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史料》创刊时，编辑组人员与我同属一个编辑室，直到我退休。我们还在同一个办公室里一起办公。1978年底，为了编辑《老舍文集》，我调到人文社的五四文学编辑室。当时编辑室的头儿是黄沫。当时有哪些人呢？我记得很清楚，有牛汉、向云休、李启伦，有我，还有岳洪治，活到现在的只有我和岳洪治了。

　　1978年编辑室力争创办《新文学史料》，所有人（一共就是这么几个人）都在忙这件事。我在发行刊物的时候也帮了点忙。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通过邮局发行，所以我们把杂志往大信封里装，填写应该寄给的人的名字。我记得办公室里一摞一摞都要从收发室寄出去。

　　让我感到非常荣幸的是，在《新文学史料》创刊第一期上，就登载了怀念我父亲老舍先生的一组纪念文章，其中还有我的一篇小文，所以我感到非常荣幸。从此《新文学史料》这份杂志每一期我都看，看完一期，保存一期。四十年来，《新文学史料》刊登了我父亲的好多佚文，还有书信，有对他的回忆，我也往这里投过稿，《新文学史料》为老舍研究做了不少贡献，是我做老舍研究、出版工作必备的参考资料。

　　与史料编辑组多年同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偶尔我也会去帮一点忙。八十年代初期，《新文学史料》的老领导牛汉先生让我去夏衍老先生那儿组稿。当时夏公的家离我们出版社很近，就在北小街三条的口上，从社里出去走不多远就到他家。当时夏公很瘦，而且腿瘸了，但是精神还挺好的。“文革”入狱给他的折磨，造成身上很多的烙印。我对他说明了来意，请他为《新文学史料》写些回忆或者史料，但是他回答得非常坦率，非常的坚决，他很严肃地对我说：我不给他们写。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我跟夏公又聊了点儿家长里短，就告辞了。回到办公室。见了老牛，我说非常对不起，我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这件事发生在《新文学史料》创刊不久，给我的印象很深，如今四十年过去了，再看现在的《新文学史料》，可以发现所刊文章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内容越来越细致、越深入，而且作者更是来自五湖四海，真正做到了全面收集那些曾经为中国新文学奋斗过的文学家的史料，做到了以史求真。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