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作品中语言的欧化现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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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作为民族的语言大师，毫无疑问地是京味儿文学的扛鼎作家。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价老舍的语言时说：“老舍的语言是经过提炼的、却又保持了原色原香的北京话，……没有欧化句式的冗长，一切都是那样平易、自然、纯净，至少他成熟期的小说是如此。”1简言之，老舍的语言是地道的北京方言。然而“京味儿”的纯正并不意味着老舍拒绝欧化的句法。事实上，欧化句法在老舍的创作生涯中自始至终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并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运用的过程。
“五四”启蒙下的中和体语言
语言是社会文化最活跃的表层，也是文化变迁的风雨表，和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刻的历史、社会、文化密不可分。欧化句法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当时的创作界有两种主要倾向，一是过分守旧，缺少对世界文学的宏观的理解，没有走向世界的意识；二是对走向世界的理解不对，以为单方面的引进就是走向世界。反映到作家的创作语言中我们看到了鲁迅抹不掉的“之、乎、者、也”和路翎洋洋洒洒的复杂长句抒情。老舍的创作语言却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五四时期，老舍正热衷于教育，没有置身于运动。但那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还是给他以极大影响，他开始以新的眼光观察历史和现实，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老舍在谈到五四运动对他的影响的时候颇有感触，“假若没有‘五四’运动……我绝不会忽然想起去搞文艺……‘五四’给我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2具体到以后的创作语言方面，“五四”使“白话已成为文学的工具。这就打断了文人腕上的锁铐——文言……新的心灵得到新的表现工具，才能产生内容与形式一致新颖的作品。”3对语言老舍有自己的看法，曾经写了一系列专论文章，如《关于文学语言问题》、《语言与生活》、《民间文艺语言》等，对语言有如此深透的研究，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少有的。老舍不赞同一味摹仿西方语法的句法形式，对语言的认识老舍是系统而自觉的，他明白孤立吸收个别词个别句法的局限所在。他吸收西方句法中有益的成分，“热爱我们自己的遗产并不排斥从世界各国文学中吸取营养”，“我们应当全面利用语言，把语言的潜力都挖掘出来，听候使用。”4这一认识使老舍的语言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探求“中和”的道路，将欧洲句法吸纳到了自己的语言中。
老舍的作品明白易懂，但并不是北京口语“原色原味”的反映。大体而言，他的语言风格是在外国文学的启发下吸收着白话文学的营养形成的，是欧化句法和北京方言夹杂在一起的中和体。这是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由大量借鉴到谨慎使用的过程。
早期作品语言中的欧化现象
老舍1924年开始在英国客居五年，他是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接触英国小说的，因此，他读小说“不是浮光掠影地只了解人物情节的大概，而是具体分析体会一言一语，这决定了他能真正把握住原文的语言真味，而不像读译作那样欣赏的是译家的语言风格。在语言风格上，他受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是直接的。”5这种特殊的认识决定了老舍受欧化句法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根本的，也是一个最初不自觉的过程。老舍早期三部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中的语言就明显地具有欧化色彩。从修辞上来看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 人称名词和专有名词前面带了较多的修饰语。
无心中的他掏出手巾擦了擦脸；擦完了，照旧的在那里楞磕磕的站着。（《二马》）
洋人化的中国人说，李静之下地狱，是新教育被赵姑母战败的证据。（《老张的哲学》）
这两句话如果用汉语的句法来写，就应该是：
他无心中掏出手绢擦了擦脸；擦完了，照旧楞磕磕的站在那里。
李静之下地狱，被洋人化了的中国人认为是赵姑母把新教育战败的证据。
我们不妨借用老舍后期成熟作品中的一对语词相似句法却不同的语句，从微观上比较一下欧化句法引入后带给作品的微妙变化：
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
欧化的修饰语提前，副词性词语是语义的中心。
虎妞给他冲了碗姜糖水，他傻子似的抱着碗一气喝完。
汉语的习惯句法，副词性词语之后的动词性短语是语义的中心（以上两例见《骆驼祥子》）。前句中祥子还没有经历一系列苦难，一个“傻子似的”前置作为语义的中心笼罩全句，我们可以感到“傻傻的祥子傻傻的笑了”，祥子的憨厚朴实和乡下人乐观上进跃然纸上，叙述者对祥子的态度是怜爱的。
换做用汉语的习惯来表达：“他自己傻子似的笑了。”（“笑”成了语义的中心）主体（祥子）的常数（还是个质朴乐观的车夫）与行为的变数间（“傻子似的”笑）出现了悖论，显然不是叙述者要表达的。后句是祥子在经历了三起三落后被迫娶了虎妞，半是赌气半是为自己的理想拉车而生病，语义的中心在后，“抱”的动作“傻子似的”反映了祥子面对虎妞关心已呈现出麻木状态，这棵坚壮、沉默的树行动已经像“傻子似的”，失去了生气。同一个短语在同一篇作品中存在于不同的句法中，老舍不是随便用的。引入欧化句法，表情达意功能丰富了，相同能指项下的所指链已经发生了变化。
2． 大量夹注式的语言。
对哭——对着知己的朋友哭——和对笑，是人类仅有的两件痛快的事。（《老张的哲学》）
把纸旗子放下，去读书，去做事；和把失恋的悲号止住，看看自己的志愿，责任，事业，是今日中国——破碎的中国，破碎还可爱的中国！——的青年的好药！（《二马》）
用现代汉语来写，就应该写为：
对着知己的朋友哭和笑，是人类仅有的两件痛快的事。
今日的中国虽然破碎但仍然可爱，把纸旗子放下，去读书，去做事；和把失恋的悲号止住，看看自己的志愿，责任，事业，这是青年的好药。
这样的夹注式结构，组织看似松散了些，实际上语义上更加严密，将对象的性质更明确的指示出来，一方面显示了叙述者对读者的价值取向的引导，一方面也透漏了叙述者自身的强烈情感。
3． 句首带有表示状态的副词性修饰语，如“在我看来……，从事实来看……”
从太阳一出来直到半夜，牛津大街总是被妇女挤满了的。
从事实上看，天台公寓的生意并不被这两面招牌限制住……（《赵子曰》）
汉语尤其是白话并没有将修饰性状语放在句首的习惯，这种类似于英语中的“From……，we can……”的句式显然是老舍对印欧语系的借鉴，现代汉语的写法是这样的：
牛津大街从太阳一出来到半夜，总是被妇女挤满了的。
天台公寓的生意事实上并不被这两面招牌限制住……
副词性修饰语的提前突出了强调的重点，也表明了观察角度的变化，“从太阳出来到半夜”是对时间持久的强调和惊奇，“全体、事实”提供给阅读一个观察的平台，这后面的正句所蕴涵的幽默和讽刺在这个平台上才被更好的表述出来。
4．倒装句的频繁运用。不仅是北京白话，在中国传统的语言里，倒装也并不多见。老舍作品中的倒装形成了独特的风景线。因与果关系的倒装在老舍的作品中比比皆是。试举一二：
他把玻璃窗上的红的绿的单子全揭下来，因为看着俗气
玛力看着他的脸红润润的，腕子上的筋骨也一天比一天粗实，眼睛分外的亮，倒故意的搭讪着向他套话。因为外国女人爱粗壮的小伙子。
汉语的语言习惯是偏句在前，正句在后，用中国句法的习惯来说就是：
因为看着俗气，他把玻璃窗上的红的绿的单子全揭下来。
因为外国女人爱粗壮的小伙子，所以玛力看着他的脸红润润的，腕子上的筋骨也一天也比一天粗实，眼睛分外的亮，倒故意的搭讪着和他说话。
偏句的后置将事实的本来面目放在现象陈述的后面，类似于“大轴戏”的效果，让读者在对现象的疑惑和猜测中突然看见本来面目，这种警醒、幽默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5．众多的复述语言。北京话讲究干脆利落，决没二话。老舍作品中的语言时常出现重复的语句，并经常出现感叹句的运用。
责任义务先不用说，反正国家的主人翁是有发财升官的机会，是有财上加财，官上加官的机会的。谁敢说我想的不对，谁敢说我没得权柄？呕！米更贵了，兵更多了，税更重了，管他作甚。那是乡下人的事，那是乡下人的事！（《老张的哲学》）
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开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二马》）
将句子还原到全文的语境中，我对这种修辞在老舍的作品中频频出现是这样理解的，这是干预叙述者主体分化的一种表现，以“那是乡下人的事，那是乡下人的事！”为例，第一句“那是乡下人的事”，是叙述者承述人物的思维逻辑，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意思，所以在标点的选择上使用了逗号；第二句“那是乡下人的事！”是叙述者或者说隐含作者的思维逻辑，愤怒的感情和怒其不争的心理状态使叙述者不能再继续承受平静的叙述去使用句号，而使用了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感叹号。语言的复述并不都表示强调，而是两种思维模式的冲突或共鸣，是一种感情对另一种感情的否定或肯定。这与“那是乡下人的事！那是乡下人的事！”双重感叹句式的复述截然不同。即使从这个意义上说，老舍的小说也是带有一种复调意识的。
老舍早期作品中语言的欧化需要我们一分为二看待，一方面这是老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代作家承受五四传统的影响向西方语法中寻求批判工具，而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批判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是老舍对北京话写作既不能自信也不能自觉甚至还有不屑在其中的表现，老舍曾感觉到“最初，因英语中词汇的丰富，文法的复杂，我感到华语的枯窘简陋……我鄙视北京话了！”6早期的不成熟或借鉴是任何作家都要经过的探索阶段，一个伟大作家正在于他能跳出借鉴模仿的窠臼。
成熟期：中西语言的水乳交融
老舍早期三部作品并不成熟，是抱着写着玩的心理来创作的。他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白话的实用价值，也不曾自觉地追求俗白。他的使用白话,是时代的影响与历史惯性结合下的自然而然，他的文白交杂还曾受到白涤洲的批评。后来研读外国小说，他发现“在当代的名著中英国写家们时常利用方言；按照正规的英文法教程来判断这些方言，它们的文法是不对的，可是这些语言放在文艺作品中，自有它不可忽视的力量，绝对不是任何其他的语言可以代替的。”7这个发现对老舍来说无疑具有转折性的意义，他开始重新挖掘自己不敢使用甚至有点鄙视的北京话，“我要恢复我的北平话。它怎么说，我便怎么写 ……至于借用外国文法，我不反对别人去实验，我自己可是还无暇及此。”8从《小坡的生日》以后，老舍创作开始成熟，接连创作出了《骆驼祥子》、《月牙儿》、《四世同堂》等经典之作，老舍开始自觉的运用“京味儿”语言进行创作，但是欧化的句法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为了创作思想中的一个潜意识，与老舍民族化的努力水乳般的交融在了一起。看下面这些现象：
人称代词和指人的专有名词前带修饰语：
一个赤裸裸的她，把一切丑陋与美好一下子，整个的都交给了他……
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骆驼祥子》）
夹注式语言：
在这里，二十岁以下的——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因为在幼年受了伤，很难强壮起来。（《骆驼祥子》）
我心中很明白——虽然有一点不满意她——除了干这个，还想不到第二个事情做。我们母女的吃得穿——这个决定了一切。（《月牙儿》）
句首的副词性短语：
用很大的力量，他忍住了悲声。
仗着这一阵宽容之风，说相声的黑毛儿方六也打牢里放了出来。（《四世同堂》）
倒装：
刚八岁，我已经学会了当东西。我知道，若是当不来钱，我们娘儿俩就不要吃晚饭；因为妈妈但凡有点主意，也不肯叫我去。（《月牙儿》）
复述：
我们的结婚相片在各报纸上刊出来，差不多都有一些评论，说我们俩是挽救颓风的一对天使！我在良心上有点害羞了，我曾经想过奋斗呢！曾经要求过爱的自由呢！（《阳光》）
欧化句法的谨慎使用并减少，明显反映了老舍对欧化句法使用的自觉化转向，这也是老舍一度引为自豪的一点，在回顾创作经验时他曾说“……有时我自己也用一点欧化，但因为极留神，所以不感觉太别扭。假如我能用自己的语法来说明的，我永远不借重欧化语法，我的作品里也没有太长的句子，总是把长句分成一些短句。”9
老舍成熟期作品中除去潜移默化了的欧化句法以外，还有一系列的外来词语贯穿于创作之中，如“天使、爱的自由、恋爱神圣”（《阳光》），“个人主义、堕落、利己的、社会病胎”（《骆驼祥子》），“民族国家的镣铐、公民、附属物、滑稽”（《四世同堂》），这些外来词语与北京口语白话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不是机械的堆砌，也不露斧凿，而是浑然一体，精练圆熟。
北京话是作为普通话基础方言的北方话的代表，北京素有“六朝古都”之称，中世纪以后，来自东北、北方乃至西北方各民族与北京传统居民杂处交融，人口的交汇必然带来语言上的融合渗透，这其中也不断吸收了外国语词。北京话管阀门叫汽门叫“挖拉儿”，就是源于英语valve。五四运动大量引入西方新词语，“恋爱”、“科学”、“民主”，一系列词汇逐渐为老北京人民接受而成为北京话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老舍作品中外来词的使用，说明他对老北京语言的敏感，能够自觉捕捉到语言的演化轨迹。正如老舍作品中显示出来的，老派的人物使用的都是见字如听声的老北京口语，而在一些新派的人物中则时不时夹入些“摩登”的词语。思想的交锋在词汇的选择上就可以看出来。用老舍自己的话说就是“文字越现成就越有力量……”而这些新词“已成为尽人皆知的，我们怎么不能用呢。它们都已经成为大家口头上的，而且没有别的词汇可以代替它们，它们也就都现成。”10
一个作家创作成熟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语言的驾轻就熟，老舍成熟期作品中对欧化句法的有意抑制并转向北京话方言写作无不表明老舍开始开掘沉淀在自己思想中的财富，语言的使用由“外在的不自觉”走向了“内在的自觉”。其作品中由人物之口直接陈述的语言可以说都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语言，但是在叙述者的声音中却出现欧化的句法和外来的词语。欧化句法在老舍作品中仍然存在，这不能说是没有原因的，老舍对欧化句法的保留使用自有一番用意。
欧化的现实意义
老舍作品读来轻松流畅，是他句法运用灵活自如的结果。词语是语言中的一个基本单位，是语言反映现实表情达意的基础；而句法则是语言的组织手段，对句法的巧妙安排和组织是正确表现人情事态、传神的统摄文气的关键所在。老舍作品生动活泼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意识地调动多变的句法手段。其中包括北京口语句法的运用和欧化句法的运用。
欧化语言的接受效果的突出特点是逻辑严密。对于这一点，老舍有清晰的认识，他说：“‘五四’传统有它好的一面，他吸收了外国的语法，丰富了我们的语法，使语言结构上复杂一些，使说理的文字更精密一些。”11老舍作品中的逻辑性段落深得欧洲句法的精髓，用一连串的因果连词将事情的本质揭露无疑。例如：
中国城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住着的工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举动。就是应为那里住着中国人，所以他们要瞧一瞧。就因为中国是个弱国，所以他们随便给那群勤劳耐苦，在异域找饭吃的华人加上一切的罪名。中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而且这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做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做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着这种传说和报告。然后看戏，念小说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国皇帝，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牢牢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了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的动物！（《二马》）
北京口语里的句子往往比较简短，句子间的语义关系靠意合，很少用连词，结合了欧化句法，老舍用连珠炮似的语言，将“丑化中国人”的过程罗列得清清楚楚。
老舍对欧化的语言有十分的警醒：“我们写作，不能不用人民的语言。‘五四’传统有好的一面，在写理论文字时，可以采用。创作还是应该以老百姓的话为主。我们应该重视自己的语言，从人民口中，学习简练、干净的语言，不应当多用欧化的句法。”12老舍在人物直接引语的地道的北京话之外加入了作者－叙述者的声音，这声音则经常是带有欧化倾向的。正像老舍所理解的，外国的语法，使我们的语言结构上更复杂一些，说理上更精密一些。对中西语言越来越成熟的运用，正是老舍成功的实现了对旧中国社会、老中国儿女的精辟透析，对国民性的深刻揭批的重要因素。
属汉藏语系的汉语和属印欧语系的欧洲语言包含了各自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以及表达习惯，这种差别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就体现出对立的一面，决定了在文化势差下，欧洲语言对汉语的影响不会仅仅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渗透，而更呈现为一种冲击；汉语对欧洲语言的吸收也很难是有机的消化于内部，而更明显的呈现出外形上的畸变，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写作突出地证明了这点。老舍对欧化语言的警醒和自觉的体悟，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老舍生于北平，对北平有割舍不下的深厚情感，即使在国外也时刻在思念北平。老舍又是面向世界的，他不固步自封。用世界名著启发自己，用中国文字来练习，还不忘吸收民间文学和语言的营养，作品的通俗性和文学性被老舍成功地整合，做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不粗俗，精致而不雕琢。”13即使从这个意义上说，老舍的创作也是最好地贯彻和继承了五四时期鲁迅所提倡的“拿来主义”思想的。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中西文化的交流有了不同以往的变化，老舍的创作从文本和文化对照上提供给我们一个典型的成功个案。
语言作为社会交流的工具，是人的心灵的自然外化。老舍对欧化语言逐步清晰和深刻的认识，渗透着他视阈的开阔和思考的成熟。在中国现代文学上，能够放眼中西，在两种文化对比中反思国家民族甚至人类自身的，除了林语堂，恐怕非老舍再无他人。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总是试图吸收差异性明显的他者语言和文化来完成对过去的断裂和对现在的整合,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自身内部生长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的生长力尚有待我们继续认识。对欧化句法由推崇到理智使用再到将其消融在“京味儿”语言中，老舍经历了如蚌孕珠的过程。同时，在文本的实践中老舍也完成了对民族发展的总体性理论思考，这无疑是值得我们继之而探索的。
（本文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1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第217-2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7月。
2 《“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选集》，第14卷，第2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0月。
3 同上。
4 陈震文、石兴泽：《老舍创作论》，第318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
5 老舍：《出口成章》，第13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年。
6 老舍：《语言与生活》，《出口成章》，第2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年。
7 《我的“话”》，《老舍选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0月。
8 《写与读》，《老舍选集》，第15卷，第5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0月。
9 陈震文、石兴泽：《老舍创作论》，第317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
10 《我的“话”》，《老舍选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0月。
11《我的“话”》，《老舍选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0月。
12《关于语言规范化》，《老舍选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0月。
13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第25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