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的文化寓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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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位有着明确文化意识的小说家，老舍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小说类型：文化寓意小说。所谓"文化寓意小说"，是指以小说的形式明确传达某种文化思想的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大都带有某种明确或较明确的文化指代性，甚至有的人物就是某种文化的代表和符号。在艺术上，老舍对它们评价并不高，学术界也还没有将这类小说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富有深度的探讨。本文分别从影响源、跨文化体验和西方富强秘密的新发现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老舍的文化寓意小说寄寓着他对新国民人格的理想，这一人格的核心是：办事认真、国家意识和独立精神等。
关键词：老舍；跨文化体验；文化寓意小说
文化是人们生存的形式或模式。——萨姆瓦
一、文化的"十字架"
1944年"双十节"，45岁的老舍穿越22年的时间隧道回望青年时代的自己："记得二十多年前，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我曾在校中国庆纪念会上说过：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酥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个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这一自我"精神对话"引发了这样的感慨：
那时候，我才二十岁，信口乱说，我自己晓得，说过也就算了。谁知道，在今天偶然思想起来，倒几乎不完全是信口乱说，于是就不能不"惨然"者久之！[1]（P360）
可见，老舍始终是一位有着明确文化担当意识的作家，对文化使命的坚守是"老舍文学"的深层底色。他说："文化滋养艺术，艺术翻回头来领导文化，建设文化。"[2]（P350）从《二马》的"比较中英国民性的不同"到《大地龙蛇》的"东方文化狂想"和《四世同堂》的"为中国文化照'爱克斯光'"，可以说，老舍通过文学苦苦探寻的就是"东方文化将来是什么样子"。但是，老舍的文化思考首先是"小说的"，对他来说，"文化"就是人，就是人的生活。几乎所有的老舍小说都被一种浓郁的文化气息所笼罩，这是因为站在那些小说背后的是一位背负着文化十字架的思考者与践行者。
我们这里所探讨的不是已为众多学人"过度阐释"的老舍小说中的文化寓意，而是老舍所独创的一种小说类型——文化寓意小说，并以此为扇面进一步深入探究老舍的理想国民人格建构及其意义。所谓"文化寓意小说"，是指以小说形式明确传达某种文化思想的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大都带有明确或较明确的文化指代性，有些人物甚至就是某种文化的符号和象征物。这些小说主要包括《铁牛与病鸭》、《一筒炮台烟》、《不成问题的问题》等，其"创作原点"是英国时期的长篇小说《二马》。作为一位真正的小说家，老舍虽然强调"一个作家应当同时也是思想家，"[3]（P386）但是，他并不主张在小说中直露地表达某种思想包括文化思想。不过，老舍的"文化寓意小说"无疑突破了由他自己所设定的这一创作原则，这些理念性比较强的甚至是"主题先行"的小说在全部老舍小说中构成了一种特别的存在，在艺术上，老舍本人对它们的评价并不十分高，研究界至今缺乏对这些小说的整体把握和富有深度的探讨。
二、原点与影响源
老舍中短篇小说的构思是多种多样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构思模式，即先有一个观念，再去寻找人与事，有点主题先行的味道。当被问及"写作上之困难如何？"时，老舍答道："如何使观念具体化最难。"[4]（P76）又说"有了思想，你该再注意世态"，"所谓具体的描写并非是照像。而是以态寄意。"[5]（P95）在《文学概论讲义》中他曾引沃尔特·贝赞特《小说艺术》中的话说："近代小说将抽象的思想变为有生命的模型。"[6]（P150）他认为，近代"小说已成为社会的指导者，人生的教科书：他们不只供给消遣，而是用引人入胜的方法作某一事理的宣传。"[7]（P116）老舍说他假如"有点长处的话，必定不在思想上。"[8]（P165）但是，他不仅有思想，而且常常将他的文化思想直露地表现在他的小说里，从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寓意小说。
老舍把自己的短篇小说分成三组。第二组是自《大悲寺外》以后《月牙儿》以前的那些篇。在该组中，他又据材料来源分为四类，其中第四类小说的材料"是先有了个观念而后去撰构人与事。"它们包括《黑白李》、《铁牛与病鸭》、《末一块钱》和《善人》。
第四类中的几篇也有很像样子的，其实其中的人与事全是想象的，全是一个观念的子女。《黑白李》与《铁牛与病鸭》都是极清楚的由两个不同的人代表两个不同的意思。先想到意思，而后造人。
其实，以某一人代表某一种文化，让人物做观念的子女的构思方法，并非仅限于这几部作品。在谈到《新时代的旧悲剧》时，老舍说：
我的原来长篇计划是把陈家父子三个与宋龙云都看成重要人物；陈老先生代表过去，廉伯代表七成旧三成新，廉仲代表半新半旧，龙云代表新时代。[9]（P194-197）
在《大明湖》中：
老大表现着理智的能力，老二表现着感情的热烈。一冷一热，而又不肯公然冲突。这里象征着"学问呢，还是革命呢？"的不易决定。[10]（P183）
而应当时的"东方文化协会"之托创作的戏剧《大地龙蛇》，也由于：
此剧中表现的都是抽象的东西——文化呀，伦理呀，等等——所以人物差不多是为代表此种观念而设的傀儡了。[11]（P375-379）
可见，这也是老舍一种较为惯常的构思模式，它的"原点"是英国时期的《二马》，也可以说，这类小说是对《二马》创作模式的一个创造性延续。在谈及《二马》的创作时，老舍说：
写这本东西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和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因此，《二马》除了在文字上是没有多大的成功的。其中的人与事是对我所要比较的那点负责┅┅老马代表老一派的中国人，小马代表晚一辈的。[12]（P173）
后来，老舍又曾多次谈到这部具有原点意义的作品的构思模式：
写此书的动机，是想比较中英两国国民性，一一描写出来，结果仍然不能满意。[13]（P482）
立意太浅：写它的动机是在比较中英两国国民性的不同；这至多不过是种报告，能够有趣，可很难伟大。[14]（P491）
直到40年代，老舍还念念不忘反思这部作品的得失：
《二马》的失败，便在报告两个中国人在伦敦住着，闹了些什么笑话。[15]（P65）
《二马》是老舍英国时期创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它的跨文化比较视阈与老舍的英国生活体验有关，也与英国时期的阅读经验有关。老舍曾这样谈到他所熟知的许多欧洲同类作品：
我们看Anne Douglas Sedgwick（安尼·道格拉斯·塞奇威克）的The Little French Girl（《法国小姑娘》）的描写法国女子与英国女子之不同；或"Elizabeth（伊丽莎白）的Caravaners（《商队》）之以德人比较英人；或Margaret Kennedy（马格雷特·肯尼迪）的The Constant Nymph（《恒久的宁芙》）之描写艺术家与普通人的差别；都是注意在揭发人物的某种特质。这些书都有相当的趣味与成功，但都够不上伟大。[16]（P243-244）
此外，当时西方文学中的"中国想象"也激发了老舍的创作冲动。《二马》就是"因为念到欧战以后的文艺，里面有几本是描写中国，我便写一个中国人怎样在伦敦"。[15]（P65）
从这类小说的影响源来说，有一位小说家值得专门提出来，他就是亨利·詹姆斯（1843-1916）。老舍曾经这样提及这位杰出的小说家：
在古代与中古的故事里，对于感情的表现是比较微弱的，设若Henry James（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而放在古人们手里，也许只用"过了十年"一语便都包括了；他的作品总是在特别的一点感情下看一些小事实，不厌其细琐与平凡，只要写出由某件事所激起的感情如何。[17]（P249）
看见，老舍对他是很熟悉的。那么，亨利·詹姆斯是一位什么样的小说家呢？西方有人称他是英语语言中最伟大的小说家，在西方小说从19世纪现实主义向20世纪现代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是他首先开创了现代实验小说的先声。跨文化生活经验使他在小说中不断重复着一个"国际性题材"：比较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差异。"美国人与欧洲人构成一组对立冲突，前者象征无辜、诚实和对生活的热爱，后者代表一个充满神秘和矛盾的复杂社会"。在他的纪念碑上镌刻着这样的铭文："他是大西洋两岸文化的解释者"。《欧洲人》、《黛西·米勒》和《奉使记》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18]（P31-62）老舍的《二马》毫无疑问处理的也是一个亨利·詹姆斯式的"国际性题材"，在这部作品中，他力图"比较中英两国国民性的不同"，带有明显的文化人类学视野。
因而，老舍的这一创作路径也是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因素的，正是现代人跨国别、跨洲际的游走体验为这类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初始的条件。另外，根据老舍对于现代小说观的价值体认，小说已不再作为一种生活中的消遣品而存在，"小说中不可能不宣传一些什么。"[19]（P404）这类小说以及这类小说所蕴涵的文化价值都有着独特的文学与文化价值，老舍是一位在小说中以"小说的"方式思考文化的人。
三、跨文化体验与西方富强秘密的新发现
老舍整个创作时光有近三分之一是在英美国家度过的，这些发达的现代工商业国家给了老舍独特的现代生活体验，其中尤以第一次赴英伦教书给他的思想和感情冲击最大。一个生活在东方农业社会旧城的青年，当他来到一个世界上最发达的现代工商业大都会时的全方位刺激所带给他的文明落差之感是令人震惊的。
一踏上英国的土地，两边的风光已告诉他："这不是一个农业国"。但是，对于眼前这个全新的文化类型，他又是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存的文明古国的视阈去发现的，那是他理解这个新文明的"前理解"。中国现代作家几乎都是典型的文化复合体——东西方文明撞击与融合的产物，作为其中的一员，老舍同样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历程，建构起了独特的文化心理与文化个性。跨文化体验使他能够以"他者"的眼光重新打量以往他置身其中的古老文明，文化反观的视阈被打开，对国民劣根性的强烈批判几乎贯穿了他的全部作品，这使他成为鲁迅传统的一个伟大接续者。跨文化体验使他在经验层面上亲身感受到现代民族国家的现实生活, 那是一种崭新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老舍的文化心理机制和特异的思想历程，使他把兴趣集中在从文化层面去观察描写人物，探讨民族命运，自觉地指向"文化改造"的预定主题，并由此形成他大部分作品的统一性，中西文化及国民性的比较成为"老舍文学"的核心构架。
老舍在作品中以"文化"分割人的世界的同时，也自觉地指向"文化改造"的主题。他由两个不同方面，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他从中国文化自身的更新改造着眼，探究这种文化传统的消极意义，由文化现象透视中国人的精神弱点。另一方面，改变中国的贫困、积弱，必先促生新的国民人格。而这首先依赖于国民国家意识的产生。早期的英国生活体验为他的新国民人格提供了一个范型，他笔下的理想人物，大都从这个角度被赋予了现代国民色彩，即他们大都是"英国式"的。《二马》中的马威、李子荣，《赵子曰》中赵景纯，都是老舍为探索民族出路构思出的理想形象，这些使作品变得更有思想启发意义。他们对于国家的落后都有着深刻的认识， 并认为只有通过增强国家实力才能改变这一现实。老舍认为，想打倒帝国主义得先充实自己的学问与知识，要想救国，必先引导青年读书，学习科学知识，造就专门人才。《赵子曰》中的李景纯本习哲学，但他认为财政、法律、商业是更实用的学问， 他对武端说："潜心去求学！比如你爱学市政，好，赶快去预备外文，然后到外国去学，中国的将来是一定要往建设上走的， 专门的人才是必需的。"老舍借这一理想人物的死告诫青年学生：切实读书，用外国的知识充实头脑救治中国。《二马》中的李子荣则典型地表现二三十年代老舍理想人格的倾向，他精明能干、乐观自强、务实求真，有侠义心肠，有敏锐的洞察力，浑身洋溢着充沛的生命力，他是马威的精神榜样。这一理想形象在老舍以后的作品中被一再重写，短篇小说中的王明远、尤大兴等与之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谱系，其中隐含着老舍的"现代化焦虑"和"未来想象"。
《铁牛与病鸭》中的"病鸭"李文短腿、长嘴、瘦脸，但多心眼，"他能只交比他高的人，不理和他肩膀齐的，管辖着奴使着比他矮的。"他虽热心研究农学，深知改良农事是要紧的，但始终没有成绩，多数时间是在算计着如何往上爬，如何升官，如何压制那些和自己不和的人。就连自己的旧时好友"铁牛"也最终被排斥在外。而"铁牛"王明远却身体结实、性格随和，留过学，但不自居为学者，一心扑在农业实验上，不逐官场名利，只想平平和和地做点大事、对别人有益的事，而且要自自然然坐成，既不锣鼓喧天，也不杀人流血。他研究的是农业，心中想的是农民，他的感情把研究室的工作和农民的生活联成一气，即使换场长，也要求能留下来继续工作，甚至减薪也情愿，但他毕竟不适应在这个以追逐作官为目的的社会中生活，最后竟被旧时的同学"病鸭"辞退。《不成问题的问题》也是如此。生产能力和产品销路都很好的树华农场本应盈利，而实际上却总是赔钱。股东和工人们面对这一显而易见的问题却不采取措施，原来问题出在农场实际负责人丁务源身上。他"四十来岁，中等身量，脸上有点发胖，而肉都是亮的。"他不俊秀却令人可爱，加上"一对光满神足，顾盼多姿的眼睛"就更令人信任了。他常年穿半新半旧的长袍，雪白的内衣领，布底鞋，绸子裤脚，插派克笔和白亮的铅笔，以显出"从容不迫的气度"。但他总是以一种敷衍的态度做事，如对朋友摆脱的事总是当面答应但过后就忘，认为"天下事都绝对没有问题，"他没有任何理想，却以自己的方式取得了大家的信任。如果帮人买东西，只买贵的、有名的，叫作"货物道地"；发现工人偷懒打牌不但不制止，还和他们一起玩；并且"他暗示大家，农场的东西是可以自由处置的。"甚至对大家偷卖农场产品的行为也不加制止。而尤大兴曾在美国学习园艺，有真才实学，工作努力，聪明、强健、肯吃苦、正直、热诚、刚硬。他最恨敷衍与慢慢拖，即使生气，也会把怒气压在心里，而手脚还去忙碌。他做事轻巧、敏捷、准确，认为"科学的方法与法律的生活是建设新中国的必经的途径。"但这个现代法理人却生不逢地，他碰上了一群善于敷衍应付的人以及由他们所构成的社会，自己只能到处碰壁。他的妻子并不爱他，只是把他当作一面雪耻的旗帜，以报复那个以前爱她而抛弃她的人，以便可以仰着脸走路。丁务源善于敷衍、投机，他一面联系、运动人，以便可以先当个副主任，后当正主任，最终顶走尤大兴。《听来的故事》中的孟智辰，是一个没有学问、没志愿的人。他糊涂得像骆驼，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但却能做会长，顺利毕业；不会教课而只能做领导。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社会上却能步步高升，这是一个"没办法就是没办法"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王明远和尤大兴们必会在文化冲突中败下阵来，因为，他们是老舍依照自己的英国体验构想出来的"英国式的中国人"形象，也可以看作是对于《二马》中的李子荣形象的续写。
这种信奉知识救国、做事认真的公民和办事人的理想与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是有关联的，同时，更与老舍的英国经验有关，即这类中国人形象的塑造是以老舍观察与想象中的英国人为摹本的，这是一种在跨文化视阈中的双重文化发现。老舍这样谈及他印象中的英国人：
假若英国人成不了你的朋友，他们可是很好相处。他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不必你去套交情；他们不因私交而改变作事该有的态度。他们的自傲使他们对人冷淡，可是也使他们自重。他们的正直使他们对人不客气，可也使他们对事认真。你不能拿他当作吃喝不分的朋友，可是一定能拿他当个很好的公民或办事人。……你可以永远不与他们交朋友，但你不能不佩服他们。[20]（P54）
在谈到他的英国房东时，老舍又说：
她这种勤苦忠诚，倒还不是我所佩服的。我真佩服她那点独立的精神。……自然，这种独立的精神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逼出来的，可是，我到底不能不佩服她。[21]（P56）
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老舍的"现代化焦虑"，即他始终关切的是中国国民性格的重塑，而在中国国民性格中最最缺乏的正是英国人身上那种"独立的精神"和作为"公民或办事人"的认真态度。
那时在国外读书的，身处异域，自然极爱祖国；再加上看着外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尽职责，也自然使自己想作个好国民，好像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作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12]（P174）
作为小说家的老舍，其文化思考主要并不采用理论的形式，他更多地从"人"入手，文化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文化差异归根结底也是"人"的生活样态的差异，而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归根结底也只能是现代人格养成。自晚清以来，先觉者就在不断地思索中国落后的终极根源，他们分别从自己的角度给出了自以为准确的答案。其间，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朦胧到清晰的过程，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主要看到了西方器物文明的优长，到后来，才把思考的重心逐步转移到政治、文化和思想方面来。敏锐的中国人把西方富强的秘密作为自己考察的重心，因为，西方富强的秘密也就是中国落后的秘密。比如严复，他在西方思想中发现了充分发挥人的全部能力并努力培育将这种能力转化为集体目标的"公心"。鲁迅在西方文化中发现了"个人"，提出了"张个人排众数"的主张。老舍以他特有的英国体验，没有将西方富强和中国落后的秘密归结为学理性的概念和理论，而是直接从英国人身上发现了一种我们自身不具备的文化性格，其核心关键词是：对事认真、国家意识、独立精神等等。在老舍看来，这正是中国社会所普遍缺乏的，可以将其视为中国落后的终极根源。"英国是个商业国"，是一个现代法理社会，现代契约观念使"英国人是直说直办"，"事事讲法律"，"人人拿独立为荣"，而与中国农业礼俗社会的"讲客气、套交情"不同。"礼俗人格法理化"是老舍为中国社会开出的药方。在《四世同堂》中老舍曾经塑造过一位"中国化的英国人"，而在他大量的作品中，他更曾塑造过许多"英国化的中国人"形象。这个形象构成了一个系列，他们的最初始祖是《二马》中的李子荣，包括以上论及的王明远、尤大兴和阚进一（《一筒炮台烟》）。王明远的志愿是和和平平的作点对别人有益的事；尤大兴"视工作与学问是他的生命"，"只知道守法讲理是必然的事"，"最恨敷衍与慢慢的拖"，认为，"科学的方法与纪律的生活，是建设新中国的必经的途径"；阚进一"不会应酬"、"永远不敷衍"，"对一切认真而绝不通融，按规矩办理，公正无私"。但是，可悲的是，这些人最终都被中国强大的礼俗文化给毁灭了。当然，老舍也认识到，这种"办事人"也不是天生的，它有赖于一种现代法理制度建设。这与鲁迅的思考也是一致的，据增田涉回忆，鲁迅"对于别人也喜欢那种认真的人"，"做些事情，埋头苦干是最贵重的，——这是他对中国人强烈的希望。他自己就是这样实行的。"[22]（P19-20）
到解放后，老舍还常常批评中国社会所缺乏的是一种"办事人"的风气与相应制度，他一再强调：
需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和管理方法。[23]（P538）
我们现在有些机关没有科学的工作方法，没有一套制度；
我认为劳动首先就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而不是乱用人力；
因为我们的工作方法 不科学，我们就浪费了人民的宝贵时间。[23]（P539）
建立办事制度，改善制度。[23]（P540）
以前我们的许多工作还缺乏精确的分工，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科学的工作制度，所以往往遇事乱抓，作得不好。[24]（P551）
老舍讲这些话时也许同时被记起的还有他早期的英国经验吧！
老舍在文化寓意小说中将民族的希望寄予在他笔下的这些理想人物上，但是，在这些理想人物身上也透露出老舍价值尺度的游移。李子荣"只有工作，没有理想；只有男女，没有爱情；只有物质，没有玄幻，只有颜色，没有美术。"其过度的理性主义，让人痛感丰富人性的失落。而王明远、尤大兴们在这个到处敷衍的社会中处处碰壁，最后只得出走。这留给我们的是游移、是无奈。但是，老舍的文化发现与"未来想象"无疑对于建设现代中国是有价值的。如何走出近一个世纪喧嚣的文化论争，更加注重现代社会的法理制度建设，更加注重现代国民人格的养成无疑是更切实的基础性工作。
注释：
[1]老舍.双十[A].时事新报,1944,10,10.老舍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老舍.我有一个志愿[A].新民报晚刊,1944,2,15.老舍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老舍.谈简练——答友书[A].老舍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老舍.答客问[A].老舍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5]老舍.储蓄思想[A].文艺先锋,第6卷第1期.1945,1,20.老舍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6]老舍.文学概论讲义[M].老舍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7]老舍.写与读[A].文哨,第1卷第2期倍大号.1945,7.老舍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8]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A].老舍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9]老舍.我怎样写短篇小说[A].老舍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0]老舍.我怎样写《大明湖》[A].老舍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1]老舍.《大地龙蛇》序[A].老舍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2]老舍.我怎样写《二马》[A].老舍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3]老舍.我的创作经验[A].老舍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4]老舍.我的创作经验（讲演稿）[A].老舍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5]老舍.读与写[A].文艺先锋,第2卷第3期.1943,4,20.老舍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6]老舍.人物的描写[A].老舍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7]老舍.事实的运用[A].老舍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8]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19]老舍.《红楼梦》并不是梦[A].人民文学,1954,(12).老舍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0]老舍.英国人[A].西风,1936,(1).老舍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1]老舍.我的几个房东[A].西风,1936,(4).老舍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2]增田涉.鲁迅的印象[M],钟敬文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23]老舍.在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A].北京日报,1954,8,23.老舍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4]老舍.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A].人民日报,1954,9,18.老舍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