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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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义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6年10月30日 www.laoshexue.com
老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界一位饱含阅历和充满智慧的大师级作家，他的作品属于文化味最浓、而又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大手笔之列。十年的，我从一篇文章中看到，日本学者认为，老舍的《四世同堂》是全日本人必读的书。六年前，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当客座研究员，那里的东方研究所的所长对我说，他过去教学生学中国语文，选的教材是老舍的《我这一辈子》和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这就是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部有真正的有识之士把老舍作品当作认识中国语言的魅力，认识文化人生和历史教训的必读书来对待。这种空间的跨度是可以兑换成时间的跨度的，从老舍作品在超越国度的同时，超越了自己的时代。
毫无疑问，老舍属于二十世纪、他也属于未来的世纪。他的《离婚》、《 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杰作，以及像《断魂枪》、《我这一辈子》等短篇和中篇《月牙儿》，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光荣，也将给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留下耐人寻味的启迪。
一个作家能够为他的世纪贡献如此多的杰作，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更何况他连同这些杰作，贡献了一系列具有大家风范的艺术法则：
老舍的作品蕴含着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学。不妨回顾一下他进入文坛的最初的见面礼。他旅居英伦，写的却是北京，一出手就在《小说月报》和商务印书馆发表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为中国现代小说尽了开拓之功。他自述是受了狄更斯小说的影响，使自己落笔之时敢于“大胆放野”。其实这种泼墨成文的大胆作风，更多地表现了他对北京市民众生相的熟悉，以及对这种众生相烂熟于心的自信，他把众生相摆在东西方文化比较的大视野中进行解剖，为本民族性格中那些庸俗、怯懦和苟且偷安的习气而焦虑不已，以启蒙主义的智者的眼光热切地关注着民族性格的健康。他的纵声大笑中包含着忧郁的人文关怀。直到写《四世同堂》时期，他仍楔而不舍地剖析着存在于小胡同大杂院中的层次丰富的文化“千层糕”，强调“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警诫“泥古则失今，执今则阻来”，始终关注着整个民族古往今来的文化生命。北京平民生活，是带着老舍的胎记的生活，他从胎记人生中剖析着民族文化的生命基因，这就是老舍小说的文化学。
老舍的作品又蕴含着一套属于他自己的小说学。他的作品不是设色浓重、油彩重叠的油画，也不甚追求巴黎圣母院那种宏伟苍劲的结构框架，而往往是轻松落笔，信马由疆，以醇厚本色的漫画笔触，勾勒出一幅幅滋味十足的燕京百态图，字里行间弥漫着小胡同大杂院的喧声笑语和煤烟气。若用画来打比方，他提供的是具有现代意味的《货郎图》或《清明上河图》。若用画风来打比方，它令人联想到丁聪的漫画风格。笔致丑而不恶，丑得可爱，味道俗而不滥，俗得有味。凡是大作家都会给人物画廊提供多姿多彩的形象系列，但我们总感到茅盾小说最大的主人公是政治，巴金小说最大的主人公是激情，老舍小说最大的主人公是习俗。读《离婚》，读《骆驼祥子》，读《四世同堂》，读《茶馆》，读《正红旗下》，也就是说读那些“最老舍”的老舍作品，都令人感到，习俗是老舍小说小几乎无所不在的非主人公的主人公。或者说，把习俗人格化，把人格习俗化，乃是老舍小说学的一大绝招。
老舍作品还有一个绝活，就是它蕴含着属于他自己的语言学。白话取代文言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伟大贡献，但初期的白话文既来自口语，也来自话本，掺杂着欧化的翻译腔，以及书卷气的文言词。老舍的大本事，就是一下子把文学语言的根子扎到北京的老百姓的舌头根子上，散发着浓郁的京味魅力。他以京味的语言，写带着他的胎记的京味人生习俗。使二者浑融一体，语言也是习俗，习俗也是语言，达到新文学的语言学的新境界。最令人难忘的是老舍式的幽默，那是一种脱口而出、毫无修饰、本色自然的智慧。他开始写小说时，带着“写着玩，当笑话写”的轻松心态，其后追求当一种“笑的哲人”，“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由于他把文化思考渗入幽默，遂使俗趣中包含深思，调侃中洋溢着诗情。老舍的幽默使用到精彩的地方，是荡漾着诗意的魅力的，是一种“非诗化的诗”。
老舍的文学世界是具有开放性的。它向世界开放，在伦敦开始了写作；它向多民族开放，本人来自满族下层。同时他的文学世界又是具有主体性的，脚踏实地地扎根于带有自己胎记的北京平凡人生，从中升华出属于自己的不抱残守缺也不随波逐流的文化学、小说学和语言学。他给二十世纪留下的艺术法则和文学杰作一样重要。
在纪念老舍诞生百周年而面向新世纪的时侯，他的文学杰作和艺术法则都会启迪我们，如何涵养文学的大家风度，如向创造文学的大国气象。作为一种精神财富，让我们相信，老舍不老，它将滋养着我们文学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