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的学术价值，无法弥补的遗憾——试论《老舍全集》的成就与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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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桂兴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6年10月30日　www.laoshexue.com

　　在老舍百年诞辰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十九卷本的《老舍全集》(以下简称 《全集》)[1]，以此来缅怀老舍这位为中国20世纪文学以及世界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人民艺术家。作为一名老舍研究者，笔者一方面为《全集》空前的学术价值而叫好。深 深感到，《全集》是20世纪老舍作品收集、发掘、整理和研究的集大成者，是老舍近半 个世纪创作的总汇。它的问世，不仅对21世纪的老舍研究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指导作用 ，而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其他作家的深入研究也有重要借鉴意义。另一方面，笔者也 为《全集》所出现的严重资料错误而深感不安，觉得《全集》所存在的众多遗憾之处是 难以弥补的，这对老舍研究无疑将会产生负面效应。

一

　　谈到《全集》编选的成就，最值得肯定的就是《全集》编选思想的开放性，以及《全 集》内容的丰富性。众所周知，过去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学大师的全集 时，除了《鲁迅全集》保持了作品的原貌外，其他大师的全集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取舍或 删改，特别是回避了那些与历次政治运动有关的“敏感”篇章或段落。《老舍全集》的 编辑者在做过反复的调查研究之后，充分借鉴了其他大师级全集编选的经验和教训，从 而确定了《老舍全集》独特而先进的编选思想。正如编辑者所说：“这次编辑《全集》 ，我们的一条总的原则就是要保持老舍创作原貌，现存老舍作品全部收入，没有撤去任 何一篇。收入的作品除改正个别原版误植之处，不加任何删节改动。”[2]尽管编辑者 所制订的编选原则最后未能全部实现，但这种开放的编选思想对《全集》的编选来说自 然是十分重要的。

　　伴随着这种开放的编选思想而来的，是《全集》内容的丰富性。与先前所出版的《老 舍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相比[3]，《全集》新增加了200多万字，无疑是比《文集 》要“全”得多了。其中，小说增加了《她的失败》、《天书代存》、《小人物自述》 等3篇；戏剧、戏曲和电影文学剧本增加了《国家至上》、《王老虎》、《桃李春风》 、《五虎断魂枪》、《第二个青春》、《人同此心》等20部；曲艺增加了《张忠定计》 、《游击战》、《文盲自叹》、《铃铛谱》、《打小日本》、《女儿经》等45篇；诗歌 增加了《救国难歌》、《希望》、《居庸关》、《赠吴组缃》、《和杜宣》等约200首 ；散文、杂文增加了《更大一些的想象》、《广智院》、《到武汉后》、《慰劳》、《 我说》等约300篇；文论增加了《论文学的形式》、《小说里的景物》、《文艺思潮讲 义》、《论通俗文艺》、《精彩的小戏》等约180篇。另外，工作报告、书信、日记、 译文、教材、早期佚文、英文作品等，则是首次收入《全集》。由此可见，《全集》是 迄今为止收集得“最全”的一部老舍作品集。这样一部《全集》的出版，其学术价值是 显而易见的。

　　《全集》中新增加的篇目，有相当一部分自发表后鲜为人知，也有一部分从未公开发 表过，这次在《全集》中首次与读者见面，以至于为广大老舍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课 题，从而大大拓宽了老舍研究的空间。像首次收入《全集》的《北京缸瓦市伦敦教会改 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以下简称《纪略》)等早期非文学类佚文，可以帮助我们探讨老 舍早期的基督教信仰和教育思想。《纪略》详细地介绍了北京缸瓦市伦敦教会改建为中 华基督教会的经过，系统而完整地规定了教会的宗旨和组织原则。这是老舍力图使基督 教中国化的改革大纲，老舍关于华人自办基督教会的设想，在本文中做了系统、完整、 具体的阐述。如果与另一篇首次收入《全集》的老舍早期宗教译文《基督教的大同主义 》相联系，能启发我们更深入地去探讨老舍早期的宗教救国思想。首次收入《全集》的 另一篇老舍早期宗教论文《儿童主日学与儿童礼拜设施的商榷》，则集中地阐述了老舍 力图改革主日学的主张。老舍针对当时中国教育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决心对教学内容和 教育方法进行大胆改革，这种努力自然是很可贵的。假如再将本文与老舍在英国期间所 编写的《灵格风汉语教材》，以及在山东期间所编写的《文学概论讲义》等教材相比较 ，还能帮助我们深入探讨老舍不同时期的教育思想。

　　长期以来，老舍的翻译作品很少为人所知。就连老舍的好友楼适夷先生也认为，解放 后老舍所翻译的萧伯纳的《苹果车》，“可能是他出版过的惟一译作了”[4]。即使老 舍本人，也矢口否认自己曾经做过翻译工作。他在1954年8月举行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 会议上讲话时说：“我没有做过翻译工作，因为我知道这种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不敢冒 昧尝试。”[5]实际上，老舍一生中的译作还是不少的，目前已经发现的有16篇(部)， 约计二十五六万字。这些译作首次选入《全集》，从而向老舍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需要 探讨的问题，比如：老舍从事翻译的动因是什么，老舍的译作有何倾向性，老舍的翻译 方法有什么独特之处，老舍对西方文论有何偏爱，老舍翻译的《文艺批评》这部理论著 作对他一生的创作有什么影响，老舍翻译的一些教材和教参对他的教学有何帮助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十分新颖而又颇具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极待我们去做深入研究。

　　《全集》的问世，为探索老舍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提供了比较确凿的资料和比较权 威的文本，从而使寻找“真实的老舍先生”成为可能。比如众多的老舍书信首次收入《 全集》，对于我们探讨老舍不同时期和阶段的人生历程和创作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参 考价值。可以说，每一封书信不仅透露出了老舍在写信时那个特定时刻的真实思想，而 且也代表了老舍在当时那个特定时期和特定阶段的思想状况。甚至于可以说，从老舍书 信中可以粗略地窥见到老舍一生中几个重要人生阶段的足迹。比如，从《致子祥兄》这 封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由于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老舍在青年时期曾经追求过“婚姻 自由”，也曾发生过“初恋”的悲剧，并一度恪守过“独身主义”。这对于我们了解老 舍青年时期的思想发展和生活状况，肯定是有重要帮助的。《致西南的文艺青年书》中 ，老舍则正确地总结了自己创作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那就是“太好进取，而忘了 慎重”。现在看来，这段自白，是老舍对自己创作情况所做的深层次的理性反省，对正 确评论老舍的作品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借用这句话来评价老 舍一生创作中的得与失，并且依然是恰如其分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封书信的重要 价值来。《致何容》这封信，则真实地讲述了老舍当年寄居美国纽约时那种去留不定的 矛盾心情，对于研究老舍在美国时期的思想发展和生活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全集》中首次披露的老舍日记，详细而具体地记载了老舍在解放后几个人生阶段的 活动足迹。其中，既有部分参与重大国事活动和外事活动的内容，也有一些日常生活、 个人交往、写作情况、工作日程的记载。它既是老舍当时生活和工作情况的真实记录， 也是反映老舍当时思想状况和创作经过的第一手材料，对探索老舍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 路无疑是十分难得的史料。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宝贵资料，日记的字里行间无 不充满着国际和国内激烈斗争的风云。例如，老舍参加“广州会议”的日记，从一个角 度向我们展示了这次会议的大体过程，记录了我党为纠正极左的文艺路线、贯彻落实“ 双百”方针所做的艰难努力。而老舍的“访日日记”，则填补了老舍在日本时期行踪记 载的空白，再现了这位文化使者活跃在异国他乡、从事外事活动的身影。所有这些，都 是极为宝贵的资料，为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分析探讨老舍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 路提供了活生生的佐证。

二

　　在充分肯定《全集》编选的巨大成绩、认同它具有空前的学术价值的同时，笔者也不 得不坦率地指出，《全集》也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全集》对自己所确定的开放性的编选思想未能全部贯彻，对读者所做出的“没有撤 去任何一篇”的承诺也未能完全兑现，结果导致了《全集》仍然不“全”。尽管“全” 是相对的，绝对的“全”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早已为读者所熟悉的篇目，甚至于多 次被收入过老舍其他专集的篇目，《全集》无论如何也是不应该漏掉的。例如，《国庆 与重阳的追记(“济南通信”之六)》，曾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海南版)，不知何故 被《全集》遗漏了；《小动物们续(鸽)》，曾收入《文集》第14卷，《全集》却只收了 “正篇”而遗漏了“续篇”；两篇同名散文《敬悼许地山先生》，曾分别收在《文集》 第14、15卷，《全集》却只收了第14卷中的一篇而遗漏了第15卷中的一篇。《多写些小 戏》、《世界人民要求释放季洛姆》、《你看见过肯尼迪吗》等篇目，老舍生前就已经 发表过，《全集》不收也是不合适的。至于《<龙须沟>人物介绍》、《顶可爱的北京》 等篇目，则是近几年才被发现并见之于报刊的，按理说也应该收入到《全集》中去。遗 憾的是，以上这些篇目，在《全集》中均看不到它们的身影。

　　《全集》在编选老舍的短篇作品时，有的将老舍生前所编定的专集和单行本直接收入 了《全集》，如《老牛破车》、《出口成章》、《和工人同志们谈写作》等；但也有的 则是按照原刊收入的，如曾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福星集》、《小花朵集》中的 部分文章。然而，这种取舍似乎缺少合理的依据。例如，《全集》为了照顾老舍幽默文 体，而将长篇散文《一些印象》分为散文和幽默文两部分，分别收入了《全集》第14、 15卷。当年，老舍是为了编选《老舍幽默诗文集》一书的需要，才去节选《一些印象》 的。现在，我们是在编选《全集》，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再将一篇文章人为地分成两半了 。特别是《老牛破车》，由于《全集》不是按照初版本，而是根据老舍1944年前后的增 补本(未能出版)而收入的。这样，就给《全集》带来了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如：随同 《老牛破车》增补本收入《全集》第16卷的《我怎样写<火葬>》一文，与随同长篇小说 《火葬》收入《全集》第3卷的《<火葬>序》，实际上是同一篇文章。一般来说，一篇 文章在同一部《全集》中不宜出现两次。随同《老牛破车》增补本收入《全集》第16卷 的《我怎样写通俗文艺》和《我怎样写<剑北篇>》两文，也无法找到它最初的发表时间 和出处。《全集》“附录”中说《我怎样写通俗文艺》载1941年1月1日《抗战文艺》第 7卷第1期，但笔者在该刊中未能查到该文。从内容上来看，前一篇文章系根据《<三四 一>序》和《三年写作自述》两文编辑整理而成，后一篇文章系根据《<剑北篇>序》和 《<剑北篇>附录(致友人函)》两文编辑整理而成。如果单独出版《老牛破车》增补本， 收入以上两文那是很合适的。但如果要将两文随同《老牛破车》增补本收入《全集》， 最好能查明它的原始出处后再予斟酌。另外，《全集》第13卷收入的旧体诗《改编<荷 珠配>脱稿有感》，也系误收。它并非是老舍本人的诗作，而是老舍手书唐代诗人韦应 物的一首诗。尽管该诗的误收笔者理应负很大责任，但收入《全集》后所产生的影响就 不是笔者所能承担的了。

　　《全集》留下的遗憾之处不仅存在于选篇上，而且更多地是表现在内容上。对已经收 入《全集》的部分文章，《全集》不仅未能兑现“不加任何删节改动”的承诺，相反的 却出现了大面积的“删节改动”。这些改动，有的是从这次收入《全集》时才发生的。 如《全集》中收入的散文《且在生活上表现点爱国样子吧，哪怕是假的也可以!》，后 半部分误排了梦惜《悲惨的纪念——“九·一八”七周年的献词》一文(载本文的下方) 的内容，造成了张冠李戴。散文《自遣》，大部分内容莫明其妙地消失了，显得文章很 不完整。新诗《打》，后半部分误排了另一首新诗《战》的诗句，造成了该诗的不伦不 类。《抗战民歌二首》，也由于未从原刊收入该诗，以至于使《全集》漏掉了第二首民 歌。旧体诗《内蒙东部记游》，也不知是何原因，而将后面的(二)、(三)、(四)首旧体 诗不明不白地给全部删去了。相声《过新年》，在收入《全集》时把原刊稿中间的两页 给漏掉了，结果使这段相声变得残破不全……以上种种情况的出现，虽然未必是编辑者 主观上的意愿，然而在客观上差错是已经造成了。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全集》的编选未从原始文献入手，而是在借鉴以往已有成果的 基础上进行，于是使那些过去曾经“删节改动”过的篇目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全集》。 如散文《内蒙风光》，在收入《老舍散文选》时最早被“节选”，现在“节选稿”又被 顺理成章地收进了《全集》。然而，这种以“节选”身份收入《全集》的篇目，总让人 产生出一种名不正而言不顺的感觉。散文《白石夫子千古》，由于原刊稿中有一段关于 “反右派斗争”的内容，于是在初收《老舍散文选》时做了删改，如今“删改稿”也被 收进了《全集》。新诗《新春之歌》，在初收《老舍新诗选》时删去了歌颂“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诗句，如今“删改稿”也被《全集》所收入。其他，像 相声《神仙辞职》，快板《我们选举了毛主席》，散文《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 ，论文《请多注意通俗文艺》，讲话《我的几点体会》、《说好新书》，创作谈《答友 问》、《积极发挥文艺尖兵的战斗作用》等篇目，也都对个别“敏感”段落做了删改。 这些删改，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讲是绝对不允许的，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是对编选 者最起码的要求。同时，也无须去做为贤者讳的傻事，这是对老舍本人的不尊重。正如 一些学者以及本书的编辑者所说的：“后人无权删改作家既成的东西，历史是不能改变 的。”“老舍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他的思想不能超越时代，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解放以后许多作家都有着和老舍相似的经历，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只 有承认历史，才是尊重历史，尊重作者。”[2]

　　更多的差错是由于对原刊稿的误排而造成的。如《“七·七”抗战五周年纪念》，仅 是一篇二三百字的题词，居然错排了3处。《希望》这首34句的短诗，竟错排了七八处 。《祝贺儿童节》这首短诗也只有18句，结果错排了一句，漏掉了一句。《家庭会议》 这段五六千字的相声，就有20多处与原刊不同。《文学创作和语言——在作协湖南分会 举办的文学讲座会上的报告》，竟然出现了40多处差错。《读与写——卅二年三月四日 在文化会堂讲演》，创《全集》差错率之最，达70多处。其他，像散文《三个月来的济 南》、《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抗战与文艺——两年来全国文艺活动的报告》、 《文艺界情况述略》、《谈诗——在文华图书馆专校演词》、《习作新曲艺的一些小经 验》、《<龙须沟>的人物》、《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等篇目，每篇的差错都高 达20多处。此外，像《新气象新气度新生活》、《一年来之文艺》、《这一年的笔》、 《关于“文协”》、《血点》、《一年之计在于春》、《谈献金》、《锦绣江山》等篇 目，尽管每篇只是几千字的短文，但其中的差错却都高达十几处。

　　值得注意的是，《全集》中有的篇目已不仅仅是个别漏字错字的问题，而是成句成段 的遗漏。如《写信》，仅一千多字，就被遗漏了两句(段)，并将原刊时的“十六条”改 成了“十四条”。《论文学的形式》，漏掉了两句(段)。《答客问》，漏掉了四句(段) 。其他，像散文《新年的梦想》、《吃莲花的》、《在乡下》、《习作二十年》等，都 将原刊稿遗漏了一大段或几大段。另外，像山东快书《吓一跳》，新诗《怒》、《听王 少堂老人评讲<武松打虎>有感》，散文《趵突泉的欣赏》、《何容何许人也》、《归自 西北》、《过新年》、《向妇女同志们致敬》、《赠于非闇画师》、《立春大吉 》、《济南的药集》、《耍猴》、《暑避》、《在火车上》、《致臧克家》，论文《在 新歌剧改进诸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艺术家也要杀上前线去》、《怎样读小说》、 《创作经验谈》、《谈“粗暴”和“保守”》、《听曲感言》、《我的几句话》、《勤 学苦练，提高作品质量——在大同市一个文艺报告会上的讲话》等篇目，也都遗漏了一 句(段)或几句(段)。

　　在其他资料的使用上，《全集》中也存在着一些差错。比如《全集》所注明的老舍作 品的原刊出处，就有一部分欠准确。像《诗与散文》，原载1934年11月19日、11月26日 、12月3日《国立山东大学周刊》，《全集》却误为“《国立山东大学周报》”；《诗 人》，原载1941年5月30日重庆《大公报》，《全集》却误为“《新蜀报》”；《邵恒 秋先生画展》，原载1945年11月10日重庆《大公晚报》，《全集》却误为“《大众晚报 》”；《元旦试笔》，原载1958年1月1日《北京日报》，《全集》却误为“《人民日报 》”；《赠广州部队战士话剧团》，原载1965年9月20日《解放军报》，《全集》却误 为“《解放军日报》”……资料是客观的，一篇作品何时何地刊于何处，它并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也不存在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造成《全集》中这些资料性错误的原因， 有的是由于校对粗心造成的，但更多的则是由于《全集》编辑者未能及时吸收最新成果 所致。新时期以来，经过老舍研究者的辛勤核对，老舍著译出处基本上已经核实清楚了 。但《全集》中却依然沿用过去不太准确的资料，因而出现一些资料性错误是必然的。 为了对老舍资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责，也为了使老舍研究者少走弯路，有必要将《全 集》中出现的老舍资料错误彻底改正。

　　以上所述，也只是列举了《全集》中存在的一小部分差错，实际上，《全集》中的差 错比列举出来的要多得多。作为一位文学大师的《全集》，出现这么多的差错，是非常 不应该的。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深深的遗憾!

三

　　《全集》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的遗憾之外，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的重要原因之 一，是编辑时间紧，人员投入少。据编辑者说：“《全集》正式启动是在1997年秋，到 1999年1月完成，经历一年多时间。”[6]为了让《全集》赶在老舍百年诞辰之前问世， “抢时间”就成了头等大事，编选质量相对来讲也就退到了次要地位。世界上的很多事 情都是由于“抢时间”而导致最后出现问题的，《全集》的编选和出版当然也不会例外 。

　　就编辑人员的投入来说，尽管《全集》的“编后记”中罗列了很多编辑者的姓名，但 据笔者所知，出版社的其他编辑都另有编稿任务，对《全集》很难全部投入。按照专业 分工，有的编辑同志也只是负责《全集》中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编稿或翻译任务。真 正从头到尾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全集》编辑中去的，实际上也只有一两位编辑。这一两 位编辑同志，再加上舒济先生，就组成了《全集》的核心编辑班子。在这一年多的时间 里，如果要求他们两三个人从原始文献入手，编选和出版一套八百万字、十九卷本的《 全集》，那是何等艰巨而又紧张的任务啊!

　　特别是在这个编辑班子中，缺少了另外一个方面的生力军，那就是其他专家、学者的 参与。这一点，也是《全集》与其他大师级全集编选方式的不同之处。作家亲属提供文 稿，出版社负责编辑，这种合作出书的方式目前在出版界较为流行。其优点是简单、方 便，防止了一些不必要的干扰，从而使出版周期大大缩短。但也正是由于缺少了来自专 家、学者的意见，编选视野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局限。因而，笔者认为，对于文学大师的 全集编选，不宜采用这种方式。因为据笔者所知，作家亲属往往都具有较浓重的感情色 彩，他们考虑更多的常常是如何维护作家的权益，以及怎样尽力保持作家的“美好形象 ”等问题。而一个正派的专家、学者，则更注重于理性分析，他要强调的是如何立足于 原始文献本身，事实求是地去反映作家创作的真谛。因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两者之 间既存在着许多共同点，也存在着认识上的明显差异，相互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尽 管《全集》编辑班子中的成员也都是老舍研究中某一方面的专家，他们多年来一直从事 老舍作品的编辑出版和老舍资料的发掘整理工作，有目共睹，成绩斐然。但是，他们在 《全集》的编辑中毕竟有自己特定的立足点和角度，因而也就不可能代替其他专家、学 者所能起到的作用，这样，《全集》也就缺少了来自另一个角度的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 的把关。

　　鉴于编辑时间紧、人员投入少的客观情况，也随之带来了造成《全集》缺憾的另一个 重要原因，那就是运作方式的失误。据编辑者说，《全集》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来出 版的《文集》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而成的。那么，如果《全集》采用这种运作方式， 那就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前提：其一，《文集》必须是忠实于原刊的；其二，如果《文 集》达不到忠实于原刊的程度，那就必须以原刊为准，对《文集》进行“重新整理”。 可惜的是，这两个重要的前提《全集》都不具备，所以最终出现诸多遗憾也就是意料之 中的事了。

　　众所周知，《文集》16卷本陆续出版于1980年11月至1991年5月，前后历时十余年。而 在这十余年间，中国的发展变化固然是巨大的，然而改革开放的步伐却是逐步的，人们 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化，并非是一步到位的。这一点，在《文集》的编辑出版中也明显 地反映了出来。比如说，《文集》是按照作品的不同体裁与创作时间(或发表时间)的先 后来进行编排的，所以长篇小说《猫城记》理应编入1981年5月出版的《文集》第2卷。 但是，根据当时的思想解放情况此事却未能如愿，而是一直拖到1984年5月才收入了《 文集》第7卷。如果拿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明显的是违背了《文集》编辑体例的 ，然而在当时“心存余悸”的情况下，又不得不忍痛割爱地去这样做。这就十分清楚地 说明，对近20年前开始编选的《文集》，如果不进行一番“重新整理”的话，那是无法 让它以“原貌”进入《全集》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文集》16卷本的编选，尽管前后历时十余年，却也仍然存在着 编辑人员投入太少的缺憾，也同样缺少其他专家、学者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致使编 入《文集》的有些作品未能直接从原始文献入手，而是借用了先前已经出版过的各种老 舍专集。比如，《文集》第13卷明显地借鉴了《老舍曲艺文选》、《老舍新诗选》、《 老舍诗选》等专集；《文集》第14卷则明显地借鉴了《老舍散文选》、《老舍幽默文集 》等专集；《文集》第15、16卷就明显地借鉴了《福星集》、《小花朵集》、《出口成 章》、《老舍论创作》、《老舍论剧》、《写与读》、《老舍文艺评论集》等专集。

　　可惜的是，这些老舍专集有的是出版于“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时就曾经根据当时 的政治形势对原刊稿做过一些修改。如《语言、人物、戏剧——与青年剧作者的一次谈 话》、《人物、语言及其他》、《儿童剧的语言》、《戏剧语言——在话剧、歌剧创作 座谈会上的发言》、《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文病》、《比喻》、《青年作家应有 的修养》等篇目，在收入《出口成章》一书时每篇就曾经被删去过一段或几段。《福星 集》和《小花朵集》中收入的文章，其删改情况也与《出口成章》差不多。还有些老舍 专集是出版于“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拨乱反正初期。那时，人们的思想还不够彻底解放 ，担心编选的专集会影响老舍的“美好形象”，于是对老舍的原作做了一些删改。例如 ，《老舍曲艺文选》在收入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时，就删去了“毛主席的著作活学 又活用”、“大寨精神，政治挂帅，敢教日月换新天”等内容。也有的老舍专集在出版 时对原刊稿缺少仔细校对，导致对老舍原作有许多误漏和误排之处。譬如，《老舍写作 生涯》在收入散文《头一天》时，就将原刊稿漏掉了一大段；《老舍论剧》在收入《本 固枝荣——对天津市爱好文学青年的一次讲话摘要》时，误排了30多处。上述错误，也 都被《文集》所沿用。因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文集》既吸收了其他老舍专集的优点 ，也同样承袭了它们的缺点。其最终结果是，《全集》在执行“专集——《文集》—— 《全集》”的运作过程中，不仅没有克服各种专集和《文集》的原有错误，甚至还增加 了一些新遗憾。

　　造成《全集》缺憾的再一个重要原因，是校对的粗疏。为了赶时间，校对工作做得太 匆忙，以至于使《全集》的差错率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假如能以原刊稿为准，将《 全集》书稿从头至尾仔仔细细地校对几遍的话，错误肯定会大大减少。

　　当然，尽管《全集》存在着诸多的遗憾，有的甚至还比较严重，但它毕竟是老舍著译 作品的集大成之作。在这种情况下，惟一可行的补救办法就是“亡羊补牢”——尽快将 《全集》修订再版。笔者相信，通过进一步的修订，《老舍全集》一定会以崭新的面貌 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老舍研究者最信赖、最可靠的文本。我们将热切地期待着!

　　参考文献：

　　[1]老舍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舒济，王海波.尊重历史，尊重大师——写在《老舍全集》出版之际[N].人民日报( 海外版)，1999-02-04.

　　[3]老舍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991.

　　[4]楼适夷.忆老舍[J].新文学史料，1978，(1)：132.

　　[5]老舍.关于文学翻译工作的几点意见[A].我热爱新北京[C].北京：北京出版社，197 4.100.

　　[6]舒济，王海波.老舍与二十世纪[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436-438.

原载《东岳论丛》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