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幽默化了的讽刺剧——《西望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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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小寒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25日　www.laoshexue.com

　　《西望长安》是老舍1956年写的一部五幕剧。剧中写了一个名叫栗晚成的骗子，用并不高明的骗术，伪造履历、骗取官职；而他周围的干部们却麻痹轻信，成为他获取功名利禄的道具，有的甚至帮他娶妻成家。后来，有些警惕性较高的同志察觉了他欺骗行径的蛛丝马迹，才由公安机关侦破此案。剧中，老舍笔法诙谐幽默，有些细节具有较强的讽刺效果。因此，无论是老舍本人，或是历来的评论，都把《西望长安》定位为一部讽刺剧，不少评论指出这是老舍建国后唯一的讽刺剧。然而，笔者却有不同观点。

“夸大”还是“含蓄”

　　无论是“幽默”还是“讽刺”，老舍都是轻车熟路的行家里手。他对讽刺的见解是很深刻的。1956年7月30日他在《文艺报》上发表《谈讽刺》一文，专门介绍讽刺的特点及写法。文中指出：“夸大是讽刺的必要手段，既须夸大，就必须把许多该讽刺的行为适当的集中于一身。这才能创作出鲜明的人物来。假若我们只是吞吞吐吐的说：这个人的思想和行为95%都是值得表扬的，不过只有5%，或更少些，容或应当批评一下，我们就无法创造出这样的人物。”可见“夸大”是讽刺剧中的必要手段，没有必要的“夸大”就没有文学讽刺，这也是老舍所熟知的一点。但是，《西望长安》并没有这种应有的夸大。
　　我们知道，《西望长安》是老舍根据现实案例创作的。故事的原型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公安部曾破获一起轰动全国的特大诈骗案。诈骗犯李万铭即是剧中人物栗晚成的原型。而那些麻痹大意的官僚，也是当时确实存在的。对比这次案件的经过和《西望长安》的剧情，会发现，老舍不但没有为追求讽刺效果而做出艺术性的“夸大”，反而在真实案例的基础上“减弱”或是“含蓄”了不少情节。比如在描写栗晚成的骗术上，根据雷皓的回忆。李万铭的骗术是相当拙劣的，“他在武汉市冒充志愿军战斗英雄，在机关、学校到处作报告，由于没有镶红线的志愿军军裤，就用红铅笔在绿裤上画一条红线；没有勋章、奖章，就把当时苏联画报上刊登的勋章奖状画面剪下来，包上一层玻璃纸，缝在上衣上；李本人有严重的口吃病，竟说成是在朝鲜战场上被美方毒气熏的……”1这些是连孩子都骗不了伎俩，我们的干部竟然没有看穿，甚至把他当成战斗英雄尊崇，使其在官场畅通无阻，官运亨通。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从艺术上讲，骗术越是拙劣对官僚的讽刺效果越强烈。但是，老舍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却采取了“减弱”或是“含蓄”的策略。剧中栗晚成先是伪造文件，混入“陕西省干部农业培训班”，后又巧骗志愿军番号，伪造调令，进入中南区林业部。在这些行骗过程中，他不但盗出真正的志愿军纪念品，而且还能靠拉拢关系骗得各地方机关甚至军事机关的信封信纸，虽然栗晚成的骗术也不很高明，但比起原型李万铭确是高明了不少。在老舍笔下，骗子栗晚成被写成一个善于拉关系，能钻小空子的国民党三青团团员，我们的干部领导被这样一个狡猾的敌人所骗也就在所难免，原本强烈的讽刺效果也就大为减弱了。
　　又如，在批评我们干部的缺点方面：栗晚成一无证件，二无证人，仅靠自我宣传就当上了英雄；如若不是这些干部集体麻痹大意，官僚主义，是不可能让这种骗子混进领导机关的。骗子骗术如此拙劣，而受骗干部竟都分辨不出，为什么呢？事实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讽刺意味，如果稍加夸张，稍微深入，剧本的讽刺效果就会十分强烈，戏剧会更加耐人寻味。而老舍这个讽刺大师不但没有夸大干部们这种不辨是非，昏庸无能的品行，反而替这些干部遮羞掩饰，仅仅把受骗说成热情简单，仅仅把错误归结为马虎大意。这种“把十分缺点说成三分”的写法显然不是讽刺剧中所要的“夸大”，而接近于老舍更为擅长的“在语言上有了含蓄，在思想上多少尽到讽刺的责任”2的“幽默”手法了。

“辛辣无情”还是“宽大爽朗”

　　老舍《谈讽刺》中说，“既要讽刺，便须辛辣，入骨三分。不疼不痒的讽刺等于放弃讽刺的责任，也就得不到任何教育效果”，“讽刺家的手段是辛辣无情的……”但是在《西望长安》中，面对众多的讽刺对象，老舍却变得“宽大”了。
　　共和国建国后的老舍不仅拥有作家身分，而且还拥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身份。老舍的政治热情也一直十分高涨，创作出大量作品歌颂社会主义。剧本发表于被称为1956年，是我国在各个方面取得成就的一年，无论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还是文艺建设都呈现出良好的态势，整个社会欣欣向荣。老舍从心底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对我们的干部是认可的，赞赏的，尊敬的。即便是对那些犯了错误的干部，老舍也有这样一个基本认识：“那些受骗的干部并不是坏人……我们的干部基本上是忠实可靠的。”3带着这种感情，老舍尽量不让这些干部站在被讽刺的位置上，不把他们当作讽刺的对象。据回忆，老舍在创作《西望长安》之初曾有这样的构思，他说：“我在反复阅读了李万铭的案卷后，已初步构思了剧本的梗概。特别是最后一幕，是法院公开庭审，要所有被他直接欺骗的有关人物都出场作证，从而起到讽刺官僚主义、教育群众的积极作用。”假如老舍按照这个构思去创作，可以设想在第五幕中出现的场面：公审开始，各级各地干部纷纷出庭作证，站在大庭广众之下交待自己麻痹大意，上当受骗，错把骗子当英雄的事实。在众目睽睽之下撕下官员干部的华丽外衣，接受人民的嘲讽……这种讽刺是无情的，其艺术效果应该是更强烈的。但是在戏剧公演时，观众没有见到这样的场景，老舍仅仅安排了一个小的鸡尾酒会，让这些干部接受唐处长的批评，并没有出现那种万民公审，集体出丑的情形，置换为了一个小小的内部批评，就把这些干部们的缺点给遮掩了。显然，老舍手下留情了。对此，老舍有他自己的解释。在《有关〈西望长安〉的两封信》中老舍写道：“假若我为写得痛快淋漓，把剧中的那些干部描写成坏蛋，极其愚蠢可笑，并且可增，我便是昧着良心说话——我的确知道我们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只是在某些地方有缺点，犯些错误。我只能讽刺这些缺点，而不能一笔抹杀他们的好处”。正是由于这种“宽大处理”，《西望长安》的讽刺效果大为减弱，相反，它的幽默效果却得到了增强。试看剧中平亦奇、杨柱国、林树桐、马昭、铁刚这些麻痹大意的干部，大都乐于助人，和蔼可亲；即便是马虎大意犯了错，也让人觉得可以原谅，再加上这些人说话风趣幽默，整出戏剧始终让人平静的发笑。这正是老舍所说的：“其实那都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用不着闹得天翻地覆。所以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他既不会饶恕坏人坏事，同时他的心地是宽大爽朗，会体谅人的。”老舍“宽大为怀”是善意的，“不疼不痒”也是有根据的，但讽刺剧的特点、艺术规律却被放弃了。

“讽刺”还是“幽默”

　　我们已经清楚地感觉到《西望长安》并非作者所承认的“讽刺剧”而更像是一部“幽默剧”。无论是反面人物栗晚成言行的前后矛盾，还是官僚干部们的麻痹大意，甚至正面人物唐石青的机警活泼，都和谐地统一在“幽默剧”所容纳的范畴之中。这种轻松诙谐的气氛和果戈理《钦差大臣》表现的辛辣的讽刺完全不同。是什么造成了老舍这样的艺术大师对“讽刺”和“幽默”混淆了呢？是老舍不明白这两种手法的区别，还是不懂讽刺剧的艺术特点？
　　1956年1月公演《西望长安》后，老舍连续发表《有关〈西望长安〉的两封信》（1956年2月）、《什么是幽默》（1956年3月）和《谈讽刺》（1956年7月）等几篇文章，实际上就是对《西望长安》创作所作的解释。通过这些文章，可以看到，老舍在对“讽刺”还是“幽默”的问题上认识得很透彻，绝不会出现混淆。而在谈及为何《西望长安》会出现讽刺效果不强烈的缘由时，老舍把问题归结为“才力和经验都不够”4，但这只是老舍的谦辞。因为老舍是讽刺创作的高手，他不仅深谙讽刺艺术的特点，而且有过多次成功的创作实践，如《猫城记》、《残雾》及《开市大吉》等。
　　笔者认为，由讽刺剧变成幽默剧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外部环境不明朗是造成不敢放手去讽刺的原因。正如洪子诚在《1956——百花时代》一书中所提到的那样：“在面对这种‘齐放’和‘争鸣’的召唤时，他们（知识分子）的反应又是普遍性的谨慎和节制。”历史学家翦伯赞也表明类似的心态：“他们还在猜测，这是真放还是假放。如果是真放，放多少，放了以后还收不收，方式手段还是目的，是为了繁荣文化学术还是为了挖思想、整人，以及那些问题能争鸣，那些问题不能争鸣等等”。5老舍也心存疑虑，不敢放手去写。尤其是在《西望长安》这种题材上，老舍更是谨慎而节制的：“《钦差大臣》中的人物是非常丑恶的，所以我们觉得讽刺的过瘾。通过那些恶劣可笑的人物，作者否定了那个时代的整个社会制度。那个社会制度要不得，必须推翻。我能照那样写吗？绝对不能！我拥护我们的新社会制度。”老舍显然知道政治的规则。在是否拥护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什么时候都不可以含糊的，讽刺剧在五六十年代是很危险。
　　另一方面，老舍主动收敛自己的创作个性是造成讽刺剧变成幽默剧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老舍是一个敢于坚守创作个性的作家，即便是在30年代革命文学大潮澎湃之际，老舍也始终坚持创作个性，不趋炎附势于文学主流。然而共和国期间，老舍的文艺观却有了重大变化。在《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6一文中老舍写道：“读完了这篇伟大的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不禁狂喜。在我之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过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样能够去服务的。”老舍在《讲话》中找到了“新文艺生命”，这就是为新社会歌唱，为人民歌唱的文艺工农兵方向。确立这一方向，老舍是以牺牲创作个性为代价的。老舍曾经说过，“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写。”诚然，这体现了老舍的政治热情和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这其中隐含的事实却是老舍正在放弃创作个性，逐步成为一个政治化的作家。试看共和国建国后老舍创作的作品，《过新年》、《生产就业》、《别迷信》等艺术样式大都有明确的宣传目的，反映的问题都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有关，配合了党和政府一时的某项具体工作。《西望长安》也不例外。剧本应公安部长罗瑞卿的讲话而创作，属于“遵命”文学，其创作思想仍是“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愿望贯穿整个剧本，把本应辛辣无情的讽刺剧写成一部宽容含蓄的幽默剧就不足为奇了。
　　一个既不“敢”更不“愿”讽刺社会主义干部的老舍当然不会在《西望长安》中强化这种讽刺效果。我们只能看到一部幽默化了的讽刺剧。一部中国式的《钦差大臣》就此夭折。它所留下的，是深刻而苦涩的思索。

　　（本文作者：聊城大学文学院教师）

　　1 雷皓：《老舍在〈西望长安〉公演之前》。
　　2 老舍：《什么是幽默》，《北京文艺》1956年3月号。
　　3 老舍：《〈西望长安〉作者的话》，1956年。
　　4 老舍：《有关〈西望长安〉的两封信》，1956
　　5 翦伯赞：《为什么会有“早春”之感》，《人民日报》1957年4月20号。
　　6 见1952年5月21《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