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死：重构过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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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光明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6年08月25日 www.laoshexue.com
写史的目的无疑是为了保存某一段历史的真相，传之后人，警惕将来。不是常说"前事不忘 后世之师"，"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诸如此类的话吗？其实简单一句话，"谁掌握了历 史，谁就掌握了现在"。这是英国著名作家，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的作者乔治·奥威尔所说。有意思的是，我不仅没能将那个直接导致老舍自杀的1966年"八二三事件"搞清楚，反而被历史搞糊涂了。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老舍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却没有随同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每逢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和忌日，人们都要将不朽的光环献给他。他的谜一样的非正常死亡，早已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为什么曾用笔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快的老人会孤独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呢?至今我没有找到答案，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答案。其实这就是历史，我们只能无限近地接近它，却无法还原本真。
老舍这位以"文牛"、"写家"自誉为文学而生的作家，他的本身和他的作品一样受到人们的关注。自杀前的老舍，至少表面还算是生活和创作上的双重强者，尽管生活有不如意，作品也有瑕疵，但这并不能撼动他的"楷模"形象。可倏忽间这个人就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连骨灰都没有留下，迷雾一样的历史仿佛裂开了一道缝，把他永久沉入了黑暗，留下的只是版本不一的各种猜度，甚至有的已经变成了"神话"。作为一个学者，撇开任何的情感因素，我不知该相信谁。也许真如后现代史学家所说，历史根本没有客观事实，只是一种文本叙事？
能够肯定的是，老舍在死前经受了突然的暴力和侮辱，紧接着便在太平湖发现了尸体，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人知道这位曾在小说中多次为善良人物安排投水自杀结局的老人，在死之前经历了灵与肉怎样巨大的双重痛苦。和"文革"中许多类似事件一样，这幕悲剧成了独角戏，除了受害人，只剩下隐藏在帷幕后面的无物之阵，今天通称其为历史。
我想借用英文里的五个W（新闻五要素）来简单解说老舍之死，即Who、What、When、Where和Why。简言之，历史就是由这五个W构成的，也就是人、事、时、地，Who指人，When时间，What指内容，Where指地点，Why指原因。作为史家，研究历史须要探究这五个W，对老舍之死当然也不例外。
当我努力寻找"八二三事件"当事人的时候，自知没有权力做任何裁判，因为末日审判的号角只能来自天庭。那我何以锲而不舍不愿听从劝告，在人们早已丢弃的历史垃圾堆中"淘金"呢?在采访过程中，我听到不止一次善意的劝告，说对历史宜粗不宜细，这其实是我们许多人的史观。几年下来，接受过传统正规教育的我，深知作为概念来传授和叙述的历史与历史本身的差距，如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所说，"历史学家的历史，并非这些历史学家所能写出的历史"，多少反映出我们被灌输的概念化的历史有多么苍白无力！当我将当事人的叙述和此前的文献比对时，深感头脑中的历史是何等幼稚，它只不过是人们按照自身需要组合起来的一副拼图，或者是仅供人们饭后谈资的随意杜撰。从这一点可以说，被人们约定俗成所讲述的历史，往往只是一个个圈套，每一次的谈论又都有可能是在无意识地接受谎言或传播谎言，而生命的有限性又决定了我们无法去戳穿它。
在某种程度上，我把对老舍之死的采访、研究当成挣脱历史圈套、寻求生命真实的一种努力。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个圈套出乎意料地导致了我对历史真实的怀疑。为使采访更可靠和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我注重追寻细节。结果事与愿违，相互矛盾的叙述反而使我手足无措，有时甚至瞠目结舌。并不遥远的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最极端的例子当然是自称亲手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已经出现了三个，且每人都能找出已死无对证的旁证。至少目前我无法判断哪一种叙述更接近事实，我开始极端相信法国哲学家保罗·凡纳所说："事件永远不可能和事件的参加者或目击者的感知相吻合，而史学家正是要从证据和文件中刻画出他们想塑造的那个事件。"不过，如果真是这样，史学家也有创造神话的可能，研究历史也几乎变成了福尔摩斯探案。
具体看这五W，先从简到繁说最没有异议的Where地点。历史现场一共有三个：孔庙、北京市文联和太平湖。对此，所有的叙述者都没有假，用不着怀疑。简单经过是这样：1966年8月23日，老舍到了文联，造反派要斗萧军，强迫他去挖煤，他不服。有人打电话叫来女八中的红卫兵。随后接到孔庙那边的电话，说搜出来许多旧戏装，红卫兵要破"四旧"，烧戏装，让这边揪出来的文人到那边去批斗。红卫兵把包括老舍、端木蕻良、荀慧生、萧军等一批文人弄上卡车，拉到孔庙。老舍在孔庙被打伤，有人善意要"保护"，将他提前送回文联，结果又"意外"遭批斗、挨打。又有人将他"保护"到派出所。晚上被夫人接回家。第二天离家出走。
再看时间When，虽然"八二三"确凿无疑，但老舍尸体是哪天被发现并打捞的，出现了分歧，有位自称打捞者的民警"记忆"的是8月24日，老舍的家人认定是8月25日。
接下来是What、Why、Who内容、原因和人，就错综复杂到相互关联、渗透，纠缠不清了。What事件本身还相对容易梳理：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又有社论发表题为《红卫兵的矛头始终是正确的》，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揭开了"红八月"的序幕。
然而，对于Why和Who，即造成事件的原因和人，几十年光阴流逝，无法说清，也许永远也说不清。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人们的"记忆"。对于老舍到底是在何种心情下参加"文革"，在何种心境下投湖自杀，便由不同的"记忆"版本牵引出不同的解读，并得出不同的结论。美国汉学家保罗·柯文指出："在所有把过去加以神话化的具体例子中，重点都不在过去确实发生了什么事，而在于它被后人为自己的目的而如何加以重新塑造。神话化的过程是认定过去中某特定的主题把它简单化，加以夸张渲染，直至变成今人力量的源泉，足以使现在和过去强有力的相互肯定，互相印证。被利用的主题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但也可能不是。"
像如何认识"老舍之死"，一直有三种主要的说法，即"抗争说"、"绝望说"和"脆弱说"。"抗争说"将老舍之死与屈原同例，认为代表了两千年中国传统文人"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是"文革"这页黑暗历史上最具英雄主义气概的抗争行为之一。老舍像屈原一样，要用死来表明自身的洁白和对污浊世界的蔑视。"绝望说"以为老舍在1949年以后的处境其实很尴尬，一方面，作为"人民艺术家"，须在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时，表现出遵命文学的政治热情；另一方面，他作为大作家的自由写作因此受到限制。内心的痛苦、煎熬、挣扎，当然并不足以使他下决心弃世而去。直到"八二三""红卫兵"冲进北京市文联，对他进行侮辱和毒打，在孔庙"焚书坑儒"，使其绝望达到顶点。这个世界已无可留恋，只有一死。"脆弱说"以为老舍在1949年以后政治生命一帆风顺，人人尊敬他，处处捧着他，等待他的总是鲜花和笑脸。突然，阴错阳差地被辱骂声包围，一些还不懂事的女孩子，竟在政治鼓噪面前，将人性退给兽性，野蛮地毒打他，把他安身立命引以为荣的创作不容辩驳地污为罪名。红海洋咆哮着将他的自尊和信心击得粉碎，他脆弱得没有承受住命运的打击。
事实上，此"三说"已经显示出对老舍之死认识上非同一的复杂性。我以为老舍之死内因、外因都是复杂的，可能永远说不清，除了历史的黑洞，没谁能提供一个标准答案出来，所以不应草率下结论。我这些年所做也是努力要将这段历史复杂的过程性呈现出来。加缪说："自杀的行动是在内心中默默酝酿着的，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综观老舍一生文学创造的生命历程及其深邃的精神文化世界，不难发现，他的自杀确是在深思熟虑中"默默酝酿的伟大作品。"同时，也把这作品的思想意义，留给了"无言"的历史，留给了"有声"的后人。"无言"的历史无法呈现历史的答案；而"有声"的后人叙事的历史也不可能有结论。
1984年，巴金在《老舍之死》剧作的代序中明确表示："关于老舍同志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杀抗争。……不过这抗争只是消极抵抗，并不是'勇敢的行为'（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但是当时却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受过'士可杀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老舍同志可能有幻灭，有痛苦，有疑惑，有……但他最后的心情是悲壮的。没有结论。"我觉得，此时的巴金已明显感到，老舍之死在抗争意味背后所具有的复杂性，即不能只单单把自杀归为"勇敢的行为"。他特别强调"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因为这个"有骨气"的行为，也包含着"幻灭"、"痛苦"、"疑惑"等等许多无法说清的因素。我推测，这是巴金对他在几年前写的《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对1966年7月10日他和老舍在人民大会堂最后一次见面时老舍所说的"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我是一个正派人"、"正直的人"，做出的更深一层的理解。然而，尽管巴金以为老舍之死"没有结论"，但他的话，还是常在抽去了复杂性之后被引用，并作为老舍自杀是以死抗争的基调确定下来。
这让我联想到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对"耶酥受难"的"记忆"的描述，并再一次确信，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重新建构的。而被唤起"记忆"的人们，"在每个历史时期分别体现出来的对过去的各种看法，都是由现在的信仰、兴趣、愿望形塑的。"换言之，人们为了使他们的个体记忆和他们当时的所思所想达到同步，要时不时地修改个人记忆。而这些修改了的"记忆"又会直接影响到后人所做出的结论。
"老舍之死"像哈布瓦赫的"福音书"一样，既再现了每个人的个人记忆，又再现了受访者群体共同持有的记忆。虽然从导致老舍之死的"八·二三事件"的发生，到这些记忆获得一种集体形式，甚至到我做口述实录之前，其间只经历了并不算很长的30几年时间，但也不应认为在这期间只会发生微不足道的变形、差误和遗漏。相反，在一个值得记住和描述的事件发生后，直接目击者的在场反而会更容易使事件的某些面貌被改变，以致更难确定其特征。
事实上，正像对于耶酥的生活及其死难时的情形，哈布瓦赫的"福音书"仅仅再现了门徒们的部分记忆一样，我的口述史采访也仅仅是亲历者或目击者们对于导致老舍自杀的直接外因"八·二三事件"历史"情形"的"部分记忆"。但不管怎样，这部分记忆是构成"老舍之死"的基础。而参与这个历史文本叙事的群体，距离这个事件越是遥远，就越有可能对其所保存的意象进行润色粉饰，加以重塑和完善。
"人们希望让耶路撒冷成为基督教关注的中心，因为那里是上演耶酥受难的剧场。从耶酥的故事中保留下来的最重要的情节是他的死亡和复活，就仿佛他的整个一生、整个一生的全部意义都凝聚在圣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之内了。"老舍又何尝不具有同样的意味？北京市文联、孔庙、太平湖，是"上演"老舍受难、殉难的"剧场"，而老舍一生最复杂又最具悲剧意味的"情节"，似乎就是他的自杀，好像他整个人生的悲剧宿命，都凝固在了1966年8月23日前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
记忆所具有的性质是，"当记忆无法恢复与产生它们的现实之间的联系，从而无法获得更新时，记忆也就变得贫乏而凝滞了。"正因为此，我试图以口述史的方式，将尽可能多的把与"老舍之死"相关的"记忆"，努力做成一页"活"的遗产，而非仅供陈列的历史标本。
法国小说家昂利·司汤达在《昂利·勃吕拉传》中所表述的那位试图重新体验自己前30年生活经历的自传作者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我做出了许多发现……它们就像墙上壁画的一些巨大的碎片，早就被遗忘了，却突然又出现了，而且在保存完好的这些碎片的一侧有……很大空隙，在此只能看见墙砖。原先画上壁画的石膏已经败落不堪，那个壁画也已经一去不返了。"其实也是"老舍之死"所有受访者共有的"经验"。但会有多少人认真想过，人类生活的丰富性依赖于我们记忆过去的能力；又会有多少人想过，并像司汤达一样痛苦地意识到，我们的记忆是有选择性和脆弱易变的？"老舍之死"的口述历史，不正是由许多"记忆"的碎片而重新建构起来的一副历史的"壁画"！尽管碎片很多，空隙很大，却可以从中窥视出一些历史的清晰痕迹。
一个人自杀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加缪说："隐痛是深藏于人的内心深处的，正是应该在人的内心深处去探寻自杀。"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中认为，自杀与其说是一个人的行动，还不如说是一个正在瓦解的社会和动荡的文化的反应，这种社会反常、文化混乱、价值冲突剥夺了个体重要的社会支持，从而削弱了他们生存下去的能力和意志，造成自杀。"老舍正是如此。
十几年来，我搜集、采访到许多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博士论文《老舍之死与口述历史》，现正在作以《从老舍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选择》为题的博士后研究。我只想心平气和地寻觅这件史实的公是公非，并尽可能地逼近那个不算太遥远的历史真实。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