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小说的四种悲剧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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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意识,是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它既有反映现实的一面,又有主动地认识现实、结构现实的一面。”[1](Ｐ2)现实生活中不乏悲剧性素材,但缺乏悲剧意识的创作主体是不可能创作出悲剧性作品的。具有悲剧意识的作家总要在作品中着力暴露悲剧人物所处的困境,陈示他们所受的苦难,表现他们企图以自身力量突破困境而又不能突破时充满的危机与忧患、交织的绝望和抗争的精神现象;同时还要揭示出悲剧产生的根源,通过有价值东西的毁灭,对人类自身存在和社会存在进行批判性认识和否定性评价。所以悲剧意识一般都带有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以此来对老舍其人其作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就不难发现老舍是一个悲剧意识极为强烈的作家,他的小说也是充满着浓重的悲剧色彩的。由于老舍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里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所接受的文化思想以及所经历的时代生活的不同,在不同时期他的悲剧意识也就具有不同的内涵,他的小说也就呈现出不同的悲剧形态。我认为老舍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并呈现出四种悲剧形态。
初创期:感叹命运、感叹人生的悲剧形态
悲剧意识是悲剧性现实的产物,老舍的悲剧意识正是他对悲剧生活经历体验的结果,同时又成了他把握悲剧性现实,创作悲剧性作品的前提。对一个作家来说,早期的生活经历、思想情感和所受的文化教育等对其以后的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有很大影响。老舍的创作始于1924年的《老张的哲学》,但老舍的悲剧意识却可追溯到他的童年。可以说,老舍一出生就染上了生不逢时、命运不济的悲剧色彩。他出生在一个“残灯末庙”的时节,出生在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满族家庭,满族这个曾经有过光荣历史的民族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的荣耀,旗人这个曾经是京城的上等人阶层也没有使他感到多少的优越,随着满清的衰败,他却承受了旗人遭受的不少歧视与屈辱,承袭了满族人那份命定的悲剧。后来父亲抵抗八国联军而战死,更使得本来就“愁吃愁喝”的家庭雪上加霜,以至老舍到了八岁还没能上学,以后很长时间老舍都没能摆脱贫穷的纠缠,这也形成了他天然的对为富不仁者的憎恶和对穷苦劳动者的同情。
好不容易得到恩人刘大叔的资助,有机会上了学,并十分艰难地完成了学业,当上了一所小学的老师,总算减轻了家里的负担。可生活中的一系列变故又给了他沉重打击,先是刘大叔看破红尘出家当了和尚,而后初恋女友也听从父言削发为尼,更有工作中的锐意改革也常遭至同事的冷嘲热讽。这一切都使老舍年纪轻轻就具有中年人的性格,养成了悲天悯人的情怀,不仅信佛,还入了基督教,热心于慈善事业,一度还消沉、颓废和荒唐过,对什么事都心灰意冷,《五关》就反映了他当时的精神危机。
1924年夏天老舍的命运又一次出现了转机,他有机会远渡英伦,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一位中文讲师。一方面他可以暂时摆脱人事的困扰,另一方面希望藉此改变生活的境遇。可是到了英国,他的贫穷依然没有多大改变,每年250英镑的年薪,不够一个普通学生的生活费,可他还得寄钱养活北京的老母。在英国的老舍,清苦没有减少,歧视却受了不少;异乡的新鲜劲儿渐渐消失,而想家的念头却与日俱增。为了排遣寂寞,老舍试着像狄更斯那样把记忆中的图画用小说的形式描画下来,《老张的哲学》和其后的《赵子曰》就是这样画下来的。正如老舍自己所言:“这两本东西在结构上,人物上,事实上,都有显然的不同;可是在精神上实在是一贯的。”[2](Ｐ169)这种一贯性主要体现在:首先都是取材于老舍在国内的所见所闻所感,基本上是他所知道的人和事,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只不过前篇中的底层市民更具有普遍性,后篇中的青年学生更具有特殊性;其次在表现手法上都受了《尼考拉斯·尼柯尔贝》和《匹克威克外传》的影响,采取了不讲控制的实录和不讲节制的幽默,以至许多人物都写得有过火之处,太注重了可笑,而忽视了可信,甚至流于油滑;而最主要的是两者内在精神的一贯性,即作品无论怎么幽默、可笑,里面裹藏的却是悲剧的内核。
《老张的哲学》中李大叔被老张活活逼死,两对纯真相爱的青年恋人也被活活拆散:李静非但没能救出李大叔反而被逼自杀了,王德非但没能报仇反而失去了恋人,龙凤在金钱的左右下嫁给了一个富人,而李应也被环境所迫而远走他乡。《赵子曰》中“学问,品行,见解,全第一”的李景纯虽有志为民除害、拯救社会,却惨遭军阀杀害,单纯的王灵石女士也在受尽欺骗和凌辱后被迫远渡东洋。这些有价值人物的毁灭和无出路的结局使读者在幽默四溢的语言中感受到的不是轻松愉悦的欢笑,反而是浓得化不开的悲苦。小说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就是老舍曾朝夕相处的亲人、朋友、街坊,且其中的一些人和事甚至具有较为明显的自传成分,这使得老舍初创期的两部小说更加充满了感叹人生、感叹命运的悲悯色彩。
探索期: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悲剧形态
在英国,老舍不仅受穷的困扰,还受外国人的白眼,这大大刺激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一方面他对英国人偏狭的爱国主义和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见感到十分的愤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对英国人的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表示佩服,甚至认为“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理想了”。这时的老舍已不再是一个对时局采取“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态度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热心的关注者;不再是一个站在“五四运动”外面的看戏人,而是一个为北伐革命军前进而狂喜、为其退却而懊丧的爱国青年。老舍的忧国忧民意识明显增强了,《二马》正是这一意识的产物。
《二马》通过马则仁父子在伦敦的生活遭遇,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民族歧视,深刻反映了贫弱的旧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屈辱;同时还通过那些苦苦挣扎于贫困之中的英国底层贫民的不幸处境,揭示了工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金钱世界的罪恶;更为可贵的是,老舍站在中西民族比较的角度来反思民族文化的利与弊,探讨中国国民性问题和振兴中华的出路,开始了他伟大的“改造国民性”的工程。这部作品对“搞笑”有所控制,悲剧的成分被更多地注入,通过新的喜剧形象直接逼视的是悲剧性的社会本质。爱国热情的高涨,使老舍萌生了要写一部像康拉德那样以南洋为背景的小说的意图,但要“以中国人为主角”,“要表扬中国人开发南洋的功绩”,表现“中国人不怕死”,“中国人不悲观”和“中国人的伟大”[3](Ｐ178-179),来驳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的许多罪名。这本书老舍虽没能写出,但在新加坡所写的《小坡的生日》还是透露了他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情绪,他以乐观明快的笔调,表达了对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希望。新加坡的短暂停留期间,老舍仍然无法创作出预想的作品,但他的思想“猛地前进了好几丈”,并终止了《大概如此》的创作,决定回国来看看。1930年,老舍满怀喜悦和希望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可是国内并没有出现他理想中的马威们,他也没见到新加坡那种激烈的反帝反压迫的东方革命景象,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令人窒息的黑暗和一沟绝望的死水,悲愤之情油然而生。老舍在北师大作题为《论创作的报告》时,曾情绪激昂地说:“在最近二三十年我们接受了多少耻辱、多少变动、多少痛苦,为什么始终没有一本伟大的著作?不是文人只求玩弄文字,而精神上与别人一样麻木吗?我们不许再麻木下去,我们且少掀两回《说文解字》,而去看看社会,看看民间,看看枪炮一天打杀多少你的同胞,看看贪官污吏在那里耍什么害人的把戏,看生命,领略生命,解释生命,你的作品才有生命。”[4](Ｐ266-267)老舍写《大明湖》时就力图真实地再现日本制造的“五三惨案”,以激起人们的反日情绪,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一抒愤慨。里面虽有恋爱和革命,可恋爱绝不是三角恋爱那一套,“全没有所谓浪漫故事中的追求与迷恋,而是直截了当地讲肉与钱的获得”;革命的结局也不同当时流行的“革命+恋爱”小说千篇一律的革命战胜恋爱的大团圆,而是故意以悲剧结局,从中体现了老舍忧国忧民的悲剧情怀。
长篇讽刺小说《猫城记》就是老舍“对国事的失望”的产物,对“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进行思考的结果,是他忧国忧民的集中表现。老舍满怀激愤之情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进行了几乎全方位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不再运用搔痒痒肉的滑稽性幽默,而是采用一针见血、“一个巴掌一个红印,一个闪一个雷”的讽刺,对愚昧、麻木、苟且偷生、随遇而安的“猫人”,对害怕外国、自相残杀、日渐老态的“猫国”不抱任何希望,认为他们的“毁灭是极容易的事”,“创造之神已把那毁灭的手指按在文明的头上”,并预言“世界上又哑了一个文化,它的最后的梦是已经太晚了的自由歌唱”,“猫国”也终将在异族的入侵下亡国灭种。弥漫于小说中令人压抑的悲观和绝望,正是忧国忧民的悲剧意识主宰着老舍的显现。《猫城记》辛辣的讽刺、无情的批判和绝望、悲观之情在老舍的创作中可谓是空前绝后!从《二马》到《小坡的生日》再到《猫城记》,清晰地表明老舍的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悲剧意识加强了,但并不表明他的创作就十分成功了,这主要是因为他对小说中反映的人物、事件的了解还有许多不精确地方。他写《二马》时,就“没亲眼看见血与肉的牺牲,没有听见枪炮的响声。更不明白的是国内青年们的思想”;《小坡的生日》则几乎是他主观幻想的东西;《大明湖》里的“五三惨案”,他也只是从别人那里了解了个大概;写《猫城记》时老舍对复杂的政治时局和社会形势就了解得不太全面和深入。除了对生活的不熟悉之外,老舍在艺术上也缺少控制与技巧,他对广泛涉猎的西方文学借鉴不少,但内化不够,没能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一切都使他小说中的批判精神虽表面激烈化了,却缺乏内在的深刻性,这也可以说是处于创作探索期的老舍在所难免的。
成熟期:批判文化、批判社会的悲剧形态
老舍上述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艺术创作中的一个普遍规律:仅有悲剧意识并不能创作出上乘的悲剧作品,一个天才的作家也很难在自己不熟悉的题材上取得成功,一个摹仿太多而缺少自己创作个性的作家很难写出成功的作品。几年的探索得失使老舍意识到这一点了,于是在30年代中期写《离婚》时他决定调整自己的创作轨迹。首先就决定求救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北平,这里的人和事才是他最为熟悉也最易表现的,而他以前“所写出的那些倒是偶然想到的”;事实上,老舍的《离婚》及其以后的《牛天赐传》、《骆驼祥子》以及绝大部分中短篇小说基本上都是取材于北平,只有北平可以激起他创作的灵感,体现他创作的个性。其次决定要“返归幽默”,因为“《大明湖》与《猫城记》的双双失败使我不得不这么办”。[5](Ｐ191)。但老舍的“返归幽默”决不是简单的重复,与早期的幽默相比,这时的小说不再以幽默的手法结构全篇,严肃的悲剧性和深沉的抒情性已成为作品的主调,单纯的喜剧形象已让位于复杂的悲剧形象。其间的幽默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是形式而非精神实质。
更为重要的是老舍的小说创作已由不太擅长的时事批判和政治批判开始转向到他最为擅长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一切都表明老舍的创作已由探索期进入了成熟期。这一时期,老舍执着而细腻地描写了最常见最普遍的社会风习、民俗风尚、思维习惯、行为模式、日常生活相,触及了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伦理观、价值观、性爱观、审美观,对民族的病态文化和国民的病态人格进行批判和嘲讽。《离婚》集中反映了敷衍妥协这种严重窒息中国人生命活力的国民性格,深刻揭示了无爱的婚姻和家庭所造成的民族病态人格:同床异梦、名存实亡的“结婚”和事实上的“离婚”已经使应当是性爱结晶的家庭都成了压抑性爱的场所,这种悲剧在中国不知上演了并还要上演多少年。《牛天赐传》则通过牛天赐这个“小资产阶级英雄的传记”反映了中国人落后的养育子女方式,认为它只会扼杀儿童的天性,使“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养成驯服、依赖、缺少勇气和创造力的性格。在《赶集》、《樱海集》中老舍就更为集中甚至夸张地鞭挞了某些消极的社会现象和丑恶小人的品质德性。而且此时的文化批判已不只是停留在《二马》和《猫城记》那样的肤浅的中西对比和皮相的展览上,而是通过活生生的老李、牛天赐等人物形象来演绎的,其批判的深刻性、反思的沉重性及艺术的感染力都是前期作品所不可比拟的。在对国民劣根性和民族文化的落后面进行批判和针砭的同时,老舍并没有漠视人民生活日益穷困的社会现实。与底层劳动者的广泛接触使他对人生有了进一步了解,使他的思想和创作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处于底层的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并对造成其不幸的黑暗社会进行无情的控诉与批判,是老舍这一时期创作的另一主题,《月牙儿》是这一转向的标志,随后的《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柳家大院》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些作品深入而细致地描写了黑暗年代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和悲惨命运:《月牙儿》中不甘堕落的母女俩几经挣扎还是沦落为暗娼,《骆驼祥子》中具有骆驼一样顽强精神的诚实善良的祥子三起三落也最终沦为行尸走肉的末路鬼,《我这一辈子》中那个精明能干的“我”也最后被黑暗社会所吞噬。面对这些惨重的悲剧,老舍已不可能再用幽默的眼光去看取,甚至也不可能用“一半恨一半笑”的态度去对待。美好的人性、有价值人物的毁灭在他那里激起的是悲怆和愤懑的激情,他要代这些奴隶喊出他们的控诉:“这个世界不是梦,是真的地狱”,“这是个以蛮不讲理为荣,以破坏秩序为增光耀祖的社会”,“这是个小人物就根本不应有想头的社会”。从而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揭示其荒诞性和吃人的本质。
沉寂与爆发期:反思民族、反思历史的悲剧形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老舍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文学思想和创作追求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抗战高于一切”、“救亡高于启蒙”的思想指导下,他已不可能还顺着文化批判、社会批判的路子创作下去。1939-1942年他创作了大量的通俗文艺作品,特别是抗战宣传剧等“遵命之作”,作品不再以批判国民劣根性为目的,而是努力发掘民族传统美德,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宗旨。显然老舍的乐观情绪增强了,而悲剧意识淡薄了,批判精神减弱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悲剧意识的泯灭,只不过是处于表面的沉寂。事实上,作为有着崇高艺术追求的老舍也明白,那些抗战宣传剧虽起到了宣传抗战的作用,但艺术上的成就并不很高,他当然不愿那么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创作个性和风格而只当传声筒;但另一方面,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老舍也不可能容忍自己在抗战正酣的时候作壁上观,而不去尽自己应尽的责任。
老舍为此痛苦、矛盾而又无法摆脱,他一直都在苦苦思索如何才能做到两全其美,如何才能把救亡与文化批判、救亡与思想启蒙有机地结合起来。当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战事有所缓和的时候,老舍就着手探索起来了,剧本《大地龙蛇》就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虽然对民族文化的检讨并不尽如人意,但它无疑给了老舍一个启示:“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6](Ｐ289)并引出了《火葬》和《四世同堂》这两部对民族文化进行伟大而深刻的反思的作品。《火葬》通过文城———文化之城的沦陷来检讨传统文化的弊病,表现“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的主题。《四世同堂》则不是从当时流行的热闹而略显肤浅的社会政治、军事斗争的角度出发来反映战争的残酷悲壮、敌人的凶残和人民的坚强不屈,而是从检查民族文化的角度出发,把“国有文化”放在抗日战争这个大背景中来照“×光”,更多地暴露了国民性格中的惶惑偷生、封闭保守、缺乏冒险精神和英雄气概的弱点,突出了北平普通群众的亡国之痛和他们灵魂上遭受的凌迟;由于把文化反思、民族反思置于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中,使其批判更具有现实性,使其悲剧更富有警醒作用。
这部扛鼎之作使老舍又登上了一个创作的高峰,他的悲剧意识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得到了爆发,似乎又与30年代接上了轨,又找到了失去了的艺术个性。“轨”是接上了,可时代的改变使他的创作不能完全与之合辙,老舍踉踉跄跄地跑了几步之后就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高高兴兴地进入了50年代。面对新中国、新社会、新生活,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家都在为之欢欣鼓舞、尽情歌颂,歌颂革命领袖、歌颂共产党、歌颂新社会也就成了当时的主旋律,又有几个人还能保持艺术家应有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呢?老舍也不例外,他以真诚的态度、饱满的热情唱赞歌、唱颂歌,创作了一部接一部紧跟时代的剧本:《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茶馆》、《女店员》等等,这些剧本使他获得了极高的地位和极大的荣誉,不过在这众多的作品中,除了《茶馆》有着较长的生命力外,其他的成就并不高,其实老舍本人也清醒地意识到这段时间自己并“没有写出一部杰出的作品来”。究其原因,我想还是由于老舍对新生活的感受不太深刻,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个由旧社会过来的人,不可能在短期内熟知新人和他们的事业,因此,我常常写得不够深,在塑造艺术形象时感到有困难。”[7](Ｐ466)还有就是他冷落了艺术上的自我,淡化了内心深处的批判精神和悲剧意识,因而,也就很难创作出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作品。纵然如此,也还不能说老舍的悲剧意识已完全泯灭了,事实上在文艺政策一旦稍为宽松的情况下,它们又会被释放出来。
在提倡“双百方针”的1956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他连续发表《谈讽刺》、《自由与作家》、《谈“放”》、《论悲剧》等文章,就创作规律、尊重作家劳动、创作自由、暴露黑暗、写悲剧和行政领导等问题发表了颇为尖锐的意见。他曾说:“作家的责任是歌颂光明,揭露黑暗,只歌颂光明,不揭露黑暗,那黑暗就会渐渐扩大,迟早要酿成大患。”《论悲剧》是他的悲剧意识的集中体现,尽管他在文中一再声称“我并不想提倡悲剧,它用不着我来提倡”,“我并不偏爱悲剧,也不要求谁为写悲剧而写悲剧”,[8](Ｐ448)但老舍对悲剧的偏爱已流露无遗。他指出悲剧依然可以写而且有必要写,而不写悲剧才是可悲的。
在那样一个时代里,提出暴露黑暗、批判丑恶、写悲剧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从这里也可看出老舍的悲剧意识是多么强烈。他不仅这样说了,而且也这样做了,从1961年起他开始搜集材料,并偷偷地创作了《正红旗下》,希望“以自己的经历写出一个民族衰败的历史”,对旗人文化、满清的衰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文化思考中揉进了深沉的历史批判,揭示了一个普遍真理:“不成体统必将垮台”,“一批寄生者,是没有资格领导民族的。背负悲剧性历史的命运的人,自身又是历史悲剧的原因”。[9](Ｐ215)只有200多年历史积垢的旗人文化使曾经盛极一时的满清王朝走向了灭亡,那么具有几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不更有自我批判、自我改造的必要吗?其实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不断改造的必要,如果不这样,那积垢就会越积越多,遗传病会越来越重,终会形成历史的惰性,束缚民族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只可惜老舍的这一深刻的历史反思并没完全得到表现,就为时代所阻而归于沉寂。
小说也随着老舍的自沉太平湖而未能终卷,这是老舍的悲剧,是中国文坛的悲剧,也是世界文坛的悲剧。我们不仅失去了一部伟大的作品,更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民族的清醒的反思者和批判者!“不曾戏弄历史的人,终究不会被历史戏弄”[10](Ｐ1),不曾忘记人民的人,也终究不会被人民所忘记。老舍就是这样一位被历史所记载为人民所热爱的“人民艺术家”!
参考文献:
[1]张法.中国文化悲剧意识[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Ａ].老舍文集(第15卷)[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Ａ].老舍文集(第15卷)[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4]老舍.谈创作[Ａ].老舍文集(第15卷)[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5]老舍.我怎样写《离婚》[Ａ].老舍文集(第15卷)[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6]老舍.《大地龙蛇》序[Ａ].老舍文集(第10卷)[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7]老舍.《老舍选集》(俄文本)序[Ａ].老舍文集(第16卷)[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8]老舍.论悲剧[Ａ].老舍文集(第16卷)[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9]赵园.北京:城与人[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0]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Ｍ].北京:三联出版社,1985.
原载《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