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与乌托邦之精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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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舍；"乌托邦"；精神关联
摘要："乌托邦"与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和文学都有着十分密切的精神关联，作为小说家的老舍与"乌托邦"也有着或显或隐的复杂关系，可对这一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学界尚较少涉及，本文分别从"事实关联与精神关联"、"写实家与理想家"、"解放前与解放后"和"乌托邦情结探源"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力图对老舍的诸种人生选择和文化、文学选择做出自己的诠释。
时时需要一种恍惚迷离的幻影和快乐的幻象，以自我拯救。
——尼采
一、问题之提出
乌托邦思想关联到老舍的社会文化理想，也关联到对于老舍之死的重新理解与阐释，乌托邦作为一个重要的知识扇面，是打开老舍心灵世界的一个重要维度。然而，这一论题还很少进入老舍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到目前为止仅有两篇单篇论文对此问题有所涉及，分别是：史承钧、伍斌的《老舍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和王玉宝的《现代都市寻梦者的宿命——老舍小说人物解读》[1]，前文探讨了"反乌托邦小说"对老舍的影响，认为"老舍在伦敦执教之时，正是被称为本世纪'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中的《我们》在欧洲出版并风行之日，他是否曾读此作尚不确知，但回国后他于1932年就熟读了当年行世的三部曲中的另一部——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足见他对这一流派小说的深切关注。""据《现代》杂志的编者施蛰存先生回忆，《猫城记》在《现代》连载时，老舍自己也曾在给他的信中说过，《猫城记》是受了Aldous Huxley的《Brave New World》的影响。"该文从影响研究角度对老舍小说尤其是《猫城记》所受"反乌托邦小说"的影响做了较深入的探讨，但是，该文仅将重点放在老舍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上，这一视阈无疑限制了作者的眼界，即它单单注意老舍与"反乌托邦小说"的共时性联系，而没有考虑到中国作家在接受西方影响时所存在的文化落差，而将正面乌托邦对老舍的影响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后文通过对牛天赐（《牛天赐传》）、老李（《离婚》）和祥子（《骆驼祥子》）的人物分析，认为，老舍通过他们讲述的是"都市寻梦者"的故事，"老舍在不断重复的故事中，召唤着一个永远丧失、不愿舍弃、又难以找回的梦。这个梦，就是历史上由无数圣哲、诗人，用语言建构的乌托邦文本。"该文因为并不将老舍与乌托邦的关系作为中心论题，所以对该论题也仅仅是略有涉及而未能展开。总之，以上两文都已涉及到这一重要的学术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而都没能将老舍与乌托邦的关系作为一个核心论题来进行研究，而这正是本文所要做的工作。
二、事实关联与精神关联
我的工作需从老舍与乌托邦的事实关联入手，即老舍阅读或接触过西方乌托邦主义的著作吗？回答是肯定的！
关于老舍和反乌托邦小说的关系已有人进行过考辩与论证，[2]此不赘述。中国现代主流作家虽与西方现代主义保持着共时性联系却更多地与西方现代主义产生之前的文学与文化保持着更为密切的精神联系，老舍确曾接触过反乌托邦小说并曾接受其影响，但也许他与西方正面乌托邦主义的联系更为深刻。
在老舍的文字中特别提及乌托邦的有以下几处：
1.《文学概论讲义》（1930年至1934年写）；
2.《四世同堂》（1947年至1948年写）；
3.《安国访问述感》（1958年10月9日发表）；
4.《写人民公社》（1958年10月15日发表）；
5.《我的几点体会》（1959年1月11日发表）；
6.《新风气》（1959年9月23日发表）；
7.《酒家饭馆有文章》（1960年3月11日发表）。
依此可见，乌托邦影象从30年代到60年代一直贯穿在老舍的精神世界之中，而他专门谈及阅读乌托邦方面书籍的文章还可以把这一联系追溯到20年代甚至更早。在写于1958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说：
自己"自幼喜读描画乌托邦的作品。"[3](P766)
写于1960年的文章中说：
"年轻的时候，我爱读乌托邦与君子国之类的故事。"[4](P671)
在发表于1958年的一篇文章中，老舍在文后附了"注"，我以为，这个"注"非常值得注意：
"文中提到前人写过些乌托邦，因藏书全部丢失，即不提名道姓，以免说错。文中也提到歪曲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作品'，都是我在国外阅过的，因为没有保存的价值，就随手丢掉，现在连名也记不清了，所以也不敢提名道姓。"[5](P768)
从中透露出两点信息：
1.此处关于"藏书全部丢失"应特指解放前的30至40年代，尤其是30年代的山东时期，[6]依此推论，老舍应当在此之前阅读过那些乌托邦主义著作；
2.阅读歪曲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作品应当是在美国时期，可以视为是老舍对当时国内政治社会前景的关切，至于说"没有保存价值，就随手丢掉"则可视为1958年的言说情景使然，此不论。
总之，从以上材料得知，乌托邦主义在老舍整个生命历程的各个时期都留下了深深的印痕，这种印痕是否是精神性的呢？
回答是肯定的！作为一个对政治、社会及文化异常关注的作家，老舍对乌托邦的关注就不能不浸润到其精神世界之中。有人可能认为老舍是一个写实主义作家，对他是否接受乌托邦思想而心存疑问，可是依老舍在30年代的有关论述言之，此乃皮相之见。老舍说："几乎没有文艺作品是满足于目前一切的。乌托邦的写实者自然是具体的表示对现世不满，而想另建理想国。"[7](P117)
在老舍写于1958年至1960年的一组文章中频频出现"乌托邦"、"理想国"、"君子国"、"地上乐园"、"地上天堂"和"人间乐园"等语词，正可以看出老舍在那个时期是以乌托邦眼光打量中国社会巨变的，也可视为是浓厚的"乌托邦情结"在老舍世界中的投影，事实上，这一情结一直贯串到解放后的老舍身上。以下材料（依时间顺序）可证之：
1.1952年："现在我们站起来了，开始建设自己的乐园。"[8](P510)
3.1955年："十年的变化呀，咱们从地狱走向着人间乐园！"[9](P609)
4.1958年：①"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人间乐园。"[10](P605)
②"使我们的国土变成地上乐园！""努力建设吧，地上天堂就在我们面前了！"[3](P766)
③"我们不是在幻想空中楼阁的乌托邦，而是结结实实地按照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建设我们的理想国。"[5](P766)
④"我的确看见了地上的乐园。"[11](P614)
5.1959年：①"个个背生双翅，向人间乐园飞跃！"[12](P4)
②"建设成地上的天堂！"[13](P491)
③"把我们的广大的国土迅速变成地上乐园！"[14](P46)
④"前贤们所描绘的乌托邦的某些美景实现在你的眼前，可是比乌托邦更真实可靠。"[15](P51)
⑤"（朝鲜人民）用自己的劳动把自己的国土造成地上的乐园呢！"[16](P104)
⑥"这个社会一定会变成最理想的人间乐园！"[4](P671)
6.1960年："一定会叫北京变成为地上的乐园！"[17](P84)
在老舍的文字中，最早提及"乌托邦"是在1930年至1934年间编写的《文学概论讲义》中，最早提及"理想国"是在1934年写的《小病》中，最早提及"地上乐园"是在1935年至1936年间写的《我怎样写〈赵子曰〉》中。即便在他的绝望之作《猫城记》中也寄寓着乌托邦的影象，小说认为："假如有好的领袖"，猫国就一定有希望，在"我""心中起了许多许多色彩鲜明的图画：猫城改建了，成了一座花园似的城市，音乐，雕塑，读书声，花，鸟，秩序，清洁，美丽……"［18］(P204)这是一个现代文化人对未来中国的乌托邦想象。在稍后写于1935年至1936年间的《人物的描写》中，老舍这样推想将来："人类显然的是朝着普遍的平均的发展走去；……人类这样发展下去，必会有那么一天，各人有各人的工作，谁也不比谁高，谁也不比谁低，大家只是各尽所长，为全体的生存努力。"［19］(P241)在1936年写的《闲话》中又说："将来的社会，无疑的，是要平均的发展。"［20］在创作于1941年的《大地龙蛇》中，可以听到乌托邦的回声；长诗《剑北篇》已开始吟唱"到处都是花园"、"给儿孙留下个地上的乐园"和"用平等的享乐布在民间"等。［21］(P370)。正是由于一直抱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所以，当一种类似乌托邦式的社会政治实践在中国大地上实施时，老舍的心理是"狂喜"的，这种"狂喜"是真诚的，但在顷刻间淹没了文化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
总之，老舍与乌托邦之间不仅存在着事实关联，而且存在着深刻的精神关联。
三、写实家与理想家
把老舍定位为写实作家，已成为学界普遍接受的看法，这本无问题，但如果狭隘地理解这一定位，显然是不妥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就提出老舍与理想主义的关系问题，当时认为：作为写实家老舍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他较之其他的写实作家有着更为丰沛的理想主义情怀。但是，我当时仅仅从文学流派和艺术倾向上立论，显得较为浅陋。下面，我将老舍与乌托邦之精神关联引入对该问题的重新思索。
有关写实与理想的复杂关系，老舍早在30年代就有所论及。老舍认为，所有的文学派别"都不能没有理想"。他引鲁迅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中的话作为证言："倘说单写现实，然而不尽他对于未来的预言底使命的作品，毕竟是证明这作品为艺术品是并不伟大的。"［22］(P117)写实家对于现实的批判永远基于一个指向未来的"他者"，乌托邦就是现实的"他者"形象，它永远以弃绝现实的面貌出场。老舍说："偏巧社会永远是不完全的，人生永远是离不开苦恼的，这便使文人时时刻刻的问人生是什么？这样，他不由得便成了预言家。"［22］(P58)"我偏偏是多愁善感的人，愿意社会上的一切好了再好，明天比今天还好。"[23](P116)所以，他"喜欢威尔斯与赫胥黎的科学的罗曼司。"[27]在老舍非常熟悉的斯威夫特的笔下出现了虚构的"大人国"和"慧姻国"，它体现了作者对英国社会弊端的强烈愤激之情。乌托邦主义者是对于未来社会建构充满热情的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由最具理性的哲人进行统治的，莫尔在对"羊吃人"的社会批判的同时，构想了一个政治、经济和宗教理性完美组合的统一体，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中也创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教育区"和"世界组织"。乌托邦不仅指向对现实的批判，更导向一种功利的社会制度建构，所以，它具有极强的实验和探索精神，这一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学的总主题和艺术品格。
西方文学的这一精神品格很自然地影响了老舍的思想和创作。老舍的《大地龙蛇》可以被视为是一部中国式的乌托邦之作，剧中的许多情景均指向未来的理想世界。该剧主旨是预想"东方文化将来是什么样子？"这是一部未来东方文化的畅想曲，"把歌舞等成分插入话剧中"使之成为"混合剧"也主要考虑到这一总体构思。第三幕的时间设定在"大中华民国五十年春"，地点之设在青岛也是考虑到"取景美丽"，[24](P375-379)它是老舍构想中的"未来美丽新世界"，在那里，政治变得清明；印度新船来青只为"联络友谊"；人类已没有纷争，均将精力投入到对自然的制服和利用上去，"世界上的人已经知道了注重科学，爱护科学；也就是知道了拥护真理，支持真理；也就是开始创造和平，扩大和平。那么，全人类要是都同舟共济的征服自然，开发自然，大家就不必彼此争夺而有吃有喝，就足以消灭自然加给我们的祸患。""啊，携起手来，/东亚的弟兄，/ 一齐向自然进攻！/教东亚的土地，/没有荒旱灾凶，/教东亚的男女，/成为姊妹弟兄，/同情是礼让，/互助代替战争！/这东方的理想，/这东方的决定，/使我们看见光明！"[25](443、438-439、442、451)1936年老舍在《人物的描写》一文中就说：在将来平均的社会里，"人与人的冲突改为全人类对自然界的冲突。"[19](P241)1959年老舍又说："我们要尽力于技术革命，以期逐渐减轻体力上的负担，缩短操作时间。"[26](P16)其实，在乌托邦的经典著作中就有关于科学造福人类的美好憧憬，比如培根《新大西岛》中所描写的"所罗门宫"科学园，歌德《浮士德》中对科技改造社会的远景设想等。《大地龙蛇》第三幕，通过合唱方式表达了老舍对未来社会的狂想："几千年的血汗，/几千年的经营，/创造起东方的乐土。""欢笑的儿女，都穿上绸缎衣裳！/有吃有穿，/有歌有唱；/桃源的犬吠鸡鸣，/我们的理想。"[32](P447-450)
乌托邦是老舍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来源。解放后，他对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巨大变革的认识、态度以及价值判断也更多地带有乌托邦色彩，甚至可以把老舍解放后的"狂喜"归结为在中国土地上他看到了乌托邦社会雏形的部分实现。在1958年和1959年写的《写人民公社》、《安国访问述感》和《新风气》三文中，老舍正是将当时的人民公社视为乌托邦理想的部分实现，认为："在我所读过的那些乌托邦里，不过只写了一些现象，而没有说他们是怎么来的——所以是空想。……我们的理想国是眼看得到，手摸得着的，绝非空想。"[3](P766)"前人写的乌托邦，只是文学作品，而没有源源本本地叙说乌托邦的历史条件与发展过程，所以它们是虚无缥缈的。我们呢，……使人看见实现地上乐园的具体办法。"[5](P766)"前贤们所描写的乌托邦的某些美景实现在你的眼前，可是比乌托邦更真实可靠。""对于我这由旧社会里过来的人说，我的确是由暗室中出来，走入了风和日朗的新天地中。"[15](P51-52)为此他歌颂，他狂喜，老舍的悲剧恰恰在于他最终并没有看到一个真正乌托邦的实现，反而一头碰死在了他所歌颂并曾为之狂喜的乌托邦狂热之中！
四、解放前与解放后
以往在对于跨越两个时代的文学大家尤其是被划定为解放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作家的研究中，往往过分放大了其文学和思想分期的意义，而没有或较少将他们视为一个生命整体。在老舍研究中，对于解放前后的"异"看得较多而"同"看得较少，以致于对老舍解放后所经历的心理震荡的强度估计过高，甚至有人对老舍解放后的某些时期精神"狂喜"的真诚性也表示怀疑。
如果某种思想关联到一个作家的生存本体，那么，这种思想就决不仅仅是外在于他生命本体之外的一种"客观知识"。心理学家霍兰德提出："我们可以将一个人的生活史读作一个主题以及那个主题的变异史。"[27](P7)面对一个全新的伟大社会实践，老舍当然会有不安与犹疑，但是，更多的却是认同、兴奋以及充满"狂喜"的积极参与。如果对他在此之前的总体思想倾向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就不会感到诧异，他解放前的思想作为一种"前理解"已悄然参与了他对这个新制度的理解和评价，而这个"前理解"是有着与这个新制度对接的良好"接口"的！
老舍很早就具有了朴素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可以统称为"前社会主义"时代的"泛社会主义"思想，包括早期基督教社会主义、蕴涵在各种乌托邦叙事中的社会主义、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和唯美派的社会主义等等，这是一个驳杂的"意义群"，其中的关键词总不外乎经济平等、废除私产、共同劳动以及财富公有等。老舍最早提及"社会主义"一词是在1936年的《骆驼祥子》里，小说中的曹先生就"自居为'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个唯美主义者，很受了维廉·莫利司一点影响。"祥子视他为"圣贤"。[28](P60)老舍对他的评价是正面的、肯定的。老舍对莫利司也不陌生，在写于1930年至1934年间的《文学概论讲义》中，老舍这样论及他的思想："他们（指唯美派）的思想与人生全沉醉于美的追求，就是在社会改革上也忘不了美的建设，像莫利司（W.Morris）在理想的社会中非常注意建筑之美（看他的Nrws from Nowhere[按：即《乌有乡消息》]）"[22](P116)老舍曾置身于20年代的英国，他对莫利司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运动文学应当是熟悉的。由于英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社会理想和美学科学，在莫利司成熟期的创作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而全面。作为19世纪后半期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莫利司临终时说：即便《地上天堂》完全被人所遗忘，而它的标题也会鼓舞别人。寻找"地上天堂"是莫利司的文学总主题。[29](P356-390)莫利司非常注重理想社会中美的建设和科技利用，在老舍各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构图中也都特别强调美的建设，其中总是少不了音乐、雕塑和花园等。小说《二马》中特别倾情地描写了"韦林新城"："城中各处全按着花园的布置修的，夏天的时候，哪一条街都闻得见花香。……城中全烧电气，煤炭是不准用的，为是保持空气的清洁，只有几条街道可以走车马，如是，人们日夜可以享受一点清静的生活。城中的一切都近乎自然，可是这个'自然'的保持全仗着科学：电气的利用，新建筑学的方法，花木的保护法，道路的布置，全是科学的。这种科学利用，把天然的美增加了许多。"[30](P604)事实上，在老舍诸多有关城市建设的文字中总少不了"美"这个核心，探其"原点"也应当是他早期所接触的莫利司等人的思想中，而《二马》中的"韦林新城"当是它最早的影象模型。
写于1936年的《我的几个房东》，老舍曾提到叫艾支顿的一位时常失业的工人朋友，他"自然的是个社会主义者"。[31](P58)这可把老舍对"社会主义"的接触向前推到英国时期。那么，这种接触是否仅停留在"客观知识"层面呢？决非如此，老舍很早就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英国经验帮助他形成了一个批判中国的"他者"，但老舍决没有将英国视为完美的理想世界，他的"英国形象"的建构由于并不来自于纯理性思考和文本阅读而更多地来自于对英国人和英国生活的观察与体认，所以，这个"英国形象"更加更加富有老舍个性，在那里，批判往往是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被批判的双方或多方是互为"视镜"、互为"他者"的。那时，老舍通过对几位英国人的观察得出结论："在他们的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崩溃与罪恶。他们都有知识，有能力，可是被那个社会制度捆住了手，使他们抓不到面包。成千论万的人是这样。"[31](P59)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然，在这段写于1936年的文字中也不排除记忆重构的可能性，但是，那种批判即便不清晰而其指向性还是明确的，《二马》可作为一个补证！其实，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批判一直在老舍的生命历程中延续着。写于1946年的《旅美观感》，老舍又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的美国，文中明确指出："在美国全国也有许多困难的问题，比如劳资纠纷，社会不安。"并且提醒国内的各界人士："我们也要研究他们社会不安的原因，作为改进我们自己社会不景现象的参考。"[32](P405)在现代作家中，像老舍这样拥有如此长时间段的英国和美国经验的并不多见，正是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和体认为基础并结合其广博的阅读经验，老舍一步步丰富和提升着他的社会理想，逐渐建构着他的独特的社会主义思想。在30年代，老舍曾在多处地方谈及他的这种理想：
1.1935年至1936年："人类显然的是朝着普遍的平均的发展走去；……各人有各人的工作，谁也不比谁高，谁也不比谁低，大家只是各尽所长，为全体的生存努力。"[19](P241)
2.1936年："将来的社会，无疑的，是要平均的发展。"[20]
1950年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一方面当然可以被视为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后的作为，可又何尝不是解放前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延续呢："自他们立国以至今日，美国人只看到'自由'，而忘了那最紧要的经济的平等。"[33](P406)这种延续性在乌托邦情结方面体现得尤为鲜明，比如，在《猫城记》中，一度绝望的"我"由猫人的"这样的人民还不好管理？假如有好的领袖，他们必定是最和平，最守法的公民。"[18](P204)以下就是那段著名的乌托邦式畅想。老实、愚昧的猫人本应当是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启蒙与批判的对象，而在此却成为战胜绝望的唯一理由，这怎能不让人惊异呢？但是，如果我们熟悉各种乌托邦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知晓老舍与乌托邦的事实和精神关联，那么，我们就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在各种乌托邦中，贤明的领导者与被严格管理（被管理者也乐意接受那种管理并认为那是一切幸福的基础）的人群总是如影随形地并存着。而在1950年当老舍表达他对中国社会的希望时，这希望的首要充足理由就是：我们有了"贤明的领袖。"[34](P311)
我认为，老舍的乌托邦式社会理想是贯串其生命始终的，那是永远挥之不去的"情结"，它影响着老舍解放前的思想与创作，同样也决定着老舍解放后的政治选择。他解放后的一系列歌颂新社会、新政权的文学新作以及虽不乏困惑而更多地体现出的真诚的"狂喜"与对新政策的主动配合等大都可以在解放前的一些言论中找到最初的精神端倪。老舍是矛盾的，甚至是分裂的，但并不存在多个老舍！
五、乌托邦情结探源
那么，老舍这种乌托邦式社会理想是缘何产生的呢？我认为，它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把老舍之亲近乌托邦思想归于其苦人出身确有道理，因为，理想"他者"是宽解苦难人生的精神抚慰剂。他说："假如使我设想一个地上乐园，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的梦差不多。"[35](P169)在解释幽默时，他常说到这样一些话："我不比别人高，别人也不比我高。"[36](P179)幽默者"似乎把人都看成兄弟"；幽默有助于实现"'四海兄弟'这个理想。"[37](P8)在老舍的幽默人生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蕴涵着其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
但似乎更应当考虑到产生这种乌托邦情结的社会时代原因。中国本土文化中缺乏西方文化中那种未来指向性，它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复归情结，"往古之时"、"虞舜之治"和"至德之世"等是它的典型表达方式。当然，也有陶潜的"桃花源"（《桃花源记》），有李汝珍的"君子国"（《镜花缘》），有蒲松龄的"海市国"（《聊斋志异》）等。中国社会发展到近代，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乌托邦是一个"他者"，那么，近代中国正越来越需要这样一种"他者"！[38]这就使中国近代文学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乌托邦叙事，这是"一种关于民族国家的未来的想象性建构的叙事。"以《新中国未来记》、《黄绣球》、《苦学生》和《黄金世界》等为代表，其它比如《孽海花》、《老残游记》和《市生》等也带有这一倾向，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段中出现如此多的带有乌托邦想象倾向的作品，正是民族国家形成前的必要"想象"的突出表现。这一大背景也正是老舍对各种乌托邦发生兴趣的时代因素吧！通过这种乌托邦想象，我们倾听到他对中国社会变革的焦灼！
此外，老舍的宗教体认和宗教情怀也是他接受乌托邦思想的重要"前理解"。在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中就隐含着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才推延出"天国乌托邦"。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就笼罩着浓厚的基督教色彩，甚至可以说，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第一种形态。许多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本身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甚至是神甫。教徒所崇尚的正直善良、洁身自好、急公好义以及乐于助人等良好品质，就是社会主义运动与宗教的可相容之处。早在1922年由老舍翻译的宝广林写的《基督教的大同主义》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话："以牺牲精神，使社会安堵，是福音之所在，即天国也"，"平民感觉社会之黑暗，与经济之不平者深，……是平民由觉悟而发现其理想之国家，……一面有世界共产，一面有国际联合，除资本家与军阀，……以求建设基督之新纪元焉！……必须以上帝之圣灵，感动之，约束之，而后圣洁美满之社会，可实现矣。""今日上帝之灵，仍蓄于世人心中，继续进行，驱世界际于真善之域，提高斯世，即是天堂。"[39](P399)
由此可见，在老舍朴素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中容纳了某些基督教精神的成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的社会理想无疑也包含着基督教的因子，理解二者之间的互动方式对我们准确理解老舍的乌托邦思想和基督教情怀都是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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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89年1月7日舒乙在写给笔者的信中说："老舍先生藏书的盛期是济南青岛时期，书不少而且有价值，代价不小，都是有意收藏的。可惜全部丢失在战争中，荡然无存。解放后的藏书则谈不上藏书，几乎没买过书，全是赠书，没有价值，不成系统，不能代表其藏书的兴趣所在和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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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老舍.大地龙蛇[A].老舍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6]老舍.北京干净——为北京解放十周年而作[A].老舍全集,第15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7][美]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M],潘国庆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28]老舍.骆驼祥子[A].老舍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9]参见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英国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0]老舍.二马[A].老舍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1]老舍.我的几个房东[A].老舍全集,第1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2]老舍.旅美观感[A].老舍全集,第1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3]老舍.美国人的苦闷[A].老舍全集,第1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4]老舍.在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A].老舍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5]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A].老舍全集,第16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6]老舍.又是一年芳草绿[A].王哓琴.老舍幽默小品精粹[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
[37]老舍.谈幽默[A].王晓琴.老舍幽默小品精粹[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
[38]秦剑篮."流动"的旅行者和"想象"的乌托邦[A].云梦学刊[J],2006.2.
[39]宝广林.基督教的大同主义[A],老舍译.老舍全集,第18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