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语文教育侧重点的多次更迭——以老舍被选入语文教材的作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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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炜炜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25日 www.laoshexue.com
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老舍的作品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从20世纪30年代各种版本的语文教科书到1949年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前身)编辑出版第一套初、高中语文教材至90年代后期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语文教科书”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70年间各个时代、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及补充教材共收录老舍作品40余篇。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就是通过这些作品以及编者的解读来感知、认识老舍，老舍形象、精神主要是靠语文教材和课堂教学这种特殊的媒介方式进行系统刻画和传播的。今天，老舍仍然拥有广大读者，其作品畅销不衰，教材的引导作用具有发轫之功。在近来学术界出现的所谓“文学大师”的排名上人们产生了很大分歧，然而，老舍的“地位”似乎是“稳如泰山”、“不温不火”的，在读者心目中老舍作品、形象也仿佛始终如一。在年轻一代读者心中未曾遭遇到像对待鲁迅那样的或是推崇、敬仰或是疏离、排斥的两极心理状态，这种现象的产生与老舍作品风格以及历年来语文教材对老舍作品的定位不无关系。本文以老舍被选入语文教材的作品为例，以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各类中小学语文教材为中心，考索历年来中学语文教材中老舍作品的收录情况，探究教学侧重点的多次更迭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内在关联。这将是老舍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可为近年颇受世人关注的关于语文教学的讨论提供一个创新的基点。
一、解放前：“国文”教材中的老舍作品及老舍形象
自1926年开始，老舍在异国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从《老张的哲学》开始老舍获得了巨大的声名，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幽默、风趣、讽刺的特点在文坛可谓独树一帜，但可能因为都是长篇的原故，这几篇作品都没有进入中学国文教材的视野。直到1930年老舍回国并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任教，在其长篇臻于成熟的同时老舍的短篇小说、散文创作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形式上也都趋于完美，因此这一时期的老舍作品受到各套国文教材的青睐。从国文教材或补充读物对老舍作品的选择情况来看，《大明湖》、《济南的药集》、《趵突泉的欣赏》、《铁牛》、《济南的冬天》、《牺牲》、《抓药》、《北平的夏天》、《小麻雀》、《骆驼祥子》是老舍最早被选录的系列作品。但确切来说，只有《济南的冬天》、《小麻雀》、《骆驼祥子》三篇文章是跨时代的经典范文，进入各时代人们的视野。同时，由此显现出中小学语文教育侧重点随着时代、政治等因素的变迁也发生着更迭。
解放前的国语、国文教材大多没有教学参考书，所以一般教科书都在所选的文章之后加一个简短的“注”或是“题解”之类的说明来暗示编者的意图或是文章的主题，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些细枝末节中去搜索当时语文教育界对老舍作品的解读定位以及老舍作品教学的侧重点。傅东华版《国文》中对所选录的《小麻雀》只有“作者对于动物的这种感情叫做什么”的“暗示”。显然，编者是要学生们从这篇文章中看到作者对弱小生灵的爱护和怜悯之情以及培养学生的这种悲悯的情感。在朱自清、吕叔湘、叶圣陶编著的《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中对《骆驼祥子》一文的解读也只提供了“小说中写的是祥子的希望、遭遇、和悲惨的结局。造成他失败的，是社会环境和他的个人主义”的“篇题”。相对于编选者对老舍作品“思想意义”的这种“轻描淡写”的关注而言，教材编者对老舍作品语言特色、“说话”特点的凸显则显得更加明朗。在叶圣陶、周予同编著的《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中，编者除了概括课文的主要内容是“在谈鲜果之中见出北平人的生活”之外特别提出了老舍作品的语言特色是“说话”，并提醒学生“该用说话的调子好好的念”。此外，在《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中，紧接着老舍《北平的夏天》的是朱自清先生的《说话》，编者用《说话》这篇带有说明性质的文章使学生进一步增强了对“说话”特色的认识。叶圣陶也曾把用白话文写作称为“写话”，即“句句上口，在纸面上是一篇文章，照着念出来就是一番话”的文章1，老舍的作品是具有“说话”的特点的。在这册教科书中，编者让学生既从老舍的文章中感受到“说话”行云流水般的流畅，又从朱自清的理论中认识到了老舍这种语言的价值。
教科书编者对老舍作品的“解读”、“注释”的重点，也正如叶圣陶在自己编选的《文章例话》中对所选录的老舍《北平的洋车夫》语言风格的评价，即在“把口头语言写得纯粹的还是不多”的时代，老舍文学语言的“明快、简洁”的“自然之美”2。这是解放前语文教育界选择老舍作品的重要原因，也就说老舍作品在“语言”上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其在“思想”上的意义。比起作品的社会意义，教材编选者更多注意到老舍对语言的锤炼技巧在语文教学上的借鉴意义。朱自清在《论朗读》中认为“老舍先生的作品富于幽默的成分，‘说’起来极有趣味”，并且特别指出老舍在诗词、小说创作中特别重“朗读”的特点，并列举出老舍对朗读的重视和实践，应该在“语文教学上应该特别注重它。”3老舍使他的白话诗文避免了“文言调”和“欧化调”，成为“俗白”而又“艺术化”的语言，把平凡的话语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了白话的“原味儿”4。老舍在白话文学语言上的成熟是他的文学作品长期进入语文教材、语文教学的首要原因，这也是老舍在语文教育中的基本定位，即老舍是一位语言大师型的作家。虽然在文学史上作家兼语言艺术家的例子也很多，但老舍是一个典型，因为他是因语言的出类拔萃而更突显其作品的作家。
促使老舍作品进入语文教育视野的原因除了其语言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就是老舍作品所流露出来的“赤子之心”，使他的作品自然地与儿童、青少年们的心灵相接近。老舍曾经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中剖析说，他认为自己在《小坡的生日》中“最可喜的一些地方就是当我忘了我是成人的时候”，而“沉醉在小孩的世界里”，因此“深喜自己还未全失赤子之心”。5这种“赤子之心”不是什么玄奥的东西，而是在于老舍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与读者交流的姿态，也就是我们现代教育所提倡的“蹲下身来与孩子交谈”的教育理念。或许有人会说，老舍作品中的内容许多作家也曾经描绘过，事实确实如此，但老舍描写的方式却是独特的，他让孩子们读他的作品时就感觉朋友坐在面前闲聊、而不必担心文章突然在你眼前“卖弄知识”，招致你的反感，因为老舍的作品给他们一种阅读上的信赖感，一种心灵上的接近。
二、1949年～1977年：老舍在语文教材中的身份“定位”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编辑出版了新中国第一套初、高中语文教材，取消“国文”、“国语”的学科名称，改成“语文课本”。在这套“语文课本”的《初中语文》中选录了老舍的《我热爱新北京》和《我们在世界上抬起了头》；《高中语文》中选录了老舍的《我怎样学习语言》和《骆驼祥子》。195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对这版语文课本做了修订。正如教材的指导思想所揭示的那样，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要为新政权的确立和稳定“服务”，课本的内容是紧紧围绕加强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目标而设计的。而整体上来看，一方面，老舍在抗战前是“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与批判者”，作品基本属于文化批判，而且批判中多以幽默讽刺为基调，其中对“革命”的本质和前途有认识不清的“嫌疑”，甚至在作品中揶揄所谓的“革命者”；另一方面，老舍又积极地参加抗战、成为“文协”的首领人物，并通过“制作通俗文艺”使其写作被纳入了“主流”话语空间。抗战胜利后老舍应邀赴美讲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新政府的热情邀请而积极回国，在新中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中老舍以一颗真挚的爱国之心投入到新文化的建设上来。但建国初期，当老舍的作品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时，语文教育界对老舍创作的作品的评价还是褒贬不一。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老舍早期的小说缺少革命内容，只“反映了一些‘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并且“他没有参加……革命活动，也没有参加当时的革命文学活动”，这些“限制了他的思想向前发展”（但在革命文学理论方面，他是受了一些影响的），这样从“革命”的角度来评价其作品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骆驼祥子’不仅是他这一时期的成功作品，也是老舍在解放前全部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部作品”。6所以，新中国的第一套语文课本选择老舍的作品，《骆驼祥子》就成为理所当然的首选。195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修订版《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课文《骆驼祥子》后的“提示”认为“作品暴露了旧社会的阴森可怕，同时也表现了劳动人民相互的同情与友爱”，学习课文的目的在于使“我们可以认识到：不经过革命，人民就永远得不到解放”。至此，我们发现语文界对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定位已经从解放前重视解读老舍“精粹的口头语言”和“悲天悯人的境界”转到开始发掘祥子身上劳动人民的“好品质”和控诉旧社会“阴森可怕”上来了，语文教育的主题在此时发生了颠覆性变化，“祥子”从“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一跃成为代表劳苦大众之一员；教材也从重视作家的“语言”等方面内容转而重视其“意义”等社会价值方面的内容来。
老舍归国后的创作内容显然更符合此时语文教材的标准，《初中语文·第三册》选录了老舍的《我热爱新北京》一文，从其发表到被教材选录仅两个月的时间，速度之快令人震惊。并且，在编者给《我热爱新北京》设计的七个习题中，只有两个与课文有关、其他的五个都在进行“新旧”社会的对比。在《初中语文·第五册》中选录了老舍的《我们在世界上抬起了头》，编者在习题中通过作者的经历“教育”学生：“作者是五十多岁的人，经过许多旧中国的苦难，才深深地体验到新中国的可爱。现在的青年应当知道自己是幸福的，更应当勉励，从多方面的生活中发扬爱国主义”。老舍的个人经历、以及在《我热爱新北京》和《我们在世界上抬起了头》中所抒发的对新中国、新政权的“赞颂”直接成为语文教材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爱国主义教育的实例和范本。
在《初级中学课本·文学·第二册参考书》中编者为“第六单元”中茅盾的《当铺前》和《在烈日和暴雨下》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共同前提：“两篇作品，反映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人民生活的痛苦，揭示造成这种痛苦地根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半封建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为了说明旧社会劳动人民的“痛苦”，参考书在分析《在烈日和暴雨下》前先对整部小说《骆驼祥子》的主要内容做了概括，编者去掉了小说本身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张扬了文本中潜在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成分。在这里，祥子是破产的农民，他的“三起三落”的买车愿望是劳动人民“过点好生活比登天还难”的“梦想”。编者隐去了虎妞复杂的“身份”界定以及与祥子在人生道路问题上的纠缠，教材只以这样的语言进行概述：“后来一个车厂老板的女儿爱上了他，不顾父亲的反对，离开家庭，跟他结了婚。结婚以后，祥子用老婆的积蓄买了一辆车，靠自己每天辛勤的劳动维持两口人的生活”。教材回避了当时评论界对虎妞形象的不同认识，同时也遮蔽了虎妞身上所具有的复杂且具包蕴性的话题。与此一致，语文教科书也淡化了祥子的“个人奋斗”色彩，把他归到“被压迫阶级”的悲剧命运上来，强化了他的“阶级性”。在《初级中学课本·文学·第二册参考书》的“教学注意事项”中，对于如何教授《在烈日和暴雨下》也作了说明，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淡化”、“强化”的痕迹。教材一方面认为小说“没有正面写到祥子怎样受阶级压迫”，另一方面教科书（或者说语文教育指导思想）却又认为祥子在“烈日和暴雨下”拉车的事实是由于“生活的艰难困苦”，可以归之于不合理的罪恶的社会制度上来，这样祥子的“个人奋斗”就转换为劳动人民过“好日子”的愿望和反抗压迫的动因。在这种“阶级”、“政治”话语下，祥子人性的堕落和虎妞不合理的“性生活”结合就会与劳动人民的阶级定位相悖，这是时代不允许的，更是教科书不允许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教科书对祥子、虎妞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定位则是剔除了文化、人性等复杂因素而简化为以“阶级”作为人物评价的唯一标准。由此看来，在建国后这一时期内，语文教育对老舍的选择与其说是基于文学层面的内因不如说是基于政治层面的外因，因为相对于老舍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而言，语文教材更侧重于老舍自身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即从老舍以著名作家的身份回国、以极大政治热情所表现出来的对新政权的拥护等行为就构成新中国语文教材对他的取舍。当然，老舍解放前的文学成就是其进入新中国语文教材的基础，而老舍对新政权、新社会的政治热情是其作品进入新中国教育体系被纳入群体性阅读的根本原因。
三、1978年～现在：“老舍”在新时期语文教育中的意义
1978年秋，“文革”后人教版《语文》“试用本”发行。这套语文课本质量显著提高，据1978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施行草案）》规定的选取语文课文标准为：“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教材选录作品的特点是，在思想内容上有利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在语言文字上要求可作为学习的借鉴。在“文革”期间被横加批判的所谓“封、资、修”的名家名作曾一度被逐出了语文视野，现在又重新被选入了课本。相比较而言，新时期的语文教学中对老舍的定位比之前范围广，程度深。
综合来看，从1978年开始，人教社各版语文教材中的老舍作品选目呈增长趋势，从几十年雷打不动的《在烈日和暴雨下》到对《骆驼祥子》不同章节的节选和导读，教材不但直接选用了文学评论家对《骆驼祥子》的评论文章，而且通过选录《祥子与人和车厂》、《变了个人》等篇章来扩大学生的阅读范围，尽可能让学生深刻地领悟祥子的“辛酸人生”。老舍散文方面不止选录了《济南的冬天》、《小麻雀》，《草原》、《猫》、《母鸡》这样的摹物状景、通俗易懂的名篇也进入了小学语文的课堂。而像《大明湖之春》、《济南的秋天》这样可与《济南的冬天》相媲美的写景名篇也受到了编者的青睐，从而改变了中学语文教材长期以来只有《济南的冬天》一篇写景散文独秀的局面。更值得重视的是，老舍许多在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作品也选入了教材，比如可称为短篇小说精品的《断魂枪》及感人至深的名篇《我的母亲》等都先后进入中学生的阅读视野。这些是仅从课文篇目上看到的表面的变化，至于新时期以来老舍作品在语文教学中的深层次的变化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1978年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提出的“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的选材标准，要求语文知识教学力求"精要、好懂、好用"的原则显然带有"政治标准第一"的余味。但在1980年对这个大纲修订后则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要求。这个要求的提出改变了语文教材的编订、语文教学的实施依附于政治教育的状况，语文教育出现了新的转机，“语文课的思想教育要从基本的东西着眼，重在培养学生的优良品质和高尚情操，因此不必选那些配合宣传一时的时事政策的文章。对课文的思想性要理解得宽一些，对语言文字非常好，思想内容无害或有消极因素的文章也可以选”。7而且，在1996年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的表述是这样的：“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这种“政治标准”的降低也就是老舍众多“思想性不强”但“文质兼美”的作品进入语文教材的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语文教材中对老舍作品的教学重点的转移中窥斑见豹。在人教版1982年7月第1版《初级中学语文第二册·教学参考书》中，《小麻雀》“教学要点”虽然也有要求“学习本文细致入微的观察，合情合理的想象，恰当的描写心理活动的方法”的内容，但讲授的重点却放在了如何理解“作者同情弱小、关心被侮辱被损害者命运的感情”以及阐明作者“含蓄地透漏了这样的热切期望：弱小者要尽快地觉醒，勇敢地抬起头来，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的意图方面。但是，课文内容与教学参考书过度阐释所产生的歧义并且引起了教学界的争议。这种夸大的阐释在后来的参考书中得到了纠正，1988年版的《初级中学语文第二册·教学参考书》在“课文分析”中指出“小麻雀是动物，本无所谓神态和心理活动，文中的这些描写，表现的是受损害的弱小者内心的痛苦反映了作者对他们的理解和同情”，同时强调：“这篇散文写于三十年代，那是个黑暗的年代，劳动人民在痛苦中挣扎，到处是不平事。老舍是个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作家，如果分析本文借写小麻雀的遭遇寄托他对处在底层的劳动人民的间情，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挖掘’到‘作者号召人民群众觉醒，起来斗争’，‘猫象征着迫害劳动入民的统治者’之类的‘深刻含义’，那就离开了散文的特点，牵强附会了。”8从这点看来，语文教学渐渐摒弃露骨的“政治标准”，而渐趋对学生进行精神文化熏陶和道德品质修养方面的培养。我们知道，老舍的作品，特别是散文作品，其语言往往是通俗易懂、简洁纯净而又活泼风趣的；其内容充满了人与人之间亲情、人与物之间的真情、人与景之间的温情，这样的作品最能贴近孩子的生活和心灵。这样的语言特点和课文内容非常适合中、小学语文阶段的教学和阅读，并且有助于学生精神文化熏陶和道德品质修养目标的实现，而这也渐渐成为老舍作品教学的焦点。
笔者通过综合人教版和各省、市自编的二十余种教材对老舍作品的单元设置和练习重点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教材对老舍作品教学的重点大多放在语言训练和文章应用等基础知识的掌握方面，其次是通过老舍的作品向学生展示祖国的风土人情和灿烂文化，再次在于通过作品向学生展示融于作品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可以说，比之解放前教材把重点放在语言方面、解放后至“文革”前时期把重点放在政治思想方面，新时期以来的语文教育对老舍及其作品的选择不但关注老舍作品的语言风格而且指向老舍对国民性、文化、人情、人性等的思考方面；语文教育中老舍的作品也从单一走向多元、老舍的形象从平面走向立体。
当前，全国范围内的基础教育包括语文课程的改革方兴未艾，这次改革是全方位的，涉及课程理念、课程设置、教材更新、教学改革和评价探索等多维领域。老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非常具有特色的作家，特别是在语言上的杰出成就使他成为中小学语文教育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由于老舍作品所体现出来的“赤子之心”使之易于与孩子进行心灵的交流。但由于历史层面等的多种原因使老舍作品教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但我们相信这种状况会随着改革的深入得到改观和提升。中学语文教育中对历代文学大师作品的选录、解读和教学，已通过多年的探索与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名篇名作的教学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努力，需要中学语文界和学术界的沟通与合作，不断推进文学作品教学改革。
（本文作者：山东省教育学院中文系教师，文学博士）
1 叶圣陶：《写话》，《新观察》第2卷第1期，1951年1月10日。
2 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册》，第245-246页，北京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3 朱自清：《论朗读》，《朱自清论语文教育》，第103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4 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文集》第15卷，第1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5 老舍：《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老舍文集》第15卷，第1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6 郭兆儒：《作家劳动模范老舍》，《语文教学通讯》1957年第5号。
7 顾振彪：《人教版1978年—1982年初中、高中语文课本介绍》，张定远主编《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第三卷），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
8 《初级中学语文第二册·教学参考书》，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一室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