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老舍研究管窥

--------------------------------------------------------------------------------

作者：傅光明　来源：中国网　发布时间：2006年08月23日　www.laoshexue.com

　　对某一个作家的研究能成为一个现象，甚至一门显学，是与研究的规模、研究时间的持久和研究者自身的才华及学术贡献分不开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作家本人的文学世界就是一座开掘不尽的矿藏。没有这座富矿做依托，本事再大的“矿工”也无济于事。

　　从新世纪发端，回眸20世纪中国现代作家研究，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层面都可以说，老舍研究不仅是中国现代作家研究里的重镇，更已经成为世界文学格局中的文学现象。

20世纪老舍研究纵览

　　老舍研究几乎是与他的“创作进行时”同步进行的，且一开始即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良好势头。开老舍研究先河的是有着敏锐学术眼光和严谨批评精神的朱自清，当老舍还在英国孤独写作，第三部小说刚在国内发表不久的时候，朱自清就在为清华大学文学系开设的《中国新文学》专题课上讲授《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并于1929年写下了首篇老舍研究的评论《〈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

　　老舍研究自然是随着老舍不断为新文学奉献新的创作成果而不断展开和深入的。《猫城记》1933年4月刚在《现代》杂志连载完，8月出版单行本不久，就连续有评论称道肯定，认为“这本小说是近年来极难得的佳构”；是“值得读的”“暴露文学”；与前相较，艺术上“达到了成熟火候的阶段”。同时，也有一些尖锐的批评，诸如“认不清民众的力量”；作品是一味地“涂满了悲观的色调”。30年代，钱杏邨还与韩侍桁围绕着老舍的《大悲寺外》展开过论争。

　　《离婚》出版时，老舍研究已经初步具有多元的态势。首先，研究者渐成规模，且都是当时颇有眼力和才华的批评家，像李长之、常风、李影心、赵少侯、吴联等。其次，开始从幽默、语言、人物、思想及地域文化特色等多视角切入研究。他们认为《离婚》是一部“上乘的写实小说”；“这种幽默常常是令人微笑之后，继而悲苦的”；《离婚》“不惟是现代小说的一本佳构，并且也是作者自己创作中第一本完美的作品”；“显示着太重的‘善恶是非’一类道义的观念”；“除了漂亮的幽默的技巧之外，其余都不能使我们满意地接受”。

　　《骆驼祥子》没有连载完就抗战了。老舍本着“国家至上”的理念投入了“文协”的抗战工作，并大量写作宣传抗战的剧作。尽管老舍在1944年开始创作《四世同堂》，但从抗战到他1950年由美国回国这一阶段，老舍研究与同时期老舍所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来比，就显得极不相称了。不过，1944年，邵力子、郭沫若和茅盾等人联名发起的纪念老舍创作20周年的聚会，对老舍做出了文学史上一个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定位：“老舍是我们新文艺的一座丰碑”；他在“新文艺上划出了一个时代，他肥沃了我们的园地，丰饶了我们的收获”；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上，“始终不倦地致力于文艺工作，把自己委身的事业奉若神明，在艰苦中那么撑持，在暴风中那么不屈，在扑跌中又挺立起来，试数数，就像老舍先生一类的又能有几人？”；“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团结的象征”。

　　从1950年到老舍1966年投太平湖自杀，由于特定历史大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老舍研究虽在文章数量上有“大跃进”般的增长，却多是泛政治化的评估，而在学术深度和学术分量上留下了太多遗憾，堪称佳篇的不过邓绍基《老舍近十年的话剧创作》和蔡师圣《略谈老舍早期的小说》等三四篇而已。撇开研究不谈，单以《茶馆》这“东方舞台上的奇迹”为例，最终因为使人“感受不到革命斗争的气氛，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呼声”，给读者带来的是“灰色与低沉”，而被打入冷宫。“文革”中，老舍作品被冠以“丑化劳动人民”、“攻击革命”的“反动”帽子，成为大批判的靶子。老舍研究由此出现10年的空白也就顺理成章了。

　　1978年，作为带有平反性质的老舍骨灰安放仪式，真正拉开了我们习惯称为“新时期”的老舍研究的序幕。一时间，各种形式、规模的纪念会、座谈会、研讨会一场接一场，许多老舍同时代作家像巴金、冰心、曹禺等人的追忆、缅怀文章，家人的追念、哀悼文章，以及文学工作者的史料钩沉，也是屡见报端。但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为老舍这个人做出重新定位，1984年，周扬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老舍诞辰85周年大会上，发表《怀念老舍同志》，称老舍是“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开拓者之一”，“我国文坛德高望重的杰出代表之一”，“艺术革新家”，“为一切追求进步，追求光明，追求革命的作家做出了足堪垂范的楷模”。

　　但真正研究作为作家老舍的“新时期”老舍研究的学术开山之作，是樊骏发表在1979年《文学评论》第一期的《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樊骏的老舍研究异常坚实，他始终以开阔的学术视野，深刻透辟的理性分析，以及博识睿智的学术思想，走在老舍研究的前沿。他发表于1996年《文学评论》第五、六期的《走近老舍》，更是老舍研究界十年磨一剑的学术力作，是老舍研究最新成果的一个代表，也标志着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老舍研究步入了成熟。一批成熟的以及80年代新崛起的前辈学者，成为“新时期”老舍研究的主力军，而且都有各自独特的学术贡献。严家炎、钱理群、吴福辉、杨义、温儒敏、王富仁等，他们不仅是老舍研究的中坚，同时也是整个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座座重镇。

　　作为1982年和1984年山东大学连续举办第一和第二次老舍学术研讨会发起人之一的，已经去世的孟广来是“新时期”最先切入老舍思想研究的学者。他的《二十年代老舍思想发展初探》和《三十年代老舍思想发展初探》对80年代初的老舍研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他主编1983年出版的《老舍研究论文集》也是“新时期”第一本老舍研究的论文结集。

　　1985年，中国老舍研究会正式成立。自此，全方位多视角地研究老舍的创作道路、艺术个性、宗教理念、批判精神、性别意识、叙事模式、语言魅力、幽默品质、文化人格和思想风采，等等，渐入佳境，一批颇有实力的老舍研究学者及其论文、专著开始涌现，像宋永毅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石兴泽的《老舍文学思想的生成与发展》、范亦豪的《论〈月牙儿〉及其在老舍创作道路中的地位》、章罗生的《论〈四世同堂〉在老舍创作中的地位》、赵园的《老舍——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刘诚言的《老舍幽默论》、徐德明《老舍的宗教态度与创作》，等等。

　　进入90年代以后，老舍研究的学术分量和含量更增强了，吴小美、古世仓的《老舍个性气质论》、关纪新的《老舍评传》、孙洁的《世纪彷徨：老舍论》、孙钧政《老舍的艺术世界》、谢昭新的《老舍小说艺术心理研究》、王晓琴的《老舍新论》、等，都有非凡的新意创见。90年代，也是召开老舍学术会最多和最有成果的一个时期，1992年召开了首届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1994年和1999年分别召开了第六第七次老舍学术研讨会。1999年，纪念老舍诞辰百年暨第二届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上个世纪末国际老舍研究界的一次盛会，使“老舍研究热”达到了一个高峰。最近几年出版的由老舍学术研讨会结集的三本论文集《老舍与二十世纪》、《老舍研究论文集》和《走近老舍》成为老舍研究学人的集体亮相和论文成果高水准的集中展示。

　　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和2001年举办的两次纪念老舍逝世30周年和35周年的活动，使研究老舍之死具有了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深度和意义。

　　今年4月，又由安徽大学主办，刚刚召开了第三次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但整体感觉，此次会的学术分量比前次有所减弱，论文的整体水准也差强人意。或许有大环境影响的因素，但更直接的原因还是，老舍研究已到了必须有大的学术拓展的时候；另外，老舍研究也期待着新的有学术创见的学人崛起。在这方面，徐德明、吴永平、李玲、许正林、孙郁、孔庆东、杨剑龙、汤晨光等，都是颇有实力的学者。

　　要特别提一下在老舍资料研究上做出了大贡献的张桂兴。在1985年曾广灿编的《老舍研究资料》，1988年郝长海编的《老舍年谱》和1989年甘海岚编的《老舍年谱》连续出版之后，他仍然以一人之力，多年奔波，完成了一部又一部透出辛劳和功力的史料编著。他编纂了迄今为止最完备的《老舍年谱》（上下卷），编著出个人的《老舍研究丛书》，已出版的计有《老舍资料考释》、《老舍旧体诗辑注》、《老舍著译编目》、《老舍文艺论集》、《〈老舍全集〉补正》、《老舍与第二故乡》等。那份孜孜不倦的学术执著实在令人感佩。

　　最后，还不能不提及老舍家人的学术贡献，首先是胡絜青的一些口述回忆，侧面呈现出老舍鲜为人知的情景。舒济一直不断地挖掘、钩沉老舍的资料，终于编竣皇皇19卷的《老舍全集》。舒乙更是以老舍之子和学者的双重身份，为老舍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别致的研究成果，像《隐式满族文学》、《有人情味儿的爪牙——老舍笔下的巡警形象》、《老舍的关坎与爱好》、《父亲最后的两天》、《再谈老舍之死》等。同时，他们以自身的社会影响和活动、组织能力，使中国老舍研究会始终是一个充满了学术氛围的集体。

　　学界公认，老舍研究在“新时期”以来的作家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几乎是最大的。

域外老舍研究一瞥

　　若论及中国现代作家研究的海外热，大概除了鲁迅，就是老舍，尤其在日本。这也许因为不论是在纯种的外国汉学家，还是海外华人学者眼里，透过老舍的文学世界可以折射出更多国民性的精神存在，还可以更好解读这个民族的生命状态和文化形态。但在80年代以前，尽管包括港、台在内的海外学者，其研究视角往往是开放和独到的，却由于意识形态的隔绝，纯粹而严肃的学术研究常失之于政治上的偏颇。

　　日本1951年就由中山时子女士主办、成立了“老舍读书会”，且活动持续50多年，从未间断。很多大学把老舍作品作为学习汉语的教材。80年代以后，日本再度兴起“老舍热”。1981年日本学研社出版了10卷本的《老舍小说全集》。1984年，日本成立了老舍研究会，并每年举办一次活动，出版有《老舍研究会会报》。除了中国老舍研究会、北京老舍研究会和日本老舍研究会之外，还有欧洲老舍爱好者协会和美国德州的美国老舍研究中心。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日本的老舍研究专著，颇具代表性的有中山时子1988年出版的《老舍事典》，1990年以后出版的李宁的《老舍与漱石——老北京与老江户》，牛岛德次的《老舍〈骆驼祥子〉注释》和柴垣芳太郎的《老舍与日中战争》。日本学者杉野元子把日本的老舍研究归纳为六个主题：老舍与基督教；老舍与漱石；抗战时期的老舍；《四世同堂》；老舍与相声；以及作品的修改。

　　日本的作家学者对老舍之死这个题目始终关注，在老舍去世的第二年，著名作家水上勉就写了《蟋蟀葫芦》，以寄追悼之情。1970年，才偶从旧报端上得知老舍自杀消息的井上靖，随即写下著名散文《壶》，通过一个故事慨叹老舍一定是那种“宁为玉碎”的文人。1978年，开高健索性以《玉碎》为题，写了短篇小说，并成为川端康成奖获奖作品。有吉佐和子更是写下了报告文学《老舍之死》。1989年，中园英助又有短篇小说《彷徨湖》问世。1991年，冈松和夫写了另一篇小说《太平湖》。2002年，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杉本达夫，连续写出《关于老舍之死的断想》两篇。

　　法国学者巴迪也一直对研究老舍之死有兴趣。他的《死亡和小说：论老舍的自杀》是篇颇为厚重的论文。相信湖北学者吴永平翻译尚等待出版的巴迪学术专著《小说家老舍》，会为老舍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视野。他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切入老舍研究。因为他觉得老舍是具有文化人类学眼光的一个作家。他还对老舍进行了三个方面的“个案研究”：第一是老舍的祖属与其创作的关系，第二是老舍在汉文化背景下隐藏着的民族情结，第三是老舍的宗教信仰对其创作和生活道路的影响。他认为，正是老舍身上所具有的独特的民族文化情结铸就了不朽的灵魂。另外，他早在1980年就成立了一个世界性的老舍研究组织“老舍友人协会”。顺便提一句，深受巴迪学术影响的吴永平现正在做重新解读老舍的研究。

　　前苏联的老舍研究曾经红火过，若从1934年汉学家巴拉诺夫《现代中国文学》中论及老舍算起，几十年间，取得了颇为可观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一批有才华，有创见的学者，最具代表性的有安琪波夫斯基、索罗金、斯格林、阿布德拉赫曼诺娃、费德林、谢曼诺夫、热洛霍夫采夫、博洛京娜等。中苏友好时期，老舍曾三次出访苏联。他的一些名作像《骆驼祥子》、《茶馆》等，均有俄文本翻译出版。中苏交恶以后，老舍作品的流传和研究反而有所发展。老舍作品在前苏联发行量已在百万册以上，单谢曼诺夫翻译的《猫城记》至今已畅销70万册。80年代以后，一切都趋于正常了。但随着老一辈学人的过世，老舍研究已在俄国显出式微之势。

　　随着1945年伊文·金翻译的老舍《骆驼祥子》英文本的出版，并风靡一时，美国人开始认识老舍。此后，《离婚》、《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的相继出版，使老舍作品一度在美国产生了“轰动效应”。数十年来在美国的老舍研究上做出过很好学术业绩的是这四位大将：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和陶普义。而夏志清的研究成果是继捷克学派的研究之后，在西方影响最大的。国内有不少研究者就是从他的著作中得到了启示。

　　文学艺术是没有国界的，老舍作品在许多国家拥有读者自不必说，可喜的是，又有一些年轻的洋学者表现出了不俗的学术实力，德国的凯茜、波兰的阿格涅什卡、俄罗斯的罗季奥诺夫、日本的杉野元子等，都写出了很好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