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诗意·逃离——从《离婚》看老舍的现代性追求及其生命哲学

--------------------------------------------------------------------------------

作者：隋清娥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25日　www.laoshexue.com

　　在老舍等身创作所构筑的华屋里，我常留恋忘返，而对《离婚》尤为喜爱。每每展卷细读，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不甘与无奈、忧伤与痛心；扼腕叹息与心欲奔跑之感总也不能清除。这是对老李在这场离婚遭遇中心路历程把握后所产生的情绪矛盾。理智的把握是赞赏老李的包含现代性因素的爱情追求，痛恨那个使其现代性追求梦想破灭的非民主非文明的环境。同时，联系文本人物的最终选择，对其所体现的作家的生命哲学有了更清晰的把握。

诗意——爱情与人生之现代性追求的理想境界

　　人是应该有所追求的。就《离婚》中的老李而言，因为还算年轻就只能对一份儿爱情产生渴望。老李生于乡下，未曾尝过自由恋爱的滋味就有了婚姻。有婚姻而对之产生苦闷渴求所谓爱情，自然要考察与其结婚的对象。老李的乡下妻子是父母包办来的。妻子是李家香火延续的工具，是老李孝敬父母的主要行为实施者，是家中不必支付报酬的劳动力。如此而已。从女性视角分析李太太不失纯朴与善良，而老舍用的是男性视角。因此，李太太的小脚、大嗓门、泼辣性格，都让老李生厌，并且她“只会赶小鸡，叫猪，和大声吓喝孩子。还会撒村骂街”，这样的妻子无论如何激不起老李爱的激情。从文本的插叙内容可知，老李过去在北平上过学，学过银行和经济学，接受过新思想，现在又生活在北平，是财政所的科员，公事外买书看书是其娱乐。他理想中的另一半的基本条件是“诗意”：“朴素，安静，独立，能像明月或浮云那样的来去没有痕迹，换句话说，就是不讨厌，不碍事，而能不言不语的明白他。”“不一定美，而是使人舒适的一朵微有香味的花”。他对爱情的要求是要有一个“无论什么时候都合成一体的伴侣”。反观自己的太太则讨厌、碍事，不理解他。与太太相比，马少奶的美丽的外貌、热情的性格天生具备对男人的吸引力；她对父亲“家”的背叛、对自主爱情的大胆追求体现出的反抗性让懦弱的老李敬佩；她当下的弃妇境遇造成的孤独与神秘能打动怜香惜玉的老李；她养萝卜花说明她对生活的热爱切合想浪漫一回的老李的思想。于是，马少奶成为老李心中的“诗意”。他觉得如果自己的生命中有此“诗意”相伴，“就是社会黑暗得像个老烟筒，他也能快活，奋斗，努力，改造”。老李这种对于“诗意”的追求体现的是理想女性模式：多一些对于感情的追求，少一些对于世俗的迷恋。这显然是西方爱情文化所追求的爱的最高理想。
　　老李对家庭有二难选择：抛弃太太与维持现状。选择前者意味着打破现状，而现状中自己舍不得一双可爱的小儿女，况且太太的小脚不是她自己裹上的，良心不允许他奢望所谓的真爱；选择后者意味着放弃理想，丢掉“诗意”，在热闹而无意义的人生河流中沉浮。老李是一个矛盾体：他既不敢浪漫，又不屑作些无聊的事；既要敷衍，又觉得不满意。他只会耽于精神操作而缺乏实际行为，因而他的爱情追求或曰离婚只是一个心路历程却并未付诸行动。其离婚过程不如说是一场对太太的改造过程和太太的城市家庭主妇化过程或曰反改造的过程。李太太在其他女人的谆谆教诲下，很快就从农村妇女速成班毕业——即城市化了：高兴地赴宴、剪掉头发、向丈夫要钱、回家扯淡、管教丈夫、和丈夫吵架。这些都是城市女人经常应用的知识与经验。太太每天忙忙碌碌而自己却甚为空虚。别人的热闹他进不去，他的内心世界又拒绝别人的进入。老李的最终心灰意懒把一颗浪漫的心收起的原因有二：一是张大哥经历了儿子失踪又归家一事仍不清醒，还要继续敷衍人生，把对常识的熟练作为人生追求的终极意义，而老李却不愿“为敷衍常识而丢弃了真诚”；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一点是其心中那个“诗意”马少奶与丈夫的妥协。老李由此看出马少奶说到底也是像张大哥一样敷衍生活的人，——一个“被实际教坏了的女子”。在她生命中所有的也不过是热水和炉子等家常物件，如同鲁迅小说《伤逝》中子君每天忙着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一样。虽然，马少奶有过新思想，但其生存处境和精神中传统文化的积淀，使她不可能彻底抛却“实际”和“常识”，去做超凡脱俗的爱情追求。可见，在当时的天底下根本就找不到所谓的“情热像一首诗，愉快像一些音乐，贞纯像个天使”的女子，这个世界就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诗意”的女子。从这一层面上，《离婚》写了人的希望的虚幻和无法满足的欲望所带来的失望感。于是，老李再一次遭遇二难选择：留在北平意味着做张大哥一样的人与太太一起共同敷衍生活——人生就是无意义；离开北平意味着离开文明回归传统认同乡土中国落后的价值观念——人生还是一个没意义。老李陷入痛苦中。
　　由此看来，在一个传统文化还很强大的乡土中国社会中，任何一点标新立异的追求都无生存的余地，那怕是爱情这种极端个人化的事情也必然被统辖在传统的规范里。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李不愿做牲口棚中的另一匹而要浪漫一回却不得不重回牲口棚，重复着千年不变的中国式婚姻维持方式——凑合着过。其实，不独爱情，在当时，爱情之外的其他任何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性诉求，诸如事业、友情等追求也大都不过是当事人心造的幻影，难有实现的可能——关于人生的现代性追求往往成为一种奢望。所以，在我看来，一部《离婚》是裹了“离婚”的外衣表达作者对现代性追求的探索和对形而上的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思考。老李对诗意的追求与其说是对爱情的追求，毋宁说是对人生目标和意义的形而上的追求。作为北平某财政所第二科科员的老李并未遭遇涓生、子君所遭遇的物质的困厄，亦即他已经解决了生存问题，但却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所有的工作，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应是生命问题的未曾解决引发的人生感慨，是对个体生命的缺乏诗意的怀疑与拒绝。人生如果无诗意则是干枯凝滞、不鲜活、不生动的。这样的人生是无趣味的人生。老李的诗意追求落了空，马少奶不再有诗意，这个似乎可感知的所谓“诗意”不过是老李心造的幻影，是一个虚空的存在。其他不可感知的所谓人生的意义、价值实现的正确途径等缥缈的追问终究得不到完美的答案。可见，新一代知识者的精神追求和现实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逃离——生命哲学之一种

　　“京城”在老舍的笔下已成为一个意象，这是研究界的共识。这一人文意象中包孕着老舍复杂的意念和情思即主题意义。其实，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城市如北京，曾吸引过大批的知识者背井离乡聚集于其中。那些从乡土中国逃离的知识者刚刚摆脱农村中国的封建宗法文化的罗网，却又陷于城市封建文化、殖民地文化和新兴的现代文化的三重夹击之中。于是，他们的精神和心理陷入困惑与焦灼中。老李即在其中苦苦挣扎。而他起初产生精神痛苦却并不把自己生存其中的北平当作一个困境，所以他还勉力挣扎，只有当遭遇求“诗意”而不得的折磨后，心灵创痛酷烈时，京城在他眼中就成为生存的困境，所以，《离婚》的结局是：老李的诗意追求轰然坍塌——马少奶与丈夫妥协，老李心中的可能性前途成为虚空，他在城市失却了生存下去的理由，绝望中选择了对“京城”的逃离——携家人回了乡下。其实，他遭遇了现代人在现代性追求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困境。每个人在人生的历程中总会遇上这样那样的困境。重要的是怎样来应对，其策略往往表现出个体生命的人生观。鲁迅让在现实处境中被欺侮的阿Q用精神胜利法以自慰；让苦到万般无奈的闰土去烧香磕头以减缓痛苦。当这些策略作为拯救自我的方法使用时，它们本也无可厚非。而老李对“城”的逃离也是不能随意臧否的。但关键要看使用的方法能否将人解救出困境、让生命将绝望之感从心头驱除。老李离开北平的做法能缓解或消除内心的苦闷吗？答案是否定的。或许老李乡下的家里衣食无虞，但一个循着传统文化之规为他娶来的太太已让他不堪忍受，接受过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接受乡土中国的一整套的封建价值观？其他形而下的不满也会接踵而至，诸如已城市家庭妇女化了的太太如何甘心再受公婆、小姑子的气？如何忍受农村物品的匮乏？习惯了北平花花绿绿的两个孩子如何适宜家乡的贫困暗淡？老舍在老李希望破灭之际凸现“乡村”意象，以之架构起城市意象∕乡村意象的二元对立，是为了暗示：只有在乡村，文明、生命、人生等才能获得最高意义上的实现。这显示了老舍的天真和对农村的缺少了解，正切合论者所言：“中国的现代作家在对现实的批判方面时时显示出思想的深刻性，而一写到理想，却常常表现出思想的贫弱，这个现象颇发人深省。”1老舍熟悉的区域是城市而非农村。农村果真如老舍想象的那般祥子为何到北平来？如果说，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作家是在做怀乡梦以实现精神上的自我慰藉，那么，老舍则是在对农村进行想象。农村美好的一切只存在于沈从文叙事的遥远的过去中。或许，某一天老李还会重回北平，从而完成知识者完整的人生模式：“离去——归来——再离去”。因此，老李不去改变世界观、人生观而是选择离开北平，这既不能帮他真正克服困境也不会对与他有密切关系的家人有丝毫的裨益。
　　其实，作品的主人公是作者对某一种人生阶段或人生际遇的意象化创造。换言之，由作品主人公对人生与命运的应对可发现作者本人的人生观、价值观。虽然，作品中的人物和作家本人的命运不可划等号，但作家的描写毕竟是其本人思绪的产物，所以，作家本人的身世能在其笔下的人物身上找出某些痕迹，却是毋庸质疑的。老李“从无奈中勉强努力但终于彻底放弃”2。老舍借此传达其逃离绝境的生命哲学（在这里，“逃离”一词并非贬义词）。由此笔者联想到老舍的自杀及其原因。因为老舍的自杀是另一种逃离——对生命本体的逃离。
　　我们知道：哲学是解决对世界的根本性看法的，某种程度上也是解决人的信仰、信念、终极目标和终极关怀问题的。老舍之所以会有这种生命哲学，如发掘其原因首先在于文化的影响。人是文化影响的产物。老舍更多的是对传统观念的承传。他最熟识的是以北平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之有深切的体验。传统“士”文化造就的人物的古典情结在老李身上有所体现：有忧患意识但不在权力中心，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只有空自伤心，一旦个人最后的精神防线被冲垮，不是与丑陋同流合污就是自我逃离：或在精神上，或在物质生命上。老李选择逃离，老舍亦然。
　　其次，与作者的心理相关。老舍平生最得意《离婚》，其中几乎写出了他心灵深处的全部——他的期冀、他的矛盾、他的苦恼：“前面一堵墙，推开它，那面是荒山野水，可是雄伟辽阔。不敢去推，恐怕那未经人吸过的空气有毒！后面一堵墙，推开它，那面是床帷桌椅，炉火茶烟。不敢去推，恐怕那污浊的空气有毒！站在这儿吧，两墙之间站着个梦里的人！”这正是老舍本人现代性追求的矛盾心理。他想过现代生活——物质的、精神的，但为良心又不能与过去告别。一旦遇到困境，就在心里反复掂量，却总缺乏追逐新潮的具体行动。有时，干脆给予拒绝或者逃离。老李逃离了京城这一困境回归乡村，而20世纪上半叶的乡村，是蹇先艾笔下愚昧野蛮的贵州乡道，是萧红笔下死水一团的生死场。即使21世纪的不少农村，对于习惯了京城人文环境的知识者，也未尝不是困境。心理矛盾的老李即使生活在今天也不见得会幸福，遑论当日！
　　再次，在于人格的原因。人是世界的主体，人的任何一次行动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老舍的人格中刚直的一面极为突出。每当预料到某种袭击可能会来，他总是先安排最后的结局——绝望中的应对策略。如，1944年，日军欲从贵州独山方向包围重庆，重庆方面哗然，许多人西逃，老舍为自己安排的应对绝境的策略是“投嘉陵江”。这一策略中坚挺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以身殉国的精神，但又何尝不包含有走极端的因子？《离婚》中老李的选择在动机学中寻找人格之因，也正在于其不与丑陋同流合污且不愿被黑暗毁灭时的彻底放弃，这是屈原式人格的体现，也是善走极端的反映。
　　在老舍研究界，老舍自杀之因是一个谜。傅光明为此专做才气洋溢的著作。当下，舒乙的“气节、死谏、投水、殉难”仍为定论，许多人认为老舍的自杀是一种古典人格美的完成。我认为，过往的对老舍死因的解释正体现了一些解释者的盲目：他们对屈原人格顶礼膜拜，却不知屈原人格并非健全的现代人格。屈原人格“说穿了就是一个‘忠’字，就是无限忠于权力中心，即使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心中仍然充满对‘明主’的期盼与忠诚”3。老李虽然接受了新思想，但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在他工作的“怪物衙门”里，他要么帮忙，要么帮闲。他的逃离即拒绝仕途、回乡过隐居生活充其量是对前者的补充，因为他虽然可以不与黑暗沆瀣一气，但在黑暗袭来时不去尽力清除，客观上就是给黑暗帮了忙。老舍受“五四”影响，在英国住过几年，形成了现代人的自觉。但其人格中仍有较大成分的传统因素。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人格特征应是其独立性。当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绝对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胞后，老舍在努力“帮忙”后仍被人吐口水、加践踏，使其视之如命的尊严丧失殆尽。在一个老李式“逃”城都不得的时代，老舍的唯一自由就是逃离生命——自杀。“屈原人格”的优点成全他成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典范——不愿践踏他人也不愿被他人践踏后的不求生只求死的最好的解释，而“屈原人格”的不足却让这一民族的精华成为专制时代的愚昧与盲从的牺牲品。加上人性的柔韧度不够，其刚强的外衣下裹着的是一颗懦弱的心和易走极端的冲动，老舍的选择成为爱好文学事业的人们和挚爱他的亲人永远的心痛。
　　当然，笔者做以上的思考决非否定一种生命哲学模式，尤其不存在对老舍的生命选择的斥责之意。老舍是彪炳千古的作家。他死得崇高与伟大，但不可仿效。对于老舍之死，理性的思索应是立体化的，但本文限于篇幅，只考察个体生命遭遇困境时的应对策略及其体现的文化人格。人生在世，从出生到死灭，大大小小的困境会相伴生命一生。许多时候，个体生命甚至会面临绝望的死地。怎么办？人在绝望后，可能的选择是三种：一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同鲁迅；二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奉行活着就行的活命哲学，像周作人；三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知识者可能就仿效屈原等古人，像老舍。但我认为最好的选择是第一种。它能鼓励人向上，永不气馁。困境可能会在人的坚持下被克服，而中华民族绵延不绝凭靠的正是这种精神力量。老舍的行为本身是对专制与黑暗的控诉，舍此无他正面意义。
　　由此，涉及到笔者写作此文的目的。在当下这样的消费主义时代，当然不存在老舍当年面临的二难选择，社会也不再缺乏民主与清明。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随着机器文明的进步，现代人的困惑越来越多，生存的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后现代潮流的冲击，许多人在物质生活得到改善后却陷入精神世界的空虚，个体独立后却出现精神的孤独。这些现代病的医治或现代困境的摆脱靠的是作为生命个体的自我。每一个个体生命都应培养健全的人格。对知识分子而言人格的健全尤为重要。摆脱人身依附、走向成熟和人格独立，体现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担当，依靠的首先就是健全的人格。生命有时固然是脆弱的，而人性应是柔韧的。老舍《离婚》让老李做出的不具有普遍意义的选择，在现实人生中遭遇的应是“此路不通”的警示。换言之，当下的知识分子应告别“屈原人格”。这正是笔者在把握《离婚》时从中得到的文本潜在的对于当代的永不过时的启示。

　　（本文作者：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

　　1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1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徐德明：《从〈离婚〉看老舍小说叙事艺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4期。
　　3 傅国涌：《告别“屈原人格”》，《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