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老舍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的中心情节——纪念《老张的哲学》出版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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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永平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25日 www.laoshexue.com
一
老舍长篇小说处女作《老张的哲学》，作于1925年，《小说月报》第17卷第7号（1926年7月）开始连载，商务印书馆1928年初印行。该作品早于茅盾的《幻灭》（1927年9月）及巴金的《灭亡》（1929年1月），可称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轫作之一。
由于该小说采用的不是人们习见的“中国小说的形式”，作品面世以后，读者对其情节结构方式有着不同的评价——
上世纪20年代末，评论界对其情节结构基本上是肯定的。1928年商务印书馆广告称：“《老张的哲学》为一长篇小说，叙述一班北平闲民的可笑的生活，以一个叫老张的故事为主，复以一对青年的恋爱问题穿插之。”1929年朱自清撰《〈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基本赞同商务广告的提法，更具体地指出小说“以两个女子为全篇枢纽”，整体结构“大体是紧凑的”，“没有不关紧要的叙述”，并称赞：“老舍先生布置各节，似乎很苦心。”1
30年代中期，老舍发表“创作谈”，对该小说的情节结构作了自我否定。1934年在《我的创作经验》中写道：“在故事上没有完整的设计，在文字上没有新的建树，乱七八糟便是《老张的哲学》。”1935年作《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称：在形式上受到“NicholasNickleby（《尼考拉斯·尼柯尔贝》）和PickwickPapers（《匹克威克外传》）等杂乱无章的作品”的影响，“在人物与事实上我想起什么就写什么，简直没有个中心。2”
当代老舍研究者大都沿袭着老舍的自评。80年代出版的《老舍评传》（王惠云、苏庆昌著）指出：“他在写作《老张的哲学》之前，刚刚读过狄更斯的《尼考拉斯·尼柯尔贝》和《匹克威克外传》。这两部作品是狄更斯的早期作品，因为它们继承了流浪汉传奇小说的传统，所以在记述主人公的遭遇时，好象是信笔写来，有点散漫。3”90年代出版的《老舍评传》（关纪新著）指出该小说“在选取情节、组构故事上，作者明显地缺乏经验，好多地方信马由缰，有失控制，另一些地方则‘人挤着人，事挨着事，全喘不过气来’”4。近年来有学者进而提出：“《老张的哲学》写恶棍老张办学又经商，放高利贷破坏两对青年男女婚姻的故事”，“颇似狄更斯流浪汉小说的编织体系”5。
简言之，该小说面世80年来评论界对该小说的结构方式的看法产生了重大的歧变。从“紧凑”论而入于“散漫”论，从赞赏其“苦心”到批评其“信马由缰”，转变的枢机就是老舍的“简直没有个中心”的自评。
然而，老舍的自评是在小说面世十年后才提出来的，当年他可“并不这么想”6。这里有个佐证：1926年9月30日他曾致信胡适请教小说创作问题，提到《老张的哲学》“匆匆写好，没加修正”，问及笔调是否“由滑稽而入于‘讨厌’”，但没有一字谈到结构问题7。
鉴于此，笔者以为仍有必要细读该小说，并参照相关人类学资料，重新辩识该小说的结构特点。
二
细读《老张的哲学》的文本，可以发现，作品中存在着一个促使这班“北平闲民”的性格命运发生纠结的“中心”情节：自治运动。
小说共45章，与“自治运动”有关的情节约占半数以上。根据其在总体结构中的功能，又可分为契机、关纽、转折、高潮、尾声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第1至第7章，讲述的是老张因接待“学务大人”视察受刺激而萌发“要往政界上走”念头的故事，这是“中心”情节得以展开的契机。
老张是作品中头号主角，贯串着全部情节。他是北京西北郊二郎镇的知名土绅，一身而三任：“京师德胜汛公私立官商小学堂”校长、“临街三间”杂货铺老板及德胜汛衙门“挂名的巡击”。然而，自信的他却在顸颟的“学务大人”面前一败涂地。他担心“学务大人”视察后会把“书用的不对，讲台是‘白虎台’，院里没痰盂”等如实上报，然后，“公文下来，‘一切办法，有违定章，着即停办！’”，接着“白花花的洋钱”全都“飞了”。为此，他痛下决心：“老张你也得往政界上走走啊！有钱无势力，是三条腿的牛，怎能立得稳！……”
老张此刻的“一念之差”虽具喜剧性，却成了以下各章情节发展的原动力。顺便提一句，作品从此不再涉笔老张与“学界”的关系，而集中笔力渲染他在“政界”的征逐。就此而论，某些学者以为该小说“从整体上概括了学界的乌烟瘴气”8，是没有实证根据的。
第二部分包括第8、9、10、14、15章，描写的是老张在“北郊自治会”筹备过程中如何勾结孙八密谋篡夺权柄的故事。
第8章堪称小说情节深入的关纽处。作家以戏谑的笔调描写了“自治运动”的盛况，敲响了“北郊自治会”筹备会的开场锣鼓，并引导着参与这场“政界”角逐的全班人马亮相，“北郊学务大人南飞生，城北救世军军官龙树古，退职守备孙占元，城北商会会长李山东，和老张，孙八”次第出场。这种写法，在所谓“狄更斯流浪汉小说的编织体系”中是不会有的。
9-15各章则对老张如何在各派中周旋，如何结党营私，如何设计排斥异己，进行着曲折之至的描写。当时有望得到“北郊自治会长”桂冠的有三人:北郊学务大人南飞生、城北救世军军官龙树古及退职守备孙占元。老张因缺乏资历和人望，几乎没有得到提名的机会。然而，他为了籍此得到“发财升官的机会”，积极地“奔走运动”。为了笼络住孙占元的侄儿孙八，他劝诱其也娶妾，理由是“有几个作大人的不娶妾”，就此埋下李应与龙凤、王德与李静爱情悲剧的伏笔；为了压制龙树古，他打算在必要时逼迫其卖女还债，料想“他不敢不服从”；并设计孤立南飞生，“叫他孤掌难鸣干瞪眼”。
第三部分包括第16、19、22、26、28章，描写的是老张的政治野心受挫及其采取的应对之策。
第16章是小说情节的转折点。二郎镇的自治选举如期举行，基督教救世军“龙军官”（龙树古）竟被选为北郊自治会长，“票纸念完，南，孙，张全倒吸一口凉气瞪了眼”。为了扭转形势，老张不得不把“世传独门的要命丸”拿了出来，开始实施逼迫龙树古将女儿龙凤卖给孙八为妾的计划，这是个一石二鸟之计：既能把孙八牢牢地笼络住，也能把龙树古的名望“毁”到底。
第19-28各章则是描写老张如何在龙树古和孙八之间进行游说，“磋商龙凤的身价问题”。双方谈妥了价钱之后，却在“婚书”上卡了壳，龙树古坚持不出具任何书面文件，而孙八却坚持未见到“字据”前不付钱。后来，龙树古以出让“自治会长”职位的承诺诱惑老张，老张于是在孙八面前为龙担保，就此埋下龙树古赖婚，孙八反目，孙占元出面干涉的伏笔。
第四部分包括第35、36、38、、39、40章，描写的是老张的诡计得逞后的张狂与不期而至的失落。
第35章是小说情节高潮来临前的铺垫，所谓“喜到皆三”：老张借助于官府及传统观念之力，迫使龙树古和李叔父就范，龙树古答应了孙八出的“价钱”，李静表示“宁可嫁老张不叫叔父死”，这是第一喜；龙树古因不愿出具婚书，而答允以出让“会长的职务”为交换条件，老张如愿“代理北郊自治会会长”，这是第二喜；老张院中的杏树开了几朵“并蒂花”，这是第三喜。
接着，第36-40各章描写老张如何慢慢地走向高峰，又如何陡然地从颠峰跌落。第39章是小说的高潮，老张与孙八喜滋滋地合办婚礼，来宾都是“各城自治会”的“有妾的”会员。婚礼举行过程中，接连发生王德执刀行刺老张事，孙八迎亲扑空事，赵四拉来孙守备救急事，而以龙树古致孙守备的一封信为最后的一击，老张“走上政界”的幻想于是破灭。
第五部分包括小说的最后5节（从第41节至第45节），交代作品中各主要人物的结局，是为小说的尾声。这种写法比较陈旧，朱自清对此非常不满意，他批评说：“《老张的哲学》末尾找补书中未死各人的结局，散漫无归。”有论者以为老舍这样写是受到了狄更斯早期小说的影响，殊不知作家却是无意中坠入了中国传统小说“大团圆”的俗套。
综上所述，这部小说并不是老舍自评的“没有个中心”，其情节结构方式诚如商务广告所言——“叙述一班北平闲民的可笑的生活，以一个叫老张的故事为主，复以一对青年的恋爱问题穿插之。”——其中心情节是乡镇土绅老张在“自治运动”中角逐“政界”的故事，情节辅线则是由此而派生的王德与李静、李应与龙凤两对青年的恋爱悲剧。朱光潜的赞词——“老舍先生布置各节，似乎很苦心。”——也有一定的道理，“中心”情节的进展与辅线的穿插之间有着内在的节奏关系。从以上分析也可看出，老舍在创作之初不能说没有过“完整的设计”，至于主线及辅线的“布置”是否妥当，穿插是否恰到好处，描写是否适度，那是另外一回事：艺术功力的问题。
三
老舍创作《老张的哲学》时既然有过“设计”，对情节的发展也“很苦心”，为何后来不肯承认该小说存在着一个“中心”情节呢？这是个应该继续探讨的问题。
据老舍自述：“‘老张’中的人多半是我亲眼看见的，其中的事多半是我亲身参加过的。9”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述，换言之，这个问题可以从作家自身的社会生活层面进行考察，进而寻找答案。
细读作品，其中表现的社会生活层面大致可归纳为三：学界、政界和宗教界。老舍对这三个层面社会生活的熟悉程度如何呢？不妨略述如下：
老舍于1920年（21岁）9月就任京师学务局“郊外北区劝学员”（又称“督学”或“学务大人”），管辖北京北郊西直门外、德胜门外等地的公私立小学，1922年9月辞职。任该职两年期间，曾查处“奸商韩兆祥破坏东坝镇国民学校一事”、呈请“解散私塾十七处”及建议“成立京师北郊公立马甸清真教国民学校”，等10。一句话，他对京郊学界的生活是相当熟悉的。
他于1922年春参加基督教外围团体“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当年夏初在北京缸瓦市伦敦教会受洗入教，并成为该教会改建中华基督教会的骨干11。一句话，他对宗教界的生活也是相当熟悉的。
自担任“劝学员”起，他便算步于了政界。他曾自述云：“记得十几年前，我作督学，威风不小”，“以为督学是官，天天忙着交际应酬”12。其“交际应酬”范围遍及社会各阶层，上至军政合一的“步军统领衙门”及各“营汛”（如小说中的北营德胜汛）官员，下至商界、新闻界、宗教界头面人物。一句话，他对京郊政界的情况也有切身的体验。
然而，他没有选择最为熟悉的学界生活作为小说的“中心”情节，小说中只出现了老张任校长的那所“京师德胜汛公私立官商小学堂”，全部的描写仅见于前7章；他也没有把曾经献身于的福音事业作为表现的重点，教会的影响只在李应、赵四、龙树古等次要人物身上有着些许投影；他却选择了“自治运动”作为贯串全篇的主线，老张对权力的觊觎和角逐贯串了小说的始终。
这是一个谜！
谜底藏在张桂兴先生发抉的一则史料中，1922年7月8日《北京晚报》刊载了一则《地方自治开会》的新闻，如下：
“北郊地方自治筹备会会长舒庆春等，因地方自治问题急待纯正公民共同研究办法。查城内各区均已着手进行，北郊与四郊联合会自当从事筹备，裨资进行，刻拟于本月九日上午十时假东直门商团水局举行第一期筹备大会，业经函请各界公民届期莅场与会，并请提署派兵保护。13”
原来，老舍曾出任过北京“北郊地方自治筹备会会长”。这个社会职务不可小覤，当年简直可以看作是“准区长” 或“准县长”的代名词。借用老张用以劝诱孙八参与自治运动的一句话：“八爷！八爷！你得想想你的身分啊！现在你是绅士，自治一成功你就是大人！”能被推举为“会长”，当然不会是一蹴而就或一朝一夕之事，想必老舍也曾身经难以数计的勾心斗角和折冲樽柤罢，当然，他不是老张，也不是蓝飞生。
老舍任此职时，刚刚领洗入教，还未辞去“劝学员”的工作，他是以“学务大人”和基督徒的双重身份来参与这项社会活动的，他的当选，似乎是众望所归。由此亦可推见，当年他也曾有过角逐政界的主观要求和客观机遇（老舍所谓“我亲身参加过的”），也曾在这场社会运动中施展过政治和组织才能。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虽未见于他的回忆，却在这部小说中留下了雪泥鸿爪。
多亏了这则原始资料的发现，我们才能对小说中的这段描写发出会心的一笑：
城内外的英雄到齐，还由南飞生作主席。他先把会章念了一遍，台下鼓掌赞成，毫不费事的通过。（注意！其中一条是“各部职员由会长指派之。”）
会章通过，跟着散票选举。会员彼此的问：“写谁？”“写自己成不成？”……吵嚷良久，并无正确的决定，于是各人随意写。有的只画了一个“十”字，有的写上自己名字，下面还印上一个斗迹。乱了半点多钟，大家累得气喘喘的才把票写好。
坏了！没地方投放，执事先生们忘了预备票匦。有的主张各人念自己的票，由书记写在黑板上；有的主张不论谁脱下一只袜子来，把票塞进去，……最后龙树古建议用他的硬盖手提箱权当票匦。大众同意，把票纸雪片般的投入箱里，纷纷的散去，只有十几个人等着看选举结果。
南飞生念票，老张记数目，孙八，龙树古左右监视。
票纸念完，南，孙，张全倒吸一口凉气瞪了眼，原来龙树古当选为会长。
如果没有亲身体验过北郊“自治筹备会”的全过程，断不会写得如此真切。大会执行主席南飞生的身份是学务大人，当选会长的龙树古的身份是基督徒，或许，老舍把自己的双重身份拆分给了这两个角色罢。
老舍当选为“北郊地方自治筹备会会长”两个月后，即遭到上司的训斥，被迫辞去“劝学员”职务。其后，竟无法在北京教育界立足，只得远赴天津执教。这个命运的大逆转，是不是与他出任会长后遭受官方及“老张”们的迫害有关呢14？因资料匮乏，不敢穿凿。
老舍起笔创作该小说是在1925年，他有意识地将人生巅峰时期的阅历作为小说的“中心”情节，以寄托个人怨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老舍自评这部作品是在1934年，其时他对国内政治黑暗有着更深刻的认识，讳言早年的政治生活经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四
《老张的哲学》所表现的京郊“自治运动”是当年澎湃于全国各地的“联省自治运动”的一个支流。
辛亥革命后，国家政权被北洋军阀篡夺，政治动乱，民不聊生，国命垂危。一批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从西方民主政体中看到了疗救的希望，积极鼓吹以“民选民治”、“废督裁军”为宗旨的“自治运动“，期望以此改变军人统治的现状，致国家民族于富强自由之途。湖南得风气之先，率先发动“自治运动”，青年毛泽东一度走在运动的最前列，他甚至发表了多篇倡导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文章，倡言：“依我的观察，中国民治的总建设，二十年内完全无望。二十年只是准备期。准备不在别处，只在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先去整理解决（废督裁兵、教育实业）。假如这回湖南人做了一个头，陕西、福建、四川、安徽等有同样情形的省随其后，十几年二十年后，便可合起来得到全国的总解决了。15”还写道： “大国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勉强建设，只是不能成立。”“我主张中国原有的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这是各省各地方人民都要觉悟的。各省各地方的人民到底觉悟与否，我们不能比，所以只能单管我们自己的湖南。湖南人呵！应该醒觉了……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16”
北京民众的“醒觉”稍晚一步。据有关史料，北京政府于1920年11月17日才被迫宣布筹办地方自治。1921年初“京都地方自治会”成立，1月15日《晨报》载：“京都地方自治会上次开会，业将各股股长分别推定，现该会委员又定于本月16日下午3时假北工街雷神庙教育会西院开各股股员会，讨论办事细则及各股进行事宜。”全国学生联合会也积极介入，2月1日《晨报》载《全国学生联合会之通电》，赞同“地方自治”并号召“学生分头演讲”。不久，城郊“京兆地方自治会”也开始筹备，3月22日《晨报》载：“京兆第一次地方自治讲习所，现已筹备就绪，前由各县送来学员七十四名，已于十九日考试完竣，定于4月1日开学。”稍迟，民间团体也介入该运动，4月10日《晨报》刊载《北京市民之自治运动》消息，称：“是日决定将北京全市按照学区，划分为九大区，每区由筹备员联合本区市民，共同组织一市民团体，拟名为北京市民协会第几分区……俟九区市民团体组成后，该会再正式成立。”
老舍自述，《老张的哲学》的故事发生在“中华民国八九年到十一二年之间”（1919年至1923年），这个时间段正是“联省自治运动”风生水起的时期。小说描绘了当年澎湃于北京城乡的“自治”热潮，貌似荒诞，其实是写实：
“他们不但这样想，也真的结党集社的‘争自治’，‘要民权’，发诸言语，见之文字的干起来。不但城里这样的如火如荼，他们也跑到乡间热心的传播福音……北京自治讨成会，北京自治共成会，北京自治听成会，北京自治自进会，……黑牌白字，白牌绿字，绿牌红字，不亚如新辟市场里的王麻子，万麻子，汪麻子，……一齐在通衢要巷灿烂辉煌的挂起来。乡间呢，虽不能这样五光十色，却也村头村尾悬起郊外自治干成会……的大牌。”（第8章）
老舍当然也是“他们”（青年毛泽东们）之中的一员，他虽然在回忆文章中尽力回避了竞争及当选“北郊地方自治筹备会会长”的这段历史，却在小说中艺术地再现了该运动的进程，并将其作为推动主人公行动及情节发展的内驱力：
北郊地方自治筹备会推举南飞生为临时主席（第8章），老张自命为“自治会的大总办”（第9章），众人推举南飞生草拟“自治会章程”（第10章），老张与孙八商议分派“自治会”各股人选（第14章），老张与龙树古、南飞生面谈选举“自治会会长”事宜（第15章），自治筹备会举行选举，龙树古当选为会长（第16章），警厅封禁“南城自治奉成会”会所，龙树古主持会议商讨对付办法（第26章），老张以讨债逼婚手段逼迫龙树古“把会长叫老张代理”（第35章），老张与孙八商议遍邀“各城自治会”有身份的会员出席婚礼（第36章），老张请“与自治界的人们熟识”的南飞生担任婚礼接待员（第38章），“自治会”前主席龙树古携女远走奉天宣扬福音（第44章）。
遗憾的是，老舍未能在该小说中透露出一星半点自己当年投身于这场社会运动时的抱负和激情，当然作品中也就不会有关于“他们”（青年毛泽东们）在这场“争自治”、“要民权”运动中的正面描写了。
老舍赴英任教时（1924年），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已经烟消火灭；创作这部作品时（1925年），国共两党合作掀起的革命大潮已宣告了社会改良主义的破产；加之他已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最为完善的“老英国”里生活了一年多，对“英国办法”有了切身的体会。这一切，都促使他不能不对曾参与过的“自治运动”进行反思，进而基本否定了这场运动。由于思想观念的变化，作品中的“自治运动”便蒙上了一层滑稽的色彩，作品的“中心”情节（主线）也因此呈现着时显时隐之势。但不管怎么说，这场继“五四”运动后规模最大的社会改良运动毕竟在这部小说中留下了极可珍视的剪影。迄今为止，笔者还未在现代长篇小说画廊中发现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其他作品。
2007-11-2
原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注释：
1 朱自清《〈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原载1929年2月11日《大公报》，转引自吴福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载《宇宙风》1935年9月第1期。
3 王惠云、苏庆昌《老舍评传》第29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下不另注。
4 关纪新《老舍评传》第111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5 谢昭新《论老舍小说创作方法及艺术形式的创新》，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6 老舍《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7 周红《老舍致胡适的一封佚信》，载2007年7月2日《中华读书报》。
8 王惠云、苏庆昌《老舍评传》第34页。
9 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
10 张桂兴《老舍年谱》（上）第21-2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下不另注。
11 参看笔者《老舍在基督教本色运动中》，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3第3期。
12 《幽默大师老舍昨在青年会讲演》，原载1937年1月11日青岛《正报》，转引自张桂兴《老舍年谱》（上）第29-31页。
13 《地方自治开会》，原载1922年7月8日《北京晚报》，转引自张桂兴《老舍年谱》（上）第29页。
14 老舍在《小型的复活（自传之一章）》中写道：“恰巧，这时候我的上司申斥了我一顿。我便辞了差。有的人说我太负气，有的人说我被迫不能不辞职，我都不去管。”《老舍文集》第卷第页。
15 毛泽东《湖南人再进一步》，原载1920年6月11日上海《时事新报》，转引自郑永福、吕美颐《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的地方自治思想》，载《中州学刊》1998年第6期。
16 毛泽东《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原载1920年9月5日湖南《大公报》。转引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