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视野的国民灵魂求索：老舍与林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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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晓琴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22日 www.laoshexue.com
一
在浩瀚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如果说文化伟人鲁迅作为先驱者，高站于思想之巅，以画出“沉默的国民魂灵”，为中国人开辟出一条自省之路的话，那么文学巨擘老舍、林语堂，几乎同时呼应着时代思想风潮，从中西民族比较的角度，开始对中国国民性的求索，给中国人“悬起一面镜子”和“向人心掷去炸弹”1，同时也向世界敞开一扇认识中国人的窗口。
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远赴英伦讲学、强烈感受着“强国”、“强种”环境与弱国子民地位落差的老舍，深刻认识到“武力缺乏，永远不是使国际地位失落的原因，国民失了人格，国便慢慢失了国格”2，救国之道在于“培养民气”3。但是目睹大都会灯红酒绿下劳动者“抓不到面包”的穷窘，身受西方人对中国人的鄙视凌辱，又使他“感到工商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崩溃与罪恶”4。于是远离故土，张目以观世界的民族自省意识，使他一开始拿起笔，就全面比较“中英两国国民性的不同”5，通过中英民族的互识互证，对双方国民性的负面元素进行了双向逆反批判。《二马》既痛切地呼唤国人“睁眼”看世界，又揭示“洋鬼子”的“偏见与讨厌”。
而刚从欧美游学归来执教“异端之家”（北京大学）、作为“语丝派”骁将的林语堂，尊周氏兄弟为领袖，深受其激进的“立人”思想影响，身处内忧外患的母土，面对盘根错节、气焰嚣张的封建复古势力，充满国民性焦虑。他着力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言辞激烈地提出“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的必要”，“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狂热，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因而坚决反对“复兴古人的精神”，主张即使“古人有比较奋勇活泼之气”，到现在也“一无复存”，必须“根本改造”固有国民性，而途径“唯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真正做到“非中庸”，“非乐天知命”，“不让主义”，“不悲观”，“不怕洋习气”，“必谈政治”，直至成为“七成或十足的洋鬼子”6。
由此可见，20年代的老舍和林语堂，尽管都是从中西民族比较角度探讨国民性，但由于所处社会文化语境不同，在思路和视角上也有所不同。老舍旅居欧西社会，以冷静理性的审视眼光，全面切身的体验感受，“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7，进行中西文化的互识、互证，既看到中英国民性中的正面元素，也看到中英国民性中的负面元素，在双向逆反的批判中，小心翼翼地探索着中西融合的“培养民气”之路。林语堂则置身新文化中心，与前辈启蒙大师声气相通，步履相随，努力向国人介绍西方现代新思潮，以“热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气”和矫枉过正的行为，想借“全盘西化”的药方来疗治国人的病症，欲将西方“强国”、“强种”的优根性嫁接到中国人身上，以“根本改造”愚昧落后的国民劣根性。
二
风云变幻的30年代，乍回故土即目睹“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老舍忧心如焚，他说：“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愤恨而失望”8。这种浓重的忧国情怀，更增加了他“培养民气”的紧迫感。他首先创作长篇小说《猫城记》，“暴露出被吴敬梓到鲁迅这一系列作家所鞭挞过的‘国民性’上所有的那些弱点”9，以愚弱涣散的猫人“自己完成了他们的灭绝”，向国人敲响警钟，说明若不改造国民性，那面临的将不仅是被世界耻笑的屈辱，而且是亡国灭种的惨剧。以后他作为《论语》的撰稿人，为了“精到的搜出病根”，以“知道该下什麽药”10，又相继创作出版《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和《月牙儿》等优秀小说。在《离婚》中，他撷取自己最熟悉的北平小市民的灰色生活，通过近乎无事的物事，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传统风习如何使一个民族昏迷沉醉，失去反抗能力，被模塑成“最安分的笑脸鬼”。《牛天赐传》通过一个儿童的成长过程，从教育学角度揭示中国人如何经过“出生期”、“学前期”、“学校期”、“社会期”被模塑成虚伪顺从的“出窝老”。《骆驼祥子》和《月牙儿》，则以惊人的社会眼光与心理深度，通过“仿佛在地狱里都能做个好鬼的”人，沦为“社会病胎的产儿”的悲剧，说明“坏嘎嘎是好人削成的”，从社会学角度透视造成国民劣根性的“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11。这些作品既着眼于现实，又联系着历史，分别从文化、教育、社会等诸角度全方位、多层次地进行国民劣根性探源，“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12，格外发人深省。
而从《语丝》战阵中退下来的林语堂，联合自由主义文人陶亢德、邵洵美等，创办并主编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全力提倡幽默。在当时的高压政策下，“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以断言的”13，于是幽默热浪在中国文坛呼啸而起。正如郁达夫所言：林语堂“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确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14。可以说，他全力倡导幽默正是有感于“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其结果必有天下相率作伪的生活与文章，也必多表面上激昂慷慨，内心上老朽霉腐，五分热诚，半世麻木，喜怒无常，多愁善病，神经过敏，歇斯的利，夸大狂，忧郁狂等心理变态”，又深恶“中国道德之势力真大”15，有意采取的“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以此作为“根本改造”国民性的路径。他受赛珍珠之邀创作畅销美国轰动西方的《吾国与吾民》，首先指出今日中国“无疑是地球上最糟乱最失败的国家，最凄惨最无告，最不能和衷共济以排万难而奋进”，又“最不讲求自救”，接着把中国的“民族德性”概括为十五个方面，即：“（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滑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并（十五）为好色”，然后进一步指出：“上述所谓德性中之几项，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而非美德，另几项则为中性品德，他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皇；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以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但上述一切性质都可以统括起来包容于‘圆熟’一个名词里头。而此等品性是消极的品性，它们显露出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非是年轻的活跃与罗曼斯的力量”16，可谓对中国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彻底反省、全面剖析。
可以说，这一时期老舍和林语堂，尽管充满民族忧患意识在本土急切探寻改造国民性，但由于个性气质、生存状态的不同，在手段和方法上亦存在差异。来自社会底层的老舍，从小家境贫寒，“作事又很早”，“理想永远不和目前事实相距很远”17，非常务实，故执著地要“搜出病根”再下药。而出身基督教牧师家庭的林语堂，自幼浸润西洋文明，又赴欧美留学受到系统的西方教育，归国后收入颇丰生活优越，因而带有更多的上层知识分子所谓士大夫情趣和心态，自然钟情于“独抒性灵”、“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18的幽默，故选择以此来“滋润”国民心灵。
三
“七七事变”后，毁家纾难、投身抗战的老舍和飘洋过海、举家迁美的林语堂，都深受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战到底精神鼓舞，并由此看到中华民族新生的曙光。他们开始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民族精神，深入开掘国民灵魂所蕴含的深厚伟大力量。
在此期间，老舍被推举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总负责人，积极领导全国抗日救亡文艺运动。他曾组织并亲率慰劳团，行二万余里，深入抗战前线，慰问浴血战斗的爱国将士，亲眼目睹战争“使弱女变成健男儿，使书生变成战士，使肉体与钢铁相抗”19，深感“我们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20，这说明我们民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出现了新的契机。于是，他着力挖掘中国国民性在国破家亡生死关头所体现的深厚伟大力量。著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即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生动展示了抗战期间北京沦陷后普通市民百姓由软变硬的过程。作品反映国人在被侵略者逼到绝境时，也会改变愚弱巽顺的精神病态，愤怒勇敢地站起来，捍卫民族的尊严、自我的尊严。尤为可贵的是，在1941年创作的歌舞混合剧《大地龙蛇》，不仅表现了“幼读孔孟之书，壮存济世之志”的传统书香世家，为洗雪国耻家仇，终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拍案而起，决心要“一门忠烈”。而且展望中国龙战胜日本法西斯毒蛇取得抗战胜利二十年后，未来尤近高尚、尤近圆满的中国国民的理想国民性，把古老的华夏大地建设成繁荣昌盛的“东方乐土”，表达了通过世界不同民族优秀特质互补融合，构建现代国民性的理想追求。
而林语堂身在异国心系故土，“芦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即在8月29日纽约《时代周刊》发表《日本征服不了中国》，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坚信中国不可征服，预言“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接着又于正在印刷发行的《吾国与吾民》第13版中，补入《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热烈赞颂中国国民一致抗日的精神。他说：“中国抗战的意志系来自民间，是由民众着力迫使政府前进，搁置延长时间的政策”，“全国人民终于觉悟过来，若再妥协，当危害无穷。……全国人民已到了决心抵抗日本的一点，即使甘冒大战之危险，亦义无反顾”。最后他预言中国“将从战争中得救，将从战争中再生”。翌年又在《宇宙风》发表《日本必败论》，在全面比较中日政治、经济、军事条件后，指出“中国之优势为天时地利人和此次全备”，断言“中国胜，日本固败，中国不胜，日本亦败”21。这表明他已看到中国国民性中所蕴含的深厚伟大力量，改变了原来认为中国“是地球上最糟乱最失败的国家”的成见。以后在相继出版的以英文撰写的著述《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讽颂集》(With Love & Irony)、《中国印度之智慧》(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 Laughter)、《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以及著名长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风声鹤唳》(Leaf in the Storm)、《唐人街》(Chinatown Family)等中，他都着力向世界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中国人生活的艺术和智慧。他指出“中国人和西洋人成了一个对照。中国人比较过着一种接近大自然和儿童时代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本能和情感得以自由行动；是一种不太重视智能的生活，敬重肉体也尊崇精神，具有深沉的智慧、轻松的快活和熟悉世故但很孩子气的天真”，因而中国国民性特征是“第一、一种以艺术眼光对人生的天赋才能；第二、一种于哲理上有意识的回到简单；第三、一种合理近情的生活理想。最后的产品就是一种对于诗人、农夫和放浪者的崇拜”，“不去追求完美的理想，不去寻找那势不可得的物事，不去穷究那些不可得知的东西”，只是执著于“调整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得以和平地工作，旷达地忍耐，幸福地生活”22。在“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全国牺牲之勇男儿”流泪写成的《京华烟云》中，作为美的化身的女主人公姚木兰，身为富商“道家的女儿”，受到超脱礼俗、返朴归真道家思想的耳濡目染，嫁入儒家官宦府第后，又深得纲常伦理、中庸和平儒家思想真谛，因此既能保持达观从容、潇洒自如的情怀心性，又能精明干练、知情达礼地妥善处理大家族复杂人际关系，即使发现丈夫“婚外情”，也能以超人的智慧和宽容圆满化解。抗战爆发后，她随夫挈女在四十万难民人流中，“适遇开赴前方军队，万民欢呼之声，如裂帛，如洪涛，排山倒海而来，军士唱着‘还我河山’之歌——河山响应，动天地而泣鬼神”，顿感“心动神移”，终由朱门闺秀“一转而置身大众入无我相境界”23，投身坚忍、勇敢、伟大的中国抗战民众洪流。显然，作者以此表现了对儒道互补构建理想国民性的探讨。
由此可见，抗战后老舍和林语堂，虽然都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民族精神，深刻揭示国民灵魂中所蕴含的深厚伟大力量，但是由于目的、对象的不同，在价值取向上也存在明显差异。面对战火硝烟的老舍，“如拿着两个鸡蛋而与献粮万石者同去输将，献给抗战；礼物虽轻，心倒是火热的”24。八方风雨中，他对国人在抗战中表现出的优劣长短有着切身感受，深知必须“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号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在生死的关头，我们绝对不能讳疾忌医”25。因此他对国民性进行了全面透视和未来前瞻，对危害抗战的国民劣根性，诸如“人情面子”、“驯服怯懦”进行批判；对促进抗战的“固有文化的力量”，诸如“礼义廉耻”、“民族气节”大力弘扬；对理想国民性的培养，则从东西古今民族互补融合角度进行探讨。而面对西方读者的林语堂，为了唤起世界公众对中国文化的敬仰，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完全回归传统，以至过分肯定封建士大夫的“闲适”情调和“中庸”价值，甚至对一些繁文缛节、陈规陋习也大加赞赏，诸如称“缠足”，“其作用等于摩登姑娘的穿高跟皮鞋，且产生一种极拘谨纤婉的步态”；称“妓女与妾”，可“叫许多中国男子尝尝罗曼斯的恋爱的滋味”26；称“玩世”，是“享受人生”27等。
四
50年代，老舍从美国返回满目疮痍的故土，亲眼目睹人民当家作主，精神上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以后，他担任了国家和文化界的多种领导职务，社会政治视野更加拓展。于是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唱出对新中国新人物的赞歌，力图依靠社会政府力量，探寻“培养民气”的实践途径与历史规律。诸如话剧《龙须沟》、《女店员》，都显示了新中国、新政府转化提升国民性的伟大力量。话剧《茶馆》和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或展现北京老裕泰大茶馆的社会变迁，好人江河日下，活力被扼杀，皆变成“死相”，“狗男女”却应运而生，发扬光大，“活得有滋有味”，以此昭示旧时代旧统治下国民灵魂的精神癌变。或鸟瞰满民族的流变，以旗人的衰微反映国民灵魂的萎缩，失去生机与活力，从“心儿里”溃烂，以此揭示国民性与民族兴衰罔替的互动关系。这都是从社会政治角度，以辩证唯物主义眼光，用入世精神探讨转化、构建国民性的社会途径与历史规律。
而长期旅居美国，一直生活在喧嚣浮躁现代商业社会的林语堂，则将目光转向人类终极关怀，他要以“唯情”的东方哲学疗治“唯物”的西方物质主义，以救助那些堕落迷失的灵魂，为此相继出版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著述《武则天传》(Lady Wu)、《中国生活》(The Chinese Way of Life)、《辉煌的北京：中国在七个世纪里的景观》(Imperial Peking: Seven Centuries of China)等，据《全家莊》、《老殘遊記》及《杜十娘》翻译的《寡婦，尼姑與歌妓：英譯三篇小說集》(Widow, Nun and Courtesan: Three Novelettes From the Chinese Translated and Adapted by Lin Yutang)、据唐代傳奇改写的《英譯重編傳奇小說》(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 Retold by Lin Yutang)等，还先后创作科幻小说《远景》（又名《奇岛》）(Looking Beyond)、怀旧小说《赖柏英》(Juniper Loa)等。《远景》畅想21世纪的美国姑娘芭芭拉.梅瑞克由于迷航，迫降于南太平洋奇异的泰诺斯岛。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乌托邦乐园与世隔绝，远离战火，仍然保留着古希腊原始纯朴率真的风习。她受到岛民热情友好接待，深为这里和平宁静生活所吸引，毅然改名尤瑞黛，融入全新的世界，以摆脱工业化造成的“拥挤的城市生活和现代事业生活的紧张”。《赖柏英》通过山地少年杏乐的婚恋曲折历程，表现的是回归乡土精神家园的意愿。这说明晚年的林语堂，以人类文化共性俯视人性，试图用中国传统“归隐”境界来摆脱现代大都会的喧闹，通过拥抱自然释放舒展心灵，使人性得到提升走向完美。
综上所述，老舍与林语堂都有着可贵的民族责任感，是20世纪中国继鲁迅之后最执著最系统地从中西民族比较角度致力于国民性探讨的伟大爱国作家。老舍从“培养民气”双向逆反批判出发，经过全方位、多层次探源，再经过东西古今融合，最后以“入世”精神依靠社会政治文化力量转化提升民气。林语堂则从“根本改造”、“全盘西化”出发，经过幽默滋润，再经过回归传统、儒道互补，最后以“出世”精神皈依自然，寻求完美人性。他们对国民性的探讨虽多有差异，以至最后作出的终极选择大相径庭，但二者又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丰富和深化了中国人对自身的反省和认识，不啻为中华民族精神构建提供了形象的启示录。这无疑是他们留给炎黄子孙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1 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文集》第15卷，第1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2 老舍：《猫城记》，《老舍文集》第7卷，第3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3 老舍：《赵子曰》，《老舍文集》第1卷，第3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4 老舍：《我的几个房东》，《老舍文集》第14卷，第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5 老舍：《我的创作经验》，《老舍文集》第15卷，第2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6 林语堂：《给玄同的信》，载《语丝》，1925年4月20日第23期。
7 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文集》第15卷，第1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8 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文集》第15卷，第1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9 Cyril Birch，Lao she: The Humourist in His Humour,The China Quarterly,1961。
10 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文集》第15卷，第1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11 老舍：《我怎样写〈骆驼祥子〉》，《老舍文集》第15卷，第2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12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3 鲁迅：《从讽刺到幽默》，《鲁迅全集》第5卷，第42页、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4 郁达夫：《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第16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15 林语堂：《论幽默》，《论语派作品选》，第1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16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第2页、40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
17 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老舍文集》第15卷，第1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18 《人间世发刊词》，载《人间世》1934年4月5日第1期。
19 老舍：《〈火葬〉序》，《老舍文集》第3卷，第3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0 老舍：《〈大地龙蛇〉序》，《老舍文集》第10卷，第2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21 林语堂：《日本必败论》，载《宇宙风》1938年7月1日第73期。
22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林语堂文选》（下），第247页、25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23 林语堂：《给郁达夫信》，载《宇宙风》，1937年10月16日第49期。
24 老舍：《三年写作自述》，《老舍文集》第15卷，第4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25 老舍：《〈大地龙蛇〉序》，《老舍文集》第10卷，第2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26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第152页、14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
27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林语堂文选》（下），第26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