱、对生活的全部真情，以他的生命为本色，汇聚起他人格的风采，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塑造，乃至对整个民族精神的高扬，将持久地显示出独特魅力。
二 老舍文化人格的形成
马克思说："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质，而是人的社会特质。"[9]因此，个体人格的形成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社会化"的结果。老舍的人格直接发端于他生活的具体环境，其中突出包含他的家庭、主要是他的母亲给他以"生命的教育"，与他血脉相通的满族文化在时代潮流冲击下带给他沉痛的思虑，古都北平固有的文化氛围、特别是普通劳动人民具有的勤劳、善良、朴实、坚韧等传统美德给他以心灵的洗礼，从而确定了他健康人格的基调，使他能在以后复杂的人生道路上不断为自我人格的完善增辉添彩。
（一）在"感受生命的教育"中自立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接受一定文化的熏陶，往往是从家庭开始的；最初在家庭中养成的某些习惯、兴趣、态度、情感等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老舍人格中的许多迷人之处，如既温和又刚正、既多情又豪爽的处世态度，既乐观又沉郁、既严谨又旷达的心向结构，既含蓄又直率、既幽默又庄重的情感表达方式，都可以从他青少年时期所受家庭影响中找到"本原"。
首先，母亲那种中国劳动女性特有的优秀品格对老舍人格带来巨大的感化。老舍自幼家境贫寒，父亲在他出生后的第二年就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火中阵亡，此后全家就靠母亲为人缝补浆洗、做佣工苦度生活。然而母亲滋养老舍的绝不仅是物质上的粗茶淡饭，还有宝贵的精神食粮。据老舍在《我的母亲》、《宗月大师》、《抬头见喜》等文章中记载：母亲是那么勤劳，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要洗一两大绿瓦盆衣服，晚间还要抱着一盏油灯缝补衣服；母亲是那么诚笃，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母亲是那么热情待人，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母亲是那么宽厚，她最会吃亏，吵嘴打架的事永远没有她；母亲又是那么坚强，八国联军打进城的时候，皇上跑了，丈夫死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母亲还有爱花、爱清洁的好习惯，她的手会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件发着光，院中的石榴和夹竹桃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母亲的这些优秀品格，是无声的教诲，点点滴滴滋润着老舍的心田，正如老舍自己所说："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10]纵观老舍一生，他那种绵中藏针、内圆外方、善待亲朋、急公好义的性格，都潜藏着他母亲的个性。
其次，父亲的战死在老舍幼嫩的心田里埋上了爱憎的种子，同时也对他的人格形成产生深沉影响。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是清朝一名保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逃往西安，但许多兵士却是和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老舍的父亲就是在一场抗击侵略者的恶战中因火药着火被严重烧伤而死亡的。对于这一家庭灾难及灾难的原因，老舍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所了解。他说："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洋兵的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11]家仇连接着国恨。从父亲的死中，老舍渐渐领悟了有国才有家。从此，他心中埋上了对侵略者仇恨的火种，同时也升腾起炽热的爱国情怀。这爱和恨的交织，培育起他敢于抗争、宁折不弯的人格因素，在以后的漫长人生道路中，他这一人格因素越发鲜明：他初涉人生就誓为"民主政治"和"国民的共同福利"而负起"两个十字架"；他身在英伦却全心关注着北伐军前进的步伐；国难当头时，他毅然告别妻子儿女奔赴抗日中心；直到在阴霾蔽天的年月，他昭示着"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风骨、以屈原沉江般的从容悲壮为自己的生命划上句号。都凸显着他直面人生、不避邪恶、守正不移、崇尚气节的人格之美。
再次，童年的苦难磨练了老舍的意志，也养育起他质朴勤勉、不慕虚华的人格取向。老舍曾不止一次地回忆他童年的苦难。在《吐了一口气》一文中，他说：父亲死后，母亲"日夜操作，得些微薄的报酬，使儿女们免于死亡。在精神状态上，我是个抑郁寡欢的孩子，因为我刚一懂得点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据《宗月大师》记载，老舍因家贫，自小就体质虚弱，加上交不起学费，直到九岁尚未入学，只是后来偶然地受到宗月大师的帮助，才有了上学的机会。又据《我的母亲》一文记载，老舍小学毕业后报考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老舍"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但入学要交十元保证金，老舍说这对他们全家来说"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才"把这巨款筹到"。"患难困苦，是磨练人格之最高学校"（梁启超语）。贫穷，带给老舍许多痛苦，但也砥砺了老舍敢于和命运抗争、甘于吃苦耐劳的坚韧精神，培养起他富有同情心、勤奋耕耘的人生态度。抗战时期，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就突出体现了他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没有经费，他四处筹集；没有办公地点，他因陋就简地租借；没有车，他就拖着病弱的身子徒步奔波；没有安静的创作环境，他就见缝插针创作。就是凭着一股韧劲，一腔热忱，他使"文协"在抗战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自己也创作出大量作品──七个剧本，两部长篇小说，一首长诗，另外还有大量散文、杂文、鼓词、快板等。就自己的创作，他曾说："我们的命与笔就是我们的资本，这资本的利息只是贫困，苦难，疾病；可是它是投资于正义，而那些不利的利息也就完成了我们的气节。"[12]他曾把"写家"同木匠相比，也曾把自己比成"文牛"，认为"干文艺并不比作木匠高贵，可是比作木匠还更艰苦。""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13]226-228他告诫青年朋友们："假使你没有变成一头牛的把握，请不要干我这一行事吧"[14]。于此，我们也可见老舍精神世界里的那份执着，那份"哀生活之多艰"而又"九死不悔"的坚韧。
（二）在体悟满族文化中自省
满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伴随着历史的演进，满族文化同汉族文化已日益融为一体。但不管怎么说，满族文化毕竟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有它独特的风格和内容。老舍出身于满族，又和很多旗人有过接触，还在作品中写了许多旗人，如此，满族文化就不能不对老舍的人格养成产生影响。
满族曾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它的远祖肃慎商、周时就居于"不咸山（长白山）北"，"东滨大海"。以后，与它有渊源关系的挹娄、勿吉、女真在历经沧桑中不断繁衍，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至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满族的强盛之势已不可阻挡；到了康熙年间，"满汉合流"更是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但随着清政府走向腐败和外国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广大旗人也与整个民族一起遭受劫难，被抛入痛苦不堪的深渊。这种历史的落差必然在旗人的精神中留下印记，对昨日辉煌的追忆和对现实的回天无力也必然会带来异乎寻常的文化氛围。老舍小说中描写旗人所用的自嘲和冷讽就是这种氛围的注解和宣泄，如用第一人称写的《正红旗下》中有这样的话："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以"我"大姐的公公和丈夫来说，"他们在蛐蛐、鸽哨、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像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胡涂的梦。"[15]这是老舍对末世王朝统治下的病态社会的形象刻画，也展示了老舍对旗人文化的深刻洞察能力。
老舍对旗人文化的洞察力源于他对旗人文化的切身感受。他身处社会底层的旗人家庭：父亲属正红旗，是个月领三两银子的穷马甲；母亲也是旗人，属正黄旗，是位靠缝补浆洗苦撑家庭生活重担的勤劳女性。老舍童年生活的小羊圈胡同位于北京西北角；而"在清朝，北京的最西北角属于正红旗。"[16]旗人有吹拉弹唱、自娱自乐的习惯，老舍喜欢清唱、说相声，创作出不少曲艺作品，可以说也是这种习惯的传继吧。老舍夫人说："也许是由于老舍出身在满族家庭里的缘故，他从小对曲艺就很爱好。老舍小的时候，满族人中还有很多人会吹拉弹唱，不少家庭中有三弦、八角鼓这类简单的乐器。友人相聚的时候，高兴了就自弹自唱起来，青年人也往往以能唱若干段大鼓或单弦而自傲。当时的茶馆里，曲艺节目是必不可少的，大都常年邀请艺人表演曲艺节目。"[17]而老舍对茶馆是熟悉的，他少年时住的小胡同口上，就有一家茶馆，放学后到茶馆去听说书是他的一大喜好；他后来创作《茶馆》，就跟他亲身体验过"茶馆生活"有关。这样说来，老舍的童年可以说是在一个特有的旗人文化区中度过的，尽管当时的"旗人汉化"和"满汉杂居"已成定势，纯粹意义的旗人文化区在北京已很难见到。
对旗人文化的深切感受使老舍的人格时常折射出哀惋、痛惜的色彩。这种哀惋、痛惜绝不是对一个王朝失去昔日的兴盛表现出懊恼和伤悲--紫禁城内的一切毕竟离老舍太远--而是对广大的中小层旗人表现出同情和忧愤，正如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茶馆》里有两个旗人--常四爷和松二爷。他们原先仗着旗人的特殊地位，穿戴讲究，谈吐非凡，好不风光。但他们毫无劳动技能，"大清"王朝崩溃后，他们几乎找不到自己还有什么谋生能力。人本来是以能劳动而彰著自己之所以为人的，一旦失掉劳动这一本质特征，人就回到兽类中去了。这是人的衰落，更是一定文化的颓败。老舍在作品中写了许多精神颓废的旗人，如在《正红旗中》，大姐的公公是个佐领（清朝一旗之下统领部分兵力的军官）却不会带兵打仗，"无论冬夏，他总提着四个鸟笼子"，"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大姐夫则是个"不会骑马的骁骑校"，"英雄气概地玩鹞子和胡伯喇，威风凛凛地去捕几只麻雀"。老舍的创作以敏锐的文化穿透力著称，对愚弱、麻木的"国民性"曾给予无情揭露，说"国家的灭亡是民族愚钝的结果。"[18]这种认识, 应当说首先来源于老舍对旗人世界的"看透"；也可以说，老舍是从一部分旗人变成行尸走肉中认识到"有毒"的文化会造出怎样的恶果。当然，老舍也写了一部分有能耐、有志气的旗人，如福海二哥，"他是熟透了的旗人，既没忘记二百多年来的骑马射箭的锻炼，又吸收了汉族、蒙族和回族的文化。论学习，他文武双全，论文化，他是'满汉全席'。"[19]这里，老舍把文化的交融、互动当作一种理想来追求，展现了宽阔的胸怀，作出了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价值判断。
总之，老舍与满族文化保持着一种割不断的血缘、地缘、情缘关系，这种关系吸引他对满族文化的兴衰荣枯作出思考，同时也对他自我的人格塑造起着隐性的感染作用。他那种不敢屈辱、自激自励的精神，他那种冷峻的幽默、带泪的微笑，他在温和多情中保持独立不倚的处世态度，都是他在特定境遇中作出的清醒选择。这种境遇与旗人生活的沉浮、甘苦连通在一起，这种选择与他的人格熔铸于一炉。
（三）在扬弃中华文化中自强
古都北京，在承载中国文化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说它古老，可以说它连通着华夏文明的源头──当几十万年前周口店的"北京人"敲打出粗糙的石器，它就昭示着文化奇迹；说它恢宏，可以说它吐纳着长城内外的烟云、黄河上下的风雨──无论是传统中黄帝征战于涿鹿，还是春秋战国时燕定国都，无论是辽设陪都，还是金建中都，无论是元世祖忽必烈以席卷天下之势挥鞭南下建大都，还是明、清两代隆京城而使之成为万民瞩目的中心，北京都以厚重的文化而著称于世。到了老舍成长的年月，清王朝虽已到了残灯末庙之际，但历经悠悠岁月沉积于宏门大宅或寒舍陋巷的文化却是不会隐退的。老舍生于北京，长于北京，耳濡目染，其精神世界也必然受到古都文化的熏染。这是毫不足怪的，人生活于文化中间，就必然接受文化的洗礼。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老舍与其他同时代作家相比，受到的文化熏陶似乎更为复杂，市民文化、民俗文化、书本文化、野史文化、北平文化、旗人文化……等等，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纵横交错，兼容并包，都给老舍以熏染。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既有正向作用，又有负向作用。对负向作用，老舍在他的作品中曾以犀利的笔锋予以揭露，其思考之深邃,剖析之透彻，可以说与鲁迅是相通的。但尽管如此，并不妨碍老舍对传统文化中优秀因子的认同和倡扬。与同时代的一般知识分子相比,老舍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少情绪上的偏激,他痛切地揭露"老"文化身上的痈蛆,但他也真诚地肯定："对过去，我们没法否认自己有很高的文化……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敢轻视中国文化的。"[20]抗战中，面对着强敌的肆虐，老舍从血与火中看到有骨气中国人的自尊和从容,于是,他挥笔歌颂道："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火与血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21]他为"五千年的文化教养"而自豪，并把它当作强敌不可征服的伟力，这是老舍对抗战力量的赞美，也是对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的钦佩。正因为如此，老舍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并为他的人格养成提供精神动力就显得十分自然了。
老舍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是多方面的。除了从小从家庭中、从社会低层的人们身上，特别是从母亲身上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劳动人民特有的热爱劳动、真诚朴实、心地善良等传统美德以外，特别值得提及的是老舍自幼就受到民间文学、尤其是北方市民文学的影响。由于北京很久以来就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市民文学也就显得特别发达，其突出表现就是市井的繁荣带来了街头说唱文学的兴盛。老舍生活在普通市民中间，这就使得他有大量机会接触市民文学。在《悼念罗常培先生》一文中，老舍记载道："下午放学后，我们每每一同到小茶馆去听评讲《小五义》或《施公案》。"在《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一文中，他还写到，"二十年前我听过没落的王府供奉（"供奉"原为皇帝左右供职者的称呼，如清代称南书房行走官员为内廷供奉--笔者注）到街头来卖艺"。老舍在文章中还常常信手拈来地品谈民间文艺作品, 如在1938年他为了鼓励作家多运用民间文艺的样式鼓舞人们投身抗战，写了《关于大鼓书词》《谈通俗文艺》《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等文章，文中他就论及《单刀赴会》《长坂坡》《宁武关》《取荥阳》《草船借箭》《三侠五义》《济公传》《铡美案》《彭公案》《秋胡戏妻》《儿女英雄传》等许多在民间广泛流传的通俗文艺作品。这从一个角度说明，老舍对民间文艺是相当熟悉的，而这与他从小就经常接触民间文艺是分不开的。
民间文艺通常积淀着浓厚的传统价值观念，对社会心理的形成往往起着强烈的教化作用。老舍自己在谈到利用通俗文艺"旧套子"把民心引到抗战上来时就说过："你利用旧套子来装故事，也得利用旧思想把民心引到抗战上来。从事实上看，……真敢拼命的还不是士兵与民众？假若他们素日没有那些见义勇为，侠胸义胆等旧道德思想在心中，恐怕就不会这么舍身成仁了。"[22]356-357可见，"旧的"民间文艺对塑造"新的"心灵是有着持久而深沉的影响力的。是啊，人类文化的传继不常常就是在不见山、不显水中达到峰回路转、后浪逐前浪的境界吗？在老舍身上，传统与现代是得以完美统一的；在"传统"部分中，我们是时常洞见民间文化凝结的那份人格理想的。如老舍惯于急公好义，很具"侠"的风骨，这与老舍自小就大量接触民间文艺中"武侠"一类作品有关，上文所列老舍自己举出的作品多写侠客义士就可旁证一二。
当然，说老舍多受民间文化影响并不意味着老舍缺乏"高雅"文化的熏陶。事实上，诗经、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都曾深深地迷住老舍。他自己说过："在我幼年的时候，……我不能不说我比一般的小学生多念背几篇古文，因为在学堂--那时候确是叫作学堂--下课后，我还到私塾去读《古文观止》。《诗经》我也读过"。"我的中学是师范学校……多少偏重教育与国文。……别人演题或记单字的时节，我总是读古文。我也读诗，而且学着作诗，甚至于作赋。我记了不少的典故。"[23]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时，校长方还（唯一）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古文、旧诗造诣精深，对老舍影响很大。方后来离任北京师范时和去世前，都曾挥毫赠言给老舍，对老舍的学业评价甚高；老舍自己则说："我十六七岁练习古文旧诗受益于他老先生者最大。"[24]老舍在北京师范就读时的另一位老师--国文教员宗子威是词学权威，他也使老舍在古典文学方面获益匪浅。及至走上教坛，出于工作需要，老舍的国学功底更为加厚。他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时，曾为学生开设过关于唐代爱情小说的讲座。关于讲座的内容，他在给学校秘书克莱格小姐的信中曾有所谈论："（1）唐代短篇小说的发展--作为我的讲座的序论；（2）唐代爱情小说的分类和思潮（有关伦理或宗教等方面的小说）；（3）语言以及研究唐代爱情小说的必备书籍；（4）对元、明戏剧形成的影响。"[25]
在丰厚的中华传统面前，老舍采取了审慎而又理性选择的态度，这表现在老舍的治学态度是非常严谨的，而所具学识也是相当丰厚的。在齐鲁大学从教时，老舍写了《文学概论讲义》，从中我们也可看出老舍对《易经》《大学》《礼记》《诗经》《论语》《离骚》《庄子》《典论·论文》《文赋》《文选》《文心雕龙》《诗品》等古代杰作以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司空图等人的文学思想是相当熟悉的。厚实的"书本"文化修养（相对于口耳相传、心心相授的民间文化而言）同样对老舍的人格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举例言之，老舍自青年时代起就关心民生，同情民苦，国难当头之时毫不犹豫投身抗敌洪流，这难道不是千百年来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忧患意识"的反映吗？从中我们应当窥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神的延续。再如，老舍特别重亲情，讲友情，孝顺老母令人动容，诚待朋友感人之深，这不也是儒家"入则孝，出则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思想的折射吗？
三 老舍文化人格的主调
文化人格有时间上的差异--不同的时代造就出不同的人格类型，也有空间上的变化--就像在一幅画上一样，会呈现出明暗对比的反差、色彩运用的层次。在古代，人格的尊卑有序被视为天然合理；到了资产阶级昌明的时代，人格的自由、平等则成了时尚的口号--这是时代使然。不过，时代的总特征并不能抹去个性的灵妙之光，就如污泥的雍塞之中也会生长出雅洁的莲荷--这是空间上的突破。个人人格在空间上的突破更能表现人格的多姿多彩，而在多姿多彩中寻找出人格的主调才能把握个人人格的本质。老舍文化人格的主调是在"情"与"理"的谐和中提取的，而更显得情在理先；是在"悲"与"喜"的交融中表达的，而更切近于形喜神悲；是在"现代"与"传统"的搏击中选择的，而更注重于传统的现代转换。由此出发, 使他人格的主调得以具体化，那就是趋和心态、厚情取向、崇侠气度、尚节风骨。
（一）趋和心态
众多论者认为，老舍是以一个温和的民主主义者的形象登上现代文坛的。的确，老舍"没有鲁迅的深刻，更缺乏郭沫若的激烈，也不像茅盾一开始就擅长理性思维。"[26]他"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这些都说明老舍表现出一种"和"的趋向。但这主要是从政治思辨力的角度说的；如果从文化角度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和"有更广阔的意义。
老舍的"趋和"既有个人生活情趣的抒发，也有社会交往的取向。
在生活情趣上，他向往人与自然的谐和一致，憧憬着一种恬淡、平和的境界。在《我的理想家庭》一文中，他说：我理想的家庭"院子必须很大。靠墙有几株小果树。除了一块长方的土地，平坦无草，足够打太极拳的，其他的地方就都种着花草──没有一种珍贵费事的，只求昌茂多花。屋中至少有一只花猫，院中至少也有一两盆金鱼；小树上悬着小笼，二三绿蝈蝈随意地鸣着。"[27]多么质朴的追求，多么恬淡的兴味。事实上，每居一处，老舍也真是这么尽力安排的。抗战在重庆时，老舍仅"有斗室一间……一张破床，一张缺腿的破方桌，一把椅子，是他的全部家具。""但那破方桌上的酒瓶子里总有一两枝鲜花。"[28]39-40解放后，老舍住的小院子里更是花香四溢。在散文《养花》中他是这样记载的："在我的小院中，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儿们只好上房去玩耍，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29]几百盆花，暴风雨来了，要往屋里搬，老舍感到愉快；三百株菊秧，被倒下的墙砸坏了一些，老舍感到难受。真不知是人侍弄了花，还是花醉倒了人，这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老舍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命名为《樱海集》，是因为在青岛"开开屋门，正看邻家院里的一树樱桃。再一探头，由两所房中间的隙空看见一小块儿绿海。"[30]153把另一本小说集定名为《蛤藻集》，是因为"见景生情"，"住在青岛，看海方便。潮退后，每携小女到海边上去；沙滩上有的是蛤壳与断藻，便与她拾着玩。"[30]323这是与自然融为一体后溢出的心香，正应了"天人合一"的那份和谐。
在社会交往方面，老舍显得特别谦和温厚。主持"文协"工作时，老舍面对的困难非一般人能想象：经费无着，居所无定，不少文化人无果腹之食，无栖身之地；加上人员来自天南海北，秉性不同，个性有异，要做好"文协"工作确实困难重重。但就在这种情况下，老舍把那么多文化人团结成一个强有力的集体，为抗战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不可忘记的是老舍的人格力量的确吸引了许多人。这种人格力量的重要方面就是"和"--追求情感的沟通、心灵的慰藉、力量的互补。胡风说老舍会"为友情伤心坠泪"，"是非常欢喜交友，最能合群的人"[31]93，萧伯青说老舍"善与人交，久而敬之"[31]267，吴祖光说老舍"温柔敦厚，和蔼可亲"[32]，共同道出了老舍善与人"和"的品性。当然，这种"趋和"并不是一团和气，一味迁就。老舍是有一种"软而硬"的个性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33]正是求和与讲原则的有机结合，才使老舍的"和"有更大吸引力，才使"原则"为更多的人所认同。从人格构成上来说,老舍的这种"趋和"表现出气度上的宽厚和儒雅，是"温、良、恭、俭、让"式的冶情养性，是"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传统的适时转换。
（二）厚情取向
老舍特别厚爱亲情、友情。待亲人、待朋友，其感情之真挚，心地之坦诚，往往动人心弦。
老舍孝敬母亲就极为人感动。在与自我经历有关的小说《正红旗下》以及散文《我的母亲》《宗月大师》《小型的复活》《想北平》《抬头见喜》《自传难写》等作品中，老舍常常用看似不太经意、其实是饱蘸浓情的笔调抒发自己对母亲的感激、怀念之心，就如深潭静水，看似波澜不惊，实际丰厚深沉。在现代作家中，以这样诸多笔墨写自己母亲的似不多见；而他人记老舍奉敬母亲的文字之多恐怕也是难以多得的。罗常培回忆说，"离开小学教育界后"，老舍"艰苦挣扎"，"一晚我到北长街雷神庙的教育会会所去看他,他含泪告诉我：'昨晚把皮袍卖掉，给老母亲添制寒衣和米面了'"[31] 82。冰心写道：老舍"在回忆中总觉得童年生活又甜又美，只为他有一位'勤劳诚实'，会默默地'吃亏吃苦'的母亲。"[34]与老舍同在英国伦敦生活过、后定居美国的宁恩承说：老舍在东方学院任讲师时，"每年只拿三百五十镑的薪水……可是平常的学生每年至少要用三百镑；牛津剑桥的学生要用四五百镑或五六百镑。老舍以三百五十镑，既要保持自己的灵魂和身体不分离,又要寄钱回北京奉养老母。"[31]138可是，就在这样的境况中，有一次老舍还说："上个月加倍寄点钱给老母多买点米面，以备军队围城时不致因市面恐慌买不着米。"[31]1411937年"七·七事变"后，老舍在济南别妻离子去抗日中心武汉时，个人安危未卜，他先想到了母亲的生活问题，临行时把"一点点小积蓄"都留给了夫人胡絜青，托她"侍奉老娘"，"自己只带走了五十块钱"[35]319。
老舍对"友情"的珍视也是令人感佩的，正如梅林所说："老舍先生是热爱朋友的，在他，没有朋友即似乎不能生活。"[31]108梁实秋也说："老舍对待谁都是一样的和蔼亲切，存心厚道，所以他的人缘好。"[36]读一读老舍的散文《怀友》，就可知道他是怎样把朋友放在心怀的：时光抹不去对朋友的怀念，相处日子里的几许细节是那样长久地打动他的心--杨今甫喊的"威风"，沈从文拳的"不弱"，朱自清的"不慌不忙"，林徽音的"很会讲话"，与罗莘田"对揪小辫打架"……都深深印在他的心头，带给他美好的回忆。对天各一方的朋友，他深情地呼唤："朋友们，我常常想念你们！""不因为山水相隔而彼此冷淡，反倒是因为隔离而更亲密。""把泪都滴在手背上，当我们握手的时候。"[37]148-149与朋友的一片真情，可说是溢于言表。正因为老舍对朋友的一往深情，在朋友中才流传着他的许多真心待朋友的佳话。主持"文协"工作时，老舍没有固定薪奉，全靠卖文苦撑生活，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经常把自己的被毯、衣物送穷朋友以"救急"。老舍喜欢朋友临门，抗战时在重庆，静农等人去看他，出他意料之外，他竟高兴得"破产请客"，大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心向。据吴祖光回忆，吴被"发配"北大荒时，留在北京的妻子因生活困难而向一家画店出售了收藏的字画。当吴返回北京后，一日，老舍把一幅齐白石画的彩墨玉兰花"归还"给吴，吴感到非常诧异。原来，老舍从画店中买了这幅画，回家后发现画轴签条上有吴的名字，就决定"物归原主"。待朋友若此，其情笃，其情浓，其情真，也就不言自明了。
老舍的"厚情"，是心地情愫的自然流淌，正像他自己表白的："假如我有点长处的话，必定不在思想上。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我能是个热心的朋友，而不能给人以高明的建议。"[38]5尽管老舍意识到感情有时不能像脱缰的野马那样任意狂奔，需要一定的管束，但通览老舍的人格世界，"厚情"始终是他生命乐章中的强音。这于他的创作、于他的为人，都添绘上极瑰丽、极迷人的色彩。
（三）崇侠气度
对侠的推崇，是中国人相当普遍的心理，尤其是身处弱者地位而又渴望有强者相助以达到除暴安良、伸冤吐气目的的中、下层社会成员，对侠可以说达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老舍年少时身处社会底层，又深受流行的武侠公案小说、街头茶肆中说唱文学的影响，故而对侠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无畏精神和正义之心很为敬佩。在《习惯》一文中他回忆道："记得小的时候，有一阵子很想当'黄天霸'。每逢四顾无人，便掏出瓦块或碎砖，回头轻喊：看镖！有一天，把醋瓶也这样出了手，几乎挨了顿打。这是听《五女七贞》的结果。"[39] 及至长成后，老舍性格中侠的取向仍很明显，这通过他的言行和创作可以看出。
老舍的崇侠首先表现为对侠的刚正、无畏、率真等人格特征的吸纳。从年轻时候起，老舍就喜练棍棒拳脚。"他学了少林拳、太极拳、五行棍、太极棍、粘平等等，并购置了刀枪剑戟。一九三四年迁居青岛，老舍在黄县路租了一套房子。房前宽敞的院子成了他的练拳场子。通客厅的小前厅里有一副架子，上面十八般兵器一字排开，让初次造访的人困惑不解，以为闯进了某位武士的家。"[28]32当然，老舍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但从中我们也可窥见他有侠一般的豪爽放达。如果说老舍的耍剑弄棒仅是对侠的"形"的模仿的话，那么，他性格中的守正不移、疾恶如仇、富于同情心等特征则是对侠的"神"的传接。刘若愚在《中国之侠》（The Chinese Knight-errant ）一书中归纳侠的特征时说："他们确有共同的特征，诸如具有正义感、忠于朋友、勇敢无畏和感情用事"[40]。这些特征在老舍的人格倾向上是有鲜明表现的。以正义感而言，小到平常待人接物，大到关顾国家命运，老舍都是毫不含糊的。罗常培说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疾恶如仇的愤激，正像替善人可以舍命的热情同样发达"[41]262，正表明他正义感的强烈。在英国的时候，老舍非常关注国内北伐军的挥进，他回忆说："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42]"芦沟桥事变"后，"老舍每天看报，打听消息，从早到晚抱着一部《剑南诗稿》反复吟哦。"[35]319陆游的"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等诗句，强烈震撼着老舍的心。由此可见，民族大义是始终萦绕在老舍心头的崇高感情。当然在日常生活中，老舍也极有正义之心，绝不至于在大是大非面前闪烁其辞，态度暧昧。以群说：有人"如果是出于一种卑鄙的私图或不光明的动机,纵然善于花言巧语,他也必正言厉色,给对方一个'下不去'"[43]。不苟且，不媚从，不因人作态，而只取公正一把尺子度人衡事，伸张正义，这是侠的信念。老舍坚持这样的信念。
老舍的崇侠还通过其作品折射出来。如果对老舍笔下的人物世界作一浏览的话，就会发现老舍塑造的不少理想人物都带有侠的气度。在老舍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里，王德见自己所爱之人李静要被老张霸占，虽然自己并无多少力气，却还是"要能摔打而上阵争锋"。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天天到天桥、土地庙去看耍大刀舞花枪把戏；暗中记了一些前遮后挡、钩挑拨刺的招数"，然后在老张迎娶之日去行刺。在《赵子曰》中，李景纯为了为民除害，采取的办法也是做刺客。他认为，"救国有两条道，一是救民，一是杀军阀。"而"杀"的办法，似乎就是做刺客。去杀贺占元这个恶贯满盈的"京畿守卫司令"，李景纯是应该料到自己的势单力薄的，但临行动前他谁也没告知，单枪匹马，从容上阵，大有"壮士性刚决，火中见石裂；杀人不回头, 轻生如暂别"(孟郊《游侠行》)[44]的侠客气概。在《离婚》中，作者塑造了知恩图报的丁二爷的形象，他为朋友两肋插刀，仗义行事，暗杀了恶棍小赵。在剧作《国家至上》中,作者塑造了具有侠胆义骨的回族拳师张老师,他曾"独力灭巨盗"，"虽老仍敢冒险"，"具英果严肃气度"。这一系列老舍塑造的理想人物，其抗世行为明显地表现为侠的方式--一种江湖好汉式的复仇举动。老舍把"侠"当作理想人物来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老舍在认识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方面存在局限，但老舍对侠见义勇为、打抱不平、不避汤火人格的推崇，却使我们领略到老舍自我人格又一面的风采。
（四）尚节风骨
看重气节，是中国知识精英的群体品格。有识见的文人，往往对世事保持清醒的认识，并能审时度势，确定自己的生活信念，树立建功立业的目标。一旦有外力干扰这样的信念、动摇这样的目标--如遭馋受谤、怀才不遇、贫病摧伤、身陷敌手等--他们就要与之抗衡；而在抗衡中，无论是身处优势还是劣势，无论是成了强者还是弱者，他们都不改其志，不失所珍：这就形成了守节。真正的守节者，把气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屈原甘愿沉江、苏武北海牧羊、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文天祥从容赴死，就是把气节置于生命之上的。老舍时常以历史上坚守气节的典范激励自己与他人，并赋予气节以崭新的时代内容。
老舍的崇尚气节是与关注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对气节的强调，几乎总是立足于救国救民的基点。抗战中，贫穷、疾病一齐向老舍袭来，生命确乎随时有"归阴"的可能。但他说："反正不能因为穷困死亡而失了气节！"[45]当抗战胜利之日，他总结道："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胁利诱都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46]想当初，老舍身在济南、敌人进逼时，他没有死亡的恐惧，担忧的只是若被敌人捉去被逼着作汉奸怎么办， 他首先想到的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47]。抗战八年中，他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汗水，用自己对民族的无尽忠贞，展示了自己的"气节"。1944年4月，为纪念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高度评价老舍的短评《作家的创作生命》，文章特别提到了老舍斩钉截铁的话语："尽管贫穷，我们要咬紧牙关忍受，要保持清高，不可变节。"文章坚信："老舍先生的这种热诚的声音是会一天天更加响亮起来，得到更大的反响的。"[48]可见，老舍的尚节是他个人人格的袒露，也是民族精神的写照。
老舍在自己的创作中也常常寄寓着对气节的崇尚。他常把气节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去臧否人物，以气节为审美标准去构画人物--失去气节的，他不齿；坚守气节的，他高扬。在《战》一诗中他这样吐露心声："我们高唱，歌声悲壮/为自由，为自由，齐赴沙场/历史的光荣，当仁不让/要作今天的岳武穆、文天祥"[49]84-85。岳飞、文天祥在诗中是作为守节的典范而被歌颂的。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刻画了一系列人物，这些人物虽各有特点，个个栩栩如生；但有两个基本特征，老舍是赋予每一个中国人的，即在强敌入侵、民族危亡关头，他们是否有一定的民族气节。老舍以此为"X镜"去透视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并以此为准线去划分自己的爱、自己的憎。对那些奴颜婢膝、不知廉耻的汉奸、卖身投靠者，如冠晓荷、大赤包之流，老舍是绝不留情，痛加鞭笞；而对那些坚守节操、凛然对敌者，像钱默吟、祁瑞全等人，老舍则饱含深情，由衷赞美--这些都自不待言，值得一说的是：对那些极普通的人，如祁老人、常二爷、李四爷、小崔、孙七等，还有那些"特殊"的人，如尤桐芳、冠高弟等，只要他们还有热爱黄土地的情感，退而言之，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一句话，还有那么一些民族气节，尽管他们有百般弱点，千样毛病，老舍也会为他们洒上一捧同情的泪，投以怜惜的目光。从这里，可见气节在老舍那里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拥有多么高的价值。
四 老舍文化人格的价值分析
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人生的价值几乎就在于完善人格，金钱、财产、头衔虽然也很重要，但与人格比起来都远在其次。"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比起"富而不仁"者，前者的声望是大大高于后者的。这也可解释"仗义疏财"的人为什么会赢得人们的敬重："仗义"，是人格完善的举动；为了"仗义"而"疏财"，那是值得的，也就是说，人格完善比起聚财来更为重要。这是说的泛化在民间的一般心理；从更高层次上看，怀有"立德、立功、立言"壮志的人，他们把完善人格看得就更为高大。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无论是"成仁"还是"就道"，实际都跟人格的完善有关；"成仁"重于"求生"，"就道"贵于获富贵、去贫贱，实际上也就是说完善人格是要中之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偏重伦理的文化，强调人格的重要正好合辙于这样的文化。所以，以人格去判定人的价值的做法也说代代相传，世世不衰。陆机说"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猛虎行》），文天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于洋》），于谦说："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石灰吟》），都是一以贯之地执着于人格的完美；为了达此目的，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因此，人格具有难以比配的价值。
那么，人格的价值究竟表现在哪里呢？这需要根据一定的历史条件、一定的社会效果去作出解释。老舍的文化人格建立在他对民族文化的深刻认识和为民族利益的不懈奋斗中，建立在他无限热爱的文学事业中，建立在他独特人生模式的精心塑造中。因此，对他文化人格的价值分析就必须与这些方面相联系。
（一）在古今贯通中养性
人，创造了历史，有时却又被历史捆住手脚，而难于对历史进行新的创造。这样，怎样在历史与现实中作出抉择，或者说，怎样把昨日与今日沟通起来，就成了不可回避的论题。这里，不可能对这一论题作大范围的探讨，仅着重讨论传统人格理想对老舍人格建树的作用，从而为现代人格建构提供借鉴。
在老舍的作品中，常有一种"复合"式的笔墨，对传统的思想与行为表现出一种价值判断上的对立与统一。《牛天赐传》中，老舍对牛老者的闭目塞听、墨守成规是否定的，说他光知道"讲老字号"，而对人家"雇几十人满街嚷嚷"感到不可思议。显然，牛老者紧抱着的是传统的经营方式，有着小生产者在新事物面前茫然无措的呆滞。但牛老者"在相当程度上"讲究"货真价实"，对那些"卖私货的，卖假货的"，对"商人得勾结着官府, 甚至得联着东洋人"的卑鄙行为表示痛恨[50]。这里，老舍对牛老者的诚实经营、不谋不义之财的传统人格美又表示赞赏，显示出与传统之间有一定的精神契合。在《老字号》中，老舍更强烈地表达了上述"复合"式判断的思想。对钱掌柜的不思变革、落伍于时代的"老规矩"--比如从不贴广告、言不二价、永远不变店面等--表示了嘲讽，同时深深留恋他们视顾客为朋友、不见利忘义、不虚张声势等"君子之风"。这种"复合"式笔墨在老舍作品中可以说比比皆是。《骆驼祥子》中对祥子曾有过的憨直、朴实，像一棵顶着风雨而不倒下的树那么活着表示赞叹，同时又对祥子的自私、麻木，只盯着自己的脚面生活感到悲哀；《四世同堂》对老国民的敷衍、封闭，夹在石头缝里偷生的痼习进行了批判，同时又对北平为背景的古朴、典雅、庄重的传统风格表示热爱；《断魂枪》中认为沙子龙被时代抛落势在必然，同时又对他的醒悟、再生寄予希望。老舍这种"复合"式描写表明他对传统的东西有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对传统文化的肯定与否定、吸纳与舍弃持有一种中肯的态度。在自我人格的塑造中，老舍同样采取了这种方法和态度。
毫无疑问，老舍对传统的扭曲性人格，如奴性人格、两面性人格等是坚决抛弃的，而对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健康人格养成的因素却是从不排斥的。
老舍人格中"趋和"这一取向就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保持了一致。老舍"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与他母亲的影响有关；他的母亲是个"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的人，是个"宁吃亏，不逗气"的人。那么，母亲这种"善与人和"的个性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是在无意识中从绵亘千百年的中国文化中传继下来的：中国母性特有的慈爱、善良养成了这种个性，一般百姓坚信的"和气生财"之理导引了这种个性，民间传谈的成就大事者讲求"天时、地利"而又特别注重"人和"的智者之行强化了这种个性。与母亲相比，老舍接受传统文化的渠道更多--他有从典籍中涉猎传统的无数机会，他有从社会交往中感受传统的更广阔空间。而"和"在典籍文化中、在社会交往中又有着久远的昭示：《周易》用八卦去推演天地万物，将天、地、雷、风、水、火、山、泽都包容在一个统一体之中，从而去说明纷繁复杂的世界是如何交错感应、相克相生、和谐一致的；孔子称赞"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把和顺统一作为一种美好理想来追求；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实际也是说我与天地万物融和于一体；其他诸如"允执厥中""过犹不及"等思想也体现了"和"的思想。"趋和"也体现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如建筑讲究对称平衡，园林讲究与自然山水浑为一体，起居讲究应时而动。为了实现"和"的目的，中国人还创造了许多"养和"的途径，如寄情山水、切磋棋艺、抚琴吟咏、赏花观鱼、打太极拳等。老舍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当中，就不可能不受这诸多文化传统的影响。就"养和"的方法来说，老舍就和传统风尚保持了很多的一致。他喜欢走近山水，嗜好养花弄草--这是在与自然融为一体中享受"和悦"的气氛；他偏爱玩骨牌，喜好在空寂的时候"喊两嗓子"（唱戏）--这是用以排除心中的孤独与郁闷，求得心理的平和与顺畅；他钟爱打太极拳这种和缓的运动，谁又能说他不是对其中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和谐的韵味有着心理上的一致呢？老舍钟情喝香片茶，他为什么如此？他这样说："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茶之温柔，雅洁，轻轻的刺戟，淡淡的相依"[51]迷住了老舍，这其中不也有对"和"的认同的意味吗？可以说，伴随老舍一生的不走极端、不取情绪上的偏执、不狂傲待人的品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得之于传统文化中"和"的因素的影响。
（二）在情理交融中立业
这里说的立业主要指文学创作活动。如前文所述，老舍是一位偏重情感的作家，但这并不是说老舍缺乏理性思考。这里所要强调的是：相对于一位作家来说，他的情感活动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作家必须有足够情感的投入，情感性是文学必不可少的特质。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心禀七情，应物斯感"，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都道出了情感与文学是须臾不可分离的。老舍对此也深有同感，他说："感情是文学的特质是不可移易的，人们读文学为是求感情上的趣味也是万古不变的。……不能想象一个与感情分家的文学；没有感情的文学便是不需要文学的表示，那便是文学该死的日子了。"[52]42在谈到文学中情感性与思想性的关系时，老舍说："感情是文学的特质之一；思想与知识是重要的，但不是文学的特质，因为这二者并不专靠文学为它们宣传。"[52]44当然，老舍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还说过"感情不会给人以远见"的话，但这是指专靠个人感情的宣泄而忽略了理智的参与的作法，并不是否定情感在文学中的地位。
老舍文学创作的成功与他有丰富、炽热的情感有很大关系。他在英国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直接起因于"想家"，"想家"的情感促使他忆起在国内的"图画"，"这些图画常在心中来往"，于是他想"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图画用文字画下来呢？"[38]4从此，他真正踏上了文学道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促使他踏上了这条道路。老舍的创作，绝大多数以北平为背景，这不只是因为他对北平十分熟悉，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对北平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读一读他的《想北平》一文就可知道这一点。他深情地写道："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53] 他的爱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梦里玉泉山的塔影，还有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每一个四合院里可见的花草。正是因为对北平有着浓浓的、永远挥之不去的感情，他才能远在他国还把古都写得像近在眼前，他才能身在山城重庆的抗日风暴中还把北平的人在战火中颤抖的灵魂奉送到世人面前。够了，这一切告诉我们，老舍的创作与其说是用笔在写，不如说他是用自己全部的感情在向人们倾诉。
对于老舍来说，"感情老走在理智的前面"，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否定老舍有深刻的理性认识。蕴藏在他作品中对中国国民性的思考、对传统文化双重性作用的分析，对外国文化睁眼看而又不必顶礼膜拜的精辟见解，对中外文化相互关系的揭示，都体现了老舍有洞若观火的理性思考。但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老舍的情感体验似乎更见长一些。在他解放前的创作中，他几乎没有过先确定一定的理念模式然后再套用这一模式去"硬性"地进行创作。解放后的创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有时不得不在缺少情感体验的情况下而服从某些"理念需要"强制性地进行；恰恰就是在这些情况下创作的作品，在老舍的全部作品中显得那么苍白而不协调。这正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情感的投入是多么重要。
老舍情感浓烈的人格保证他在创作中有足够的感情投入，从而使作品打动人心，激起共鸣，促成了他在文学道路上的成功；当他的情感得不到正常抒发的时候或没有可能被激发的时候，他的创作就归于苍白，流于一般。这是我们在今天对老舍人格进行价值分析时得出的又一结论，但这一结论的价值却应超出于老舍研究本身。
（三）在刚柔相济中做人
老舍人格中"崇侠"的气度、"尚节"的风骨，给人以刚正不阿的感受；这是一面，另一面，他人格中的"趋和"取向、"厚情"风采，又给人以温柔敦厚的印象。事实上，正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才熔炼出老舍做人的范式。这一范式，是老舍创造的又一"作品"--有指导立身处世价值的作品。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一以贯之的内容，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儒家要求人们修养为"君子"，道家要求人们归趋于"隐士"，佛家要求人们解脱为"超人"。这些做人理想虽然在悠长岁月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也确有人对之心向神往，不懈追求，但拨开历史烟云，何人达到了这种理想彼岸？因此，作为常人就必须对这些理想作出切合实际的选择，以可靠地建构自我的人格理想。老舍刚柔相济的做人范式做到了这一点。
也许有人会认为，像老舍这样一介文人，几近手无缚鸡之力，说他有侠的气度,是不是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事实上,侠有手持三尺剑、解危救困走江湖的，但也有胆气纳心头、成败尽在笑谈中的。前者表现为外在的赖力仗势，后者强调的是内在的志壮气强。随着历史的发展，前一种侠会逐渐湮没，但后一种侠却不会消失。因为江湖好汉终究不能解决社会根本问题，但心怀正义之气、情系不幸之人的人格美却是人们永远需要的。而养育这种人格美则是人人可以践行的，老舍正是在这种践行中获得了成功。
刚和柔也不是相互分离的。刚可以制柔，柔也可以克刚，正如石之固可以截水、但水之柔亦可以穿石。因此，刚柔相济就显得尤为必要。老舍的刚和柔有机地结合在他的人格中，正如罗常培所说："相反相成的交错情绪，后来随时在他的作品里流露着。"[41]262作品中流露的也是现实中老舍人格的写照，因为在作品中我们总能找到作者自己的影子。老舍的刚，主要表现在他敢于同不幸的命运抗争，不甘于在困境中沉沦，在重大选择面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了维护真理、维护正义而愿意献出个人一切。他的刚，是在"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珠或讨半句饶"[41]261时孕育的，是在走上社会后任北郊劝学员时同地方恶绅作争斗时发展的，是在民族危亡之时不顾家庭苦难、个人安危毅然踏上正义之途时升华的，是在乌云遮住太阳、假丑恶颠倒为真善美时以生命进行抗争时震颤人心的。老舍的柔，主要表现为对亲情、友情的珍视，表现为对受苦受难者的同情，表现为在生活的恬淡宁静中养性明志，表现为对国家、对民族的深远悠长的忧患意识。他的柔，在因抗婚同母亲产生隔阂而带来愧疚时播了种，在为"贫儿学校"做慈善服务时扎下了根，在抗战中为贫困作家四处筹物捐衣时长成大树，在解放后真情地为人民大众呼与鼓时放出一片绿荫。
刚柔相济的人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被许多文人雅士追求，但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却困难重重：何时刚、何时柔实难把握。纵观老舍对刚和柔的践行，我们会发现耐人寻味的轨迹：去国以前，热心教育，信奉基督，他的人格偏于柔；身居异国，感受西方先进文化，比照故国的昏愚和懦弱，他满怀悲怆和痛苦，于是他拿起笔来笑骂，这时他偏于刚；抗战爆发，向敌人宣战，需要钢铁意志，联合八方仁人志士，又需要似水柔肠，这时，他的刚和柔结合得那样圆满；迎来解放，普天同庆，他真诚地去歌颂、去赞美，他也就柔情万端，似乎也不需要多少刚了，但最终他以投身湖水、献上生命写了一首最刚烈的歌。概而言之，刚柔相济的人格在老舍生命中显示出特别的风采，领略它，我们才能理解老舍，才能把握做人的又一基本法则。这是我们分析老舍人格时获得的又一有价值的启示。
五 结语
老舍曾经无限感叹地说过："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容易啊！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你须担当得起使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你须有很大的勇气去背负它，还须有更大的勇气去批判它,矫正它,改善它。"[54]老舍的文化人格正是在对历史进行批判、认识、分析、矫正、改善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这里的历史，不仅是指记载在书本上的历史，还指凝聚在高大厚实的城墙里、封存在随处可见的四合院里、流动在喧嚣不止的街巷茶肆里、浸泡在积水潭的冷水里的历史。历史文化可以养育人,也可以吞噬人，后天的感化环境、如何对历史文化作出选择是至关重要的。老舍生在贫苦之家，但却接受了可以说是有益于人格健康养成的教育。母亲所给的"生命的教育"、下层劳动人民传示的传统美德、五四运动所给的"一双新眼睛"，都使老舍能从历史的重负中走出来，引导老舍对传统文化作出正确判断、抉择，从而养成他谦和豁达、厚情重义、崇侠尚节的文化人格。这种人格有其独特的时代价值，他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对于人际关系的协调、对于人的社会责任感的培养，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老舍文化人格的探讨，其意旨不仅在于观照老舍、理解老舍，还有为现代人格建构提供启示的目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格的现代化是一项更为艰难、更为宏伟的工程。现代化人格应该是抛弃一切变态人格──如拜服官本位的奴性人格、媚上欺下的双重人格、夜郎自大的自恋性人格、封闭保守的麻木性人格、听天由命的沉沦性人格--而建立起来的有益于人性生气勃勃发展、达到真善美统一的人格。英格尔斯说："当今一个国家, 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种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仅仅依赖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55]这一断言指出了人格的现代化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关系。如果我们从老舍的人格构建中受到启迪，大力推进现代中国人理想人格的构建，那么，老舍人格的价值才能为我们所真正理解、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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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初发表于韩国《国际中国学研究》1998年创刊号，入编本网站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